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葛茨之九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反葛茨之九

谁如果向我披露一本书的不知名而又被视为权威的作者的名字,不仅对我无益,也引不起我的好奇。相反,这往往会给我带来损害,因为,他为权威的成见提供了存在空间。

——豪曼[63]:《论匿名和以笔名出版的书》(de libr.an et pseud.)

关于首席牧师先生对我的争论方式提出的指控,我只能以同一种方式回答;我甚至完全可以容忍首席牧师先生将我的回答本身当成其指控的一个佐证。为什么我不可以怀着善良的蓄意为一种我所不齿的指控向他提供更多的佐证呢?

首席牧师先生指责我以不应有的和过分的赞语礼遇佚名作者,说我怀着双重的卑劣用心:在平庸的读者中博取对他有利的偏见,吓跑那些准备批驳他的对手。这一指责更为严肃,理应得到更为严肃的回答。但很可惜,我无法如此令人信服地作出这种更为严肃的回答。要做到一点,必须将佚名作者的整个作品展示于世人面前,因为,所有我的赞语只关涉到整个作品的一种性质,只产生于整个作品的一种性质。怎样一种性质呢?一部在主题上远离目标的作品所可能想象的一种性质。我将它称作一部坦诚、认真、彻底、严谨的学术性著作:这纯然是特性,从中得不出书中讨论的材料具有真实性这一结论;我甚至可以将这些特性推及作者,又不致因此将他作为一个人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来接受和推荐。所以,这些赞美之词的前提,绝对不是我对他有较详细的了解,或者我从一些著作中了解他;更不是我认识或者早已认识他本人。【529】

我确实说过:“在一切学科中,我这位佚名作者具有这样一种分量,七个葛茨都抵不上他的七分之一”;不论这会多么刺激首席牧师先生的神经,我敢于发此议论,完完全全是因为我手头掌握着的他的著作。首席牧师先生切不可将我所说的一切学科引伸、推延到这些学科的一切细微末节。例如,我的确很难证明,我这位佚名作者对一切低地德语的《圣经》具有的知识像首席牧师先生那样广博、坚实。关于路德《圣经》译文的各种不同版本,他大概也不如首席牧师先生了解得全面;首席牧师先生在其中有着如此非同寻常的发现,以致他能够无比精确地说明,这位已故人物的正统学说随着每一版本的完成而有多大的增长。然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文献史的小玩意儿,佚名作者——他足以证明我不是撒谎——也许拥有七乘七倍多的另一类小玩意儿来与之相比。所有其余方面的知识都是这种情况!甚至在那些并非以实践而是以天赋能力来衡量所拥有的知识方面,佚名作者也是如此。其原因一目了然。佚名作者具有独立思考的头脑;具有独立思考头脑的人有着天赋的能力,善于综观整个学问领域,而且善于发现学问的每一个别蹊径,只要他认为值得花费力气去探察这条蹊径的话。首席牧师先生究竟占有这样一副头脑的多少微粒,应由他自己作出公正无私的测定。七乘七的积是四十九;即便佚名作者拥有四十九颗微粒,也应受到高度敬重,这毕竟比基督教世界各个地方、各个角落所要求于一个牧师或者首席牧师的多了整整七倍呀。

【530】不过,且慢!我还曾将佚名作者称为诚实的、无可指摘的人,这难道不是以我详细了解他、认识他本人为前提吗?——非也!我无须用Quilibet praesumitur……(每个人都被视为……)[64]这一原则保护自己,我愿立即说出我在佚名作者的著作中发现的使我对他作出这种公正评价的理由。这理由就是,虽然佚名作者置一切启示宗教于绝境,但并未因此成为不要一切宗教的人。我简直不知道还有谁像他一样,对纯理性的宗教达到了如此真切、如此完整、如此富于激情的理解。他的著作的整个第一卷,便表述了这种理解;我多么想将这第一卷公之于众呀!他那些破门而出的反对者们迫使我发表了另一个片断。[65]第一卷不仅通过新的和更精辟的论证更清楚地说明了理性宗教的思辨真理,而且也通过极度细密的剖析指出,一旦理性宗教转变成理性的上帝敬拜圣事,这些真理必然会对我们的义务产生重大影响。佚名作者就此、尤其就这种影响所说的一切,都突出表明,他具有高度悟性的头脑,有一颗纯净的心;我无法想象,在这样一副头脑的这种崇高认识中,在这样一颗心的这种高尚情操之中,会暗藏、肆虐着疯狂的、蓄意的错误和渺小、自私的冲动。In eodem pectore(在这同一颗心中),昆体良说,nullum est honestorum turpiumque consortium:et cogitare optima simul ac deterrima non magis est unius animi,quam ejusdem hominis bonum esse ac malum(正直与卑劣不会共存,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行至善之善,又为极恶之恶,正如他不可能同时既善良又邪恶)。[66]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没有从其市民生活中取得证明的情况下,自认为可以称这位佚名作者为诚实的、无可指摘的人的理由!(https://www.daowen.com)

诚然,我曾自以为从维尔特海姆的那位《圣经》翻译家身上见了佚名作者的清晰身影;[67]就在不久以前,此地一位诚实人自然流露的见解还差点儿使我更坚【531】定我的这种想法呢。这个人以前——众所周知——与施密德(Schmid)过从甚密;我手头有他的文稿。可是,马寿先生通过如此多的先验推断,有力地否定了我的妄念或者他可能认为的东西,所以,假如不是我至少也产生疑惑的话,我想必in rebus facti(实际上)完全不会重视那些推断了。诚然,这些推断中有几个欠稳妥,例如,从施密德完全掌握的沃尔夫哲学所作的推断,在佚名作者的著作中,据认为是不可能发现这种哲学的踪影的。请马寿先生允许直言,前引第一卷就完全建立在沃尔夫的定义之上,虽然在所有其他方面,严格的数学方法尚欠明显,这大概是不宜于使用这种方法的材料所致。同时,我必须坦诚地向马寿先生承认,我不理解,我说佚名作者手稿至少产生于30年前,这说法怎么会由于其中考虑到了维特施泰因的书[68]和《约翰一书》[69]的格言而不能成立。不错,维特施泰因的《新约》1751年才出版;但《绪论》却在1730年就发表了,关于约翰格言的争论更早。可是,即便我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争得个道理,又于事何益?关于我这位佚名作者,马寿先生知道许许多多细节,可是,所有这些细节都与维特海姆的施密德不合,所以,很难沿着这个方向思考下去。如果马寿先生事先愿意告诉我们,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些细节就好了。

马寿先生肯定并非得自我,想必是得自某个E.,此人在阿尔托纳的《增刊》[70](第30期)中称残稿作者“是个可惜(!)太知名的佚名作者”,如果说,这个E.如此武断地告知世人的东西不是从马寿先生那里得知的,也只有姑信其说了!只求不要说来自我。因为,就我而言,当我发现我关于施密德的猜测因过于草率而失实之后,我为自己定下一条规矩:绝不再沉湎于这类猜测。所以,我立即决定,即便我从可靠方面了解到真实姓名,现在和将来也绝不公之于众。上帝护佑我永远恪守这一决定,哪怕我确实知道了他的姓名。【532】

对一个姓名如此好奇,多么可怜的好奇!如此急欲知道几个或这样或那样排列的字母!如果我们在知道姓名的同时和通过姓名了解到,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一个羞于在公众面前露面者的证言,我还可以对此表示认可。但是,如果这些证言、奠立在这些证言之上的事物根本不是讨论的主旨,如果理性经由自己的途径应考察的只是理由,那么,作为表达这些理由的单纯代表的姓名有何重要?它不仅百无一利,还往往有害,因为,它给先入之见提供了存在空间,使一切理性考察大打折扣。佚名作者如果被证明是个既不乏意志、也具有力量去认识真理的人,那么,为思考而感到不堪重负的俗众立即便会盲目地追随他。一旦证明佚名作者过去在某个方面声名不佳,而这群俗众立即会表示不愿再与他发生任何关系,实在是一种可笑的成见:一个人的一种感觉有失误,他便必定缺乏所有五种感觉。如此判断的人,甚至还有那些平素并不认为追逐匿名的和使用笔名的作家为小事的文人们,难道我的判断和行为比那些所谓有权搞无益的和非哲学的发现的人更具有非哲学性质?豪曼在本文开篇题旨那段话的同一个地方说:prudentis est ita quosvis dogmaticos libros legere,quasi auctor plane sit ignotus(聪明人的标志在于,他在读一切教义学书籍时,似乎完全不知其作者为何许人)。读者无须重新去忘记他所不知道的东西。

现在,人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我怀着这种意识读完首席牧师先生的下面一段话[71]时,会感到多么惊诧:“最后,我还要提醒L.先生,对他而言,说出残稿作者的姓名应是义务,因为,他曾以披露其姓名相威胁,并试图以此来恐吓他的论敌,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有多少无可指摘的饱学之士被当成了这堆怪诞残稿的作【533】者。他们的尸骨如此不负责任地受到玷污的罪过将归之于他,如果他仍然迟迟不吐露真情的话;既然他早已将这样一些赞语加诸在其作者及其著作之上,他就可以更少顾忌地揭示真情了。”

什么?我曾以披露残稿作者的姓名相威胁?此说何来?这就是我不再隐瞒他的姓名的义务的根据?根据?有怎样的义务便有怎样的履行义务的动因!我曾警告,绝不可像对待小孩和小学生那样对待佚名作者,不然,人们一旦有朝一日知道他是什么人,便必定会羞惭得无地自容。这叫威胁?让人通过我知道这件事就叫威胁?我最终要说出他的姓名?如果首席牧师先生在这里不是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不是蓄意编造谎言,那么,这倒也是一个明证,说明他是如何读我的文章的。他从不读我所写的东西,总是只读他希望我写成的东西。【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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