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容忍自然神论者——一位佚名作者的残稿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谈容忍自然神论者——一位佚名作者的残稿[1]

诺依泽(Adam Neuser【译按】16世纪神学家,因反对三位一体说被判为异端)的行迹足以引导善于思考的读者,由此可能达到的主要观点,大概已无须我赘言。不过,正是诺依泽的行迹令我想起我们图书馆最新收藏的手抄稿本中一部独特作品的某些残篇,其中一篇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在这里忍不住要说说这篇残稿,并发表出来以飨读者。

我说过,这是一部作品的残稿,但我无法确定,作品已经真正完成但遭到损坏,抑或本来就不曾完成。文稿没有统一标题,未注明作者何人;我也不知道文稿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落入我们的图书馆的。我甚至不敢肯定,这许多残篇属于一部作品,我只是如此推断而已,因为它们全都有一个目的,全都涉及启示宗教并着重考察圣经中的历史。

文稿开门见山,同时又极其严谨。作者时时不忘自己的尊严,轻浮似乎与他无缘;作者一点没有使用嘲讽和调侃。就写作风格和思想而言,作者称得上地道的沉稳持重的德国人。他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鄙夷一切博取读者欢心的小花招。

根据手迹和作者所用纸张的外在质地判断,这些残篇大概写于30年前;许多地方表明作者深谙希伯莱语;他自始自终以沃尔弗[2]的基本原则推理:所有这些情况使我回想起一个人,这人当时正好在沃尔芬比特尔,在一位善解人意、心地淳厚的君主保护下,他得到野蛮的正统教会在整个欧【309】洲都不会让他得到的宽容——这人就是维尔特海姆的圣经翻译家施密特。[3]

然而,我无须继续猜度作者是谁,下面一段引文将会使读者们有可能进一步熟悉他的思想。引文选自引论性质的残篇,作者在这里讨论了自然宗教的优点和丰富内容。

今天,如果不再容忍理性的基督教,不再容忍阿里乌派和苏西尼派[4],那些在认识和敬奉上帝方面只坚持健康理性的人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因为,许多人早已暗自达到这种认识了,他们清醒地看到,如果人们不把基督自己的教义从使徒和教父的教义中分离出来单独维护,使徒的和继续不断蜕变的基督教不论以什么技巧和手法都无可挽救了。出自基督本人之口的纯基督教义——只要它不再专属于犹太教而具有普遍意义——所包涵的内容,不过是一种理性的实践性宗教,而非别的其他什么。所以,每个具有理性的人如果需要说明自己所属的宗教,都会从内心称自己信奉基督教。在哥林多人中,有些人既不愿称自己信奉保罗、也不愿说信奉阿波罗(Apollo)或刻甫斯(Kepheus,【译按】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而是声言信奉基督,他们也许正是由此而认信了基督教义的纯洁性(参见《林前》10)。这一教义如果按照同一些原则进一步得到阐释,并成为关于敬畏上帝、关于义务和美德的完整教导,也许会永远保持其基督教本色。然而,一旦使徒们开始将他们关于弥赛亚以及关于摩西和先知们的经书的神性犹太教体系混合进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神秘的新体系时,这种宗教便不再可能具有普遍性了。这种宗教以之为依托的信仰需要太多的证明,不论何时何地,谁都无法以充分的理智和论据接受这种证明,也不可能使它免受异议和怀疑的诘难。可是,如果这种信仰成为盲目的、无需理智认识和证明的信仰,必然会完全使理智缄默不语并受到压抑。使徒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由于他们尚未完全构想出自己的信仰体系并依据一切基本信条加以充分【310】确认,他们便给自己的后代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写出越来越多的信仰读物,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奥秘、仪式和信仰礼仪,同时,为了相互攻击对方为异端而无所不用其极,当使徒们的经书对争论没有充分作出裁决时,他们便援用传统和教皇判决的次要原则。由于人们是在基督教以极其粗劣的方式堕落为迷信的情况下开始一场宗教改革运动的,人们无论摈弃多少肮脏的渣滓也无法取得一致。这一个(教派)比那一个(教派)更接近理性;二者却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所谓自然神论者和唯自然主义者提出的异议。于是,便有几位神学家,如前所说,试图在信条和原则上使基督教进一步顺从理性的要求,以便将它从全面堕落中挽救出来,又不致引起有思考能力的人的指责。不过,使我不无疑虑的是,按照这种方法,除了其名称以外,基督教是否还会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存留下来。至少各个教派的多数神学家将信仰与理性的这种统一看成事实上在抵消所有信仰学说;他们竭尽全力谋求的,是对耽于迷信和幻想的基督徒——甚至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异教徒表示最大的宽容,惟独不容忍阿里乌派和苏西尼派在基督教内出现,原因不是别的,恰恰由于阿里乌派和苏西尼派要求一种被他们视为眼中芒刺的、几乎完全理性的宗教。那些异端、迷狂者、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异教徒虽然有种种错误,却是有功绩的,因为他们毕竟在信仰某种东西。至于他们信仰什么,在宽容对待的情况下并不是问题;他们信仰,而非遵从理性,这就够了。请看,由于健康的理性敬拜上帝——以其冷静的理解在基督名义下敬拜上帝——的所有道路全被堵死,健康的理性最终不得不大胆表露自己的本色,直言不讳地说:是的,我们的确不相信今天的基督教要求人们相信的东西,我们出于重要的原因可以不相信它;可是,我们并非无所顾忌的恶人,我们尽心尽力按照理性认识最谦恭地敬拜上帝,真诚而且以行动爱我们的邻人,诚实地履行一个正直公民的义务,并在一切方面用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既然人们变得如此放肆,居然公开承认,他们除了相信理性的宗教以外不相信其他任何一种宗教,那些基督教信条的带头人还有什么办法呢?什么办法?他们以双倍的激情,【311】摇动自己的如簧之舌,首先使普通人、接着使当局陷于同样的激情。他们向普通俗众和基督信徒哀叹,无信仰的思想和自由思想如今日益泛滥,犹如螃蟹横行无忌,到处都在冒出形形色色的非基督徒、自然主义者、自然神论者、讥讽宗教的狂徒和渎神者,他们斥责上帝之言是谎话,践踏基督的业绩,藐视教会和圣餐,在他们肆无忌殚的文章中散布毒素;甚至在那些运用基督教的外在恩典手段的人们中也有伪君子,他们内心是纯粹的非基督徒,充其量不过是信奉理性的异教徒。在盲目信仰的俗众听来,这是一串吹响的长号声,它宣告宗教危险,召唤俗众仇恨和迫害所有不愿有信仰的人。由于俗众的信仰是如此坚定,他们甘愿被钉死在自己的信仰上,还要打死其他所有不信仰他们的信仰的人。于是,他们为了压迫理性宗教动员起一支由可怕的斗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作为信仰保卫者的当局则必须严厉查禁书坊中具有自由思想的书刊,一经发现便课以重罚,并交由刽子手焚毁,到处都有被人告密的作者被解职、投入监牢,或者遭受迫害。然后,人们便对付那些渎神的著作,按照神学的方式将它们批驳得声名狼藉,不致再成为威胁。使基督教内的许多人内心感到懊丧的是,他们不得不为自救而采用伪善手法,与神学家大人们的意愿相反,这些手法恰恰证明神学家们在以恐吓和强迫手段压迫理性宗教的自由信仰。谁会在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上违背自己的证明,公然采取使他厌恶和恼怒的行动呢?谁会始终对自己的亲友隐瞒自己根本无须为之感到羞赧的真实看法呢?谁会将自己的儿女送进这样的学校,在那里,他们——从他自以为拥有的真正宗教的观念看——被引向盲目的败坏性迷信,如果他不是出于对丧失自己整个一生的福祉的巨大恐惧而被迫做这一切的话?布道师先生们也许确实认为,一个诚实的人被迫毕生装模做样,不一定会给自己的情感带来任何痛苦。但是,既然他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人被教士们灌满对无信仰者的【312】仇恨和恶意,又能叫他有何作为?人们会拒绝与他交友,拒绝信任他,拒绝与他来往,拒绝与他打任何交道,总之,不会给他任何帮助,避开他,将他看作卑鄙、可憎的恶棍。哪个善良的市民会乐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反基督教的人?这个睡在他怀抱里的女人一旦知道自己的丈夫对基督教的真实看法,她那柔弱心肠会多么胆怯、多么恳切地请求忏悔牧师先生来教化走在这条罪恶道路上的丈夫?布道师先生们在这人死时会对他宣读一篇何等美好的悼词?他们是否也会让这人的躯体安息在诚实的墓穴?

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这么多内心受到压抑的富于理性者的伪善?难道不正是神学家和布道师先生们采取种种诅咒和迫害手段加给理性宗教信奉者的那副至死不得解脱、以某些生存的灾难相威胁的信仰枷锁吗?

当然,这种行事方法无论如何都不值得认可。如果一个人在孩提时代之初,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强制受洗成为基督徒,如果人们部分是通过虚伪的华彩词藻,部分是在他缺乏理性不明事理的年代里灌输给他信仰,那么,一旦他获得关于真理的另一种见解,任何神性或者人性的法则都不可能使他保持自己在头脑简单的孩提时代经教诲接受的信仰;他更不应因放弃徒具华彩词藻和盲目灌输的信仰而获罪,或者丧失作为人和人类社会成员的优点,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生存痛苦。人们为什么用如此不可允许的方式蛊惑他接受信仰?——有些人只不过拥有和敬奉理性的、真正的宗教,别无任何反对国家和他人的行为,或者在履行特殊道德义务方面犯过什么罪,神学家先生们有什么权利公开辱骂和煽动人仇恨他们?这类事本来并不属于布道讲坛上谈论的事,因为听众对此一无所知;假若他们真正了解到对方的理由,反而会陷于困惑。

何况,在布道讲坛不会有公正的论辩,谁受命担任讲坛布道师,谁就理应批驳一切无信仰者和邪教信徒。可是,圣坛布道师是宗教徒和基督徒的布道师,他以承认这些人掌握了基督教真理的证明为前提。这样一个人与那些置身局外、不从属于教会的人何干?布道师在布道讲坛用激发人的想象力和亢奋情绪的雄辩家词【313】语以及听众并不真正理解的可憎的名称公开揭露不从属于教会的人,无异于煽动盲从的俗众用丧失理智的激愤情绪去伤害无辜,除此以外于事毫无补益。只要教士挞伐非宗教徒,整个宗教在于信仰的民众便认为,那是些根本不要宗教的人,他们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既不相信有天堂、也不相信有地狱。民众以自己为标准作判断:一旦民众丧失信仰,那就绝对没有宗教存在了。在俗众心目中,非基督徒无异于劣迹斑斑的卑鄙恶棍。因为他们被告知的便是如此:虔诚的行为只可能产生于信仰,即产生于基督教徒,一切并非基督教徒的人们必然陷于罪的泥淖。健康的理性和自由法则似乎不是一切义务和美德的固有源泉,但基督自己和使徒正是从这个源泉汲取自己的规则的。非基督教徒这个称谓至少将这些人与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异教徒归入一类,基督教徒一想到他们,便总想到教义和生活中的一切恶。无知的氓众和邪恶的理智所想象的自然主义者、自然神论者、自由思想家无非是将自然奉为神的人,无非是放纵恣肆、行事随心所欲的人。宗教的讥讽者和上帝的亵渎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词语,完全为笃信基督的人们描绘出一幅理当斩尽杀绝的可憎恶人的形象。可以说,这恰恰是恶语中伤,以邪恶玷污无辜正是异教徒曾用来对付基督教徒的恶毒武器,现在却被当成基督教的武器挥舞了起来。早期的基督教徒也曾被异教徒称为无神论者和亵渎神明者,因为他们不信朱庇特、不信萨图恩,也不信朱诺[5],还在公开的著作中嘲讽他们。

——正是这一点警醒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现在以暴力和谩骂对待反基督教的著述的做法不正当。假若在这类著述中散布着某些反对国家和优良道德的东西,那么,禁止和焚毁这些东西便合理而公道,其作者也理应为自己的放肆行为受严厉谴责。可是,如果他们只是讨论关于启示真理的有争议的问题,只是为理性宗教说话,就不妨碍公共安宁——如果神学家不起哄并蛊惑俗众的话。难道神学家们忘记了早期教父查士丁尼(Justinus)、塔提安(Tatianus)、阿特那戈拉(Athenagoras)、特奥菲鲁斯(Theophilus)、海尔米亚斯(Hermias)、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s Alexandrinus)、德尔图良(Tertullias)、菲力克【314】斯(Minucius Felix)、阿诺比乌(Arnobius)、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6]以及其他千百个人为反对当时占优势的异教时而写护教文章、时而发表论战文章、时而散布讽刺小册子(διασupμουs irristones,de vanitate idolorum,de superstitione saeculi erc),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皇帝的阻挠?真理必须靠论据,对于反对者来说,并不享有失时效(免罚)权(Verjaehrungsrecht)。既然当时基督教徒有权利著文攻击他们认为是错误和迷信的普遍见解,在现在的基督教世界,怎么可以不允许别人反对他们的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并公开表示反感?难道神学家们独自享有特权,可以不讨论、也不回答他们强加给别人去信仰的教义?他们的情况肯定很不妙,因为他们想用暴力压制自己对手的文章和辩护,随后又大言不惭地声称,他们以正当手段驳倒了对手。

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不宽容和迫害——简直就像共同约定的——主要地几乎完全是针对理性宗教的,这更没有道理,而且给基督教、尤其新教带来不可抹去的污点。因为,天主教在势力和教皇统治所及的国家里,不加区别地不允许任何异教存在,每个居民和公民应该和必须遵奉天主教信仰,否则便离开这个国家。相反,新教普遍提倡宽容,允许基督教内外的一切教派自由认信和公开举行圣事,并不担心由此而造成国内动荡,也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人们看到——尤其在荷兰——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阿明尼乌派、长老派、主教派的英国人(Bischofliche Engländer)、门诺派信徒、综合主义者(Synkretisten)、贵格派信徒、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en)、狂热分子、亲岑道夫派、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众多的葡萄牙和德国犹太人[7]相安无事地居住在占主导地位的改革派教会成员之中。人们让每个人按自己的冷静理解和良知敬奉上帝。所以,在英国和英国殖民地以及丹麦和施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治下的某些城市中,有各种各样的教派和宗教,它们得到一视同仁的扶持和保护。且不说,在俄罗斯管辖之下,除了基督徒外还有许多土耳其人和一些异教徒。然而,只有那些因其宗教带有某些健康理性气味而被视为阿里乌派和苏西尼派的人,或者那些不知启示为何物只以理性思考和生活的人,他们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315】不可能指望得到市民的宽容,处处遭驱逐、受惩罚、被仇视和迫害。在整个基督教中,人们宁可容忍一些渎神的迷信,一些荒唐的邪说和虚饰无实的礼仪,一些谵语和幻觉,总之,宁可容忍已经遭到唾弃的假冒基督教之名的敌人,也不容忍理性的宗教。理性的宗教被看成当今基督宗教共同的最凶恶的敌人,所有哪怕相互间还在争斗不已的派别,都共同发誓要彻底消灭理性的宗教。如果你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了犹太教信仰,那很好!仍旧保持你的信仰,毫不畏怯地说你是犹太人,尽可为你的孩子行割礼;你将在基督教内外,在整个世界上安居乐业,你将被接纳,并自愿地获得公民权。如果你怀有教皇的、路德的、加尔文的信仰,那么,在罗马帝国境内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你是门诺派信徒、分离主义者、狂热派,那对你也毫无妨碍,在新教徒当中,有人随时会收容和保护你。但是,你必须有信仰,不论你信仰的是什么。拥有和从事一种纯粹的、理性的宗教,至少在基督教世界里绝不允许。你给我走开!——走到哪里去?到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异教徒那里去?可是,我也没有他们的信仰呀;他们同样会出于自己的信仰仇恨我,诅咒我,迫害我,还声称这是为了敬奉上帝。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颇有恶名的阿科斯塔[8],我虽然并不想为他辩护,但他信奉的确实是一种理性的宗教,而非犹太教或者基督教。[9]从出生和教育上看,阿科斯塔是犹太人,他因不满犹太教的一些蠢行脱离犹太教,但并未成为基督徒。于是,阿科斯塔没有地方得到保护:作为一个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阿科斯塔受到以前的同宗教友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因为他既非犹太教徒,也非基督徒,更不是穆罕默德信徒。为摆脱遭遇到的厄运的长期折磨,阿科斯塔最后重新回到犹太会堂,却在犹太教徒集会上赤裸着全身屈辱地遭受鞭笞和践踏。这时,阿科斯塔不无道理地对这些伪善的犹太人提出诘难:难道他们不知道,按照他们自己的教义,一种真正的、超度众生的宗教是人之为人生而有之的,它应宣讲健康的理性和自然法则?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将这种宗教【316】归于挪亚和亚伯拉罕以前的所有祖先,它使他——即便根据摩西律法——有权利作为挪亚后代的一员生活在所有犹太人当中?如果基督教当局在这种情况下给予犹太人法律上的审判和惩罚的话,阿科斯塔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他相信,假若基督自己今天在阿姆斯特丹,在犹太人中间宣讲并揭露他们的法利赛人般的伪善面孔,假如他们可以自由地去鞭打基督,他们会乐于再干一次的。请看,理性的宗教被各种宗教指控为共同的敌人!一旦信仰使自己成为凌驾于对上帝的认识之上的主宰,就不再倾听理性的声音了。于是,迷信、谬误、愚味和暴行便在整个大地上泛滥成灾。可是,人在哪里?理性寓于何方?理性究竟在哪里得到了自由的应用?究竟在哪里自由地用在人的最高、最重要的认识和义务中?即便理性不见容于其他任何地方,也理应在基督教中,在基督教的新教中受到宽容对待呀,因为,新教信徒特别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的基督教可以与健康的理性相安无事,而且无须惧怕理性的检验,对它而言,理性本身是通向基督教的路标。新教徒何以容不得理性宗教在自己身边有一点儿立足之地?是的,他们容不得,这是一种protestatio facto contraria(与现实相反的证明):证明他们的信仰必然像其他一切错误信仰一样,不允许健康理性安卧在自己身边。

当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这种态度恰恰违背旧约教会的律法和做法,违背基督的教义和常例,也违背使徒的做事程序和言论。虽然摩西律法要求彻底消灭迦南地区的异教徒,但也命令不可排挤、压迫居住在城内的外邦人,而是应像对待本地人一样,让他们居留,像爱自己人一样爱他们(见《出》22:21、《利》11:33,34以及《申》10:18;参《出》20:10、《申》5:14、《民》35:15、《利》25:6)。在以色列人的国门内,有哪样一些外邦人呢?不是其他什么人,无非是Proselyti Portae seu Domicilii(家门之内或者居住地的改宗者),即各民族之理性的上帝崇拜者,他们并不赞成多神论和偶像崇拜,而是将真正的上帝作为天地的创造者来崇拜,并关注普遍的自然法和伦理法则;可是,他们既不接受以色列的信仰,也没有被强求行割礼和遵从占主导的宗教的其他习俗。他们也称为挪亚的儿女,以与【317】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儿女相对;这就是说,这些人信奉和实践的不是其他宗教,而是未行割礼的挪亚的宗教。犹太人向我们指出的由挪亚规定的基本戒条有七个要点:1、不搞偶像崇拜;2、尊奉上帝之名;3、不杀人;4、不淫乱;5、不抢劫;6、尊上;7、不食生肉。如果除去只是为了避免激怒犹太人而增加的最后一点,其余所有各点无非是理性宗教和自然法的简洁概括;所以,甚至颇富学养的塞尔顿[10]也按照希伯莱人法典的模式将其整个自然法和国际法建立在挪亚规定之上,并充分证明了居住地改宗者的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犹太人中最富理智的迈蒙尼德[11]同样如此描写这些崇尚理性的犹太人的同道者[12],并强调说,他们既不必行割礼,也无须受洗,却作为来自其他民族的虔诚信徒而被接纳,因为从不曾禁止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区为这些人提供居住地。[13]迈蒙尼德在另一个地方甚至说,这部分虔诚的犹太人的同道将分享未来的永福。[14]于是,不仅基遍人和其他成为仆役的人们或者神殿守护人(Nethinaer),而且利甲族人和迦南人以及其他许多外邦人在迦南都受到和平、友好、宽容的对待,除了犹太教的奉神活动,他们也被看成同样的公民和宗教上的同道,虽然他们并不相信摩西和先知,也不关注利未人的律法,只是将以色列人的宗教中富于理性的作为最本质的东西接受下来。因此,在当时无可挑剔的所罗门王十分明智,曾参加为这些虔诚的崇拜真正上帝的人建造的第一座神殿的揭幕仪式;他的落成祈祷中同时也包括不属于以色列民族的到神殿来作祈祷的外邦人,他祈求上帝听取他们的所有乞【318】求(参阅《王上》13:38-41)。因此,这些人可以与以色列人一起走进神殿的前庭,按照他们的理性所达到的认识祈求上帝,虽然他们没有一起供献牺牲。后来的历史甚至表明,的确允许异教的国王和皇帝在第二座神殿为自己供献牺牲。[15]现在,请看一下新约的奴仆们的态度!这些人在谈到自己时,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说,他们从不曾试图排挤或者压迫那些作为基督教之外邦人的理性的上帝崇拜者,而是像爱自己那样爱他们?这些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宣泄对理性的上帝崇拜者的内心憎恨和宗教狂热!他们有勇气称这些人为基督徒的同道、有宗教亲缘的人和虔诚宗教徒?或者,他们有勇气让这些人分享永福?不,他们将这些人与一切反基督者、宗教的嘲讽者、无神论者和渎神者打入另类。他们会怀着善意承认这些人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不,他们为遏制这些人的崛起而竭尽全力,将天地、当局和俗众统统动员起来。没有谁会相信,我们新教的神学家们——更不用说罗马教廷的神学家们——有这份宽柔心肠和容让精神;我毫不怀疑,一些诚笃信徒哪怕只是听到这种宽容,也会暴跳起来对付这些无信仰者。这表明他们已经被自己的老师们推入反对一切与他们有不同信仰的人的永恒狂热之中了!

这些宗教界人士针对理性的上帝崇拜者颁布了对立的、严厉的命令;现在,我倒很想知道,他们是否从基督、从这位宣讲普遍的人类之爱的老师那里获得了这样的命令,而且与摩西所获得或者发布的命令不同;他们是否能够在《新约全书》中举出哪怕仅仅一个段落,以证明不应允许理性的上帝崇拜者在基督教世界中存在?我很清楚,福音书的作者们曾借基督之口讲过一句严厉的话:凡不信仰(基督)的将受到诅咒。可是,即便我们完全按照这段记载的字面和解释接受来理解,下述教义之间仍然有着重大区别:按照上帝的拯救顺序,这样和那样的一些人可能不会得到永福;他们在市民社会中和基督徒中不可得到宽容,也不许他们公开表白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市民社会和基【319】督徒心目中,犹太人以及其他一些不信仰神明者和信仰邪说者也属于将受永罚的,但他们却允许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自己中间公开享有推行自己的宗教的特权。这与前一条教义怎样调和呢?基督在另一个地方对自己的门徒们说:应让杂草生长、成熟、结果;这意思是,不应以暴力手段剥夺那些哪怕怀有和宣讲错误见解的人应有的认识和宗教自由,阻挠他们生长,应让未来的上帝审判裁决一切。可见,那些单纯从理性认识出发崇拜上帝的人尽管可归入杂草之列——归入宣讲邪说和谬误的人之列,但从基督的原则看,也无法为压迫理性的宗教和理性的上帝敬拜圣事开脱罪责。何况,基督教根本不可以将理性的、与宗教有亲缘的人看成应拔除的教会杂草,因为按照律法,这些人是人,作为异邦人、定居的市民、敬畏上帝的人,他们享有普遍的爱和上帝赋予的权利。使徒们同样不曾将这些人看得如此邪恶和不可容忍,相反,却给予他们最高的荣誉称号。我们现在的教会宣讲师应从使徒那里接受一种较好的语言和履职方式。每逢使徒谈到来自异教的富于理性的犹太人同道时,总称他们为虔诚者、敬畏上帝者、上帝的崇拜者、敬畏上帝的犹太人同道(ε图示σεβε图示ς σεβóμενοι τòν 图示εòν,σεβóμενοι'Ελληνες,δίκαιοι,φοβο图示μενοι τò 图示εòν),将他们归为以色列人一边。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保罗说,你们这些敬畏上帝的人听着。你们这些人,亲爱的兄弟们,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孩子们和你们中间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徒》17:16,26)。叙述中是这样写的:在这次讲话之后,许多犹太人和敬畏上帝的犹太人同道都追随了保罗和巴拿巴。加入保罗和西拉行列的,还有大量敬畏上帝的希腊人。保罗在犹太人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畏上帝的人交谈(《徒》13:42、43;17:4、17)。所有这些段落指的并非受过割礼的人和完全的犹太人同道,或者义的改宗者(Proselyti Justitae),而只是指理性的上帝崇拜者或家内的改宗者(Proselyti Portae),关于这一点,路德派神学学者戴龄(Deyling)曾作过详细分析。[16]百夫长哥尼流——按《路加福音》记载理应是个有理性的异教徒——是信神的、守义的和敬畏上帝的【320】(ε图示σεβ图示ς,δίκαιος,φοβούμενος τòν 图示εòν【崇拜上帝的虔诚者、虔诚的希腊人、敬畏上帝的君子】;《徒》10:1),正如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叫做上帝的崇拜者(σεβομένοις τ图示ν 图示εóν《徒》16:14)。这完全是耶稣第一批门徒的另一种语言,与人们现在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他们没有说,你们这些无信仰者、你们这些自由思想家、你们这些自然论者、你们这些宗教讥讽者,而是称你们这些敬畏上帝的上帝崇拜者。可见,犹太教会虽然对维护其律法和宗教表现出伟大的激情,却不仅毫无限制地让理性的宗教亲属作为公民与自己同居一地,而且自愿接纳他们参加宗教集会和进入会堂,通过爱、奖励和礼遇吸引他们到自己一边。同样,使徒也公开给予这些犹太人同道荣誉称号,以表示认可犹太教会的做法,从而给基督教会中的继承者们树立了光辉榜样:说明理性宗教与基督教有着多么近的亲缘,绝不应藐视、咒骂和压迫它。今天的基督教宣讲师们用可憎的称谓在公众中诋毁似乎没有宗教的理性的上帝崇拜者,他们从哪里学来的这套做法?为什么他们单单不让这些人自由表白认识到的真理,却又容忍其他无信仰者和信仰邪说者的存在?他们有什么权利以一己之见混充国家法律,甚至借当局的帮助将这些无辜而正义的人从市民社会中排挤出去,剥夺一切由这个社会带来的实惠?

由此可见,新近的基督教宣讲师将压迫理性宗教及其信奉者奉为准则,其实既违背旧约和新约、违背摩西律法和犹太教会的态度,也不符合基督及其使徒们的原则和榜样。即便就事论事,这种方法虽然在当今基督教世界中占主导地位,实际上非常明显地不公平。每个人都应有信仰,否则便不容忍他在人类社会即宗教的和市民的社会中存在。信仰并非人的力量和自由意愿所能及,有的人甚至不可能以自己的认识从自身获得信仰,怎么可以将信仰当成义务和责任来要求并以惩罚相威胁?基督教徒中要么涌现一些伪君子,【321】要么必须允许人们自由地、不损害其市民福利地承认,他们不信仰,他们出于某种原因无法信服这个信仰体系及其信条。人们应该有信仰,哪怕他们还没有能力对所信仰的有最低限度的理解或作出判断和检验。人们应该信仰超越理性的东西,哪怕他们对理性所能把握的还没有某种深刻理解。可是,一种宗教或者一种对上帝的认识怎么可以不经充分理解、没有任何理性认识能力便确立起来?没有一种理性宗教的初始根据,一种神秘莫测的信仰怎么可能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只可能是一种盲目信仰,因为,人自己既不知道他所信仰的为何物,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信仰。由于(有人)别有用心地从教科书中删去了所有关于上帝以及与其有关事物的理性认识,一些人从孩提时代便不晓得将理性用在圣灵方面,被人灌输了深刻的偏见,所以,他们最后只可能盲目信仰。据说,人应该不经理解而单纯信仰,由此才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人是有理性的生命,故而能够不同于一切动物接受一种宗教,并让理性的动因将自己引向善。基督徒还没有在人类中形成之前,怎么可能期待基督徒?同样,当人们还没有取得达到自然美德和虔诚信仰的内在动因时,怎么可能指望他们的意志和行为具有主动、更高的完美品格?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做法的固有顺序,那么,按照人的质素,这种做法将为迷信和奴才般的功业神圣性(Werkheiligkeit)打开方便之门,再不然就是让人变得邪恶和败坏,与缺少理性教育的结果没有什么两样。……

还可以继续援引下去!但窥全豹之一斑已绰绰有余。现在,请允许我谈几点看法,以伴送这位不知名者退场。

1、我曾说过,是诺依泽的命运使我想起这段话。当诺依泽发展到毫不犹疑地转而改宗穆罕默德宗教时,他想必并非幻想家,他觉得,自己被作为启示宗教的穆罕默德宗教的真理所折服,并非因为它优于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因为他是个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者认为,任何一种启示宗教都是虚构的。使诺依泽改宗的,【322】只是那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假若诺依泽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某个地方得到容忍,他不致想到改宗。我们这位不知名者急切地为受到迫害的人寻求的不过是容忍。开始时,诺依泽自以为在神体一位论者(Unitarier)那里找到了容忍。可是,他很快便卷入与他们的争论,这也许使他逐渐地放弃了自己所期待的东西——那些在其他地方像他一样飞鸟般不受保护的人们所期待的东西。看来,后来大卫(Franciscus Davidis【译按】?-1579,Siebenbuergen地区神体一位派教会的创始人之一)的遭遇充分解释了诺依泽的这种忧虑。不过,诺依泽也可能对穆罕默德宗教怀有某种偏爱,他在当时已经完全表现出对这种宗教的公正态度——现代开明而又可信赖的学者们认为必须采取的态度。这位不知名者在上引段落前面不远的地方说:

在我们中间,穆罕默德的《可兰经》和土耳其人的信仰颇有恶名,人们不仅认为这个宗教的创建人曾使用骗术和暴力,而且认为其中混杂有许多愚蠢和谬误,还有些不必要的外在陋习。我无意为穆罕默德代言,更不想为抬高《可兰经》而伤害基督宗教。但我确信,那些指出土耳其人的宗教有这样或那样过错的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读过《可兰经》;读过《可兰经》的人当中,也只有极少数意识到其中的话语具有的健康理智。假若我的主要目的是抬高《可兰经》,我会不揣冒昧从《可兰经》中选出清晰的、部分甚至优美的表述,以说明自然宗教最高尚的东西;我相信,在富于理智的人们中间得到对我下述观点的支持一点都不难:穆罕默德教义中几乎所有本质性的内容都涉及自然宗教。熟悉论题而又立论公允的学者海德(Th.Hyde)[17]称赞穆罕默德verae Religionis Abrahami restauratorem(恢复了亚伯拉罕的宗教真理)。《可兰经》最忠实的译者和诠释者塞尔(George Sale【译按】约1697-1736,英国东方学家)【323】在为《可兰经》写的引言(参见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Koran,《可兰经》前言,页36和63)中指出,穆罕默德的教义原则的基础是神的唯一性,或者说,关于只有和只可能有一个神的真理。所以,使异教的阿拉伯人摆脱偶像崇拜达到对这个唯一的神的认识,这一目的是珍贵而高尚的,应受到赞赏;普里多先生(H.Prideaux【译按】1648-1724,英国东方学家和神学家)没有理由指责穆罕默德以一种与偶像崇拜同样坏的宗教取代偶像崇拜。塞尔先生说,厉行《可兰经》中所包含的善举和美德的告诫,尤其关于崇拜一个真神的告诫——部分地看来——写得如此优美,基督徒不可不关注。

假若《皇家编年史》(Monumentorum Palatinorum)[18]的编者们乐于告知我们他们所掌握的诺依泽对《可兰经》的诠释的话,我们便能够确切地说出他在当时的认识达到了什么程度。

2、尽管如此,我必须补充,倘若我不是自以为在上面这段话中以完全特殊的方式接触到了做学问的一个特点,单单这些与诺依泽有关的情况还不足以促使我决定首先将这段话挑出来引录于此。我以此要指出的是,作者就古代犹太教会中门内的改宗者(Proslytis portae)所作的论断。论断本身似乎并非不同凡向,令我感到新颖而又完全具有独创性的毋宁说是,诺依泽将此论断运用到当今的自然神论者身上。这种用法包括着某些非凡的东西;对自己感到陌生的事物,我从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愈是如此,我便愈希望探查个究竟。可是我也觉得,即便人们承认这些门内的改宗者就是自然神论者,也并没有证明,他们所有人都在犹太人当中享有今天的自然神论者要求在基督徒当中应享有的自由。既然作者自己至少承认,挪亚诫条的第七条绝非作为自然法使他们负有义务,而只是为了不激怒犹【324】太人附加上去的,那么,这些改宗者倘若不愿相信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与这种宗教的关系中,他们也会轻易地受到更多的类似限制。倘若果真如此,从这些限制中岂不会推论出即便基督徒也能够并愿意接受的容忍自然神论者居于其门内的条件吗?然而,我们的自然神论者却要求无条件的宽容对待,要求享有容忍他们反对基督宗教的自由、享有容忍他们嘲笑基督徒的上帝的自由。这当然有些过分,无疑超逾了他们在古代犹太教会中的所谓先行者们曾被允许的(限制)。因为,如果这些先行者们中有人亵渎主的名(《利》24:12),就会被残忍地判处用乱石击毙,即便这人解释说,他所亵渎的并非理性教人认识的真正的上帝,而是犹太人所造的伪神(Aftergott)也无济于事。我认为,由此可以推断,在这一点上,哪怕古老的犹太宗教的做法也不会有别于其他所有人。

3、可能怎样思考和评说这段引文的其余内容,读者们无须由我来指教。人们从这段引文毕竟会清楚地感觉到,它是三十年以前写成的!健康理智按其冷静认识在匿名的基督徒名义下敬奉上帝可以有种种道路,怎么?迄今这些道路仍然被封锁着吗?当然,匿名基督徒之名——如阿里乌派、苏西尼派——今天一如既往地为人憎恨。然而,这些名称有何必要?难道单纯的基督徒之名还没有足够包容性,还不足以说明本质?加尔文宗、路德宗这些名称不同样变得如此恶劣?既然所有这些名称不过表明我们服从于对一个唯一者的认识,丢掉这些名称又有何妨!我们是基督徒,是圣经意义上的基督徒、理性的基督徒。谁能证明我们的基督教与健康的理性有哪怕一丁点矛盾?我们倒想领教一下!有什么必要压制自由思想家们的文章呢?让它们发表罢!它们只会为我们的宗教的胜利增添光辉。【325】(https://www.daowen.com)

——谁不知道这是当今某些神学家的语言?这种语言自然产生了好结果。现在,至少在新教的德国,一切对基督徒和作家的一般迫害都停止了。这个现象值得注意,我很想知道,我们的这位佚名作者可能以什么观点来看它们!他似乎怀疑这些神学家,认为他们使整个基督教除了名称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也不想让它留下什么。无庸置疑,在少数人身上,情形也许就是如此。但在许多人那里,却并非如此;那些反对为纯自然宗教辩护的人们肯定不是如此,他们的言词如此傲慢、如此无情,每一句话都透露出人们不难从他们那里料想到的东西,一旦他们手中握有自己现在还不得不限制的权力的话。他们的如此理性的基督教当然远远超过了自然的宗教:可惜的只是,人们根本无从知道,其理性何在、其基督教又何在。【326】

[1]【题解】这位佚名作者即赖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1694-1768)——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Deismus)是16世纪出现于英国的纯理性的自然宗教观念,它承认一个创世的位格神的存在,但否认此神会继续眷顾、保护和引导他所创造的一切。从这一观念出发,赖马鲁斯认为人的理性可以达到比那些基于启示的宗教更具实证性的宗教。他的著作有:《论自然宗教的主要真理》、《理性学说》等,主要著作是《为理性的上帝崇拜者辩护》(Apologie oder Schutzschrift für die vemunftigen Verehrer Gottes)。在这里,赖马鲁斯激烈批评旧约的内容(如《出埃及记》)和新约的福音书。在当时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下,这种书不可能发表。莱辛在其汉堡时期(1767-1770)就与赖马鲁斯一家相识,自1773年,莱辛担任沃尔芬比特尔的公爵图书馆馆长,主编《历史与文学——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图书馆珍本书选辑》(Zur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aus den Schätzen der Herzoglichen Bibliothek zu Wolfenbüttel),并享有免审查的权利。莱辛从交谊颇深的赖马鲁斯的儿女们手中获得这部作品的一份抄本,认为它有助于澄清某些模糊的宗教观念。于是,莱辛从中选出一部分,给它加上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标题《谈容忍自然神论者》,收入1774年出版的《选辑》第二辑。莱辛佯称,这是公爵图书馆收藏的一位“佚名作者”的手稿,他从中选出一部分与其他手稿一起发表,仅供讨论。为迷惑当局,莱辛故意将这篇文稿与同时发表但毫不相干的关于诺依泽的行迹联系起来。

[2]沃尔弗(christian Wolff,1679-1754),莱布尼茨思想的传播者和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对十八世纪部分新教神学家影响颇大。

[3]施密特(Johann Lorenz Schmidt,1702-1749),德国神学家。1735年在维尔特海姆(Werthrim)发表《摩西五经》注疏的译文,否认《摩西五经》与新约的一切譬喻性关系。译本遭查禁,施密特本人也被投入监牢,后留寓莱辛所在的沃尔芬比特尔。

[4]阿里乌派:古代基督教神学家阿里乌(Arius,约250-336)的信徒,他们否认基督与上帝的本质同一性,反对三位一体教义;苏西尼派:16世纪意大利神学家苏西尼(Laelius Socinius,1525-1562)的信徒,他们否认上帝三位一体论,认为基督只是一个人,圣体是无位格的神圣力量。

[5]萨图恩(Saturn),罗马神话中的农神;朱诺(Juno),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Jupite)之妻,被尊为天后。

[6]这些基督教早期教父生活于公元100年前后至4世纪上半叶。

[7]这里列举的教派和宗教团体种类不同、来源各异:阿明尼乌派的创立者为荷兰新教神学家阿明尼乌(J.Arminius,1560-1609);长老派(Presbyterianer)不承认英国国教的主教的宪章和王权与教会的联合。主教派英国人指英国国教(Anglikanische Kirche)信徒;门诺派即再洗礼派——荷兰人门诺(S.Menno,1492-1559)所创的新教教派;综合主义者指德国神学家卡利克斯图斯(G.Calixtus,1586-1656)提出的基督教各教会合一主张的拥护者。贵格派(Quakre)名称来自英文to quake(颤抖),因为它的创始人福克斯(G.Fox,1624-1691)曾劝人“在上帝的话语前震惊颤抖”。亲岑道夫派见《赫尔胡特人所引发的思考》一文题解。亚美尼亚人拥护公元三、四世纪间由格列高利(Gregorius Illumiator,约240-约332)创立的亚美尼亚教会。

[8]这里提到的阿科斯塔(Acosta),即出生于葡萄牙的达·科斯塔(Gabriel da Costa,约1585-1640),《一桩人生个案》是他的自传。

[9]参见其Exemplar vitae humane(《一桩人生个案》),见Limborch编,《犹太学者文集》,页351-353。

[10]塞尔顿(John Selden,1584-1654),英国法学家和东方学家。

[11]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犹太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试图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犹太教教义结合起来,由此达到一种理性的宗教,对当时的时代产生重大影响。

[12]犹太人的同道:指基督教传播前改宗犹太教的人。

[13]迈蒙尼德,Issure biah.De prohibito congressu et incestu(《论违禁的交媾与淫乱》),cap.ⅩⅣ。【译按】作者在正文中只是转述了这一章中的一段话的大意,在注释中则引录这段话的拉丁原文以为佐证,汉译从略。

[14]迈蒙尼德,Tractstus de regibus Hebraerum(《论犹太法律》),cap.ⅩⅢ,§11。【译按】这里情况同上注。

[15]【原注】亚力山大大帝、赫里欧多鲁斯(Heliodorus,【译按】叙利亚国王塞琉古四世【前187-前175在位】的财政大臣,后毒死塞琉古四世篡位称王)、欧帕托(Antiochus Eupator,【译按】叙利亚国王,前163-前161在位)、托勒密三世(Ptlemaeus Energeta,【译按】埃及国王,前221-前147在位)、奥古斯都、维特利乌斯(Vitellius,【译按】罗马皇帝,公元69在位)等都曾让人在第二座神殿献牲。参阅塞尔顿:De jure naturali et gentium inxta disciplinam Hebraeorum(《论希伯来学说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卷三,第七、八章。

[16]戴龄(Salomon Deylig,1677-1755),德国神学家。他作的分析见其Observationes sacrae(《神学散论》)一书。

[17]引文出自:Th.Hyde,de relig.vet.persar(《古波斯人和马戈人的宗教史》),页33。【译按】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英国神学家和东方学家。

[18]其编者为Ludwig Christian Mieg和Daniel Nebel,于17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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