辩证的（矛盾斗争的）价值

我们的皮肤并非真的就是我们个体存在的边界。生命的过程是在充满矛盾斗争的环境舞台上进行的。人的腿部肌肉是人体中最大的肌肉，我们需要用它们来漫游于河边、海岸；人的前肢进化成了抓握自然物体的手。大脑同样也是用于把握自然事物的，而我们心智的活动需要感官经验提供的素材。一枝箭的箭头、一枝步枪或一枚火箭的制造，都包含一种人与环境的交换。除了抽象的思维，人的心智活动也需要具体的社会与人工制品作为对象，而自然则是我们心智活动最基本的背景与基础。这一切，都消解了“人—自然”与“价值—事实”间的界线。我们创造出文化作为自然的对立面，而这文化又是从自然中创造出来的。要对这一切进行价值评判并非易事。表面看来，自然与文化之间有一种对立，让人类觉得不适，从而有着负价值。但即使在这里，价值主观论者也必须小心，因为如果你现在把自然的负面价值看作客观的，可能下一步自然会要求你将其正面价值也看作客观的。如果我们把自然对我们的伤害看作客观的恶，那也必须愿意把自然给我们的助益看作客观的善。

从更深一层看，我们并非总是将环境的助力，也非总是将环境的阻力看作不好的。生命之河是在这助力与阻力的交织中向前流淌的。一个跟我们完全敌对的环境会将我们扼杀，或者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命根本就不会产生；而一个绝对平和的环境又会使生命停滞，或者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命根本就不会进化到人这样高级的形态。在古代，人的属性主要体现于文化，而在现代，人的属性主要体现于科学；但全部的文化与全部的科学，都起源于人类为克服自然的阻碍而做的努力。自然坚持要我们付出劳动，而我们的劳累与痛苦正是自然施加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济压力。开发北美大陆的拓荒者、清教徒、探险家和移居者都热爱边疆，因为边疆生活给他们以挑战与训练，而正是这种挑战与训练造就了美国精神。我们之所以为荒野走向消失而哀惋，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想将这铸就了我们民族精神的荒野完全驯服。(https://www.daowen.com)

但这只是不断有冲突发生和消解的自然整体过程的一部分。生命之美有一半是从这过程中来的，对此我们从濒于绝迹的马先蒿的小黄花，或是鹦鹉螺为抵御环境而分泌出的精致的螺壳就可以看出。美洲狮[43]的牙齿使鹿的视力变得敏锐，鹿的快腿又使狮子变得更为敏捷。即使在已经伤残的动物身上，甚至在无生命的自然物（如扭曲的冷杉[44]木材）那里，我们也能看到这让我们叹赏的战斗精神。人们常常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强调物种求生存的斗争，是破坏了自然结构和谐的形象。但实际上，虽说达尔文有时把这种斗争说得过于激烈，他所说的这种斗争并非全然没有价值。没有这种矛盾斗争所造成的压力，就不会有生命中的英雄气质。如果没有了这种“磨擦力”，生态体系的架构能建立起来吗？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类是如何被自然置于这种压力之下，我们还能说自己只是从无价值的自然造出价值来的吗？还能说生命与人类心智所必需的这种矛盾斗争的背景没有价值吗？这里并不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矛盾斗争使得我们必须跟暴风雪和寒冬搏斗，必须跟狼与荆棘，以及响尾蛇与传播疟疾的蚊子搏斗；但我们可以加上一句：我们对其他物类的尊重，不仅是由于它们自然地有着与我们相异之处，而且也由于它们能给我们以刺激，能对我们进行挑衅，能跟我们对抗。在一切的伦理学说中，最难教的一课便是要人们学会爱自己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