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只要我们不想让那些故弄玄虚的故事和传说欺骗，我们就不会找到任何跟弗兰茨·卡夫卡的政治兴趣相关的重要线索；在这层意义下，卡夫卡跟他所有的布拉格朋友都不一样，像是马克斯·布洛德[2]、弗兰茨·魏菲尔[3]、埃贡·埃尔温·基什[4]，还有所有声称自己认识历史意义，愉悦地召唤着未来面貌的前卫作家。

不然，为什么今天人们拿来当作政治社会预言而接受的，不是这些人的作品，而是他们那位内向又专注于自己生活与艺术的孤独伙伴？也因为被视为政治社会的预言，他的作品在地球上的很多地方都被禁了。

有一天，在一位老朋友家里看到一幕小小的争吵之后，我想着这个神秘的现象。这位老友，她在一九五一年的布拉格，在斯大林派的审判期间，为了一些不曾犯下的罪行而被逮捕、被判刑。除了她，当时还有数百位共产党员也陷入跟她一样的处境。这些人终其一生都全盘认同他们的党，结果党却突然成了控诉他们的人，他们接受了，他们跟约瑟夫·K一样，“回首检视他们过去的生命，直至最枝微末节之处”，为了找到隐藏起来的错误，最后，他们承认了一些想象的罪行。我这位朋友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因为她凭着非凡的勇气，拒绝把自己变得跟其他同志一样，像诗人N一样，去“寻找错误”。由于拒绝帮助屠杀自己的刽子手，她在终审的舞台派不上用场。于是，她没有被吊死，只被判了终身监禁。十五年后，她得到全面平反而获释。

这个女人被逮捕的时候，她的孩子才一岁。出狱之后，她就跟她十六岁的儿子重逢了，她跟儿子两个人幸福地过着俭朴的隐居生活。她对儿子依恋甚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去看他们的时候，她的儿子已经二十六岁了。母亲被儿子触怒，正在哭。事情的起因根本就微不足道：儿子早上太晚起床这类的事。我对母亲说：“你干嘛为这鸡毛蒜皮的事情生气？这种事值得哭吗？你也太过分了吧！”(https://www.daowen.com)

母亲没有回答，倒是孩子说了：“不，我母亲没有过分。我母亲是个优秀又勇敢的女人。在所有人都失败的时候，她知道该如何反抗。她要我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没错，我真的是太晚起床了，但是我母亲指责我的，是更深层的问题；是我的态度，是我自私的态度。我要成为我母亲期待的那个样子，我在你面前向她保证。”

党在母亲身上从来不曾做到的事，母亲在儿子身上做到了。她强迫儿子认同荒谬的指控，强迫他去“寻找错误”，强迫他公开认错。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迷你的斯大林式审判，我这才恍然理解了，作用于伟大历史事件（从外表上看来不可思议又不人性的事件）的内部心理机制，跟作用于私人处境（极其平庸又非常人性的处境）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