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特色
我们喜欢把老式样的美国经典作品看成是儿童读物。这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气。旧的美国艺术语言中包含着一种异国特色，这种特色属于美洲大陆而不属于任何其他地方。不过，如果我们坚持把这些作品当作儿童故事来读，那我们当然就会与这种特色失之交臂。
有人不禁会想，在公元3、4世纪或者此后的年代，那些罗马文人雅士在阅读卢克莱修、阿普列乌斯、特尔图利安、奥古斯丁或者阿塔那西奥斯[1]的那些古奥文章时，他们到底从中领略到了什么。西班牙境内伊比利亚人怪腔怪调的声音、迦太基古城的怪诞、利比亚人与北非人的偏激易怒，可以肯定，这些东西那些古罗马的正人君子根本就不曾听到过。他们的眼睛在读这些东西，心里却在下着老一套的拉丁式结论，我们正是如此，我们读的是坡或者霍桑，得出的却是老一套的欧洲式结论。
听一个新的声音是令人难受的，其难受的程度不亚于听一种不知所云的外语。我们才懒得去听呢。往日的美国经典文学中有一个新的声音，整个世界都拒绝听它，却在唠叨着儿童故事。
为什么？——因为害怕。这个世界害怕一种新的体验胜过害怕任何东西。因为一种新的体验要排挤掉许许多多旧的体验。这就好比从来不曾动用过的或者长年以来一直在变僵硬的肌肉，一下子要把它派上用场，疼得够呛的。
世界并不害怕一种新思想。它可以把任何新思想束之高阁。但是它不可能把一种真实的新体验束之高阁，它只能躲避。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大躲避者，美国人则是最大的躲避者，因为他们连自己的本性自我都躲避。
以往的美国作品中有一种新情感，比现代美国作品中的要丰富得多，现代美国作品中那方面的情感也相当缺乏，而且还引以为自豪。以往的美国经典作品中有一种“不同的”情感。这是从旧精神向新事物的转移，是一种改变。而改变是令人痛苦的。这种改变就令人痛苦。于是我们就像包扎割破了的手指一般把它裹起来，用一块破布将它缠了一圈又一圈。
这也是一种刀伤，割掉了旧感情与旧意识。别问留下的是什么。
艺术语言是唯一的真实。艺术家常常是个该死的撒谎的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还算得上艺术的话——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这才是要紧的东西。什么永恒的真理，去他的。真理常变常新，柏拉图的话昨天还是顶呱呱的，今天则多半变成了胡言。
老一辈的美国艺术家是些无可救药的撒谎的家伙。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毕竟还是艺术家。而如今大多数的职业作家则未必算得上。
读《红字》的时候，随便你喜欢怎样做都行，你可以接受霍桑的那个嘴巴甜甜、眼睛蓝蓝的小宝贝替他自己说的话——他和所有小宝贝一样说假话，你也可以通过他的艺术语言领悟那无懈可击的真实。
奇怪的是艺术语言一个劲儿地支吾搪塞，我的意思是，它净说些鬼话。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对自己撒谎。艺术就是通过某种模式的谎言编织出真实的。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摆出几分耶稣的姿态，却又最真实不过地流露出他自己无时无刻不有的小小的恐惧。
艺术的确是要耍些花招的。不过，谢天谢地，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是能够看穿这些花招的。艺术有两大功能。首先，它提供某种情感体验。其次，如果我们有勇气面对我们自己的感情的话，它就成了一座实实在在的矿藏。我们体验到的情感多得令人腻烦，但是我们从来也不敢把它们背后的真实挖掘出来。这种真实不管同我们的孙子辈有没有关系，但同我们肯定是有关系的。
艺术家通常是——或者说习惯于——强调道德上的教训，并且用它来装点故事。而一般说来，故事强调的却是另一个方面。艺术家的教训与故事的教训完全是对着干。绝不要相信艺术家，要相信故事。批评家的本分是把故事从创作它的艺术家那里解救出来。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在这几项研究中的职责：把美国人的故事从美国艺术家那里解救出来。
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位美国艺术家吧。首先，如果他到了美国的话，他又是怎样到的？他为什么不和他父亲在他之前做过的一样继续做个欧洲人？
现在听我说，别听他的。他会给你讲一些正中你下怀的谎话。这也有你的错，因为你在期待着谎言。
他并不是为追求信仰自由而来。在1700年，英国的信仰自由比美国还要多，是那些想要自由于是就留在家里为之而奋斗的英国人赢得的。的确得到了。信仰自由吗？去读读新英格兰初创的那一百年的历史吧。
到底是什么自由？自由人民的国土！[2]好一块自由人民的国土！嗨，如果我说了什么惹他们不高兴，这伙自由的暴徒会把我私刑处死，那就是我的自由。自由吗？我可从来不曾见过在哪一个国家人人被他的同胞吓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的。那是因为，正如我所说过的，只要他露出异己行为，他们就随时可以自由地用私刑将他处死。
不自由，不自由，假如你喜欢打听维多利亚女王的幕后真相，你就打听你们自己的试试。
那些前辈移民[3]和后继者绝不是为了信仰自由而来到这里的。他来到这儿时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呢？自由制度，你能这么叫它吗？
他们不是为自由而来。或者说，他们是为自由而来，但又痛苦地背叛了自己。
那好吧，他们为什么而来呢？原因有许许多多。可能性最小的原因也许是为了追求任何一种自由——那就是说积极的自由。
他们来多半是为了逃避——就那么个最简单的动机。逃避。逃避什么？说到底是为了逃避他们自己。逃避一切。那就是大多数人之所以来到美国，而且仍在源源而来的原因。要逃避他们现在和过去的一切。
“从此以后不再受主人管制。”
说得倒是挺好的，但这不是自由。恰好相反，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束缚。在你真正明白你想积极地成为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前，你是不会自由的。在美国，人们一直都在叫嚣他们是怎样的人，其实他们并不是。当然，除非他们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百万富翁。
但是，移民运动毕竟还是有积极的一面。多如洪流的移民乘船横跨大西洋，从欧洲涌向美国，他们并不简单地是为了追赶厌恶欧洲和欧洲的生活方式的种种束缚的潮流。我相信，这种厌恶以往是、现在仍然是移居国外的首要动机。但是总是事出有因，就连厌恶也有它的缘由。
有的时候，人似乎有一种摆脱任何形式的控制的狂热。在欧洲，真正的主人是古老的基督教。教会和真正的贵族负责确立基督教理念，他们做得可能不是很正规，但毕竟是由他们负责的。
教权、王权、父权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摧毁了。
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候，横越大西洋的大流动开始了。人们当时摆脱的是什么？欧洲的古老权威吗？他是在挣脱权威的镣铐，逃往一种新的、更完全无拘无束的生活中去吗？也许是。但不仅仅如此。
自由好是很好，但是没有主人，人们就无法生活。主人总是有一个。只不过人们要么是信服他，生活在快乐和驯服之中；要么是希望暗暗地推翻他，生活在摩擦和对抗之中。在美国，这种摩擦和对抗素来就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它给了美国北方佬一股活力。正是源源不断地涌来的奴性的欧洲人为美国提供了驯服的劳动阶级。真正的驯服并不比第一代移民持续得更久。
但在对岸的欧洲，老主人稳坐交椅，俨然一位父亲。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反叛欧洲古老父权的意识。然而，没有一个美国人觉得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它的统治。因此，美国人的反抗就表现为迟钝、压抑的忍耐。于是便有了这种在迟钝、压抑的服从中对欧洲老主人的逐渐瓦解，这种不情愿的臣民，这种始终如一的反抗。(https://www.daowen.com)
不管你是别的什么人，都要摆脱主人的管束。
卡、卡、卡力班，
找个新主人，当个新好汉。[4]
逃亡的奴隶，利比里亚或者海地共和国的人民，我们可以这么说。利比里亚讲够了！我们得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吗？一个逃亡奴隶的庞大共和国。当你把大帮大帮从东欧来的也算上时，你蛮有理由说它是一个逃亡奴隶的庞大共和国。但是没人敢这么说那些前辈移民，说那群追求理想的伟大美国前辈，说那些受思想折磨的当代美国人。一个逃亡奴隶的庞大共和国。当心啊，美利坚！还有少数认真的、折磨自己的人。
这些摆脱了主人的人。
卡、卡、卡力班，
找个新主人，当个新好汉。
那么，当那些前辈移民横越那如此阴森可怖的大海而来时，他们是为了什么呢？嗬，他们是怒气冲冲而来的。对欧洲，对欧洲的古老权威，对国王、主教和教皇都厌恶到了极点。还有别的。当你深入地看看，还有别的原因。他们是些性情忧郁、喜欢支配别人的人。他们要的是别的东西。也许不要国王，不要主教，甚至全能的上帝也不要。而且，也不再要随文艺复兴而来的新“人道”。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在欧洲是那么招人喜爱的新自由。他们要的是严酷无情而绝不是轻松自如的东西。
美国从来没有轻松舒适过，现在也不轻松舒适。美国人从来就生活在紧张之中。他们的自由完全是一种属于意志的、紧张的东西——一种规定“你不可”的自由。[5]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这是一个规定“你不可”的国度。只不过第一诫是：“你不可以主人自居。”民主就是由此而来。
“我们不受主人管制。”那就是美国鹰的尖叫声。它是只母鹰。
西班牙人拒不接受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自己，所以美国的大部分地方都挤满了西班牙人。
美国北方佬同样断然拒绝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人道主义。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憎恨主人。其次，他们憎恨在欧洲四处洋溢着的那种悠然自得的性情。在美国人的灵魂深处总是笼罩着一种忧郁不安的情绪，在美籍西班牙人的灵魂深处同样如此。这种忧郁不安以往憎恨、现在仍然憎恨古老欧洲的天真率直，幸灾乐祸地眼看它泯灭。
每一个大陆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伟大的地方特色。每一个民族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这地域是家，是故园。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生命激流、不同的振动、不同的化学蒸发物、不同星球的不同磁极——随便你怎么叫它都行。但是地方特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尼罗河谷不仅生产出五谷，也产生了那些奇妙的埃及宗教。中国出中国人，而且还会继续繁衍。旧金山的中国人总有一天会不再是中国人，因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
意大利一度拥有一个巨大的磁极，就在罗马城里。但是这磁极似乎已经消亡。因为即使地域也会消亡的。大不列颠岛上有过奇特的地磁力或者磁极，造就了不列颠人。眼下，这一磁极似乎正在破灭。英国会消亡吗？假如英国消亡了又会怎样？
人们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自由；啊，远不那么自由。最自由的人也许是最不自由的人。
人们在生机盎然的家园的时候是自由的，在漂泊和摆脱家园时则不自由。当人们听从深刻的、内在的宗教信仰时，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打心底里听从。当人们生活在一个有生气的、有机的、有坚定信仰的群体中，积极去实现还没有实现、也许还没有意识到的目标时，他们是自由的。当他们逃往西方时则不自由。最不自由的才一边往西逃一边高呼自由。人最不想自由时最自由。呼喊声就是链条声，向来如此。
人在随心所欲时是不自由的。一旦你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没有什么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了。人们只有在做着内心最深处的自我喜欢的事情时才是自由的。
而这就得认真探索最深处的自我！就得潜入深处。
因为最深处的自我在无底的深处，而有意识的自我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想要自由，就得抛弃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幻想，就得去寻找“它”想要做到的事情。
但是你想要做“它”喜欢做的事，就必须首先破除老主宰的魔法，破除“它”这个老东西。
也许在王权与父权衰落的文艺复兴时代，欧洲逐渐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半真半假的真理：自由与平等。那些去美国的人也许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把旧世界全盘抛弃，去了一个比欧洲强的地方。自由在美国历来都意味着摆脱一切管束。真正的自由只有当美国人找到“它”，也许进一步完善了“它”的时候，才会开始。“它”就是人的内心最深处的完整的自我，是完整无缺的自我，而不是理想的一半。
那就是前辈移民当时来到美国的原因，也是我们现在来的原因。受“它”的驱使而来。那无形的风就像驱赶成群结队的蝗虫一样驱赶着我们，就像无形的磁力吸引候鸟朝一个预先并不知道的目的地迁移一样吸引着我们，我们无法看见。但是它的确存在。我们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可以随心选择，任意决定。“它”为我们选择，替我们决定。当然，除非我们是刚刚逃出来的奴隶，而且对我们既定的目的盲信到了庸俗的地步。但是如果我们是活生生的人，与生命之源联系在一起，“它”就会驱赶我们，使我们做出决定。只有在我们听从“它”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当我们抗拒“它”，认为我们可以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时，我们就像被复仇女神追赶的俄瑞斯特[6]一样，只能四处逃窜。
尽管如此，当伟大的时代开始之时，当美国人终于发现了美国和他们的完整的自我之时，仍将有不计其数的逃亡奴隶要考虑——那些没有可以确信的既定命运的人。
在美国哪一方会赢呢，是逃亡的奴隶，还是完整的新人？
真正的美国时代还没有开始。或至少可以说，太阳还没有升起，它至今还是一种虚假的黎明。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的进步意识里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欲望：废除旧东西。废除主人，发扬民意。而民意不过是一种虚幻之物，所以发扬它也没多少意义。所以，不过是借民意之名来摆脱主人的管束而已。当你摆脱了主人，留给你的就只有民意这样一个空洞的词语。然后你停下来想想自己，努力找回你的完整性。
关于美国人的清醒的动机和他们的民主就谈这么些吧。民主在美国不过是用来摧毁欧洲的老主人与欧洲精神的工具。欧洲的潜势一经摧毁，美国的民主就会烟消云散。美国就会真正起步。
美国人的意识迄今还是一种虚假的黎明，是民主的理想的反面。但是在它的下面，与这种公开的理想相反的“它”已经初露端倪，略显形迹。“它”就是美国人完整的灵魂。
你得扯下罩在美国人言论上民主、理想的外衣，看看下面的“它”那黑不溜秋的身子到底是什么货色。
“从此以后不再受主人管制。”
从此以后受主人管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