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 数智赋能背景下大学生信息技术认知及使用研究
乔治和詹姆斯（2009）编制的信息技术认知及使用调查问卷，与笔者关注的信息素养内涵基本一致。因此，笔者（李继燕，2014）在乔治和詹姆斯（2009）的调查问卷基础上略作修改，修改后的问卷分为两部分：一是个人简介，包括性别、年龄、手机与电脑的拥有情况；二是信息素养，共8个大项，48个小项。问卷的基本情况及信度见表2-1。基于修改后的问卷，以河北省某高校422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以下问题：①大学生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各项活动的水平、意愿、有用度认知如何？是否感到焦虑？信息技术知识来源是什么？②与传统媒介（如纸、笔）相比，学生倾向于使用技术媒介（如手机、电脑）的程度如何？③大学生信息技术的多个方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和交互影响？
表2-1 信息素养调查问卷基本情况及信度
注：带*项进一步分为高低水平组。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22 份，回收有效问卷 398份，其中男生 201份，女生 197 份。数据经初步处理后输入电脑，首先利用 SPSS 19.0对各项进行描述性分析，探讨大学生的信息技术认知及使用状况。进而，对所收集数据进行t 检验、相关性分析和双因素方差分析，以确定大学生在信息技术认知及使用上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1.大学生的信息技术使用水平现状
Prensky（2001）认为当代学生是“数字原住民”，具有很高的技术使用水平。如果这种观点符合中国学生的现状，那么调查数据应显示较高负偏度值及较高均值（5为最高值，3为中间值）。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偏度值为负且均值较高的活动依次为：下载影音制品（Q8，SK=-0.799，M=3.97），手机上网（Q2，SK=-0.672，M=3.94），下载软件（Q 9，SK=-0.650，M=3.78），电脑上网（Q3，SK=-0.459，M=3.74），用电脑发邮件（Q 5，SK=-0.304，M=3.40）。其余活动的均值接近或低于中间值，偏度值接近零或为正，按其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字编辑处理（Q 6，SK=0.044，M=3.03），连接外部设备（Q10，SK=0.034，M=2.98），数据编辑处理（Q 7，SK=0.374，M=2.78），盲打（Q1，SK=0.550，M=2.53），用手机发邮件（Q 4，SK=0.843，M=2.16）。
分析发现，学生上网、用电脑发邮件及下载资料等活动水平较高，而盲打、文字及数据的编辑处理、安装硬件及手机发邮件等活动水平较低。从数量上看，水平较高的活动与水平较低的活动相当。从数值上看，即使水平较高的活动，其均值也未达到很高水平，均值仅在3—4之间。由此可见，大学生总体的信息技术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原住民”，未能完全掌握信息时代的语言。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学生手机上网水平略高于电脑上网水平，下载影音制品水平略高于下载软件水平。该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学生可能把使用频率与使用水平混为一谈。
2.大学生的信息技术焦虑感
数据显示：学生在上网（Q12）时几乎感受不到焦虑（M=1.65），在盲打（Q11）时略微有焦虑感（M=2.40），在电脑上考试（Q13）时焦虑感较高（M=3.75）。然而，应谨慎对待电脑考试焦虑感相对较高的结果，因为学生可能会把对考试的焦虑误认为是对电脑本身的焦虑，而实际上学生对电脑本身几乎不焦虑。
由此可见，学生的信息技术焦虑感整体较低。尽管学生实际使用信息技术的水平未达到“数字原住民”的标准，但他们已经适应了信息技术在生活学习中的出现，至少在心理上达到了“原住民”的水平。
3.大学生的信息有用度认知
有用度认知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对现有学校课程是否有用的认知（Q14—Q17）及信息通信技术对未来是否有用的认知（Q18—Q20，Q 48）。就现有具体课程而言，学生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在外语学习中发挥一定作用（Q14，M=3.39），但在其他课程中作用不大：数学（Q15，M=2.07）、理科课程（M=2.59）、语文（M=2.55）。由此可见，学生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信息通信技术在具体课程中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们高度认可信息通信技术在未来的个人生活（Q18）、工作（Q19）、学习（Q20）中的作用（M=4.32，M=4.43，M=3.98），而且几乎一致认定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信技术教育将在未来发挥极大的作用（Q 48，M=4.31）。
这一结果看似矛盾实则合乎常理。笔者认为，当前信息通信技术的教育应用多数停留在CAL阶段，学校教育中传统教学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学生并未切身体会到信息通信技术所起的作用，但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使学生从主观上意识到未来信息通信技术将占据主导地位。
4.大学生的信息技术使用意愿(https://www.daowen.com)
技术使用意愿（willingness to use technology）的概念是乔治和詹姆斯（2009）受交流意愿（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MacIntyre，et al.，1998）启发而提出的，意指个体面对技术媒介（如电子邮件）和非技术媒介（如纸质信件）时选择技术媒介的意愿程度，它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焦虑水平等认知因素及使用水平等技能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学生只有两项活动显著倾向于传统媒介：考试（Q22：75.41%）和查看课堂材料（Q27：62.81%）。在收集参考资料时略微倾向于传统媒介（Q26：56.09%）。在以下三项活动中，学生对两种媒介的倾向性无明显差异：写备忘录（Q21：51.62%），为家庭或社团做预算（Q25：52.04%），算账（Q29：50.15%）。其余五项活动倾向于技术媒介，按倾向性高低依次为：日常通信（Q30：73.06%），与老师交流（Q24：69.63%），演讲或口头陈述（Q28：65.14%），与其他人交流（Q31：61.55%），写长达五页的报告（Q23：57.31%）。
在使用意愿连续体上靠近传统媒介端的是考试、查看上课材料；靠近技术媒介端的是写报告、做演讲、与同辈或老师交流、实时通信（面对面聊天vs网络聊天）；居于中间的是写备忘录、做预算、算账。这种分布既体现了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优势（如PPT的便捷），也体现了传统媒介在某些活动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如考试）。这从侧面反映出学生对信息通信技术从开始接触到逐渐熟悉再到主动使用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5.大学生的信息技术知识来源
学生的信息技术知识来源主要有三种：学校教育、朋辈学习、自主学习。数据显示学生约一半的电脑知识是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Q32：47.16%），从中获得的手机知识却极少（Q33：22.35%）。多数技术知识（包括电脑知识和手机知识）源于自主学习（Q35：56.43%）。朋辈之间较少探讨并共享技术知识：从朋辈处获得技术知识（Q34：39.91%），从朋辈处获得手机知识（Q36：37.10%）；教朋辈电脑知识（Q37，M=2.53），教朋辈手机知识（Q38，M=2.01）。
学校信息通信技术教育获得了学生较高程度的认可，并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朋辈之间相互学习较少的现状出乎意料，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学生之间会广泛讨论并互相学习信息通信技术知识。究其原因，当前教育软件单一的静态信息呈现模式导致软件互动性差，朋辈协作欠缺，学生参与性不强。
6.大学生使用电脑/手机的倾向性
数据显示学生最倾向于使用电脑的活动是上网（Q 42：76.18%），其余依次为：电脑发邮件（Q 47：69.51%）、考试（Q 40：63.50%）、查询课程取消的信息（Q 43：59.60%）。学生倾向于使用手机的活动由高到低为：算账（Q 45：62.91%）、与老师沟通（Q 44：59.87%）、查词典（Q 41：53.97%）。学生付账单（Q 46）时，使用电脑和手机的倾向性相近（50.62%）。学生在各项活动中使用电脑的倾向度均值为53.14%，而使用手机的倾向度均值为46.86%。
学生在不同活动中使用电脑和手机的倾向度不同。从总体上来看，学生对电脑的倾向度略高于对手机的倾向度，如在考试时，电脑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无线网络的不断升级，学生可能会逐渐更倾向于利用手机进行各种活动。
7.信息技术使用水平、焦虑感与使用意愿的相关性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水平、焦虑感与使用意愿是信息通信技术认知及使用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检验了三者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结果显示，焦虑感与使用水平、焦虑感与使用意愿、使用水平与使用意愿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041、0.001、-0.035，p值分别为0.564、0.994、0.618，表明两两之间几乎不相关。尽管两两之间均不具有显著相关性，但焦虑感与使用水平、使用水平与使用意愿呈负相关（r=-0.041，r=-0.03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焦虑感越高、使用水平越低，使用水平越高、使用意愿越低的倾向。
8.使用水平、性别与使用意愿的交互影响
笔者对学生的技术使用水平进行了高低分组（M高=42.07，M低=22.09），以技术使用水平和性别为自变量，以技术使用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以验证技术使用水平和性别是否与技术使用意愿产生交互作用。结果详见表2-2。
表2-2 使用水平、性别与使用意愿的交互作用分析
结果显示，使用水平的主效应未对使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F=0.737，p=0.393）。性别的主效应对技术使用意愿的影响却具有高度显著性（F=8.122，p=0.005），与之前的t检验结果一致。技术使用水平和性别不与技术使用意愿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F=1.949，p=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