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然间非连续的情感：我们所反抗和害怕的自然
现在让我们提出用于定位这些情感的坐标系，并用足够的例子，来验证我们与自然的各种遭遇是否真能由这坐标系提供的框架正确地加以定位。如果我们认识到不同的人对自然的看法并不相同，对大脑的划分就显得更复杂了。在一种意义上，给各种感情定位需要用分析的方法，因为任何感情都可在一个有正负值域的坐标系的图上标示出来。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种正负二分法也是一种综合的判断，它描述的是这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心智又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中演化出来的。由于情感，我们面对一事物时会去亲近它或是向后退缩。自然界中有很多互相对立的东西，对我们有很多助益，也给我们造成很多伤害，使得我们对自然的感情很矛盾。
我们对自然会感到惧怕，这正体现了生命的生物本质。作为一种逆熵流，生命是一场比武：生物体是面对着不断对它施加压力的环境在建设自己。生命对环境的抗争是至死方休，所以在生命中有感情出现时，对自然的怵惕惧怕是生命到最后关头时惟一重要的情感！人出生时带着一种愤怒，死时又给别人留下许多痛苦，而在这中间的每一种感情都基于一有着各种匮乏的生活。难怪杜威会说，任何感情都是一种冲突的状态，也难怪心理学家说人是“处处都要设防”。这种对自然的惧怕可以是病态的，能促使生命解体；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由于一种健康的基本感情出了错。正是由于这种基本的感情，我们才会怀着焦虑的心情，努力维护着我们作为生物体与自然之间的非连续性。
人本主义心理学还提出一种说法，即自我有一种向心力，要克服自然之野性的离心力以维持自己的完整。每一物种、每一个体都在自己与自己之外的自然之间定下一个边界，而在人类这里，这种与自然的非连续性比在任何物种那里都要大。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将其“自我”以一个从时空环境中分断开的形式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精神的动原，“自我”是人类特有的才能，是从自然夺取到的；而且，除非“自我”极力地抗拒，否则自然中的各种偶然事件便足以将它毁灭。我们的情感是给这“自我”设了一道防。这里面有我们为自己的力量而感到的喜悦——我们能从自然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能使自己超拔于自然而存在。随着我们学会确定自然界的地形、方位并在其中环游，我们陶醉于我们为自己的历程谱写的故事。这是我们的自传或者说自我生命的图景[5]。这种自传在儿童那里还不是以理性思维的形式出现，在成人那里往往也不是，而总是存在性的，是从我们心灵深处涌出的一种冲动。
荒野对美国人心智的影响可用来说明这种能给社会以动力的心理。早期的清教徒[6]与稍后的移居者与探险者[7]都以其超常的对抗环境的能力而受到人们的景仰。经过他们的劳作，荒凉的美国大陆被驯服了，森林被清除了，道路建起来了，江河搭上了桥；而这些往往是在宗教的号召下进行的，因为犹太—基督教信仰敦促人们去征服自然，以救赎那堕落的世界[8]。科学家与工程师以及医生与农人在征服饥荒、疾病与自然灾害时，正是忠实于这样一种希望：我们能克服威胁人类的自然而获得安全。这里主要的情感是一种坚定的勇气。关于先驱者们的传说听来令人毛骨悚然，而我们的青年通过参加童子军、“走向野外”等活动，仍把户外活动作为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甚至有治疗功效的活动。所有为了建一个住所或防止饥饿而劳作的人，所有为防备自然灾害而努力的人，以及所有在为过冬而加紧准备的人，在他们的未雨绸缪中，都会预先感到一种对自然的惧怕。在这里，每个人还得在与他人的竞争与合作中维持住自己的边界，因此感情被组织成了一种复杂的上层建筑，这就是文化。但文化的发展也一直都受到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张力的制约。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成为现代人，正是因为我们对这种斗争有了很清楚的认识，并勇敢地投入其中。当笛卡儿将精神与物质作截然的二元分判时，现代精神就开始了；而在牛顿的机械宇宙中，人类自我已相当孤独。达尔文的丛林中描绘出另一种二元分判，即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着不断的斗争，这大大增加了人类异化的程度。人没有尖角利牙来与环境斗争，但他有手和大脑。马克思强调手，弗洛伊德强调大脑，各自将这两种器官的作用视为是与环境作斗争。像达尔文一样，马克思认为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然后以其劳动对自然进行着辩证的斗争。“劳动”的概念使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总带有一个感情的维度。由于劳动产品分配不均，就会有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但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不公的激情，其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人类必须通过辛勤的劳作取得对自然的胜利。(https://www.daowen.com)
弗洛伊德也同样认为自我是从自然中演化出来而又成为自然的对立面的。由于自我光靠自己不能存活，便接受了文明的制限。自我让自己生活在文化的囚笼中，因为自然远比这囚笼中的生活更为可怕。“自然矗立在我们面前，是那么令人敬畏，那么不讲慈悲，那么无情。”“她冷酷地、残忍地、麻木不仁地毁灭着我们。……正是由于受到自然这些危险的威胁，我们才团结起来，创造了文化。……事实上，文化主要的任务，或者说它整个存在的理由，就是保护人类不受自然的危害。”〔1〕但我们在文化中获得的安全太短暂了，于是我们无意识地编造出宗教的幻象。这过程不完全是如马克思所说，是饱受挫折的劳动者接受了一位天父作为精神鸦片；但与他的说法也不无相似之处。弗洛伊德希望纠正这种幻象，让我们变得理智起来，以科学代替天父来作我们的救世主。但他知道，最终还是“一些我们认识不清的、无感情、无仁爱之心的力量决定着人的命运”。〔2〕
在这里，我们首先产生的情绪是要坚决地抗拒自然中的风暴，但随后我们却发现风暴是在我们心里。我们遭受了苦难，为了不再受苦一度创造性地将自己组织起来；对自然的恐惧使我们成了一个整体。但后来，当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埋葬时，一锨锨的土落在棺材上，或是如阿诺德[9]《多佛的海滩》所描写的，当冰冷的、灰色的大海漫过我们时，我们被一种深沉的哀情慑住了，又笼罩在孤独之中。但有这样的情感也是适宜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会有不安之感，我们就不是人了；我们不会想让那“永恒的哀伤”完全从生命中消失。然而，我们对悲伤的承受也有一个极限，得有其他种感情来减轻我们的悲剧心理，否则光这种心理便足以使我们病倒。这样，现代人一方面表现得胆大敢为，一方面又已变得有些张惶失措，随着其能力的增强，自信却越来越少。劳动者强壮的手，现已成了向自然举起的拳头，对自然发出声嘶力竭的抗议。萨特的《恶心》或卡缪的《西西弗斯》描述的都是这种疑惧的心情。佛陀说得对，自然的轮回世界是苦难，彻彻底底地是一个可悲的地方。在这世界上，自我是受自己的渴望，即自己的力比多[10]的驱使。用弗吉尼亚的先驱们的话来说，整个自然界就是一个“凄凉的沼泽”[11]。但是我们没有可以寄托我们情感的涅槃，而是被绑在一个只有苦痛的轮上[12]。对个人来说，这痛苦将持续到不远的某一天，死亡熄灭了这些情感之时。而对整个人类来说，在遥远得多的某个时候，正如物理学家所预期而生物学家所害怕的，自然将以整个宇宙的灭亡将我们一切的情感全部湮灭[13]。
这些理论过于强调自然对生命的敌视而过于低估自然的一切吸引人之处。根据这些理论，开始是一种健康的、使生命凝聚起来的对自然的恐惧，后来却使我们迷失于一个“黑暗中的平原”。不管从哪方面说，在荒野中迷路都会是一种能激起强烈感情的状态，给我们带来的是非理性与精神瘫痪，使我们成了自己最可怕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