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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仅仅把这投注于现代的严厉目光视为一种谴责，我认为是天真的。我顶多会说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揭开了这个时代的模糊暧昧，而这模糊暧昧是降格，但同时也是进步，如同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一样，在诞生之中就已蕴含着终结的胚芽。在我眼中，这种模糊暧昧并未让近四世纪的欧洲因而逊色，更因为我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我对这四个世纪就愈加依恋了。事实上，对我来说，现代的奠基者不只笛卡儿一人，塞万提斯也是。

或许两位现象学家在他们对于现代的评论之中，忽略的正是塞万提斯。对此，我想说：如果哲学与科学确实遗忘了人的存在，这似乎就更清楚了，一门伟大的欧洲艺术因为塞万提斯而成形，而这艺术，正是对这被遗忘的存在进行的探索。

事实上，所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分析的重大的存在主题（他认为整个过去的欧洲哲学都将这些主题弃置不顾），都在欧洲小说的四个世纪里被揭示、展现、阐明了。小说以它特有的方式，通过它特有的逻辑，一一发现了存在的种种不同方面：小说和塞万提斯同时代的作家一起，它提出的问题是何谓冒险；和塞缪尔·理查森[4]一起，小说开始检视“内在发生的事”，揭示情感的秘密生活；和巴尔扎克一起，小说发现了人在历史里头扎根；和福楼拜一起，小说探索了当时仍无人知晓的日常生活土壤[5]；和托尔斯泰一起，小说俯身探视非理性如何介入人的决定和行为。小说探测着时光：小说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一起，探测那无法捕捉的过去的时刻；小说和詹姆斯·乔伊斯一起，探测那无法捕捉的现在的时刻。小说和托马斯·曼一起，质疑神话扮演的角色：来自时光深处的神话，为何遥遥支使着我们的脚步。诸如此类。(https://www.daowen.com)

小说自现代伊始，便恒常而忠实地陪伴着人。“认识的激情”（胡塞尔视之为欧洲精神的本质）于是占据了小说，让小说去细细探索并且保护人的具体生活，对抗“存在的遗忘”；让小说可以永恒观照“生活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下，我理解并且赞同赫尔曼·布洛赫[6]执拗的重复：发现那些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事，这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发现一件至今不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

我还要帮他补充以下这一点：小说是欧洲的产物；小说的种种发现，尽管在不同的语言之中进行，还是属于整个欧洲。延续不断的发现（而不是书写数量的增加）造就了欧洲小说的历史。只有在这个超越国家的脉络下，一部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一部作品的发现所产生的影响）才能全然被看见，全然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