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重庆文化体系”的来路——对“重庆文化体系”的学术史研究
周勇
（重庆史研究会）
【摘要】本文是作者对其提出的“重庆文化体系”的综合性、系统性学术论文。本文以史家的立场和亲历者的视角，回溯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重庆历史学界对“重庆文化”的持续探索，尤其是重庆直辖以后开始构建重庆文化体系的历史进程，着重论述了党的十九大后，提出和推动“重庆文化体系”初步形成的经过。本文以清晰的历史脉络，确凿的历史资料，强烈的现实创造，完整准确地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重庆史学界在深厚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探求对重庆文化的认识，形成了重庆文化体系的系统性框架。2017年以来，重庆市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以巨大努力，继续探索、挖掘、保护和传承重庆历史文化，在重庆文化体系建构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终形成了“重庆文化体系”。
【关键词】重庆；文化体系；学术史；人文丛书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重大项目“重庆革命文化研究”（2022TBWT-ZD22）
《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以下简称《重庆人文丛书》）出版了。读者能够从这套大书中直观、形象地观察重庆文化，认识重庆文化，理解重庆文化，进而把握重庆文化体系。
作为主持其事的一分子，笔者深感“重庆文化体系”走过了一条艰辛探索之路，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1]这是因为历史学的任务是为人类社会、国家民族指引前进方向，而史学史则是为本门学科指引发展方向的学科。
近年来，笔者持续不断地努力研究重庆文化，建构重庆文化体系。社会各界人士曾与笔者探讨过这个体系及其由来。集中起来就是：什么是重庆文化，什么是重庆文化体系，重庆文化体系是怎么来的，如何表述重庆文化体系，如何把握重庆文化体系，等等。
如今，《重庆人文丛书》出版了，这是一套集中展示重庆文化体系的代表性丛书。有了这个实体，笔者便有可能通过回望探索之路，把自己参与探索的艰难历史整理出来，记录下来，回答各方关切。
本文是对“重庆文化体系”的学术史研究，既是对来路的回望，更是对前路的思考，以期助力中国文化繁荣昌盛之路。
一、重庆历史学界对“重庆文化”的持续探索（1951—1997年）
（一）“巴蜀文化”是重庆和四川文化的共同渊源
自古以来，重庆和成都就是中国西部两座地位显赫、风格各异、作用同样巨大的城市。
今天的重庆和今天的成都，在地理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成都平原，得四川盆地之精华，沃野千里，温润清凉，是“天府之国”。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边缘，沟壑纵横，大山大水，云遮雾障，是“江山之城”。
由于地理原因，自古以来，重庆与成都就是两个行政单元，一个是巴国，一个是蜀国。公元前3世纪，秦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先后消灭了“巴国”和“蜀国”，分设为“巴郡”与“蜀郡”。同样，不同的地理环境也导致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一个是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一个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文化。历史的演进，推动了巴与蜀文化、行政的融合，进而形成了“巴蜀文化”，共同养育了今天的重庆与四川，也维系着重庆人与四川人的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的“巴蜀文化”，提出的时间并不长。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徐中舒、顾颉刚、卫聚贤等在四川，共同研究曾经的巴国和蜀国文化。在此习平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1月4日。基础上，历史考古学术界以严肃、科学的精神和态度，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2]。
（二）重庆历史学界在探讨区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巴渝文化”
若干相关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在对“重庆历史”的基础性研究和文物的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开始的。只有研究基础扎实了，考古文物丰富了，才有可能从中提炼出“文化”来。没有对重庆历史的深入研究，重庆文化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重庆历史学界始终是重庆历史文化研究的主力军。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重庆成立了西南博物院，由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任院长，随后多年持续开展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渝地区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重庆学者在研究重庆地域文化的过程中，开始研究重庆的文化。20世纪70年代末，重庆历史和文化事业开始走上正轨。
这一时期，重庆历史学界以1977年成立的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基础，开展了重庆地方历史的基础性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进而成立了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0年）、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组（1980年）、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1985年），分别开展重庆地方史、革命史、地方志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
最先提出的文化概念是“巴渝文化”。因此，重庆文化体系的建构便是从提出和确立“巴渝文化”开始的。
1980年成立的重庆地方史资料组，与重庆市政协文史办合署办公，于1981年创办了《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开始刊印重庆地方历史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丛刊》第一辑便请著名史学家、重庆市博物馆副馆长邓少琴等主编《重庆简史和沿革》一书。重庆市博物馆专家董其祥在其中撰写了《重庆地理沿革简志》一文，率先提出了“巴渝文化”概念。他认为：“由巴族政治经济活动的地域考察，可知他们来到川东以后，以长江和嘉陵江两岸为活动范围，与当地土著民族濮、賨、苴、共、卢、獽、夷、蜑等杂居共处，吸收融合了土著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而加以发展，创造具有地方民族特点的巴渝文化。”[3]董先生是在研究巴族历史的进程中，尤其是他们来到川东地区以后所创造的具有地方民族特点的文化形态时，提出“巴渝文化”的。这是“巴渝文化”这一学术命题第一次被提出。
此时期，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成《重庆谈判纪实》。[4]1983年底，由邓颖超同志提出，重庆市政协牵头的“国民参政会”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启动。之后陆续开展了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等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初步研究工作，由此拉开了重庆研究抗战历史的大幕。[5]
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庆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搜集整理重庆党史资料[6]、南方局党史资料[7]。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立以后即开始组织第一轮地方志的编修，重庆地方历史资料因而得以全面展现，成果丰硕。
在1977—1988年重庆历史资料大规模搜集整理出版的基础上，重庆基础性历史著作的编写工作提上了日程。
1987年，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启动了具有简史性质的重庆史著作《重庆 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的编写工作。这部著作的特点在于第一次完整地梳理了从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时期到1952年的重庆历史上的政权更迭和经济演变。之后着手对重庆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最先取得明显进展的是“巴渝文化”。在“巴蜀文化”“巴文化”学术研究内在发展与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巴渝文化”呼之欲出。1989年，重庆市博物馆提出，以“巴渝文化”作为重庆文化的基本概念，并以此命名馆刊[8]。这标志着重庆文博学界对“巴渝文化”取得了初步共识。
1990年，在重庆历史学界的推动下，经中共四川省委同意，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决定立项启动“重庆通史”研究。这一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在历史内容的选择和发掘上，努力改变通史侧重政治斗争史的倾向，始终以重庆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研究的着眼点，始终注重发掘政治斗争背后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正是在这种努力下，产生了反映重庆本土化特征的三条互动发展的历史线索。一是政治发展的历史，即古代历史上统治阶级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开展的争斗，和劳动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斗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重庆人民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进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即重庆由一个川东地区的军政中心，逐步演变为四川、西南、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国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形成演变历程。三是文化发展的历史，即重庆作为内陆中心城市的文化源流，研究古代巴渝文化、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现代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各自形态、相互联系，以及文化与经济进程、政治发展的关系。[9]这一研究历时12年，2002年出版了三卷本《重庆通史》，为研究“巴渝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此之后，相关研究继续发展与深入。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 “巴渝文化”是从属于“巴蜀文化”的，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厘清了“巴文化”“蜀文化”“巴蜀文化”“巴渝文化”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从文化发展进程看，“巴文化”（以古代巴族和巴国为内容的文化形态）、“蜀文化”（以古代蜀国蜀郡为内容的文化形态）是“巴蜀文化”的两个源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巴蜀文化”是四川文化的根（以古代重庆为中心的巴与以成都为中心的蜀，这是一个整体）。从文化内涵看，“巴渝文化”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原四川盆地东部地区的文化，其内涵不仅限于古代巴国、巴族、巴郡的历史文化，而且包括了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的历史文化。因此，“巴渝文化”比“巴文化”的概念更大。重庆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与“巴蜀文化”并驾齐驱的文化，而是从属于“巴蜀文化”的“巴渝文化”。[10]
二、重庆直辖以后开始构建重庆文化体系（1997—2017年）
（一）1997年重庆市第一次党代会开始成体系地建构重庆文化
1996年7月，中央关于重庆直辖的决策传达以后，直辖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重庆直辖市制定《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重庆文化及其体系构建的议题提上了日程。
当时，个别全国政协委员对重庆能否成为直辖市心存疑虑，认为重庆并不具备同其他三个直辖市一样的文化和科技条件。这些疑虑对官方决策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在是否确定将重庆建设成为“文化中心”的目标上都发生了很大的争论。
为此，重庆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向重庆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这些意见集中起来有：
①重庆具有作为文化中心的丰厚文化底蕴。因为重庆是一座有3000多年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②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巴渝文化”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的文化，其内涵不仅限于古代巴国和巴族的历史文化，而且包括了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它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
③近代以来，重庆在中国西部率先走上近代化的历程。在近代重庆的崛起中，以近代西方文化为代表的“西学”之“东渐”，和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形成的近代“海派”文化之“西进”，与重庆土著的传统文化相互激荡，产生了内陆城市文化，重庆继续扮演着文化中心的作用。这不仅推动了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展，还给以豪放和阳刚之气为特征的巴渝文化，带来了更多的理性、理智和现代色彩，从而造就了现代的重庆人，使重庆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引领着中国西部的思想潮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新文化的传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产生，使重庆成为巴渝地区、四川省，乃至中国西部的革命运动中心。
④到抗战时期，以“大后方抗战文化”的兴起为标志，重庆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特别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团结、领导重庆人民同反动势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培育、形成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既是对我们党优良传统与作风的继承和发扬，又植根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沃土，植根于几千年来重庆人民身上所凝聚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12]
⑤重庆直辖市文化事业应以建成“长江上游文化中心”为目标。其实质是“与重庆直辖市地位相称的，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其基本内涵包括教育、卫生、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内容的“大文化”。
重庆市委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在1997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上提出：“文化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巴：──于“巴渝文化”与“巴渝地区”的几个问题》（1996年8月22日），《关于巴渝文化与巴渝地区的几个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建设同重庆经济中心地位相适应的区域性文化中心为目标，积极开发运用巴渝文化、大后方抗战文化、三峡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和发展当代重庆文化，努力构建文化新格局，把重庆建设成为区域性文化开发、传播、人才培养中心和新闻出版基地。”[13]
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庆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建设同重庆经济中心地位相适应的区域性文化中心”；第一次做出了“重庆文化”主要包括“巴渝文化、大后方抗战文化、三峡文化”的重要论断。这使得重庆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体系性表述。
（二）2002年重庆市第二次党代会提出重庆文化体系雏形
2002年召开的重庆市第二次党代会提出，要“着力培育体现时代精神、具有重庆特色的先进文化”[14]。随着直辖效应的持续显现，加快文化建设和发展，成为实施“文化兴市”战略，提升重庆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2005年12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召开直辖后的第一次全市文化工作会议，全面总结直辖以来全市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认真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文化工作，努力开创重庆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新局面。会议提出，要全面加快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步伐，为推进富民兴渝构建和谐重庆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把重庆早日建成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而努力奋斗。
这次会议对重庆文化的认识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巴渝文化源远流长”[15]，因而提出以“巴渝文化”为核心，建构重庆文化体系。时任市委书记黄镇东在讲话中指出：“重庆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巴渝文化源远流长。丰富的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质性、承传性和包容性，是中华文化谱系中独放异彩的华章。”要求“扎实开展巴渝文化研究（实施巴渝文化研究工程）”。他指出，系统研究巴渝文化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发展，对于挖掘重庆历史文化底蕴，提升重庆历史文化地位，打造重庆历史文化品牌，指导重庆文化建设，推动重庆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求“今后五年，要以重庆古往今来的重要文化形态、文化事件、文化人物、文化成果、文物文献为重点，大力加强巴渝文化基本问题研究；以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为重点，大力加强巴渝特色文化研究”。[16]这标志着重庆对重庆文化体系的认识有了重要进展，重庆文化体系已具雏形。
随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了《重庆市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和《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发展专项规划纲要》。《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发展专项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重点加强“重庆文化基本问题研究，通过巴渝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的研究，重点搞清楚重庆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基本特征”。[17]在此背景下，文化建设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2007年中共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对重庆文化体系的完善
中央决定重庆直辖的动因是为圆满完成三峡工程，尤其是为三峡移民工作提供行政制度保证。因此，重庆直辖市最直接、最艰巨的历史责任，就是完成好三峡百万移民的搬迁工作。重庆市委在贯彻中央决策，落实移民政策的同时，也从文化上为完成三峡百万移民提供了精神动力。
在这一背景下，对“移民文化”的研究成果，进入了服务决策的视野。2006年1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布置市委宣传部与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通史》课题组，研究“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经验。市委宣传部与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通史》课题组参阅学界成果，编成《“湖广填四川”资料汇编》，提交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分析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陡降的原因（战乱、瘟疫、虎患三重天灾人祸），指出了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吸取明朝覆灭的教训，实行“安民”为首、“惠民”为本、休养生息的治蜀方针，及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移民政策。该研究报告认为，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一次先由政府主导，后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对后来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因此，‘湖广填四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它始于政府主导、政策推动，完成于人民群众自愿迁移，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工讲话》（2005年12月9日）。转变。同时，‘湖广填四川’也是四川历史上的一次大开放和四川社会的大重塑，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伟大壮举。‘湖广填四川’体现了清初有为之君的战略眼光和宏大气魄，这既是对明亡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更是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抱负与雄心的体现”。[18]
2006年2月4日，汪洋同志对该研究报告做出了重要批示，指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我们组织移民运动一定会比封建王朝更成功。这份资料是我请宣传部的同志帮助整理的，清政府的一些移民政策思路对我们仍有参考价值。”
这既是重庆学界研究“移民文化”成果服务于决策的成果，也推动了重庆“移民文化”的研究进程。
2006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二届九次全会召开。时任市委书记汪洋提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支持库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更强的改革精神、更浓的开放意识、更实的发展举措、更大的工作干劲、更好的和谐氛围，加快库区产业发展，着力解决移民就业，促进移民安稳致富和库区长治久安，为富民兴渝构建和谐重庆奠定坚实基础。……第一，培育库区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内动力”，是最重要、最基础的“软实力”。正是因为有“软实力”的优良，才会有“硬实力”的强大。三峡库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峡江人具有吃苦耐劳、豪爽刚毅、勇于奉献的文化性格。在三峡大移民的伟大实践中，库区又孕育了可歌可泣的三峡移民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推动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坚持不懈地更新观念，才能打造出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崭新人文精神，并使之熔铸到库区人民的心灵和行动之中，化为库区的精气神，成为库区的软实力，世代传承，才能为库区发展提供一种持久的动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育人文精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代接一代不懈努力。[19]会议决定“在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和解决移民就业的同时，注重培育‘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解决好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事关长远的问题，实现库区可持续发展”[20]。
“‘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一经提出，便得到了重庆全社会的热烈响应。于2007年召开的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便把“库区人文精神”上升为全市的人文精神，要求“继：四，岩春秋》，2006年第3期。承巴渝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21]。这是运用文化研究成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个经典案例。
（四）2012年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对重庆文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2012年，在筹备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时，重庆更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即使在这个重要时刻，重庆市委仍然没有放慢文化研究和建设的步伐。在会前的调查研究过程中，专家学者们进一步思考重庆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一步加深对重庆文化的认识。这时，巴渝文化、抗战文化已经具备了社会的共识。但也有人在“红岩精神”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红岩文化”。
对于“红岩精神”，有专家学者指出，“中国革命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程中，所倡导凝聚形成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理论体系。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就是其杰出代表”[22]。红岩精神是从重庆历史沃土中生长起来的原创性革命精神，它不仅属于重庆，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岩精神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抗战文化的组成部分。
所谓“红岩文化”，特指在《红岩》小说塑造的英雄群像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它以小说《红岩》为标志，以若干文学、艺术作品为载体。《红岩》小说创作于社会主义时期，因此红岩文化属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范畴。这与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真实历史基础上凝聚而成的红岩精神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为避免与党中央提出的“红岩精神”相混淆，不宜单提“红岩文化”。这一认识被报告起草组采纳，并最终进入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报告之中。
不少专家学者们还指出，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运用统一战线法宝，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统战文化资源。
因此，第四次党代会提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弘扬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加强对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23]这次党代会进一步丰富了重庆文化的内涵，因坚持“红岩精神”，新提“统战文化”而被记入史册。
（五）2017年重庆第五次党代会对重庆文化的表述
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提出，深入挖掘重庆特色文化资源。内容并无所指，甚至只字不提“红岩精神”。
由此可见，重庆直辖以来重庆市委和重庆学界持续不断地探求对重庆文化的认识，先后提出了巴渝文化、大后方抗战文化、三峡文化、统战文化四种文化形态，对重庆文化的整体性认识逐步明晰。
三、“重庆文化体系”初步形成（2017—2022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赴重庆考察调研，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多次为重庆发展把脉定向。“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成为全市上下奋发图强的主旋律，成为推动发展的最强音。
2017年以来，重庆市委坚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巨大努力，继续探索、挖掘、保护和传承重庆历史文化，在重庆文化体系建构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初步形成了“重庆文化体系”。
（一）重庆市委两次提出“重庆文化之问”
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敏尔任职重庆后，在很短时间内，便提出“重庆文化之问”，开启了重庆文化体系探索之路。
2017年8月，市文化委把这个问题定位于“研究各区县特色文化”。专家学者们指出，这是对过往研究成果的继续探索，需要站在全市层面上，着眼于文化体系，主要是巴渝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后来，出了一部《重庆地域特色文化》[24]，但在学界缺乏共识。
2017年10月，在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时，陈敏尔书记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再次要求，要梳理重庆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其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作用，要运用重庆历史文化，为重庆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市文化委组织的专题研讨会上，仍然没有形成对重庆文化体系性表述的共识。
“重庆文化是什么？”之问尚待解答。
（二）重庆历史学界的学理研究和初步回答
这一时期大体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2018年3月19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与重庆市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重庆文化体系研讨会”，组织一批有思考、有研究、有成果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这个问题，期待能从新视角来回答这个问题。
研讨会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是形态问题。重庆历史上到底有哪些主要的文化形态？主要的、顶层的文化形态是什么？二是关系问题。这些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是针对这些年研究重庆文化形态的人很多，提出的文化形态也很多，但讨论这诸多文化关系问题的很少。文化之间关系不明，就像一盘散沙，不成体系。三是体系问题。不仅要提出单个的文化形态，更需要探究这些主要文化形态如何构成重庆文化体系。现在，已经到了提出形成“重庆文化体系”的时候了。四是表述问题。如何用简练的文字概括和表述重庆文化体系。希望在深厚的学理性研究基础上，提出供党委决策参考的，并用于施政的重庆文化体系，形成重庆文化建设的最大公约数。
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着眼当下，新意迭出。其中就包括笔者提出的以六个文化为主体的“2+4”结构的重庆文化体系（巴渝文化、革命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
第二件：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对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秀的人文精神积淀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重庆人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个性和文化给予了充分肯定。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专家学者们对研究重庆文化体系的信心。重庆市委宣传部因势利导，组织研究重庆人文精神。参加“重庆文化体系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贡献了第一批研讨成果，主要有王川平《重庆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着重于古代时期；周勇《追梦路上的重庆人文精神》，着重于近代时期；蓝锡麟《重庆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25]这批论文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也引起了重庆市委的注意。
第三件：鉴于笔者在“重庆文化体系研讨会”上提出的“以六个文化为主体的‘2+4’结构的重庆文化体系”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肯定，领导和同志们鼓励笔者尽快成文，供重庆市委决策参考。笔者便写成《答“重庆文化之问”——对重庆历史文化体系的一种探讨》一文。在反复征求意见、修改打磨后，2018年7月12日，重庆市委宣传部《思想动日201852日六版整版。态》（内参）全文刊载，送重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参阅。经领导批准，8月10日，《重庆日报》公开发表，进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三）重庆市委建构“重庆文化体系”，指导全市工作
党的十九大以后，重庆市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继续挖掘重庆文化体系。2018年初，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提出了“行千里·致广大”的人文理念，在对重庆文化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顶层设计，建构了重庆历史文化体系。
“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推动城乡自然资本加快增值，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政治任务。2018年，《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意见》（渝委发〔2018〕29号）出台。该意见指出：要深入挖掘重庆历史文化根脉，大力传承巴渝文化、三峡文化、红色文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等特色文化，做靓重庆历史文化品牌。这是“六个文化”第一次整体性进入重庆市委、市政府文件。
2018年6月12日，重庆市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员大会暨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贯彻落实上述文件精神。随之，“六个文化”被吸纳到新编的《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之中，并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展出。
2018年9月28日，陈敏尔书记在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守正创新 凝心聚力不断谱写宣传思想工作新篇章》的讲话。他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扣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全力抓好宣传思想工作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在讲话中，他对重庆文化体系进行了整体表述，“重庆文化资源富集，有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有享誉世界的三峡文化，有可歌可泣的抗战文化，有彪炳史册的革命文化，有独具特色的统战文化，有感天动地的移民文化，这些多彩多姿的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对“重庆”二字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析。他说：“从‘重庆’二字来看，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在重庆‘行千里’，可以‘致广大’，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重庆人民的价值追求。”“我们要加强对地域传统文化的深度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丰富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巴渝大地，激励重庆人民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去开创幸福美好的明天。”这标志着“重庆文化体系”初步形成。
2019年6月，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与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一行举行座谈。陈敏尔说，重庆是著名的山城、江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交相辉映，文化资源富集，人文底蕴深厚。[26]这是重庆市委形成“重庆文化体系”后第一次公开见诸报端。
（四）重庆市委决定编撰《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呈现“重庆文化体系”形象
2019年以来，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多次要求市政协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加大对重庆“一区两群”文化内涵和重庆人文精神的深入研究和阐释，高质量、高水平、有特色，统筹协调做好相关工作。
2021年5—6月，重庆市政协形成了《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编撰出版方案。2021年6月26日，陈敏尔批准了市政协提出的方案，批示指出：“此事有意义，力求高质量编撰出版。请市委宣传部等有关方面予以支持配合。进展情况随报。可以再考虑一下诗词赋等方面的内容。”
2021年7月7日。重庆市政协召开《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编撰出版工作专题部署会。2022年1月，重庆两会期间，市政协发布了《重庆人文丛书》编撰进展的新闻。
2022年4月中旬，陈敏尔书记听取了《重庆人文丛书》编撰情况报告，开始逐步审阅《重庆人文丛书》（共12卷）的纲目、概述，调整特色三卷书名，指示起草总序。
2022年5月13日，陈敏尔主持召开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文化强市座谈会，重点研究了《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编撰工作，对《重庆人文丛书》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指导。
陈敏尔阐释了编撰《重庆人文丛书》的目的。他指出，总的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挖掘弘扬重庆人文精神，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编撰丛书是对重庆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系统研究，体现着重庆人在历史长河“行千里”和面向未来“致广大”的文化自信；是对大山大水、好山好水的热情礼赞，是对“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深情讴歌，是对山水之间“行千里”、天地之间“致广大”的激情探索；是对巴渝大地荟萃人文的一次回望和梳理，让重庆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前行、更广地传播；是对重庆山水人文画卷进行艺术发掘和诗意再造，用心用情唱响“山水之城·美丽之地”，让更多的人在诗境里“行千里”、在诗意中“致广大”，尽享“诗和远方”。刚一行座谈》，《重庆日报》，2019年6月16日。
陈敏尔指出，本次丛书编撰规模大、范围广、分量重，堪称重庆文化的一次大制作，将为重庆增添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任务落实，把问题想得更深一些、更细一些、更周全一些，高质量完成编撰工作，着力打造对得起历史、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为此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化研究阐释，要讲好人文故事，要树牢精品意识，出版这套丛书是重庆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程的四梁八柱，要真正成为精品力作。
四、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确立了“重庆文化体系”（2022年）
2022年5月27日，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开幕，党代会报告论述了重庆人文精神、重庆历史文化体系，勾画了重庆名城形象。
（一）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完整表述了“重庆文化体系”，标志着重庆文化体系的确立
1.确立了“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精神，举起“人文精神”之炬
在总结过去五年成就时，报告指出，“‘行千里·致广大’唱响了重庆的人文精神”。这是过去五年重庆最重要的文化成就之一。
在指导未来工作时，报告指出：“我们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弘扬‘行千里·致广大’的人文精神，以文铸魂、以文化人，为重庆改革发展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这是未来文化工作的理念。
报告在结束时号召全市：“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行千里而积跬步，致广大而尽精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确立了“重庆文化体系”，立起“历史文化”之柱
在部署今后五年工作的重点举措时，报告强调，要“深入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持续抓好文化强市建设……保护传承好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和移民文化……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代”。这六个文化就是未来文化工作的着力点。
3.描述重庆的文化形象，亮起“文化名城”之彩
报告指出，“重庆是一座人文荟萃、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名城，‘长嘉汇’源远流长，‘三峡魂’雄阔壮美，‘武陵风’绚丽多彩”。第一次描绘了“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在人文方面的形象。
一个崭新的，既有深厚学理根基，又有全新精彩表述的“重庆文化体系”亮相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二）“重庆文化体系”的确立是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文化成就的代表
1.重庆“人文精神”，是指导未来重庆发展的文化指针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如此，城市也是如此。
重庆直辖以来，提出过“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提出过“登高涉远、负重自强”的城市精神。
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的“行千里·致广大”的人文精神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从形式上讲， “重庆”二字拆开来看，就是千里为“重”、广大为“庆”。从文献上讲，“行千里”，取自老子《道德经》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和荀子《劝学篇》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致广大”，取自《礼记·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从文意看，“千里”谓长度，表示长路漫漫、前路迢迢；“广大”谓宽度，表示天地辽阔、气象宏阔，在重庆“行千里”，可以“致广大”。尤其是从内涵讲，蕴含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彰显了知行合一的价值追求，承载了以文化人的实践要求。这一文化内涵已经深入人心，在全市上下形成了广泛共识，日渐成为重庆人文精神的标识代码，成为重庆人的一种集体意识。
2.以“六个文化”为核心的“重庆文化体系”，是近些年重庆宣传文化工作的重大成就，在重庆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直辖以来，重庆市委持续不断地挖掘重庆文化，为第六次党代会确立重庆文化体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因为有学界长期研究的积累，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市委深入调研，广纳博采，不断探索，才有了第六次党代会报告对重庆文化体系的精准表述。这是直辖以来全市努力宣传文化战线20多年的成果，因此在重庆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3.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中的文化论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重庆的最新成果，标志着“重庆文化体系”的确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六个文化（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和移民文化），包括了前两个阶段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但没有对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庆特色文化进行提炼和表述。因此，笔者以为，这个体系也可以称为“重庆历史文化体系”，即主要还是历史文化的范畴。
为什么如此呢？因为“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实践在发展，文化在传承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沉淀、提炼。一句话，文化还需要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兼收并蓄、深耕重庆。首要的就是守正创新。先要守正，才有创新。守正，就是传承优秀文化，继承优良传统。这就包括怎么看待过去的文化遗产，怎么认识历史上的文化形态，怎么揭示历史和文化的规律。但绝不是重起炉灶，另搞一套。没有继承的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中的文化论述，就是一次守正的实践，它回顾历史，提取精华，架构系统，整合成军。这样的守正，就是创造。这是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基础。因此，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中的文化论述，其本身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是对历史文化的一次再认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重庆的最新成果，标志着“重庆文化体系”的确立。
同时应当指出的是，文化形态具有历史性，即一定形态的文化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表现出特有的模样，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也将随之发展，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也会与时俱进。因此，现在所表述的“重庆文化体系”，只能是我们的一个阶段性认识。就“重庆文化体系”而言，我们在顶层设计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纵向结构上，还需要继续梳理亚文化、子文化，完善其结构。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认识，不断升华，不断修正，不断地创新性发展。
因此，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的文化成就，立起了重庆文化的四梁八柱，这是对重庆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的文化成就和精神，是对重庆直辖以来关于文化讨论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在重庆市委领导下，重庆市政协统筹下，全市文化界共同奋斗的结晶。
2023年1月12日，重庆市政协主席王炯在重庆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宣布了《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出版的消息。[27]此前，重庆市政协发布五届政协十大新闻事件，“编撰出版《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全景式巡礼重庆特色文化和人文精神”入列其中。[28]《重庆政协报》用整版刊出《一部“行千里·致广大”的人文交响——〈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编撰出版侧记》，通过“一件大制作”“一次大创作”“一轮大合作”“一套大力作”四大板块，近5000字的篇幅，全面展现了《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的恢宏气象和厚重内涵。《重庆人文丛书》被称为五届政协交出的“一份可圈可点的重庆‘文化答卷’，呈现了一部‘行千里·致广大’的人文交响”[29]。
回首过往，重庆历史学界对重庆历史的研究为重庆文化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史实基础，更对提出和建构重庆文化体系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我们重庆史研究会倾全力为之奋斗，做了一点应尽之责，在重庆历史文化研究、历史文化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同时，也开启了我们继续探索的前进之路。
【注释】
[1]《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1月4日。
[2]黎小龙：《“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董其祥：《重庆地理沿革简志》，见邓少琴等：《重庆简史和沿革》，1981年，第21页。
[4]《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
[5]《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下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
[6]《重庆党史资料丛书》共18种，从1981年起陆续内部印行。
[7]《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共6卷，重庆出版社于1985—1990年出版。
[8]《巴渝文化》（第一辑），重庆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在1989—1999年十年中，共出版了四辑，对“巴渝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取得了重要成果。
[9]周勇：《出版说明》，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一卷）》，重庆出版社，2002年。
[10]周勇：《共赢 包容 理性——在首届川渝文化合作论坛上的主题演讲》，《首届川渝文化合作论坛——沟通与共赢》，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
[11]张德邻：《负重自强 加快发展 为建设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5月27日），《重庆日报》，1997年6月5日。
[12]周勇：《建设长江上游文化中心》，《重庆市跨世纪发展战略（下卷）》，重庆出版社，1997年。
[13]张德邻：《负重自强 加快发展 为建设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5月27日），《重庆日报》，1997年6月5日。
[14]贺国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为富民兴渝、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5月26日），《重庆日报》，2002年6月1日。
[15]《把重庆建设成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 全市文化工作会议召开》，《重庆日报》，2005年12月11日。
[16]汪洋：《加快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为在西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5月23日），《重庆日报》，2007年5月29日。
[17]《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发展专项规划纲要〉的通知》（2006年6月8日） 渝委办发〔2006〕22号。
[18]汪洋：《加快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为在西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5月23日），《重庆日报》，2007年5月29日。
[19]汪洋：《在市委二届九次全委会上的讲话》，《重庆日报》，2006年6月27日。
[20]《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库区产业发展着力解决移民就业促进库区繁荣稳定的决定》（2006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重庆日报》，2006年6月21日。
[21]汪洋：《加快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为在西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5月23日），《重庆日报》，2007年5月29日。
[22]周勇：《中国革命精神与红岩精神研究论纲》，《重庆日报》，2011年6月18日。
[23]张德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为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重庆日报》，2012年6月25日。
[24]张洪斌：《重庆地域特色文化》，重庆出版社，2018年。
[25]详见《重庆日报》2018年5月2日第六版整版。
[26]《陈敏尔与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一行座谈》，《重庆日报》，2019年6月16日。
[27]王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23年1月12日），《重庆日报》，2023年1月30日。
[28]《五届重庆市政协十大新闻事件》，《重庆政协报》，2023年1月10日。
[29]凌云：《一部“行千里·致广大”的人文交响——《行千里·致广大——重庆人文丛书》编撰出版侧记》，《重庆政协报》，202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