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刚刚说的这个故事，人们会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卡夫卡式的故事。这个来自艺术作品的用语，仅由一位小说家的形象所决定，这个用语仿佛唯一的公约数，叙述着那些没有其他任何字词可以捕捉的处境（既是文学亦是真实的处境）的共同特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无法给我们提供解开那些处境的钥匙。
可是卡夫卡式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试着描述几个方面：
首先：
工程师所面对的权力，它的特性是一座一望无际的迷宫。工程师在它无穷无尽的长廊上，永远走不到尽头，也永远找不到那个写下致命判决的人。于是他的处境跟面对法庭的约瑟夫·K或是面对城堡的土地测量员K一样。他们都在某个世界的中央，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迷宫般的巨大机构，但他们却无法躲避，也无法理解。
在卡夫卡以前，小说家们经常揭露种种机构的面貌，将之视为不同的个人或社会利益冲撞的竞技场。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机构是服从于其自身律法的机制，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些律法是何人于何时制定的，这些律法跟人类的利益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这些律法是无法理解的。
其次：
在《城堡》第五章，村长为K巨细靡遗地说明关于他档案的长篇故事。我们长话短说：约莫十年前，城堡向村政府提出申请，说要雇一位土地测量员。村长的书面回复是否定的（没有人需要任何土地测量员），但这份书面回复却流落到另一个办公室，于是，官僚主义的重重误解构成了这个极度微妙的游戏，延续了漫漫数年，一天，由于疏忽，邀请函寄到了K的手中，而此刻所有相关的单位正好都已经动手把这份无效的旧提案清理掉。经过漫长的旅程，K于是因为错误而来到村里。更过分的是：由于对K来说，除了这个城堡和村子，他没有其他任何可能的世界，于是他的全部存在也只能是个错误。
在卡夫卡式的世界里，档案就像是柏拉图式的思想。它代表着真正的现实，而人的肉体存在却只是幻象在屏幕上投射的影子。其实，不管是土地测量员K也好，布拉格的工程师也好，他们都只是他们的档案卡片的影子；他们甚至远比这个还不如：他们是档案里的一个错误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们这种影子，甚至连作为影子而存在的权利都没有。
但是，如果人的生活只是个影子，而真正的现实在别处，在无法到达之处，在非人和超人的境界，那我们就一下子进入神学了。事实上，卡夫卡最初的诠释者们正是把他的小说解释为一则宗教寓言。
这种诠释在我看来是错的（因为这种诠释在卡夫卡捕捉到人类生命具体处境的地方，看到的是某种寓意），但是也揭示了：凡权力自我神化之处，自然会产生权力自身的神学；凡权力表现有如上帝之处，就会引起对于权力的宗教感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可以用神学的语汇来描述。
卡夫卡没有写下宗教的寓意，但是卡夫卡式（现实的也好，虚构的也好）跟它神学（或者该说：伪神学）的一面是不可分的。
第三：
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承受他负罪的重量，为了寻求平静，他自愿得到处罚。这种情况众所周知，这是过错寻找惩罚。(https://www.daowen.com)
在卡夫卡的作品里，逻辑是倒反的。被处罚的那个人并不知道处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是如此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为了寻求平静，被控诉者意欲为自己的刑罚找到正当的理由：这是惩罚寻找过错。
布拉格的工程师得到的处罚是被警方严密监视。这个惩罚需要不曾犯下的罪行，而被人们控诉非法移居西方的那位工程师，最后真的移居到国外去了。惩罚终于找到了过错。
K不知道自己被起诉的罪名是什么，在《审判》第七章，他决定回首检视自己的一生、自己所有的过去“直至最枝微末节之处”。“自我负罪”的机器启动了。被控诉者寻找他的过错。
一天，阿玛丽亚收到城堡某个官员写的一封猥亵信。盛怒之下，她把信撕了。城堡甚至无须谴责阿玛丽亚的鲁莽行为。恐惧（跟工程师在他女秘书眼中所见的一样）自己会发生作用。城堡方面没有下任何命令，也没有做出任何可以让人察觉的表示，但是所有人都避开阿玛丽亚一家人，仿佛她染上了瘟疫。
阿玛丽亚的父亲想要为自己的家人辩护。可是他遇到一个困难：不只是写下判决的人无从得见，甚至连判决本身都不存在！为了能够上诉，为了请求赦免，首先必须要被归罪！父亲乞求城堡宣告他女儿的罪行。要说这是惩罚寻找过错显然还不够。在这个“伪神学”的世界里，被惩罚的人恳求人们承认他有罪！
一个生活在今天的布拉格人，一旦失去靠山，有时候连最糟的工作也找不到。他徒劳地请求一纸证明，明确指出他犯了某种过错，明确禁止人们雇用他。判决书无从得见。而由于在布拉格，劳动是法律规定的一种义务，他最后被控是社会的寄生虫；这是说他因为逃避劳动所以是有罪的。惩罚找到了过错。
第四：
布拉格工程师的故事具有好笑的故事特质，具有玩笑的特质；这故事让人想笑。
两位先生，真的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而不是法文译本要我们相信的“督察员”），某一天早晨突然出现在约瑟夫·K的床上，向他宣告，他被逮捕了，还把他的早餐也吃了。K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公务员，他没有把两人逐出公寓，反倒在他们面前为自己做了长篇的辩护，身上还穿着睡衣。卡夫卡把《审判》的第一章读给朋友们听的时候，所有人都笑了，作者也笑了。
菲利普·罗斯想象的《城堡》电影版是这样的：格劳乔·马克斯饰演土地测量员K，他的哥哥奇科和哈泼饰演那两个助手[1]。是的，罗斯想的很对：喜剧性和卡夫卡式的本质是不可分的。
但是对工程师来说，知道自己的故事有喜剧性，这对他心情的放松丝毫派不上用场。他被封闭在自己生活的笑话里，就像一尾鱼在玻璃缸里；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事实上，笑话只对那些在玻璃缸前面的人才好笑；相反，卡夫卡式的东西把我们引领到内在，进入笑话的肺腑之中，进入喜剧性的骇人之处。
在卡夫卡式的世界里，喜剧性并不是悲剧性的一个对位法的呈现（悲喜剧），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喜剧性在那里不是要借助于调性的轻盈而让悲剧性变得比较让人容易承受；喜剧性不是悲剧性的陪衬，不是的，喜剧性将悲剧性摧毁于诞生之际，它把受害者还抱持希望的唯一慰藉都剥夺了：这慰藉在于悲剧的崇高伟大（真正的或假设的）。工程师失去了他的祖国，所有的听众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