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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吉诃德离开家园，走向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的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这个世界，而只要他愿意，他也可以随时回到家里。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写的都是横越世界的旅程，而世界看似无界无限。小说《宿命论者雅克》[7]的开头，两位主人翁突然出现在半路上；我们既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去。他们处在一个既非开始也非结束的时间里，处在一个无人能知边界何在的空间里，这地方在欧洲的中央，而对欧洲来说，未来永远没有终点。

狄德罗之后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遥远的地平线消失了，有如隐没在现代建筑之后的风景，这些现代建筑就是社会制度：警察、法院、金融与犯罪的世界、军队、国家。属于塞万提斯或狄德罗的游手好闲的幸福时光，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已不复重现。它被打包装上了那辆被唤作历史的火车。这火车上去容易下来难。可这火车还没有任何吓人的东西，甚至，它还有点魅力；它向所有的乘客允诺着冒险，和冒险一同的，还有元帅的令牌。

再后来，对于爱玛·包法利来说，地平线竟然退缩到有如修道院的围墙。冒险在围墙之外，怀旧令人无法忍受。在无聊沉闷的日常生活中，梦与空想日益重要。外在世界的无限失去了，灵魂的无限取而代之。个人的独特性无可取代，这是欧洲最美丽的幻象之一，伟大的幻象如繁花盛开。(https://www.daowen.com)

可是，当历史（或者说那些留下来的东西）——亦即一个全能的社会所拥有的超人力量——占据人心之际，关于灵魂无限的梦就失去了它的魔力。历史不再向人允诺元帅的令牌，它只勉勉强强给人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位。面对法庭的K，面对城堡的K[8]，他能做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事。至少，他能像从前的爱玛·包法利那样梦想吗？不，境遇的陷阱太可怕了，像一台吸尘器，把他所有思想、所有感情都吸了进去：他只能去想他的审判，只能去想他土地测量员的职位。灵魂的无限（如果人有灵魂的话），成了近乎无用的阑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