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技巧

然而，如果仅仅根据《君主论》不是道德的或教育法的论著，是不能得出它是一本不道德的书的结论的。无论是道德的书或是不道德的书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君主论》既不是一本道德的书，也不是一本不道德的书，它只是一本技巧书。我们不能在这本技巧书里寻找道德行为的规则和善与恶的规则。如果我们被告知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这也就足够了。《君主论》里的每个字都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读。对统治者来说，这部书既不含有道德的方剂，也不邀他去犯罪。它特别关切的东西及其目的在于“新的君主国”，它只试图给新君主国以劝告，这些劝告对新君主国自身免遭危险是必需的。这些危险，对于新君主国比对一般国家——教会国家或世袭的君主国的威胁要大得多。为了避免这些危险，统治者必须求助于非常手段。但要等邪恶攻入政治机体之后才去寻求补救就太晚了。马基雅维利喜欢把政治家的艺术和熟练的医生的技艺相比。医疗的技艺包括三个部分：诊断、预后（根据症状预测能否治愈）和治疗。在这三者之中，一个良好的诊断是最为重要的任务。首要之事是在恰当的时刻辨识出疾病，以便能够为防止其后果作准备。要是这一下搞错，病症的治愈就成了毫无希望的了。马基雅维利说：

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样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至任何人都能够看到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28]

马基雅维利的所有劝告都应以这种精神来解释。他预见到那威胁不同形式政府的可能的危险并对它们做好准备。他告诉统治者，为了建立和保持他的政权，避免内部倾轧，预见和防止阴谋活动，他必须要做的事。所有这些劝告都是“设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是“技巧方面的命令”。康德说：“至于目的是否合理、是否善良的问题这里并不涉及，而只是为了达到目的，人们必须这样做。一个医生为把病人完全治愈作出的决定，和一个放毒者为了保证把人毒死作出的决定，就它们都是服务于意图的实现来说，在价值上没有什么两样。”[29]这些话是对马基雅维利的态度和方法的精确描述。他从来不对政治行动进行责备或赞扬，而纯粹是给予一种描述性的分析，和医生对某种疾病所作的描述用的是同样的方式。在这样一种描述里，我们仅仅关切描述之真，而不关心被说及的事物。甚至对最坏的东西，也可以作一个正确的和卓越的描述。马基雅维利以化学家研究化学反应的同样方式来研究政治行动。确实，一个在实验室里制作一种强毒药的化学家对这种毒药的后果是不负责任的。毒药在熟练的医生手里，可能会救一个人的生命；在谋杀者手里，却可以害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对化学家给予赞扬或责备。如果他教给我们制作这种毒药所需的全部过程，如果他给予我们这种毒药的化学方程式，那么他也就尽到责任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含有不少危险的有毒的东西，但他是用科学家的清醒和冷漠来看待这些东西。他开出了他的政治方剂。他开的这些方剂将被使用，但这些方剂是被用作善的目的还是被用作恶的目的，与他的方剂却不相关。(https://www.daowen.com)

马基雅维利想介绍的东西不仅是一种新的科学，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治艺术。他是第一个论及“国家的艺术”的现代作者。确实，这样一种艺术的观念是非常古老的，但马基雅维利给予这种古老的观念以一种全新的解释。从柏拉图时代起，一切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们都强调不能把政治看作纯粹的例行公事。必定有指导我们的政治行动的确定规则；必定有一种政治的理论。柏拉图在其《高尔吉亚篇》的对话里，把他自己的国家理论同智者派（普罗泰戈拉、普罗底库斯、高尔吉亚）的观点相对立。他宣称，这些人已经对我们的政治行为给出了很多规则。但是，所有这些规则都没有任何的哲学目的和价值，因为他们没有能看到基本点。这些规则是从特殊的事例中抽引出来的，而且仅关系到特殊的目的。它们缺少“理论”的本质特征，即普遍性的特征。这里，我们理解到了柏拉图的“理论”和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的艺术”之间的本质上不能消除的区别。柏拉图的“理论”并不是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艺术”，它是基于普遍原则之上的“知识”。这些原则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上的；不仅是逻辑上的，而且是伦理上的。只有洞察到这种原则的人才算是真正的政治家。一个人可以认为自己在一切政治生活问题上是个行家里手，因为他靠长期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对政治的东西的正确意见。但是，这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统治者，而且这也不能使他做出一个确定的判断，因为他对“原因没有任何的理解”。[30]

柏拉图和他的追随者试图给出一种合法国家的理论。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介绍一种理论来消除或限制这种尝试的人。他的政治技艺对不合法国家和合法国家都同样适合。政治智慧的太阳照耀着合法的君主，也照耀着篡位者和专制者；照耀着公正的统治者，也照耀着不公正的统治者。他把关于国家事务的劝告慷慨大方而毫不吝啬地给予所有的人，我们不需要为这种态度而对他进行责备。如果我们想把《君主论》压缩为一个简短的准则，那么，或许我们最好莫过于指出十九世纪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话。依波利特·泰恩（Hippolyte Taine）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导论里宣称，历史学家应用化学家谈论不同的化学化合物的方式来谈论人类的行动。恶和善是像硫酸和糖那样的产物，我们应以同样冷静的不偏不倚的科学精神来对待它们。严格说来，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方法。确实，他有个人的情感，有他的政治理想，有他的民族志气，但他不允许这些东西影响他的政治判断。他的判断是一个科学家和一个政治活动技巧熟练的人所作的判断。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读《君主论》，如果我们将这部著作看作是政治宣传家的著作，那我们就失去了整个问题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