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高尔斯华绥

约翰·高尔斯华绥[1]

文学评论只可能是评论家对他正在评论的作品给他的感受做的一番推理论述。评论绝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第一个原因是，它具有太强的个人性；第二个原因是，它所关注的是价值，而科学则是忽视价值的。评论的检验标准是感情，而不是理智。我们评判一部艺术作品的根据是它对我们诚恳而富有活力的感情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我们对风格与形式所做的所有批评性摆弄，所说的批评性废话，模仿植物学方法对作品所做的所有伪科学的分类与分析，都不得要领，而且大都是些无聊又难懂的行话。

批评家对一件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冲击必须富有感受力，能感受到它的全部复杂性和力度。要做到这一点，评论家自己必须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力度的人，这样的评论家少而又少。一个本性猥琐粗率的人只可能写出猥琐粗率的评论。而在感情方面受过教育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一般说来，一个人所受的学究气教育越多，在感情方面他就越是一个乡巴佬。

这还不够，一个人即使受过艺术和感情方面的教育，也还必须有坚定的信念。他必须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所知所感，必须有承认自己所知所感的灵活性。所以在我看来圣伯夫至今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评论家；而麦考利[2]之类的人则尽管才华横溢，却不称人意，因为他不坦率。他的感情丰富，但他歪曲自己的感受。他为了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不惜在评论中颠倒他对作品的真实的美学与感情方面的反应。他有足够的智慧将他的真实感受向我们表述出来。但他的道德观念不允许他这样做。批评家必须做到的不仅是每一根神经都感情活跃，有智慧和基本的逻辑技巧，而且还得不受道德的约束，非常坦率地表白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一位好的评论家是应该给他的读者几条遵循的标准的。只要他坚守信念，他是能够改变每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标准的。但是这就等于说：如此如此就是我们的评判标准。

总的说来，圣伯夫确立的标准是“好人”。他打心底里相信，伟人实质上就是富有最广泛的同情心的好人。这一直是他的一般标准。佩特[3]的标准是孤独的哲学家的纯粹思想和纯粹美学真理，麦考利的标准受政治或民主偏见的影响，他肯定站在弱者一边。吉本尝试的是一种纯粹道德标准——即个人品行。

重读高尔斯华绥的作品时——或者说读他的大部分作品，因为通读的话量太大——人们觉得自己需要某种标准、某种关于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的观念，以便对所有这些福赛特[4]及其同时代人做出评价。有人的标准、思想纯洁的人的标准、可贵的下等人的标准以及有道德的个人的标准，都不能用来对他们做出评价。有人想用人的标准来评价，但是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福赛特们麻烦就麻烦在这里。他们的人性是很足的，因为正如自然中的一切都属于自然一样，人身上的一切也属于人性。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像真正的活灵活现的人。他们是社会人。我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在此我们要对我们所说的与人截然不同的社会人做出界定，仅仅是为了写这篇评论起见。这些福赛特给我们的不满之感使得定义必不可少。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是人？举个例说，赛莉·甘普[5]是讽刺性地构想出来的，奥斯汀的人物也有十足的社会性，我们为什么不能将福赛特们与这些人物归为一类呢？我们可以把甘普太太、奥斯汀笔下的人物，甚至梅瑞狄斯的自我主义者[6]当作与我们同属一类的人来接受。福赛特们却为什么令人反感，令人无法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具有普遍人性的人来接受、从感情上接受呢？我们为什么凭直觉就感到他们低人一等呢？

这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已经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他们已经沦落到了社会人的地步。社会人就是那些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相当于古文明中的奴隶的那种特殊造物。人类个体是一种古怪的动物，永远在变化着。但是如今的致命变化是自由的人类个体的心理颓败成了社会人的心理，这种致命的变化一点儿也不亚于以往自由人的灵魂颓败成奴隶的灵魂。自由人的道德与奴隶的道德、人的道德与社会的道德，它们永远是对立的。

只要人仍旧是人，是真正的人类个体，那么他内心中就有某种纯真，这种纯真蔑视分析，而且你不能跟它讨价还价，你只能自己也保持同样的纯真，用由此而来的坚定信念来对待它。这并不意味着人只有纯真的一面。他还是一位“老世故先生”[7]。但是他的内在本质是纯真的，与金钱沾不上边。当然，金钱对芸芸众生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它也许能侵入活人的倒数第二种情感。但是他那最后的袒露的灵魂，金钱却是进不去的。

而社会人、金钱却能笔直穿透他的内心，并且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宰，不管他怎么伪装，也不管他怎么虚张声势。他即使倾其所有施舍穷人，也还是会露出一副社会人的面目，在金钱与社会道德的支配下，最后还是不可自制地摇晃起来，金钱和社会道德是没有人性可言的。

我觉得当人的主客观意识出现严重分歧时，他身上终归会有某些东西分裂出去而成为社会人。当他对客观现实变得太敏感，觉得自己在客观世界面前太孤立无援时，他的本体中心就分裂，他的主心骨就会坍塌，他的纯真就会消失，他就会变成一种纯粹的主客观现实，貌合神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体。

当人仍然是人，还没有堕落为社会个体之时，他天真地认为自己和宇宙这一伟大的连续统一体是在一起的。他没有分离也没有隔绝。人们可能反对他，时代潮流可能正在兴起，将抱他席卷而去。但是他与生气洋溢的宇宙融为一体，因此他是不可能被卷走的。俄狄浦斯和菲德拉[8]是这样认为的，哈姆雷特和李尔也是这样认为的。只要人保持着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他身上最重要、最深刻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在伏尔泰似的自然神论者身上有，在达尔文似的科学家身上有，在拿破仑似的伟人身上同样也有，不会消失，直到物质的东西在他头上堆得太多时才会失去，才会厄运临头。人是不能缺少这种纯真，这种与时空和生命的伟大宇宙浑然一体的感觉的，这种感觉在伟人身上熠熠生辉，在自由的普通人身上则是一朵纯洁的火花。

但是如果人失去了他的神秘天真的信念——即他的纯真；如果他太注重外在的客观现实，从而导致他与生俱来的纯真自豪感的崩溃，那么他就会对客观理念或者说物质信念执迷不悟；他要为自己，也许还要为众人提供保证，确保天下平安。这种冲动起于恐惧。一旦个体丧失了同富有生机的宇宙之间的那种质朴的一体感，他就会落入恐惧之中，试图用财富来为自己提供保证。如果他是利他主义者，他就想为所有人提供保证，如果做不到，他就会觉得这是悲剧中的悲剧。但是所有为自己提供财产与金钱方面的物质保证的要求都是由恐惧带来的，人在失去了与充满生机的宇宙的一体感之后，在失去了独有的内心纯真并且分裂成碎片之后，他就陷入恐惧之中。金钱与物质的拯救是唯一的拯救方法。拯救就是上帝。因此金钱就是上帝。社会人可能连这一位上帝也会反叛，高尔斯华绥的许多人物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反叛并没有还给他们纯真。他们不是积极的实利主义者，而是反实利主义者。但是反实利主义者和实利主义者一样是社会人，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他同样遭到了阉割，由于失去了纯真，失去了与宇宙的一体感那朵明亮而独特的小火花，而成了无性人。

人们读高尔斯华绥先生的作品时，觉得这地球上连一个人类个体也没有。他们全是些社会人，有的积极，有的消极。他们当中连一个自由的灵魂也没有，连潘迪斯和琼·福赛特也够不上。[9]如果金钱不是从正面，那也是从反面决定他们的存在。金钱和财产是同一回事。潘迪斯太太尽管可爱，但完全被财产左右。说到底，她一点也不可爱，她是骗局中的一员，为财产而出卖自己。更没有别的人物更像人。老乔利昂是个多愁善感的实利主义者。我们只看到一个人物有一阵子像人，那就是《友爱》中那个扫马路的，他从监狱中出来之后蒙着自己的脸。但是即使他的人性也只能从他的脑子受过伤来解释——是一种心理反常。[10]

就好像这样做正是出于高尔斯华绥先生的本意，即证明福赛特们不是完完全全的人性个体，而只是堕落到了生命的低层次上的社会人。他们丧失了使男人成为男人、女人成为女人的那一点点自由。《有产业的人》有成为伟大小说的基础，有一种了不起的讽刺。它的本意是要揭示社会人的所有力量与所有卑劣。但是作者缺乏将它写到底的勇气。这部作品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其新颖、诚挚而且惊人地深刻的讽刺。它是对现代人的最大的讽刺，而且切中要害，其炉火纯青的技巧和笃实的创造激情同样令人耳目一新。它真像一部揭露社会人的所有离奇之处的力作。然而紧接着，它却嘶的一声化作了泡影。

后来，在处理艾琳与波西尼的爱情时，在将老乔利昂写得多愁善感时，致命的弱点出现了。高尔斯华绥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表达他的讽刺。他动摇了，向福赛特们让步了。这是最大的遗憾。他本可以成为现代灵魂急需的外科医生，本可以从生气洋溢的人的活生生的身体上切除我们的福赛特们那块腐肉。然而，他放下了手术刀，给伤口敷上了一层软弱而感伤的泥罨剂，来了个雪上加霜。

讽刺存在的目的是要置社会人于死地，让他看一看自己是何等的下作，看一看尽管在社会上显得诚实有加，他其实是何等完全彻底地腐朽恶劣。他对生命不诚实、对富有生命的宇宙不诚实，他只是一条寄生在宇宙之中的寄生虫。讽刺家通过讥讽社会人，能让真实的个体、让真正的人重新站起来，继续战斗。因为生活从来就是战斗，并且将永远是战斗。

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人都必定是社会人。但是大多数人的确仅仅意识到自己社会的一面，但人性的一面，人类却无能为力，根本就意识不到，即使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珍贵的东西也茫然不知——那就是男人女人的精髓，是与生机盎然的宇宙浑然一体的那份质朴纯真，就是它造就了人类个体，而且作为个体，有了它，即使像李尔王一样被逼疯了，从实质上说，他仍然是幸福的。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李尔王实质上还是幸福的。正如虱子和臭虫被排除在幸福之外，戈奈丽尔与芮艮[11]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因为作为社会人，就像寄生虫一样，她们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与独立。

但是今日之悲剧在于，人们仅仅意识到物质与社会的一面。他们对自由人的本性一无所知，所以任其横遭践踏。我们每星期都在把数以千计的自由人制造成社会人。

福赛特们全是寄生虫，高尔斯华绥先生本打算让我们看个明白，这种尝试真可谓气势恢宏。他们寄生在思想、感情和整个富有生命的血肉之躯上，富有生命的个体先他们而死、依附他们而生。在丧失了自己富有个性的生命之后，惶恐之中他们只好集富敛财，只好附丽于由生机勃发的人们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生命。他们没有生命，所以他们终身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只好靠积累财富来逃避死亡。他们能够墨守成规，但不可能继承传统。这二者有着天壤之别。要继承传统，你就得给传统增添点儿新东西。而墨守成规只需寄生虫一般一成不变地消磨时光，懦夫一般无休无止地忍气吞声，他们是些因为自己没有生命而畏惧生命的人，是些求生不得想死不能的人——是些社会人。

在我看来，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中只是些福赛特：积极主动的福赛特或者消极被动的福赛特，功成名就的福赛特与功败垂成的福赛特。也就是说，他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由金钱支配，有的人是捞取，有的人是占有，有的人是渴求，有的人是奇缺。捞钱的有福赛特们；占有钱的有潘迪斯们、贵族们、希拉利们、比昂卡们[12]以及诸如此类的各色人等；渴望钱的有伊琳们、波西尼们和小乔利昂们；缺钱的是所有默默无闻的打杂女工和悲惨兮兮的可怜人——用斯通老先生的话来说，是那些“占有”钱的人的影子。[13]这就是高尔斯华绥的全部疆域，所有人都绝对受金钱的支配，他们当中一个有个性的灵魂也没有。他们全是落魄者，全是社会人，全是被阉割的人。

高尔斯华绥先生也许是受到了人多势众的福赛特们的威慑，不敢对他们大张笔伐。也许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他心中有更严肃的想法。也许是因为自己不是福赛特，因此根本没能识破庐山真面目。茫茫人海中，除福赛特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吗？高尔斯华绥先生查看过，但什么也没发现。严格地说，他惊惊惶惶地搜查一遍，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他给我们带来了伊琳和波西尼。瞧！他好像在说，这儿有反福赛特的！噍，大家看见了吧！爱情！激情！激情！

我们朝这爱情、这激情看了一眼，看见的只是一片狗一般的温情和一种反福赛特情绪。它们不过是同一场戏中唱反调的一半。福赛特们中间那些摆脱了控制的狗逃进了后花园，就偷偷摸摸、恬不知耻地交媾起来——这就是高尔斯华绥先生笔下那些堂皇的桃色事件给我们的印象，“黑暗之花”们、波西尼们、“苹果树”们或者是乔治·潘迪斯们，无不如此。[14]他们之中几乎每一个都有些恬不知耻，有些像狗，狗在大街上交媾时，要往四周瞧一瞧，看有没有福赛特在盯梢。

然而，这就是试图耽于声色而无所拘束的福赛特。他做不到这点，他丧失了这个能力。他只能蝇营狗苟。波西尼不仅是个福赛特，还是个反福赛特，他对财产怀有刻骨之恨。但是一个人痛恨的东西正是这个人的性质的决定因素。波西尼是搜寻财产的猎狗，不过他逃离了狗群，或者说他是在狗群之外出生的。所以他是个叛逆者。他围着有财产的母狗嗅，即使对那些取财有道的猎狗他也是那样嗅的。尽管同样是可恶之人，人们不由得还是喜欢索米斯·福赛特一些。

这与人们喜欢琼或者某一位老姑妈而不喜欢伊琳是同一个道理。我觉得伊琳像一条鬼鬼祟祟、卑躬屈膝、居心险恶的母狗，她反对福赛特，又绝对靠福赛特家供养——不错，她一直到死都绝对靠他们的钱度日，又试图往他们头上栽赃。她和波西尼一样，是一条搜财猎宝的杂种狗，还在财宝窝里撒尿。但是她的确是一个为财产而卖身的娼妓，像《友爱》中的那个小榜样。[15]不过她造反！这是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类型：寄生虫身上的寄生虫，“大虱子养着小虱子”，等等。波西尼和伊琳像《岛上的法利赛人》中的流浪汉一样，属于小虱子的行列。[16]正如邋遢的乞丐爱自己身上的虫子一样，福赛特们和希拉利们也爱这些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寄生虫——他们的叛逆者。

当高尔斯华绥先生写到性的时候，他彻底地垮了。他那股感伤味令人反胃。他想把性写得重要，结果却把它写得令人反感。感伤主义就是把自己并不真正拥有的感情往自己身上发泄。我们都渴望拥有某些感情，比如爱情、性爱的激情、仁爱之情，等等。真正感受到了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情、性爱激情、仁爱之情或其他感情的人却非常罕见。所以芸芸大众就在自己心里伪造这些感情。整个世界都沾满了这些造作的感情！它们要胜过真实的感情，因为你刷牙的时候可以把它们吐掉；这样第二天你就可以造出新鲜的来。

《岛上的法利赛人》中的谢尔顿是高尔斯华绥笔下的第一位情人，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他的表现接近滑稽。我们所知道的他对安冬妮娅的激情就是：他一开始就“饿”她[17]，好像她是一块牛排。在小说将近结尾之处，他吻了她，并且希望（毋庸置疑）她猛地拜倒在他的脚下。她从来不曾对他有过哪怕是一秒钟的温柔的同情心。尽管她为自己的阶级地位所束缚，但她从不曾不近人情。不近人情的是这位情人。他和她遥遥相望时就贪婪地盯着她，好像她是一盘猪脚，pieds truffés[18]；如果稍微走近一点，她在他眼里可能是位大仙；但是当近在眼前，他发现这位可爱的人儿不过是一位极普通的中产阶级之家的姑娘时，他就滑稽可笑地对她深仇大恨起来。这太荒唐了。他就是这样不由自主地造反的。他恨她不配充当她那个阶级的女子，甚至恨她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显然，她应该只是一件飘浮的女性器官，在他周围飘来荡去，满足他那些小小的“饥饿”，然后，basta[19]。需要人全身心投入的性的真正意义，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而言，性只是一种功能，女性只是一种发泄的工具，如此而已。

后来，这种低贱拙劣的性我们又反复读到，它与人毫无关系。性的层次低得出奇，就像狗。高尔斯华绥的主人公们都在稀奇古怪地与自己相爱。如果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受慢性自恋病的折磨。他们就知道三类女人：潘迪斯家的母亲，她是为财产而卖身的妓女；最反对卖淫的伊琳，她是招摇过市的女性器官；还有喜欢社交的女子，她是唯一的淑女。所有这三种女子都被反复出现的男主人公们轮流地爱着和恨着。但是这种爱与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不积极的，都发生在低层次的财产水平上，都是狗一般的卖淫。快快滚它们的蛋吧。

最滑稽的一个故事是《苹果树》。故事发生在德文郡一个偏僻的农庄上，一位男青年遇上一位威尔士小女工，她是凯尔特人而不是撒克逊人，她对这位高尔斯华绥式的英雄一见倾心。这位青年绅士当时正为迷恋潇洒的自己而苦不堪言，见姑娘如此死心塌地、卑躬屈膝地迷上了自己，于是也迷上了这位小女工。她不是威尔斯式的人物，没有叫他“我的王爷”；她只是说：“没有你在一起我就不能活。随便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只要让我和你在一起！”[20]这话做卖淫的宣言真合适！

一位刚从牛津毕业的患自恋病的青年绅士一见倾心，为的当然就是这个。紧接着就是激情勃发。他去给她买一件像样的上衣，好让她穿上跟他一起走，不巧遇上一位大学里的朋友，带着一位年轻贤淑的妹妹，于是兴高采烈地一块品了茶，住了一宿，等到他往面包上撒上果酱时，那份勃勃激情早已自然死亡。他回到了自己的阶级，其他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忠于自己的阶级，娶了这位年轻淑女。但是为了品尝他酿的这杯苦酒，小女工跳河自杀了。有趣的是小女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这些自恋的青年绅士，青年绅士往池塘里一瞧，不仅看到了自己的飒爽英姿，还目睹了淹死在水中的奥菲莉亚的花容月貌，而且又不用像那喀索斯一样亲自跳下去，这是何等快慰人心。[21]我们读到的故事要比神话中的高明。在高尔斯华绥先生的小说中，那喀索斯自己没有淹死。相反，他却仁慈地叫奥菲莉亚或者梅甘自己去淹死。在这部小说中她真的把自己淹死了。他觉得这真是太妙不可言！

高尔斯华绥先生对激情的处理真的丢人。整个小说都有点儿狗一般的低贱。那男子“饥饿”了一阵子，用人们描写狗的话来说是他“发了一阵情”。情消失了，就一切都完了。如果你没被纠缠住，就赶紧溜走。溜走之后面带愧色地回头望一望。原来一直有人在监视！去他们的！不过别介意，都会烟消云散的。谢天谢地，母狗朝另一个方向跑了。用不了多久它会引来一串公狗跟在它后面。真是太好了！下一次我会体体面面地结个婚，在我自己的房子里做我的狗事儿。

随着个人的堕落，性也堕落为狗的发情。要是高尔斯华绥先生有力量把这一现状讽刺一番，而不是加入一勺感伤的开胃调料，那该多好。当然，如果他这样做了，他绝不会成为一位受人喜爱的作家，但是他有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然而，他选择了将狗一般的性写得可歌可泣，光彩照人。他嘲讽福赛特们，为的是歌颂那些更糟糕的叛逆者。假若一个人还是真正的人，还没有堕落，那么性也仍会是有活力的、极其重要的东西。但是一旦你堕落成了社会人，性就变得令人恶心，像发情的狗。狗就像社会人，真正的狗性丧失殆尽。狼和狐狸不在大街上交媾。它们的性是野的，其行为完全是秘密的。你也许能听到嚎叫声，但是你绝不会看到任何踪迹。但是狗是驯服的，所以它在大街上排泄和交媾，好像有意惹你不高兴。它是福赛特家的叛逆。

人类也是同样的。他们一旦驯服就会变得有几份裸露癖，好像是仇视一切。他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感情。除非让人“撞上了”，他们根本就感觉不到自己是否真的感觉到了什么东西。这就是今日群氓的现状。这就是福赛特的叛逆。这就是仇视社会的社会人。

噢，要是高尔斯华绥先生嘲讽过福赛特精神的这一面、嘲讽过这种装腔作势的反福赛特的“叛逆”、嘲讽过那喀索斯与裸露癖、嘲讽过在大街上交媾的狗，那该多好！然而恰恰相反，他大唱赞歌，真是英国文学的奇耻大辱。

《有产业的人》中的讽刺的格调还真有几分高贵，但是很快就断了气，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系列高尔斯华绥式的“叛逆”，他们跟所有现代中产阶级叛逆一样，其实根本就没有造反。他们摆出一副反社会的姿态，其实不过是社会人。他们崇拜自己的阶级，却又假装高它一等，并且对它嗤之以鼻。他们是福赛特中的叛逆，以势利眼看势利眼。然而，他们想引人注目想赚钱，这就是他们“反叛”的原因。这是福赛特精神的恶性循环。钱对他们来说比对索米斯·福赛特更重要，所以他们就假装胜他一筹，瞧不起他，但是他们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比索米斯·福赛特做得更绝。

如果还有任何东西比这种积极的社会人更令人反感的话，那就是消极的社会人——纯粹的“反叛者”。在斯文扫地的这一大堆人中，这位绅士[22]是最无耻的。令人难以觉察到的是，波西尼与伊琳比索米斯及温妮弗莱德兄妹俩更不诚实、更无廉耻，但他们是“叛逆者”，所以受到赞扬。真令人恶心。(https://www.daowen.com)

《岛上的法利赛人》的那段开场白把整出戏都解说得一清二楚：

每个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天生就要走一段旅程，而且很有可能他就降生在通衢大道之上。……刚刚学会蹒跚行走，他就起步了。出于奇怪的本能，我们呼唤着对生活的爱，顺着这条路……在他之前他的父辈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他们踏出这条路来让他行走，而且，当他们生养他的时候，就把这种爱传入了他的性格之中，要他像他们曾经做过的一样去做事。于是，他往前走啊走啊。……突然有一天，在无意之中，他注意到树篱之中有一条小道或者一道缺口，朝右弯或者向左拐，他停住脚步，看着这条新发现的小道。后来每到树篱的一道缺口处，他都停一停；一天，他按住怦怦直跳的心，试着走上了一条。于是，有趣的事情便从这里开始了。

十个中有九个又回到了原来的康庄大道，而不是再走羊肠小道。他们舒舒服服地蜷伏在下一个小酒店里，想象着他们可能会走到什么地方去。“可是那傻乎乎的第十个还在勇往直前。十次中有九次他陷入了泥沼中；这个新发现真的迷住了他的心窍。”但是第十次他闯过去了，于是一条新路便敞开在人类面前。

把生活看成是两行树篱之间的一条康庄大道，这是一种阶级观念，或者至少也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社会观念，竟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树篱间的裂口和通往邪恶的岔道！旅行者十次有九次从这些叛逆的小岔道上溜回了舒舒服服的安乐窝；只有一个怪人往泥沼里陷；绝无仅有的一个找到了一条蹚过泥沼的路，从而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高尔斯华绥先生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十个中有九个、一百个中有九十九个、一千个中有九百九十九个溜回了舒舒服服的安乐窝；我们看到一个稀奇古怪的波西尼死在汽车之下，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做别的事，可怜的叛逆！但是这位难得的人物是不是拐进了看不见的暗处我们并没有看见。因为这个人物在这一场合出现完全是错误的。如果生活是一条通衢大道，那么它就必须往未知的地方继续延伸。岔道不能通往任何地方。那仅仅是叛逆。路的尽头永远是没有修竣的，是一片荒野。如果它通到了悬崖和峡谷，那么就有必要做些勘探。但是我们看到，高尔斯华绥先生在写完《庄园》之后还在原来那条大路上安然无恙，在舒适、财产和名誉中稳如泰山。他至少从不曾陷入过泥沼，也没有费尽心思地去开山辟路。现在的树篱破破烂烂，到处是口子，有人想拐进去做几次“不落俗套”的小小的漫游吗？但是福赛特之路根本就没有往前伸展。它仅仅是变得乱糟糟脏兮兮了，旅行者在路上玩了些“叛逆”的把戏，做了些“不落俗套”的勾当，扔了一路的锡罐。

在《岛上的法利赛人》《有产业的人》和《友爱》这三部早期作品中，高尔斯华绥先生有可能用讽刺的炸药炸开这条被堵死了的公路，帮我们找到出路，走上新的旅途。但是他的炸药中的性配料湿漉漉、黏糊糊的，还没有爆炸就在感伤的嘶嘶声中慢慢地熄灭了，这样，我们的处境就比以前更糟糕。

此后的小说纯粹是商业性的，要不是几部早期作品的话，它们不值一提。它们受人欢迎，销路很好，也就如此而已。它们包含有早期作品中的那种炸药，但含量很小，像哑爆竹一般嘶的一声完了。当你读到《出租》，也就是福赛特的结尾——至少希望是结尾，你读到了什么？只有钱！钱，钱，钱，还有一种傻乎乎的势利眼，还有数不清的“叛逆”把戏和扭捏作态，再没别的。故事软弱无力，人物无血无肉，感情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统统是造作。不一定是高尔斯华绥先生的造作。人物自己为自己造作感情。但是那帮不了我们。假如你把那些人物细察一番，你会发现那股低劣和庸俗气非常令人厌恶。哪一种福赛特的庸俗气你都能找到，但力量一点儿也没有。乔利昂和伊琳对他们的儿子比上一辈的福赛特对他们的儿子更吝啬、更居心险恶。年轻一代的自私自利远要比他们的前辈斯威辛或者詹姆斯更狭隘、更机械、更庸俗。这种自私自利中弥漫着一股暴发户的庸俗气，我行我素就是这种庸俗气的结果，他们对真实的感情之类的东西根本就无法接受，妇女们尤其如此。弗勒尔、伊琳、安妮特、琼等人表面上能言善辩、年轻奔放，实际上愚钝傲慢、缺乏感情；而且时时刻刻都有一种卑躬屈膝的、铜臭味的占有欲和任性气，这种铜臭味和任性气不免使我们怀疑，有的时候高尔斯华绥先生是不是对他的广大读者毫无信任，在他那多愁善感的彩虹之下是不是有些愤世嫉俗和痛心疾首。

他用一个词就把弗勒尔毁了：她有“占有欲”。千真万确。我们并不因为他把人家赶走了而责怪这位年轻的约翰。他借弗勒尔对琼说的一句话毁了伊琳：“她也破坏了你的生活吗？”[23]——她正是这么做的。出于卑怯和吝啬，伊琳阻止琼找情人。出于卑怯和吝啬，她还阻止弗勒尔找。她是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女人。她是一个卑怯的叛逆。伊琳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可是高尔斯华绥先生这位伟大的老感伤主义者出于愤世嫉俗却对此避而不谈，反而让琼说些冷言冷语：“谁也破坏不了生活，亲爱的。那是瞎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

这就是通行无阻的哲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很好，那么就用这种调子，用这种直率的老玩世不恭的基调写吧。写得悲悲戚戚，一味地偷偷摸摸、冷嘲热讽任何好处也没有。为什么要让假模假式的感情倾盆而来，然后又猛不丁地说出一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的确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我们是些庸俗的感伤主义者，我们“高一丈”也还是感伤主义者，所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也不可能发生。一切都是庸俗。但是庸俗付出了代价。庸俗里包含着金钱。

庸俗是付出了代价，而闷在感伤主义中的廉价的愤世嫉俗付出的代价比任何东西都要高。因为堕落的社会人身上什么也不可能发生。所以就让我们假装发生了，然后跳高一丈！

现在该有人一吐这感伤主义的块垒了，至少要抛弃这种“高一丈”的哲学。现在我们该把明晃晃的灯光笔直地照向这群老鼠、这些名目繁多的小福赛特感伤主义者了。正在让我们窒息的就是感伤主义。让这些社会人尽其所能地去跳吧。但是现在对着这种四处泛滥的感伤主义使劲儿拧开水龙头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世界是黏糊糊的一团糟，小福赛特们的确可以在这里继续蹦跳，但是诚实的感情却再也不能呼吸。

如果黏糊糊的东西积得太深，就连这些小福赛特也再跳不起来，那么他将连同其他一切一起闷死在自己的黏泥之中。这倒是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