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准则：认识到在环境决策上举证责任的转变

从1941年到1977年，人工合成化学物质的产量增加了350倍，其中有许多对自然系统和人体都相当有害。回复能力最强的区域生态系统也吸收不了我们排出的废气及我们施用的杀虫剂与除草剂，大气气流也冲不走喷雾剂中的氟烃[55]与超音速飞机排出的废气。我们操纵自然的能力越大，我们就越接近地球这一“公有地”的承载能力的极限，我们始料不及而又会被放大的一些后果的影响就会越深远。对一个人，我们是在证明其有罪之前假定他是清白的，[56]但对化学制品就不能这样，而应该先怀疑它有害，直到我们能证明它无害。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转移了，现在是企业家负有举证的责任了。这又使商家否认在技术还是在道德的意义上都得走在前沿了。过去是自然的“看不见的手”[57]能控制这些问题，但现在已不再如此了。

人们可能会期望，风险将会随着我们能力的增强而降低。但我们能力的增强实际是使我们对自然系统的扰动更深，而我们对于自己的行动会产生多深远的影响还是很无知。克莱梅克斯铀业公司（Climax Uranium Company）（即现在的阿玛克斯（AMAX））从1951年到1970年在科罗拉多州大章克申（Grand Junction）南端开采铀矿，矿渣的放射性强度为原矿石的85%，却被当作无害的，被广泛地用作建筑材料，建成了数以千计的房屋、学校、人行道等。直到1970年，医生才注意到当地白血病、裂唇、裂腭及唐氏综合症[58]的病例明显增加。这些病与铀矿矿碴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还不能完全明确，但也已明确到让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那么，汉森工程（参见案例3）中又蕴含着一些什么样的未知数呢？如果政府管理部门能看到国家科研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关于电离辐射物的生物效应的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the Biological Effectsof Ionizing Radiations）提交的最新报告（BEIR Ⅲ）的话，他们也许能对此作出更好的估测。但在这些部门就此工程进行讨论时，此报告尚未发表，因为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还没能达成共识。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我们造成各种变化的能力似乎越来越多地超过我们预见这些变化的各种结果的能力。预见这些结果比造成这些变化需要的知识多得多。制造开蓬比预见开蓬会对詹姆斯河口湾的生态产生什么效果要容易，开采铀矿和建核反应堆也比预见矿碴中的诱变剂最后会流失到何处及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要容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无知比我们的知识增加得快。因此，我们必须放慢造成潜在的更有破坏力的变化，而进行足够的预试，否则会给自己造成很多问题。不能预见的后果多于可以预见的，而不能预见的后果中有害的多于有利的，在高技术的应用上很少会有意外的好运。使问题进一步复杂的还有，商家聘用了很多人来引进新变化与新产品，而且引进得越快越好；而很少有人被聘来预见有害的后果和提出警示。因此政府得用法律手段来增加安全系数。但在这种情况下，谨慎行事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https://www.daowen.com)

DDT能使老鼠致癌，但我们很难明确证明它是否也使人类致癌，因为我们不能用人来做这方面的实验。再说，由于过去DDT被广泛使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已带有DDT了。那么，我们是否能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决定继续使用DDT，或者至少在美国以外的还没有明令禁止其使用的地方继续使用这种农药呢？（如果那样，我们可就真是在人身上做实验了，而且在实验过程中还能赚取利润！）抑或商家应该接受举证的责任，应该在决定继续使用前先证明DDT虽然使老鼠致癌却不会使人致癌？这种证明可以是通过对与人更接近的哺乳动物做实验，或者通过跟人类日常接触的人工化合物进行比较——如果研究结果是有很多这样的化合物看不出会使人致癌，但却能使老鼠致癌的话，就可以作为对继续使用DDT的举证。这种证明还可以是通过对癌症发病率与DDT的量进行更精确的测量和比较来作出，一种方法是对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因为DDT的量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另一种方法是持续若干年进行测量和比较，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中的DDT量会因雨水冲刷而减少。这些主要是要说明：从道德的角度看，我们宁可失于过分强调安全，而不能失于忽视安全；商家有责任举证说明风险很小，而不能把风险很小作为一个假定，从而冒产生危害的险。我们的祖辈在拿不准的情况下也会冒险使用一种新的化肥，但作为晚辈，我们的良知越来越要求我们在能证明后果不会越过某个极限之前，必须拒绝采取冒险的行动。这适用于涉及我们生活的必需条件的情况，也适用于涉及自然名胜的风险时，因为自然名胜现在受到的威胁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