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孤立及其危险

马基雅维利的整个论证是清清楚楚、前后一贯的。他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只要我们承认他的前提，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他的结论。我们与马基雅维利一起站在了现代世界的门口。欲求的目的达到了，国家赢得了完全的自治。这个结果是以付出高额代价得到的。国家完全是独立的，但同时它又是完全孤立的。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就如快刀斩乱麻一般，割断了前人将国家拴系在人类存在的有机整体之上的麻绳。政界不仅失去了同宗教、形而上学的联系，而且也失去了与人的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其他形式的联系。它孤零零地站立在一个空寂的空间里。

不应否认这种完全的孤立所孕育着的危险后果。忽视或缩小这些后果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正视它们。我不是说马基雅维利意识到了他的政治理论的所有的含义。在思想史中，一个思想家发展了一种理论，但他对这种理论的完全的目的和意义却一无所知的事不是很少见的。对此，我们实际上必须把马基雅维利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明确区分开来。有很多以后的东西是马基雅维利所预见不到的。他的讲话和判断都出自他作为佛罗伦萨书记官的个人经验。他怀着强烈的兴趣研究了“新君主国”的兴起和衰落。但是，十六世纪的小小的意大利的暴政，同十七世纪的绝对君主专制及我们现代的独裁形式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马基雅维利极为钦佩切萨雷·博尔贾用以消灭对手的方法。然而，同后来极大地发展了的政治犯罪技巧相比，这些方法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则后来被用于更大的场景和全新的政治条件时，它的真正面目和它的真实危险就显示出来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理论的后果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显露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说能在放大镜里来研究马基雅维利主义了。(https://www.daowen.com)

还有另外一种环境条件，阻止马基雅维利主义达到完全成熟。在以后几百年中，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他的学说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一种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理论上说，还有很大的理智力量和道德力量来抗衡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除了霍布斯是个例外，都是“国家的自然权利理论”的坚决拥护者。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卢梭、洛克把国家看作一种手段，而不是看作自在的目的。这些思想家还不知道“极权主义”国家的概念。那时还一直存在着一些国家干涉不了的个人生活和个人自由的领域。国家和主权一般说来是“合法的事情”（legibus solutus）。但是，这仅仅意味着它们是出自法律强制的自由，而不是指它们是出自道德的义务。然而，在十九世纪开始以后，所有这一切都突然成了问题。浪漫主义对自然权利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浪漫派的作家和哲学家作为坚定的“唯灵论者”来讲话。可是，恰恰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唯灵论为政治生活中笨拙而不调和的唯物主义铺设了道路。在这方面，有一个极为有趣且引人注目的事实，即十九世纪“唯心主义”的思想家费希特和黑格尔成为马基雅维利的鼓吹者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保卫者。在自然权利理论倒台之后，它的胜利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消除了。这样就再也没有伟大的理智力量或道德力量来牵制和抗衡马基雅维利主义了，它的胜利是彻底的，而且似乎是无与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