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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历史里，有些时期的生活就像卡夫卡的小说。

还在布拉格生活的时候，多少次我听见人们用“城堡”这个词来指称党的秘书处（一幢丑陋但堪称现代的房屋）。多少次我听见人们用克拉姆给党的第二号人物（某位叫作亨德里希的同志）当绰号（由于捷克文克拉姆的意思是“幻影”或“假象”，克拉姆这名字叫起来就更动听了）。

诗人N是捷共知名的大人物，五十年代，他在一次斯大林式的审判之后锒铛入狱。他在牢房里写了一本诗集，宣称自己对共产党是忠诚的，尽管这一切恐怖的事情降临在他身上。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怯懦。诗人在他的忠诚（对于屠杀他的刽子手们的忠诚）里看到了自己的美德、自己的正直的标记。知道这本诗集的布拉格人，以某种绝妙的讽刺给诗集取了个别名：《约瑟夫·K的感恩》。

所有的形象、处境，甚至一字不差地从卡夫卡小说里摘出来的句子，都是布拉格生活的一部分。

这就是说，人们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属于卡夫卡的形象在布拉格栩栩如生，因为这些形象预言着极权社会。

然而，这个肯定的说法还是得修正：卡夫卡式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概念。人们试图将卡夫卡的小说当作某种批判，对象是工业社会、剥削、异化、资产阶级的伦理，简言之，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在卡夫卡的世界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构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金钱及其力量，没有商业，没有地产和地主，也没有阶级斗争。

卡夫卡式也无法呼应极权主义的定义。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没有党，没有意识形态及其语汇，没有政治，没有警察，没有军队。(https://www.daowen.com)

所以卡夫卡式更像是代表人与人世的某种基本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在历史的进程里尚未定型，几乎永远伴随着人。

但是这番说明并没有让问题消失：为什么卡夫卡的小说在布拉格就可以跟生活融合在一起，而在巴黎，同样是这些小说，却会被理解为作者以神秘费解的方式表现自己纯然主观的世界？这意味着人们称之为卡夫卡式的这个对于人与人世的虚拟，比在巴黎更易转化为布拉格的具体命运？

在现代的历史里，有某些倾向在大社会的维度里生产着卡夫卡式的东西：逐渐集中的权力倾向于自我神化；官僚化的社会活动将所有的制度转化为一望无际的迷宫；结果是个体的人格特质被剥除。

极权国家作为这些倾向的极度集中，凸显了卡夫卡的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但是如果人们在西方看不到这样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所谓的民主社会比起今日的布拉格，较不卡夫卡式。在我看来，这更是因为在这里，人们命定地丧失了对于现实的感官。

所谓的民主社会毕竟也经历过剥除个人特质与官僚化的进程；整个地球都成了这个进程的舞台。卡夫卡的小说是这个进程梦幻加上想象的夸张；极权国家是这个进程乏味又物质的夸张。

但是，为什么卡夫卡是第一个捕捉到这些倾向的小说家？而这些倾向在他死后才在历史的舞台上清楚而粗暴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