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维尔加

乔万尼·维尔加[1]

现代意大利文学在欧洲人心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似乎有些奇怪。一百年以前，当曼佐尼1的《约婚夫妇》出版时，在欧洲赢得了一片掌声。曼佐尼的名字和瓦尔特·司各特与拜伦一道，对整个欧洲来说，就是“罗曼司”的代名词。然而，堪与司各特和拜伦比肩的曼佐尼如今到哪里去了呢？我的真正意思是说，《约婚夫妇》不仅名义上是一部经典，而且的确常常被认为是意大利小说的唯一一部经典。它被列入了所有的“文学教材”。但是有谁读它？即使在意大利又有谁读它？然而在我看来，它是所有小说中最上乘、最有趣的一部，比《艾凡赫》《保罗与维吉妮》或者《维特》还要伟大。那么为什么没人读它？为什么觉得它令人厌烦？有一次我把一个好的英译本送给已故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的评价令我惊愕：又长又烦，无法卒读。

乔万尼·维尔加的遭际也是如此。在曼佐尼之后，他被公认为意大利最伟大的小说家。然而没有谁看他一眼。如果还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的话，那也是，他是歌剧《乡村骑士》的词作者。然而，正如葡萄酒要胜过糖水一样，维尔加的小说《乡村骑士》事实上远远胜过马斯卡尼的廉价音乐。维尔加是短篇小说大师。收在《乡村故事》和标题为《乡村骑士》的两个集子中的一些作品是短篇中的顶极之作。它们中有一些精练、辛辣不亚于契诃夫。与契诃夫相比我更喜欢这些短篇。然而没有人读它们。它们“太压抑”。可它们给我的压抑不及契诃夫所给的一半。大众的口味真令我不解。

维尔加写过好一些小说，其题材、风格各不相同，差别很大。他在1850年前后出生，我相信是死于1921年秋。[2]所以他也是个现代人，同时他又是个古典派。而且同时还是个老式作家。

他的早期小说是些19世纪70年代法国式的作品。有那么一个西西里青年娶那不勒斯姑娘的郁闷故事，到小说的最后一页他才给妻子一个早就该给的耳光。还有那部令人憎恶的《真虎》，讲的是一个俄国女伯爵——也许是女公爵，管她是什么——来到佛罗伦萨，被西西里青年诱入爱河，可怕的事情接踵而来：那个古怪女子患肺结核奄奄一息，男子稀奇古怪地冲昏了头脑，一派意大利南部的自杀一般的格调。这部作品尽管令人不快，给人的印象还是深刻的。

维尔加自己也是西西里人，来自该岛南部一个偏僻的农村。他是一位绅士，但不富有，可能有些家产。他年轻的时候到过那不勒斯，后来在米兰和佛罗伦萨从事新闻业。他退休之后住在卡塔尼亚，晚年过着孤傲不群的贵族式生活。他个头不高，但长得粗壮，一把红髭又浓又密。他终生未婚。

他的知名作品有两部大部头西西里长篇《马拉沃利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工匠老爷》，以及短篇集《乡村骑士》《乡村故事》等。这些作品和中篇《黑帽雀的故事》一样，都以西西里为背景。谈到这本小书，前些天意大利文学圈里一位年轻的头面人物在罗马对我说：噢，是的，维尔加嘛，他的有些东西还像回事！但是《黑帽雀的故事》这样的东西现在看来有点儿荒谬。

但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它太感伤。但它并不比《苔丝》更感伤。而且在我看来，这些感伤是属于书中那些西西里人物的，是合乎作品的要求的，正如狄更斯的《圣诞欢歌》或者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中的感伤合乎作品的需要一样，如果你乐意，不把它们一笔勾销的话，你也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是“荒谬的”。

和所有意大利人一样，维尔加的困惑是他似乎从来都拿不定主意自己该何去何从。当人们读到曼佐尼的作品时，不免疑惑他是不是更“哥特式”或者德国式，而不是意大利式。同样，维尔加似乎也假借了某种生活形态，不过这一次是从法国人那里借来的。邓南遮也一样，人们难以相信他真的是他自己。他给人一种“演戏”的印象。现在皮兰德娄还在继续这种游戏。意大利人总是那样，总是搬弄别人对生活的看法。哈代、梅瑞狄斯、狄更斯之类的人，他们和意大利人一样感伤和造作，方法却是自己的。只不过他们的造作和感伤恰好打的是我们自己的牌子。

诚然如此，人们也许还是会觉得，哈代、梅瑞狄斯、狄更斯、莫泊桑，甚至龚古尔、布尔热[3]之类的人，尽管有其造作的一面，但仍然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生活。而意大利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总是借人家的眼睛去看，因而很多属于他人的感情趁着借来的眼光进入了他们的作品之中。

这就是维尔加的缺憾。但另一方面，他写的任何东西中都有一种属于维尔加的古怪个性，非常独特，非他人可比。然而，对人物的总的看法则不大像他自己的。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他自己的。但是他的主导动机却是借来的。

就我所知，这就是意大利文学使人不满意的方面。

所有19世纪文学的主导动机和总的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感情——民主观念或动机。我觉得自1860年以来，甚至自1830年以来，意大利人就一直在从北方国家借来他们理想的民主，并且还没有通过他们的移植就往民主中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其中有一些最了不起的为民主而殉难的人物就是土生土长的那不勒斯人。但是，借他人的眼光来过自己的生活的企图似乎是错误的。

维尔加的第一部西西里小说《马拉沃利亚一家》就属于这一类型。它被认为是他最了不起的作品。它是一部上乘之作，但它有先入之见，而且是片面的，因而是过时的。在这部作品中，穷人的悲剧性命运讲得太多太多。它有点沉湎于下层人的悲剧之中。它属于“下层人”是最流行的事物的时代。马拉沃利亚一家是下层人中的最下层。海滨的西西里人，渔夫、小商小贩，关于他们的卑微生活的悲剧堆积得过多，简直泛滥成灾。此书的美国版的标题是《欧楂树边的屋子》，至今仍有出售。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是一幅描绘西西里贫穷生活的优美画卷，写的就是卡塔尼亚[4]。这画卷就像勒帕日的那些悲伤寒碜的绘画。不过它的确是一幅真实的画面，与文学中的任何其他东西都不相雷同。在那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中——甚至在《包法利夫人》中，更不用说在巴尔扎克的早期作品《幽谷百合》中——人们都得去掉百分之二十的悲剧。狄更斯的作品中如此，霍桑的作品中如此，任何时代的任何大作家的作品中都是如此。那么维尔加又怎能幸免呢？将《马拉沃利亚一家》中的悲剧成分砍掉百分之二十试试，看留下的将是一部多么伟大的作品。大多数有活力的作品尽管作者怎么拼命非难仍然是活的。想一想《呼啸山庄》。它对意大利人而言就像《马拉沃利亚一家》对我们而言，不可能不是如此。但它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现实主义的缺憾（维尔加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就在于，如果作家是一位像福楼拜或维尔加一样真正技术超群的人物，他就试图将自己的悲剧观念差强人意地塞到比他自己小得多的人物身上。我认为《包法利夫人》的致命弱点就在于，爱玛·包法利及其丈夫夏尔这样的人物太卑微，不可能承受得了福楼拜的悲剧观念的重荷。爱玛和夏尔·包法利是一对小人物。福楼拜却不是小人物。但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不相信“英雄人物”，所以福楼拜就强行将他深沉而辛酸的悲剧意识倾注到这位乡村医生和他不安分的妻子的那层薄薄的皮中去。结果出现了脱节。《包法利夫人》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一幅非常精彩的生活画面。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抱怨，那就是，福楼拜伟大的悲剧灵魂却用爱玛和夏尔·包法利这样非常平凡的人物来体现。这不相称。要克服这种不相称感，你就得用各种各样的遗憾来缝合，而遗憾的缝口却是遮掩不住的。

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灵魂借王公大臣来体现，这不是出于势利，而是出于天然的亲和力。你不可以把伟大的灵魂注入普通人体内。普通人有普通的灵魂。福楼拜和维尔加对包法利夫妇和马拉沃利亚一家的所有高贵的同情并不能使包法利夫妇和马拉沃利亚一家摆脱普通人的地位。因为他们是普通人而不是英雄人物，所以才有意选择了他们。作者强调下层人物的可贵之处。但他们又不得不将自己的可贵之处中最可贵的部分借给这些下层人物，下层人物根本就来不及表现他们自己的可贵。

所以，如果《马拉沃利亚一家》过时，《包法利夫人》同样过时。它们都属于19世纪的“感情—民主”和“下层人可贵”的时代。那个时代对现在而言太老式。我们的感情受“下层人物可贵”的思想的冲击至今仍然太大。只有当这种感情已远离了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像接受狄更斯或者理查森的作品一样用不受约束的心灵不偏不倚地接受《包法利夫人》和《马拉沃利亚一家》。

但是《堂杰苏阿多工匠老爷》却不像《马拉沃利亚一家》一样将下层人物视若珍宝。在这部作品中，维尔加要对付的不是极度的贫困，也没有称之为悲剧。相反，他对贫困还有点儿不耐烦。他得靠一个英雄人物来取胜，来为他赚一大堆钱，然后拜倒在钱堆之下。

堂杰苏阿多老爷踏入生活之时只是个光着脚丫的农家小子，根本就不是老爷。他发了大财。但是他从钱财那里得到的却只有满肚子的苦水，这苦水置他于死地。

维尔加肯定知道现实生活中堂杰苏阿多的那位原型人物。我们在《乡村骑士》这一精彩的现实主义故事中见过他，一个胖乎乎的小农民，他压榨雇工，成了家财万贯的富翁，如今得了病，在劫难逃。这小家伙没有一点儿英雄气概。他有贪婪无止的欲望，但堂杰苏阿多的那种富有魅力的个性却一点儿没有。

堂杰苏阿多是有魅力的，还有点儿英雄气概。尽管如此，作者不允许他以老式的英雄面貌出现，不允许他妄自尊大、居高临下、鹤立鸡群，只允许他具备超人的品质，尤其是超人的力量。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使人成为英雄。英雄必须是天赐的英雄，而且必须自知天降大任。甚至查理大帝的二十一位武士也可以看作是旧式英雄的范例，他们自知责任重大。哈姆雷特也是如此：“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把它重新整好！”[5]尽管哈姆雷特什么也没有重新整好，但他感觉到了那种责任。这也是所有英雄都必须感觉到的。

但是堂杰苏阿多、裘德和爱玛·包法利是不允许感受到这些的。他们感受到的不比任何人多，这是命中注定。这是由于他们属于现实主义世界。

堂杰苏阿多只是个平凡人，只有不平凡的精力。这当然是作者有意为之。但是他是西西里人。难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民主现实主义时代已经避开了缺少英雄人物的窘境，人人都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这是通过我们所谓“主体强度”来实现的，在这一劳什子“主体强度自己是自己的英雄”方面，俄国人拉着我们走得最远。最卑贱的偷儿扒手也对自己的灵魂如醍醐灌顶，逼得我们在他面前躬腰曲背，他心中那想象出来的灵光在闪闪发亮呢。这几乎就是俄国文学的一切：匹夫匹妇心灵中的熠熠光华。

当然，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你的灵魂是会闪光的。这就是俄国人的作品如此受宠的原因。无论你是一个多么蹩脚的动物，你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人那里学到怎样获得地球上最柔情、最独特、最闪闪发光的灵魂。所以你也可能是自己心中最显赫的人物。这是所有人都心中藏之的目标。英雄则将它公之于众。匹夫匹妇心中也有这种想法，在公开场合却会说：当然，我不比任何人强！他的这一表白就说明他根本就不这么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契诃夫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心底里认为，自己是无与伦比的，是绝对独一无二的。

而在此处这些西西里人身上，你看到的截然相反。这些西西里人根本就没有一点主体意识，没有一点灵魂。当然，灵魂中那可笑的小小的异己自我应排除在外，通过祈祷，它可以从地狱升入天堂，因而它同样是客体方面的。

西西里人，据我们对这一词语的理解而言，是没有任何灵魂的。他没有我们这种主体意识，对他自己不是那么一往情深。在他看来，灵魂是一些在热砖头上蹦蹦跳的不自在的裸体小人儿，最终获得允许，升入一个有音乐、有鲜花、有假装神圣的人群的花园，也就是天堂。耶稣是一个被一大帮外国佬与恶棍钉上十字架的人物，如今他能帮你与那些小丑恶棍对着干，与那些巫婆术士分庭抗礼。

自己折磨自己的耶稣，自己折磨自己的哈姆雷特纯属子虚乌有。人为什么折磨自己呢？堂杰苏阿多不禁问道。这世界上折磨他的流氓恶棍难道还不够多吗？

当然，我说的是五六十年前维尔加时代的西西里人，后来他们朝美洲大量移民，又大量回归，带回了美钞和有一点点自我意识的灵魂，至少在政治方面有点儿自我意识。

可见《堂杰苏阿多工匠老爷》中的情形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适成对照。除荷马之外，难以想象还有谁比维尔加更不像俄国人。然而，维尔加和俄国人一样抱有相同的怜悯之情。而且和俄国人一样是现实主义者。他不能容忍英雄，也不会向天上或者地下的神祇乞怜。(https://www.daowen.com)

现在的西西里人被认为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接近古希腊人的人，那就是说，他们是地球上与古希腊人血统最近的后裔。在如今的希腊已经没有希腊人。血统最近的是西西里人，东部和东南部的西西里人。

如果你想到这一点，堂杰苏阿多·莫塔可能真是一位现代背景中的希腊人，只不过他的智力不那么发达。但是许多希腊人的智力也不发达。而且他还具备希腊人的精力、敏锐和活力，具备同样的对财富的强烈欲望，同样的抱负，同样的乐观，同样出奇的坦率，从来不曾真正不加掩饰地束缚自己。他一点儿也不像意大利人一样鬼鬼祟祟。相反，他很精明，他的精明和希腊人气质使他不可能让别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但他具备某种坦率气质，远比意大利人坦率。而且远不像意大利人畏首畏尾。他的英勇和果断都是西西里式的，而不是意大利式的，他那无拘无束的男子汉气概也是如此。

他的希腊气质首先体现为他不承认什么灵魂或者虚玄的理想。古代希腊人心向往之的是给人留下一个敢作敢为的深刻印象，而不是实现某个高贵的目标。他们喜爱事物辉煌的外观，喜爱色调华丽的词汇。在他们看来连悲剧也是豪华的一种体现，而不是使人郁闷不乐的东西。他们不会心忧愁人憔悴，而且，除非某位复仇女神前来兴师问罪，他们对罪过不屑一顾，自己的罪过也好，人家的罪过也一样。

至于让灵魂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才不是那样的傻瓜。

可是啊，我们的时代是灵魂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灵魂付出了代价，而灵魂对青年人的重要性就正如药石之于为健康而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如果你对自己的灵魂都不闻不问，那么你还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堂杰苏阿多就是对他的灵魂不闻不问。他就是那样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实在，就好像所有属于太阳的人。人在阳光之下是实在的，在雾中和雪中则容易想入非非。想入非非主要是一个外套的厚薄问题。

当你来到锡兰，你就会认识到这点，对那些晒得黝黑的僧伽罗人[6]来说，连佛教也纯粹是一桩客观的事情。而我们硬要千方百计地唱出超凡脱俗的高调，把它说成是主观的。

这样，你就清楚了主人公的背景。《堂杰苏阿多工匠老爷》的南西西里背景可能是现代文学中最接近真正的中世纪的，就连格拉齐娅·黛莱达的撒丁岛式中世纪风情也无法与之匹敌。[7]你能读到波旁时代[8]的西西里，也能读到那不勒斯王国[9]时代的西西里。这个岛屿出奇的贫穷，出奇的落后。除城镇之外，真的连供装有轮子的交通工具行驶的道路也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有轮子的交通工具——既没有双轮马车，也没有四轮马车。什么东西都驮在驴或者骡的背上，人外出就骑马或者步行；要是有人病了，就坐在骡轿上去就诊。土地归大地主所有，农民几乎是农奴。乡下就是如此荒凉与贫穷，而在巴勒莫的公爵府里却和在俄罗斯一样富丽奢华。

然而，跟俄罗斯，这里比又相去甚远。这里没有一望无际的荒野的北方，只有古老的地中海在锁闭着，在小心谨慎地守护着。多少世纪以来，地中海边的人民都生活在警戒之中，生活在紧张的戒备之中，他们守护着，他们小心谨慎，总是小心谨慎，总是孤零零的。时至今日，在那些村庄里依旧是冷漠的、孤单的，人人都在心里对别人敬而远之；即使那些回乡的“美国人”，情形也是如此。

这跟俄罗斯人真是截然不同，书中的俄罗斯人民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彼此端茶倒水，彻夜不睡地倾诉衷肠。在西西里，每当夜幕降临，几乎人人都缩进了自己的屋子里。只有在炎热的夏天，在那些黑夜多少变成了白昼的日子才有所例外。

在有些人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阴暗、肮脏、冷酷和乏味。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灵魂和启蒙。连一个文明人也没有。即使有，他也肯定早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不可能留得下来。

对那些寻找启蒙的人来说，真的太乏味。但是如果你对生活还有一点点感知体悟，而不是像俄罗斯人一样只有精神觉悟，一味的精神，精神——如果你对南方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点点欣赏能力，那么你将发现《堂杰苏阿多工匠老爷》是多么奇特、深沉、引人入胜。也许我曾经感受到的最深沉的怀旧情绪就是在读维尔加的作品时对西西里而发的。而不是为英格兰或者别的地方而发——对美丽的西西里的这种情感渗入了血液的最深处。它是如此美丽，如此明快，真像古代希腊人的阳刚之美。

可是这些人的生活看上去又是那么肮脏、空虚和卑贱，就像虫子在蠕动。然而，当你走出村庄里那灰暗肮脏的墙壁，大地向外延伸出去，在阳光之下是多么美丽。这里的人们彼此孤立，也有某种古代希腊人似的质朴、无忧无虑和果敢强悍。只有当他们捆到一起成了城镇居民，他们才是肮脏的。在乡野之中，他们却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就像《奥德赛》中的那些流浪者。他们的各种交往都是奇妙的、直接的、实在的。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影响却非常清楚。

这全取决于你在寻找的是什么。照我们看来，堂杰苏阿多与迪奥坦塔的未了情缘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对感情根本就不屑一顾，或者说几乎不屑一顾，像是希腊人再生。但这其中有一种不受感情影响的奇特的凄凉之美，像雷切尔或丽贝卡。[10]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当时人类能意识到自己的亲人，但对自己的感情还只有一种非常模糊的意识。你不可能意识到感情，因为你没有。

堂杰苏阿多看上去如此强健有力，如此充满潜力。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且他从来也不说什么。俄罗斯人则恰好相反，他们谈呀谈呀，谈个不停，这是没有力量的表现。

这部作品以一种悲惨的、现实主义的悲剧而告结束。你可能觉得这本书什么也没有讲，维尔加不值得为堂杰苏阿多而如此煞费苦心。

但那是因为我们是精神势利者，并且认为，因为人能冒出“是生存还是毁灭”之类的话来，所以他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可怜的堂杰苏阿多从来没有听到过“是生存还是毁灭”，而且即使听到过，他也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他盲目地生活着，全凭血与肌肉的躁动，全凭灵性与意愿而生活，从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如果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他会不会强一些呢，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