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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帝缓缓离开他曾经号令宇宙并为其规定价值秩序、分隔善恶并赋予万物意义的那个位置，唐吉诃德也走出了他的家园，他再也认不得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审判者缺席了，世界猝然出现在一片骇人的模糊暧昧之中；独一无二的神圣真理离析为人们赞同的几百个相对真理。现代世界于是诞生，而小说（现代世界的图像与模型）也一同诞生。

与笛卡儿一同将思考的自我（ego pensant）理解为一切的基础，单独地面对宇宙，这种态度，黑格尔理所当然认为是英勇的。

与塞万提斯一同将世界理解为一团模糊暧昧，要起身迎击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一堆真理掺到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象的自我〔ego imaginaire〕里），因此唯一能确定的便是关于不确定事物的智慧（sagesse de l'incertitude），如此所需的力量并不亚于前者。

塞万提斯这部伟大的小说想说的是什么？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在探讨这个主题。有人声称在这部小说里看到唐吉诃德对于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进行理性主义的批判。也有人说在里头看到对于这个理想主义的歌颂。这两种诠释都是谬误的，因为它们想在小说的基础上寻找的不是一个提问，而是一个预设的道德成见。(https://www.daowen.com)

人总是期望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因为在人的身上有某种天生且无法驯服的欲望，让人在理解之前先行判断。种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即建立在此欲望之上。宗教和意识形态无法与小说和平共存，除非它们能将小说相对和模糊暧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必然的教条论述。宗教和意识形态要求人家说出个道理；要么安娜·卡列宁娜的死是因为有个家伙顽固专断，要么卡列宁是因为有个女人不道德而成为受害者；要么K是无辜的，他被不正义的法庭毁灭，要么隐身在法庭背后的是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这般“或许这样/或许那样”之中，蕴含的是对于人类事物本质相对性的无能承受，也无能逼视至高无上的审判者缺席的事实。正因为这种无能，要让人能接受、理解小说的智慧（关于不确定事物的智慧）就成了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