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法庭大法官》序

《宗教法庭大法官》序[1]

回顾一个人数年以前对一本书的反应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我记得当我在1913年初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它是多么让我神迷而又令我无法置信啊。我记得米德尔顿·莫里对我说：“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线索当然都是在《宗教法庭大法官》那个故事中。”我还记得我说过：“是吗？我觉得它全是些废话。”

而且当时的确如此。这故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篇卖弄之作，一种装腔作势的、犬儒而又像恶魔的炫耀，真令人不快。这种犬儒而又像魔鬼的装腔作势向来叫我感到不愉快，而那位脸色黝黑的宗教法庭大法官没完没了地向耶稣倾诉着，我看不出他还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只感觉到那全是装腔作势；他说的话言不由衷；他不过是在亵渎神明地卖弄。

自那以后我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两遍，每读一遍我都感到它更压抑，因为，觉得它越沉闷而越忠实于生活。第一次读它时觉得它是一个令人发毛的传奇故事。如今当我重读《宗教法庭大法官》时，我觉得我的心都沉到了鞋底子下面。我依然认为那犬儒的、魔鬼似的卖弄毫无价值。但是在那当中我听到了基督提出的最后的而且是无法回答的责难。这责难是一种一针见血的、辛辣犀利的评价，是得到了长期的人类经验的证明的，因而无法回答。这是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抗辩，耶稣提出幻想，而时间则用现实来反驳。

如果还存在这样的疑问：宗教法庭大法官是谁？那么我们肯定只好回答说，大法官就是伊凡自己。伊凡代表反叛的人类的苦思苦想的头脑，通过苦思苦想到头来发现一切都是痛苦的。就他这个人的特征来说，当然是与那种思考型的俄国革命者一致的。当然他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除和他一样富有激情和会鼓动人心之外，还长于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凡有几分恨。然而，伊凡毕竟是兄弟三人中最拔尖的，是顶梁柱。性情暴躁的德米特里和受人支使的阿辽沙终究不过是伊凡的陪衬。

我们无法怀疑大法官对耶稣表示的看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这种看法是够大胆的：耶稣，你不够格。人们必须纠正你的过错。而耶稣最后给了大法官一个表示默许的吻，像阿辽沙吻伊凡一样。这两个受到鼓舞的人认识到给予他们鼓舞的人的不足之处——富有思想者必须担负起排忧解难之大任。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对耶稣的批评是不刊之论，是建立在两千年（他说是一千五百年）的人类经验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之上的。人只能忠于他自己的本性。任何神灵鼓舞都不会使他永久地超越自我的局限。

而局限是什么呢？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深刻的问题。人，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本性的局限是什么？

大法官说，局限有三个。芸芸之众是不可能“自由”的，因为总的说来，人对生活有三大欲求，而且除非这些欲求得到满足，他是不可能长盛不衰的。

1.他需要面包，面包不仅仅是养命的食物，还是上帝亲手赐给的稀世宝物。

2.他需要玄理，生活中的那么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

3.他需要有一个他为之俯首帖耳的人，一个人人都在他面前臣服的人。

需要奇迹、需要玄理、需要权威的这三种欲求阻碍着人成为“自由”的人。它们是人的“弱点”。

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人能摆脱对奇迹、玄理和权威的绝对需要。这些人是强者，并且他们还必须是像神一样能满足基督的所有要求的基督徒。其余古往今来的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他们则犹如孩童或者鸡鸭，他们太懦弱。“无能、堕落、卑微和不服管束”，就算有什么面包留给他们，他们也无法均享。

这就是大法官对人性的概括。耶稣的缺陷在于他的基督教太艰深，芸芸大众无法理解。能理解它的只有少数“圣徒”或者英雄。在其他人看来，人就像一匹被套在一辆他不可能拉动的车子上的马。“假如你尊敬他愈少，你求之于他的就愈少，而那样就愈接近爱，因为他的负担会减轻。”

这么说，基督教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它可不可能呢？它不可能是理想的，因为它要求人做到的比人性能承受的还多。因此，为了制定一套能接受的、起作用的体系，一些上帝的选民——比如这位宗教法庭大法官——就朝“他”——另一位伟大的神灵，撒旦——掉过头来，并且以“他”为根基建立起教会和国家。因为大法官发现，人类要得以生存下去，就必须得到比耶稣给予它的更宽容、更轻视的爱，得到更忠诚的爱，就为了那一切，它是因为它自身。因为实实在在的它而获得爱，而不是因为它应该做到的而获得爱。耶稣所爱的是应该如此的、自由而且没有局限的人类。大法官所爱的是本来如此的人类，包括它的一切缺陷。并且他认为他的爱是更仁慈的爱。然而他却说爱是撒旦。而他一开始就说过，撒旦就意味着毁灭与非存在。

正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形一样，惊人的睿智和可怕的执拗是搅和在一起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纯粹的。他对耶稣的狂热的爱与他对耶稣的执拗的、刻毒的恨搅和在一起；他对恶的道义上的敌意与他对恶的内心中的崇拜搅和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执拗的，总是不纯粹的，总是一位邪恶的思想家，又是一位出色的预言家。

人类真的需要而且永远会需要奇迹、玄理和权威吗？肯定是真的。如今，人从科学与机器、收音机、飞机、巨轮、飞艇、毒气、人造丝绸那里找到奇迹的感觉，这些东西就像往日的魔术一样滋润着人的奇迹感。但是现在，人是奥秘的主宰，不存在超自然的力量。玄理同样如此，药品、生物实验，通灵者、招魂者、基督教科学家的绝招——这一切都是玄理。至于权威，俄国废黜了沙皇，取而代之的是列宁和如今呆板的专政统治，意大利承认了墨索里尼独裁的合法地位，英国也正在期盼着一位独裁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诊断是坦率而无可辩驳的。我们不得不服从和承认，人类就是那个样子。就连分享面包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的确太懦弱、太邪恶，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所以无法做到。他不得不把那块公共面包交给某个绝对的权威——无论是沙皇还是列宁——来均而分之。大众是不能把面包仅仅看作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的，人们用面包来养活自己为的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命则是“神圣的面包”。人们——广大民众——不能理解生命是伟大的现实，真正的生活使我们充满勃勃生命——“神圣的面包”，不能理解世俗的面包仅仅是支撑物，这似乎是一桩怪事。不，人们不懂得，从来也不曾懂得那么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看不出面包，或者财产、金钱与勃勃生命之间的差别。他们认为财产与金钱和勃勃生命是同一回事。只有少数人，只有那些可能的英雄或者“上帝的选民”才看得出这个简单的差别。大众则不可能看到，而且永远也看不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是认识到这条极具破坏性的、上帝不曾看到的真理的第一人。然而，它的确是一条真理，而且一经被人们认识到，它就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剩下来要做的就是让上帝的选民来掌管面包——财产与金钱，然后，如果面包真的是生命的赠品的话，就把它归还给大众。这样，正如大法官所提出的，人类就有可能快快乐乐地生活。否则，大众就会犯下疯狂可怕的错误，认为金钱就是生命，因而谁也不该统管着金钱，人能获得什么就应该“自由”地去获得，这样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丧心病狂的竞争之中，最后以自戕而告终。

就这一步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诊断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假如上帝的选民认识到现在必须接受撒旦许下的三个诺言而不是拒绝它们，那么接下来英勇的基督徒是不是就该背叛基督、转向撒旦呢？耶稣拒绝这三个诺言是出于自尊与恐惧，他想成为比许诺者更伟大的人物，要“超脱”它们。但我们现在认识到，任何人也没有真正地“超脱”奇迹、玄理和权威，连耶稣也没有。耶稣真正超脱了一样东西是对金钱与生命的混淆。耶稣说，金钱不是生命，所以你们可以忽视它并把它留给魔鬼。

金钱不是生命，这是真的。但是忽视金钱并把它留给魔鬼就意味着把洋洋大众交给魔鬼，因为大众不能把金钱与生命区别开来。然而，令人难以置信——耶稣肯定不相信——的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法官所指的，事情就是如此。(https://www.daowen.com)

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因此而投靠魔鬼吗？毕竟，整个基督教并不就涵括在对这三层诱惑的抵制之中。基督教的本质是一种对人类的爱。如果爱人类就需要痛苦地接受大众的缺陷，也就是他们在区分金钱与生命方面的无能，那就接受这个缺陷，把它了结掉吧。然后从魔鬼那儿收回金钱（或者面包）、奇迹和恺撒的权力之剑；为了爱人类，再把面包连同它的神奇交还给人们，把奇迹交给他们，给他们一个或者一些在等级制度中高高在上的人物，让他们顶礼膜拜吧。让他们膜拜，让他们群起膜拜吧，因为不懂得金钱与生命的差别的人总得朝上帝的选民膜拜。

那样就是在侍奉着魔鬼吗？当然不是在侍奉那位毁灭和消亡的神灵。这是在侍奉人类的伟大整体，从这一方面看，这就是基督教。不管怎么说，这是对把人类创造得既有限又无限的万能的上帝的侍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违背常理之处就在于他把一位宗教法庭大法官塑造成人的年高德劭的监护者。认识到人性的弱点历来就是贤德明君的一个共同特点，从埃及的法老与波斯的大流士到基督教初创时期那些坚韧不拔的伟大主教，再到当今的统治者，无不如此。他们懂得人们身上的弱点，具有一定的仁慈之心。这是所有伟大政权的灵魂。但这不是西班牙宗教法庭的灵魂。15世纪的西班牙宗教法庭是个新型玩意儿，为西班牙所独有，它嗜血成性、专横跋扈，严格地说它是西班牙的一件政治统治工具，根本不属于天主教会，而是属于极权的国家。西班牙宗教法庭实际上是恶暴成性的。它不可能产生出一个替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耶稣提出肃穆的质问的大法官，而向耶稣提出那些肃穆的质问的也不可能是一位西班牙宗教法官。他不可能用火刑处死一百个人。他会是一个非常明智和富有远见的人。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执拗在这方面显得像癫痫，还有点儿罪恶。所以，对人类的弱点或者缺陷抱有一定仁慈之心的人并不是暴徒；所以，认识到耶稣要芸芸大众区分神圣的面包与世俗的面包、辨别善与恶是对他们太苛刻的人并不就是恶魔。试想一想，分清善恶是多么困难啊！要知道，有时善就是恶。平常百姓怎么懂得呢？他不可能懂。他得由一些非凡人物来替他理解。而这就是投靠魔鬼吗？要不就想想活命的面包与神圣的面包这一两难选择吧。……

那么神圣的面包是什么呢？每一代人都必须给出自己的回答。但是神圣的面包是生命，是生活。任何给生命以活力和乐趣的东西都是神圣的面包。而活命的面包必须作为神圣的面包的一种副产品。芸芸大众绝不会理解这一点。然而这是基督教和生活本身的一条基本真理。有少数人会理解的，让他们负起责任来。

另外，大法官还说，这是大众的弱点，他们不能没有奇迹、玄理和权威。但是果真如此？对奇迹、玄理和权威的这三层需要难道不是历来和永远地凝结在我们的情感中吗？如果耶稣丢弃了魔鬼的试探中的奇迹，那么在《四福音书》中仍然有奇迹。如果耶稣拒绝过活命的面包，他也说过：“在我父的宅邸里有许多住处。”而提到权威他说：“你们为什么称我为主呢？我不是说过你们不要这样称呼我吗？”

耶稣当时试图做到的是用道德的情感来排斥肉体的情感。所以活命的面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不道德的东西，它对当今的许多文人雅士来说就是这样。大法官认为这是错误的。活命的面包肯定本身就是奇迹，它和奇迹是息息相关的。

在这一点上大法官肯定是正确的。自从人开始拥有丰富的思维和感受以来，播种和收获就一直是显示奇迹的两个重大的神圣时节，是再生与欢庆。复活节收获庆祝宴是活命的面包的喜庆日，它们也是在灵魂中扎下了深根的节日。因为这庆祝的是作为奇迹、作为一年一度的奇迹的活命的面包。所有古老的宗教都是这么看待它的，地中海边的天主教至今仍这么看待它。这不是弱点。这是真理。在古老的俄罗斯，复活节的纵情狂吻是与种子的发芽和在新年中获得活命的面包的第一声足音紧密相连的，使得这面包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正是复活节的纵情狂吻。……

活命的面包受神圣的面包的影响而潜移默化。神圣的面包是生命，是接触，是意识。在播种的过程中人和大地、和雨露阳光发生接触，而且他不能中断这种接触。人在意识到谷物的生根发芽时，他就对奇迹、奇观和神秘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就是，经过神秘的死亡和冰冷的墓穴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创造、繁衍和重新创造的奇迹。这奇迹就是圣诞节的悲伤和复活节的欣喜。人不能丧失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状态，不能丧失，不然的话，他就丧失了他身上最好的部分。而收割与收获是另一种接触，是与地球和太阳的接触，是与宇宙的一种珍贵的接触，是一股生命的活跃的涌流，然后是与其他收割者的接触和收获庆祝宴的欢快。这一切都是生命，是生命；是我们在获取活命的面包的过程中所吃到的神圣的面包。工作就是，或者应该是我们的活动、接触和意识的神圣的面包。所有不具备这一属性的工作都是受诅咒的对象。的确，工作是艰辛的；额头上会流汗。但是这汗是什么呢？在很大的程度上说，这就是生命。额头上的汗水是神圣的面包上的黄油。

我想，古代埃及人在他们漫长而了不起的历史进程中懂得了这一点。我想，千百年以来，生活在埃及这个等级森严的国家中的黎民百姓很可能是幸福的。

奇迹与玄义并肩而行，彼此融合。这样就形成了第三种东西——权威。权威这个字不那么恰当，比如警察就有权威，可是谁也不会拜倒在他的脚下。大法官指的是“众人膜拜之物”。不错，他们膜拜恺撒，他们膜拜耶稣。但是，正如大法官认识到的一样，他们最膜拜的还是有权掌管面包的人。

面包——活命的面包，当它还在成熟和收割的时候，它是生命。但是一旦它被收割和储存起来，它就成了一种商品，成了财富。接下来它又变成了一种危险。因为人们认为，只要他们拥有了这一仓财宝，他们就用不着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用不着生活了，的确如此。而这就是真正的亵渎神圣。因为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必须生活，而不能凋谢或者呆滞腐烂。

所以，说到底，人们膜拜的还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也就是能够并且敢于掌管那仓财宝——那一仓面包——也就是财富，再将它分发给大众的人。给人面包的就是爷。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们会忘记掉正在归还给他们的正是他们自己的面包的时候，他的话是多么深刻啊。而当他们守着自己的面包时候，这面包对他们来说却比无用的石头强不了多少——只是些呆死的财产。可是当伟大的馈赠者把它归还给他们的时候，它却又一次变得神圣，又一次具备了给人口腹之乐的神奇特性。

人们顶礼膜拜的是面包的主人。因为在认识到了活命的面包与神圣的面包之间的区别之后，他就能够心平气静地把活命的面包分给别人、送给别人，但是那种神圣的滋味平民百姓却永远也不可能品尝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活命的面包没有面包味，油盐没有油盐味，而且也没有哪个人好让人们膜拜。

人需要一个可以膜拜的对象，这并不是他的弱点。这是他的天性，也是他的力量，因为这使他接触到了比他一个人伟大得多的生命。一切生命都膜拜太阳。但是太阳与普通百姓相隔千里万里。太阳需要有人把它带到人的身边来。它需要一个恩主——也就是基督徒所谓上帝的选民——把太阳带到普通百姓的身边，把太阳光播撒进他的心田。阳光是通过一位有血有肉的恩主、一位贵人、一位天生的英雄的形象播撒进普通百姓的心中的，普通百姓不是英雄，因此就不可能直接去认识太阳。

这是一个真正的谜。正如大法官所说，上帝的选民之谜是基督教的不可能解释的谜之一，这正如恩主——普通百姓身边的天生恩主——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可解释的谜。我们必须接受这个谜，就这么简单。

但这样做并非蛮不讲理。

而伊凡没必要被写得这么悲惨和邪恶。在对人类有所发现时，这是入情入理的。这是对一个直到18世纪末还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的重新发现，在那时，开发民族的想象中有这么一个幻想，认为人——所有人——都是能够做到尽善尽美的。这是一个幻想。而伊凡不得不将这个古老的真理重申一遍，他说，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抉择，因为要搞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关头；而且大多数人是不能够看出生命的价值与金钱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他们只看得见金钱的价值；即使那些非常质朴、天性仁慈、注重生命价值的人，也只能用金钱为标准来对价值做出评估。所以，就让那些独具天赋的少数人来决定孰善孰恶，来确立生命价值与金钱价值吧。让多数人感恩戴德地接受这一裁决，一级接一级地朝少数人膜拜吧。这其中哪有什么残忍和邪恶可言呢？耶稣吻着大法官说：感谢你，你做得对，聪明的老人家！阿辽莎吻着伊凡说：感谢你，兄弟，你做得对，你给我解掉大包袱了！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强拉硬塞进一些大法官和宗教法庭，伊凡为什么要这么病态地自弃自戕呢？他们找回了真理，让他们高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