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民主模式：离心型与向心型

第二个解释变量是离心型政治制度。政治学最早的研究就关注政治制度。我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政体研究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实际上，一个民主政体不仅要看它是否符合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标准，同样要看它是否具有恰当的政府效能。也可以说，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是一个重要问题。民主国家缺乏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民主崩溃整个链条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胡安·林茨认为：“当民主政府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而民主的反对派自认为非民主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时，这一过程持续的结果就是民主政体的崩溃。”比如，民主政体下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冲突，但民主政府又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冲突，就可能有人跑出来说，你们把政治权力交给我，我来搞定这些事情。实际上，阿道夫·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就是这么干的。

现在有不少研究论证，一国政治冲突程度高和政治暴力泛滥，跟该国的国家能力不足有关。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有学者主张，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应该把国家和国家能力的因素考虑进来，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蒂利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如果缺少足够的国家能力，一个国家就不能实现有效治理，从而使民主丧失保存其自身的手段。但是，过去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民主是民主，国家能力是国家能力。像著名学者王绍光教授认为，有效政府或国家能力在前，先要建设好有效政府，才能建设民主。最近，弗兰西斯·福山也提到类似观点，他把有效国家、法治与民主问责制视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准菜单，有效国家具有优先性。

与他们不一样的是，我认为民主政体本身的制度构建会影响国家能力的高低。而不是等国家能力建设好了，再来建设民主政体。所以，这是一个新观点。实际上，对于民主共和政体下政府效能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文集》不仅重视横向的和纵向的分权制衡，而且还很重视政府效能，重视“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的必要性。至于后来的国家理论学派，更是强调有效国家的重要性。

那么，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影响国家能力呢？基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我关注的是三种主要的政治制度安排对国家能力的影响。第一个制度影响到所谓的“国家性”（statehood）问题——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问题。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首先需要解决国家是否存在的问题。当国家不存在时，就谈不上所谓的国家能力或有效政府了。与“国家性”相关的是央地关系上的政治制度模式。(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个制度是选举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影响的是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或者说，选举制度是把政府外面的社会力量输入政府体系的方式。所以，这种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到在此过程中政府能不能得到有效塑造。合理的选举制度与有效的政党制度，通常有助于强化国家和政府体系的力量。

第三个制度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国家能力或政府效能。根据两者关系的不同，政府形式可以区分为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这一领域已形成很多有研究价值的结果，关键问题是：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的内在制度逻辑及其对民主稳定性的影响。

在对具体政治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把民主政体分为两种抽象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centrifugal democracies）与向心型民主政体（centripetal democracies）。这两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但是我赋予了它们以新的定义和衡量标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阿伦·利普哈特1969年就提到：“我们把一致化的、稳定的民主政体称为向心型民主，用来替代盎格鲁——美利坚式民主的说法，而把碎片化的、不稳定的民主政体称为离心型民主，用来替代欧洲大陆式民主的说法。”

除了利普哈特，很多学者都提到过类似的讲法。比如，林茨在不同文献中都提到“极端的、极化的和离心型的多党制”“带有离心趋势的极端多党制”等说法。著名政治学者乔万尼·萨托利认为极化多党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离心性驱动力对向心性驱动力可能的超越”。我大概总结一下，从林茨到萨托利等人，他们所理解的离心型民主政体大概是：（1）国会政党数量极多；（2）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的差异很大；（3）内阁或政府更迭频繁（议会制下），或者总统在国会仅能获得少数议席的支持（总统制下），总统和国会的政治对抗严重。此外，1990年《美国政治学评论》曾经刊发过一篇论文，认为选举制度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种向心激励主导，另一种离心激励主导。这些学者提出的概念，都跟我的这项研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