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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演讲提到欧洲的危机以及欧洲人文消失的可能性，这几场演讲是他的哲学遗嘱。他在中欧的两个首都宣读了这些东西。这个巧合具有深刻的意义：事实上，正是在同一个中欧，西方第一次在它的现代史上看到了西方的死亡，或者说得精确些，当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被俄罗斯帝国侵吞时，西方看到它自己的一部分被人肢解了。这个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已种下祸根，哈布斯堡王朝发动战争，导致了这个帝国的终结，从此晃动着衰退的欧洲，永无止境。

最后的和平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人只要对抗他灵魂的恶魔，那是乔伊斯的时代，是普鲁斯特的时代。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9]、布洛赫的小说里，恶魔是从外头来的，我们称之为历史；历史不再像是冒险者的火车；历史是不具个人性、无法操纵、无法计算、无法理解的——而且无人能逃避。正是在此刻（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之后不久），中欧伟大杰出的小说家们领会、接触、捕捉到种种现代的终极悖论。

但是也不能把他们的小说当作社会与政治的预言来读，当作预先出现的奥威尔[10]小说来读。奥威尔对我们说的，在一篇论述的文字或抨击的文章里可以说得一样好（或者好得多）。相反，这些中欧的小说家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事”；他们展示了一切存在的范畴如何在“终极悖论”的境况里猝然改变了意义：如果K的行动自由全然是虚幻的，那么冒险是什么？如果《没有个性的人》里的知识分子对于明日即将扫荡他们生活的战争没有任何猜疑，那么未来是什么？如果布洛赫笔下的胡格瑙对于他做出的杀人行为不仅不后悔，甚至将之遗忘，那么犯罪是什么？如果这个时代仅有的一部伟大的喜剧小说（哈谢克的小说），它的舞台是战争，那么喜剧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K甚至在他做爱的床上也甩不掉那两个城堡派来的人，那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孤独又是什么？一个重担？一种焦虑？一种诅咒？如同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般？或者相反，孤独是最珍贵的价值，即将被那无所不在的集体性摧毁？(https://www.daowen.com)

小说的历史分期都很长（和流行趋势狂热的变化毫不相干），这些分期的特色依据的是小说首先要检视的存在的种种方面。于是，福楼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现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要到七十年之后才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巨作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五十年前，由杰出的中欧小说家开启的时期（终极悖论的时期），在我看来，距离结束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