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由此开启了民法典立法研究的又一次热潮。随后，中国法学会成立了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2016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并明确民法典编纂分两步走，第一步编纂民法典总则编，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提交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是以1986年《民法通则》为基础，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其他民事法律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定写入草案。〔1〕(https://www.daowen.com)

从上述《民法总则》立法的进程可以看出，《民法总则》的定位是将来《民法典》的第一编，其后将现有法律分别编纂为合同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这样的《民法典》结构，是典型的德国式五编制民法典。从《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二审稿来看，其体例仍然与《民法通则》高度相似，未见太多实质性的变化，更与《德国民法典》总则编大同小异。对于这样的《民法总则》草案，学者们发表了各自的观点。特别是商法学者，对《民法总则》草案更是提出了广泛的批评。然而，2017年3月15日颁布的《民法总则》却没有对商法学者的批评和呼吁作出任何应对，这样一来，如何实现基本商事制度的法律化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