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神话的技巧

第十八章　现代政治神话的技巧

如果试图把现代的政治神话分解为它们的组成部分，我们发现，它们丝毫没有新意。所有的成分都是众所周知的。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理论和戈比尼关于种族的基本道德和理智差异的论题已经被一遍又一遍地讨论过了。但所有这些仅仅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讨论，要把旧的观念改变成为强有力的政治武器，则需要更多的东西。它们必须能够适合不同听众的理解力。为此，需要一种新手段——不仅是一种思想上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行动上的手段。必须提出一种新技巧，这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用科学的术语进行表达，我们可以说，这种技巧有一种催化作用。它使所有的反应加快，并且使它们发挥充分的效能。尽管产生二十世纪政治神话的土壤早已具备，但没有这种新技术工具的熟练使用，它就不能结出自己的果实。

有利于这种发展并有助于其最后胜利的一般条件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在那个时期，所有的参战国都碰到了同样基本的困难。它们开始认识到，在任何领域中，战争都没有带来一种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对战胜国也是如此。在一切方面都产生了新问题。国际的、社会的和人类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强烈。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冲突的存在。虽然在英国、法国和北美仍一直存在着用平常的和规范的手段来解决这些冲突的某种前景。然而在德国，情况却完全不同，问题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和复杂。魏玛共和国的领导人竭尽全力靠外交事务和立法手段来应付这些问题。但他们的一切努力看来都是徒劳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时期，德国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受到彻底崩溃的威胁。正常的办法似乎已山穷水尽。这便是政治神话赖以生存并由此获得足够营养的自然土壤。

甚至在神话渗透和支配整个人的社会情感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社会，神话既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也并非总以相同的力量显示出来。只有当人面临一种不寻常和危险的境况时，神话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曾在超卜连兹岛的土著人中生活数年，并对他们的神秘观念和巫术仪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性分析的马林诺夫斯基，便一直反复坚持这一点。他指出，甚至在原始社会，巫术的使用也被限制于活动的某个特殊领域。在一切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技术手段来处理的情况下，人们是不求助于巫术的。只有在人面临着某个靠正常力量不可企及的任务时，才会求助于巫术。然而，某一不受巫术和神话所左右的确定领域总是存在的，这便是所谓的世俗领域。这里，人依赖于他自己的技巧，而不是诉诸巫术仪式和宗教誓言的力量。马林诺夫斯基在其《信仰和道德的基础》里说：

当土著人不得不生产一种器具时，他并不求助于巫术。严格说来他在选材中，在刺、切和磨刀的加工方式中，是经验的，即科学的，他完全依赖于他的技巧、理性和耐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具备充分知识的所有条件下，土著仅仅依赖于知识。……中部澳大利亚人具有真正的科学或知识，即完全被经验和理性所控制，以及完全不受任何神秘因素影响的传统。……

有许多世代相袭的传统，它们涉及人们如何栖生于低小的棚屋，以及摩擦取火、采制食品、相互爱慕和争斗的方式……根据土著人总是采用一些新的和适当的材料这一事实能够看到，这种世俗的传统是可塑的，有选择的和明智的，并也得到适当的缔造。[1]

在一切不需要格外和特殊的努力，不需要特别的勇气和耐力的任务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巫术和神话。但如果某件事情很危险并且结果不确定时，一种高度发展的巫术和与之相连的神话总是要出现的。

对原始社会里巫术和神话作用的这种描述，同样非常适用于人类政治生活高度发展的阶段。在绝望的境遇中，人总是求助于绝望的手段，我们当前的政治神话就是这种绝望的手段。如果理性使我们失望，便总会有某种“终极的理性”（ultima ratio），即非凡的和神秘的力量。原始社会是不受成文法、典章、制度或宪法、权力法案及政治宪章统治的。然而，甚至社会生活的最原始形态也向我们显示了一种非常清楚、非常严格的组织。这些社会成员决不是生活在一种无政府状态或混乱状态中。或许我们所知道的最为原始的社会，是我们在美洲的土著部落和北部、中部澳大利亚所发现的图腾崇拜社会，斯宾塞和吉伦的著作已对此做过仔细的研究和描述。在这些图腾崇拜的社会里，我们没有发现像希腊、印度、埃及神话那样复杂精细的神话，没有对拟人化的神的崇拜，也没有把伟大的自然力量人格化。但他们是被另一种力量，甚至是更为强大的力量，聚拢在一起；这种力量，就是基本神秘观念（他们对动物祖先的信仰）之上的一定的仪式。每一个群体的成员都隶属于一个特殊的图腾氏族；因而每一个成员都是被束缚在固定的传统锁链之中。他必须禁忌某种食物；他必须遵守族外通婚或族内通婚的非常严格的规则；他必须每隔一定的时间，用固定不变的程式作同样的仪式，这种仪式是其图腾崇拜的祖先生活的戏剧性表演。这一切并不是靠强力，而是靠他们基本的、神秘的观念加于部落成员的，这些观念的束缚力是不可抗拒的，它从未受到过质疑。

后来，在那里出现了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社会的神秘组织似乎被某个理性组织所取代。在平静时期，在相对稳定和安全的时期，这种理性组织是容易维持的，它似乎能安全地抵御一切进攻。但在政治中，平衡从未完全被建立起来。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毋宁说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静态的平衡。在政治里，我们总是生活于火山似的地面上，我们必须对突然的灾变和爆发有所准备。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危机关头，那抵御旧的神秘观念产生的理性的力量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在这些关头，神话的时代又来临了。因为神话一直没有被真正征服和战胜。它一直潜藏在黑暗之中伺机以待。一旦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约束力，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丧失了力量，不能再同有魔力的神秘力量进行战斗的时候，这种时机就到来了。

法国学者杜特（E.Doutte）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非洲北部的巫术和宗教》（Magie et religion dans l'Afrique du Nord）。在这本书中，他试图给神话下一个简洁明确的定义。按照杜特的看法，我们在原始社会所看到的神和精灵只不过是共同愿望的人格化。杜特说，“神话是人格化的共同意愿。”这个定义大约是三十五年前作出的。当然，作者不知道也没有想过我们当前的政治问题，他是作为一个从事于对北非的一些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和巫术仪式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讲话的。另一方面，杜特的定义可被用作对现代领导或独裁观念的最为简洁有力的表达。领导之需要，只是在共同意愿已达到一种不可阻挡之势，或相反地，用平常的规范方式实现这种意愿的一切希望均告破灭时才会出现。在这样的时刻，意愿不仅被敏锐地感觉到，而且也被人格化了。它就以一种具体的、可塑的和个人的形态伫立在人的眼前。强烈的共同意愿在领袖身上体现出来。以前的社会约束（法律、正义、宪法）被宣布为无效。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神秘的力量和领袖的权威，领袖意志是最高的法律。

然而，高度文明的国家显然不能像原始部落那样来实现这种共同意愿的人格化。文明人当然是受着最为强烈的热情的支配，一旦这种热情达到了顶点，他便易于屈从最为非理性的冲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完全忘记或否定理性的需求。为了相信他的信念，他必须为它找出一些“理由”；他必须形成一种“理论”来为他的教义作辩护。这种理论，至少不能是简单粗糙的，恰恰相反，它应当是深奥精致的。

我们很容易理解原始生活中的这种假设，即一切人的力量和自然力量能够被聚拢和集中在一个个体的人身上。如果某个巫师是一个公正的人，如果他知道巫术的咒语，好像他懂得如何在正确的时刻和以正确的次序来使用它们，那么，他就是一切事物的主宰。他能避开所有的邪恶，他能打败所有的敌人；他支配一切自然的力量，这一切与现代的思想相距太远了，以至于似乎是很难理解的。但如果现代人不再信仰一种自然的魔力，他也绝不会放弃对一种“社会魔力”的信仰。倘若一种共同的意愿以其全部的力量和强度为人所感知，那么，人们很容易相信，仅需要恰当的人来满足这种意愿。在这一点上，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理论找到了市场。这种理论，在理性上向人们论证一种就其起源和趋向来说只是非理性的观念。卡莱尔曾强调，英雄崇拜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必需因素。直到人类自身停息它才会停息。“在世界历史的一切时代，我们都能发现作为该时代不可缺少的救星式的伟人；他们是闪电，没有闪电，燃料决不会燃烧。”[2]百姓可以把伟人的话信奉为智慧的救世之言。

但卡莱尔并没有把他的理论理解为一种确定的政治纲领。他的概念是一个浪漫的英雄主义概念，这和我们现代政治“现实主义者”的概念是相距甚远的。现代的政治家已经使用了更为严厉的手段，他们不得不解决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方形的圆”这样的问题。人类文明的历史学家已告诉我们，人类在其发展中已经经过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人类开始是作为巫士（homo magus），通过巫术时代，达到了技巧时代。以前具有原始文明的巫师变成了手艺人（homo faber）、工匠和艺术家。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历史的划分，那么，我们现代的政治神话确实显现为一种极其怪诞和荒谬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它们之中所发现的是两种似乎相互排斥的活动的融合。现代的政治家已不得不把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是互不相容的功能集于一身。他不得不同时既以巫师又以手艺人的身份去行动。他是一种完全非理性的和神秘的新宗教的牧师。但他在保卫和宣传这种宗教的时候，又进行得有条不紊。他并不寄希望于机遇，每一步都做过很好的准备和谋划。正是这种奇怪的结合成了我们政治神话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

神话一直被描述为无意识活动的结果和自由想象的产物，但在这里我们发现，神话是按照计划来编造的。新的政治神话不是自由生长的，也不是丰富想象的野果，它们是能工巧匠编造的人工之物。它为二十世纪这一我们自己伟大的技巧时代所保存下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神话技巧。从此以后，神话可以在与任何其他的现代武器（譬如机关枪和飞机）同样的意义上以同样的方式被制造出来。这是一种新东西，并且是一种从根本上说来十分重要的东西，它已改变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整个形式。正是在一九三三年，政治界开始有些担忧德国的重新武装及其可能带来的国际影响。事实上，这种重新武装在好几年以前就已开始，只是几乎没有为人们所注意罢了。真正的武装是从政治神话的起源和产生开始的，以后的军事武装只是随着上述事实而必然出现的。这个事情早已经完成了，军事武装只是政治神话所造成的精神武装的必然后果。

必须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语言功能的变化。倘若我们对人类语言的发展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言语在文明史中，完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简单地说，我们把这些功能称作语义上运用的功能和巫术上运用的功能。甚至在所谓的原始语言里，言语的语义功能也决不会失去；没有它就没有人类的语言。但在原始社会里，巫术的语言具有一种占支配地位和压倒一切的影响。它不对事物或事物的关系进行描述，而是试图产生效果和改变自然的进程。没有一套精心制作的巫术的艺术，这是办不成的。但在巫师的手掌中，它变成了一种最为有力的武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抗它的力量。在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里，巫师梅德亚（Medea）说，“靠巫术的歌声和咒语，甚至可以把月亮从天上拽下来。”（Carmina Vel coelo possunt deducere lunam.）

十分严重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我们现代世界里重新发生了。如果我们研究现代的政治神话及其运用，我们就会在其中出乎意料地不仅发现我们道德价值的某种转换，而且还会发现一种人类语言的变化：巫术的言语重于语义的言语。如果现在的某一天，我碰巧读到一本最近十年中德国出版的书，它并非政治著作，而是理论著作，即探讨哲学、历史或经济问题的著作，我会吃惊地发现，我不再懂得德国的语言了，新词已被铸造出来，即使老词也被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使用；它们都经历了含义的深刻变化。这种深刻的变化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词以前被用作一种描述性的、逻辑的或语义上的含义，而现在是当作要产生某种效果和激励起某种情感的巫术上的词语来使用的。我们日常的词语也受到意义上的指责，但对这些新造的词语的指责来自情感和强烈的热情。

不久以前，出版过一本非常有趣的小书，题为《纳粹德语——现代德语用法汇编》，其作者是海因茨·帕希特（Heinz Paechter）、贝塔·赫尔曼（Bertha Hellman）、海德维希·帕希特（Hedwig Paechter）和卡尔·奥·帕特尔（Karl O.Paetel）。在这本书里，一切由纳粹统治所造出的新术语都被细致地开列出来，这是一个惊人的单子。看来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词在这场普遍的毁灭中存活了下来。作者企图把这些新术语翻译成英文，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他们所能给出的只是这些德语语词和短语的累赘的说法，但却不能作出真正的翻译。因为不幸（或可能不幸）的是，这些词是不能贴切地用英文来表达的。这些词的内容和客观意义不能像环绕和笼罩着它们的那种情感气氛那样更能刻画出它们的特征。这种气氛必能感觉得到，但它不能被翻译，也不能从一种意见的水土传递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水土。要阐明这一点，我对随意选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感到满意。我从《纳粹德语——现代德语用法汇编》里了解到，在最近的德语用法中，“Siegfriede”（胜利的和平）和“Siegerfriede”（胜利者的和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甚至德国人也不容易听出这种不同来。这两个词发音非常近似，似乎是表示同一个东西。“Sieg”的意思是胜利，“Fried”的意思是和平，这两个词合并起来怎么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呢？然而，我们被告知，在现代德语的用法里，这两个词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因为Siegfriede是一个由德国的胜利而得到的和平；而Siegerfriede的含义则是与之根本相反的，它被用于指称一种由同盟国的征服者所支配的和平。其他的术语也是这样，铸造这些术语的人对他们所从事的政治宣传艺术有着精湛的把握。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靠最简单的手段刺激起了最为强烈的政治热情。一个词语，甚至是一个词语中的一个音节的改变，就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这个目的。在这些新词里，我们感觉到人类的全部情感，诸如憎恨、气恼、暴怒、傲慢、轻蔑、假冒和鄙弃等等，在这里汇集。

但巫术词的使用并不是全部的手段。假如一个词要实现其完全的效用，就必须引入新的仪式来对它进行补充。在这方面，政治领袖们也进行得非常彻底、有条不紊，并取得了成功。每一种政治活动都有其特殊的仪式。因此，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没有私人的领域，没有政治生活的独立，人类的整个生活突然间被新仪式的高潮湮没了。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疏忽罪，它成了反对领袖和极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

这些新仪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消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了。事实上，在受仪式支配和统治的原始社会里，个人的责任是一种未知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只是一种共同的责任。真正的“道德主体”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氏族、家族和整个部落对其所有成员的行为负责。假如发生一起犯罪，也不会把它推诿给个人。罪行就像一种瘴气或社会感染一样遍及整个群体，没有人能够逃脱这种感染。复仇和惩罚也总是对着一个群体，在这些以血缘世仇为最高义务之一的社会中，报复决不仅是必然地对着谋害者本人的，只要杀了他的家族或部落里的一个成员就行。在一些情况下，如在新几内亚和非洲索马里的例子里，被杀的就不是犯罪者本人，而是比他年长些的哥哥。

近二百年间，在和文明人的生活相比较时，我们关于原始生活特征的概念已经完全改变了。在十八世纪，卢梭对原始生活和自然国家作了著名的描述，他在原始生活中看到一种真正朴素、单纯、幸福的乐园。原始人生活在原始森林的清新环境里，按照本能行事，朴素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享受着最高的善、绝对独立自由的善。不幸的是，十九世纪人类学研究的进步完全破坏了这种哲学田园诗。卢梭的描述被转向了与它正相反的一面。哈特兰（E.Sidney Hartland）在其著作《原始法》里写道：

原始人与卢梭所想象的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物相距甚远。恰恰相反，原始人在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他的民族习俗的禁闭，他被束缚于古老传统的锁链之中……他把这些束缚当作习惯的东西来接受，从不寻求去打破它……对文明人来说，同样的看法也经常适用。但文明人太不知足了，太希望变化了，太渴求向他所处的环境提出询问了，以至于不能长期保持沉默。[3]

这些话写于二十年以前。但同时却给我们上了新的一课，这对人类骄傲来说，是非常丢脸的一课。我们知道，现代人，尽管他是不知足的，或许恰好正是由于他的不知足，才没有能真正地超越原始生活的条件。当他面临同样的力量时，他能很容易地被抛回到一个他完全默许的国家。他不再询问他的环境，他把它当作一个习惯的东西而接受下来。

近十二年的全部悲哀的经验可能是最为可怕的。它可以和奥德赛在塞西岛的经历相提并论，甚至还更坏一点。塞西女妖把奥德赛的朋友和同伴变成各种各样的动物形态。但在这里却是人，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人，突然放弃人的最高特权的诚实而正直的人。他们不再是自由和人格的主体了。他们表演着同样规定的仪式，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他们的姿态是强烈而狂热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是受外力所驱动的。他们的行动就像木偶剧里的提线木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剧的绳子，以及人的整个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绳子，都由政治领袖们在那里牵动。

这对理解我们的问题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强制和压迫的方法在政治生活里都曾使用过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目标在于物质性的结果。甚至最为恐怖的专制制度也以把一定的行动律令强加给人们为满足，它们并不关心人们的感情、判断和思想。的确，在大的宗教斗争中所造成的最为强烈的效果，不仅是要支配人们的行动，而且也要对人们的意识进行统治。但这些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它们仅仅是加强了对宗教自由的感情。而现代的政治神话则以颇为不同的方式进行，它们并不是从要求或禁止一定的行为开始，而是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而改变人。政治神话的行动方式活像一条毒蛇，它在攻击其牺牲品之前先努力对其进行麻痹，使人们没有怎么抵抗就沦为它们的牺牲品，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已被击败和征服了。

通常的政治压迫手段将不足以产生这种效果。甚至在最难忍受的政治镇压之下，人们也没有停止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总是会保留有个人自由的一个领域来反抗这种压迫。古代的古典伦理学观念，在古代世界的混乱和政治的衰败中，保持并加强了它们的力量。塞涅卡（Seneca）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并在尼禄（Nero）宫廷供职，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其论文和道德书简里对斯多葛哲学高尚的观念，就意志自律的观念和聪明人独立自主的观念作出一种概括。我们现代的政治神话在其开始工作之前就摧毁了所有这些观念和理想。它们不需害怕来自这方面的任何反对。我们在对戈比尼著作的分析里已经研究过制伏这种反对的方法。种族神话就像强烈的腐蚀剂那样在发挥作用，成功地化解了一切其他的价值。

要理解这个过程，必须从对“自由”这一术语的分析开始。不仅在哲学的语言里，而且在政治学的语言里，自由都是一个最为含混不清的术语。一旦我们开始对意志自由进行思考，我们就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无法解脱的形而上学问题和二律背反的迷宫之中。关于政治自由，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经常使用甚至滥用的口号。所有的政党都向我们保证，它们是自由的真正代表和捍卫者。但他们又总是用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定义这个术语，并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来使用这个术语。伦理自由实质上是更为简单的东西，它就是要从在形而上学里和在政治里似乎都无法避免的模棱两可中解脱出来。人作为自由的主体来行动，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漠不关心的随意的特权”（Liberum arbitrium indifferentiae）。不是缺乏动机而是以动机为特征，才是自由行动的标志。在伦理学意义上，如果一个人的动机依赖于他自己的判断和他自己对什么是道德责任的确信，那么，这个人就是个自由的主体。按照康德的看法，自由等于自律。这并不意味着“非决定论”，而毋宁说是一种特殊的决定。它意味着我们在行动中所服从的法则不是从外面强加给我们的，而是道德主体将这个法则给予自身。

康德在阐述他自己的理论中，总是告诫我们反对一种基本的误解。他宣称，道德自由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设定。它不是“既定的”（gegeben），而是“设定的”（aufgegeben）。与其说它是赋予人类本质的礼物，而毋宁说是一个任务，是人能够为自己规定的最为艰巨的任务。在整个政治生活似乎面临崩溃的严峻和危险的社会危机时刻，这种要求就变得尤其艰巨。在这样的时刻，个人对他自己的力量已感到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自由不是人的自然的遗产，为了具有自由，我们必须去创造它。如果人只是简单地顺从其自然本能，那他将不会为自由而奋斗，他将宁可选择依从。很明显，依赖他人要比自己思想、自己判断、自己决定容易得多。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是在个人生活里还是在政治生活里，自由经常是被看作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特权。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人们试图抛掉这种负担。这时，极权国家和政治神话就进入了。新的政党起码要许诺摆脱这种两难境地。它们隐瞒和肢解自由的真谛，但同时它们又解除了人的一切个人责任。[4]

这把我们引向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在我们对现代政治神话的描述中，还遗漏了一个特征。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极权国家里，政治领袖不得不担负起所有的这些在原始社会为巫师所履行的职能。他们是绝对的统治者，是许诺能够治愈一切社会罪恶的巫医。但这还不够，在原始社会里，巫师还有其他重要工作。巫师（homo magus）同时就是占卜者（divinans），他启示上帝的意志并预言未来，占卜者在原始的社会生活里有其稳固的地位和不可缺少的作用。甚至在政治文化高度发展了的阶段，占卜者仍然完全具有他原来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例如在罗马，没有占卜官和祭司的劝告，任何重要的政治决定都不能做出，任何困难的事都不能承担，任何战争都不能进行。当罗马军队被派出时，总有祭司陪伴着，他们是军事编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https://www.daowen.com)

甚至在这方面，我们现代的政治生活也已突然回到了那似乎已被完全忘记了的形式。我们确实已不再有那种原始的巫术与那种靠抽签的占卜；我们不再观察鸟的飞行，也不再检查被杀死的动物的内脏。我们已经发展了一种更为精致复杂得多的占卜方法，即一种被宣称是科学的和哲学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变了，但事情本身决没有消失。我们现代的政治家知道得非常清楚，用幻想的力量比用纯粹的物质力量更易于鼓动起大批的群众，而且他们已充分地运用了这种知识。政治家变成了一种公众的算命先生，预言是新的统治技巧中的一个本质的成分。最不可能或绝不可能的许诺都做出来了，太平盛世被一遍又一遍地预言着。

十分严重的是，这种新的占卜术的第一次出现不是在德国的政治中，而是在德国的哲学中。一九一八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问世。可能以前从没有一本哲学书曾引起过这样的轰动。它被翻译成了几乎所有的语言，被各种各样的读者所阅读，这些读者中有哲学家和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学生和学者、商人和市民。这种前所未见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本书向它的读者念了什么魔术咒语呢？这似乎是一种怪诞的事，但依我之见，应在该书的标题里而不是他著作的内容里来寻求斯宾格勒成功的原因。标题《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是点燃起读者想象力的电火花。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一八年七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已经认识到，在我们受到高度赞扬的西方文明国家里，某些东西已经腐朽了。斯宾格勒的著作以锐利有力的笔触，表达了这种普遍的不安。这本书根本不是一本科学著作。斯宾格勒蔑视一切科学方法，并向它们提出挑战。他宣告，“应科学地对待自然，要理想化地对待历史”。即使这一点，也还不是斯宾格勒著作的真正意义。一个诗人生活在他想象的世界里；一个伟大的宗教诗人，像但丁或弥尔顿，也生活在预言想象力的世界里。但他不把这些想象当作现实，也不把它们弄成一种历史哲学。这才恰恰是斯宾格勒的真意所在。他夸耀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靠这种方法对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就能用像天文学家预言日食或月食的同样方式和同样的精确性进行预言。“这本书第一次企图去冒险地预定历史，它冒险地推断在一种文化的命运中尚未明了的阶段，特别是敢于对我们时代的唯一文化（它实际上在西欧和美国人那里达到完成阶段）和我们的星球进行预示。”

这些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斯宾格勒著作及其巨大影响的线索。如果能不仅对人类文明的历史作出叙述，而且能对其未来的进程进行预测，那确实是前进了一大步。很明显，以这种方式说话的人既不是纯粹的科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按照斯宾格勒的看法，文明的产生、衰败和没落并不依赖于所谓的自然规律，它是被一种更高的力量，命运的力量所决定的。人类历史中的动力是命运而不是因果关系，斯宾格勒说，一个文化世界的诞生总是一种神秘的活动，是一种注定的命运；我们贫乏的、抽象的、科学的或哲学的概念对这类行动是完全看不透的。

当一个伟大的灵魂从永远孩童似的人类原始精神性中觉醒过来，从无形式中分离出一种形式，从无限制和永恒中分离出一种限制和宿命之物时，一种文化就诞生了……当这个伟大的灵魂已在民族、语言、教义、艺术、国家、科学等形态里，实现了它的全部可能性，又回复到原始精神时，这种文化就死亡了。[5]

这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最古老的神秘动机的复活。几乎在世界的所有神话里，我们都遇到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命运观念。宿命论看来是不能和神秘的思想相分离的。在荷马的诗里，即使是神也不得不屈服于命运。命运如宙斯一样独往独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对一切天体都赖以运行的“定数的绕线杆”作了著名的描述：当纺锤朝向定数女神之膝时，她的女儿们即命运三女神拉刻西斯、克洛托、阿特罗波斯登坐王位，拉刻西斯歌唱过去，克洛托歌唱现在，阿特罗波斯歌唱未来。[6]这是一种柏拉图的神话，而柏拉图总是在神秘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作出鲜明的区分。但在我们现代的一些哲学家那里，这种区分看来已被完全消除了。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显示一切神话特征的历史的形而上学。当我第一次读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时，我碰巧正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哲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斯宾格勒的书和我最近读过的一些占星术论文极为相似。当然，斯宾格勒并没有企图去预言星球上文明的未来，但他的预测和占星术预测有着完全同样的形式。文艺复兴时的占星术士不满足于揭示出个体的人的命运，他们将他们的方法也用于伟大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中的一个占星术士曾被教会判处火刑，因为他给基督占卦，从基督的生辰预言了基督教的行将没落。实际上，斯宾格勒的书也是一种历史占星术，是一个展示令人忧郁的启示预见的占术者的作品。

但是，我们能真正地把斯宾格勒的著作同后来的政治预见联结起来吗？我们能把这两种现象放在同一水平上吗？乍一看来，这样一种类比似乎是很有问题的；其实不然，斯宾格勒是恶的预言者，新的政治领袖们则想唤起他们的追随者的最高希望。斯宾格勒宣讲西方的没落，别的人则宣扬日耳曼族征服世界。很明显，这些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斯宾格勒本人也不是纳粹运动的追随者。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是旧的普鲁士理想的羡慕者和颂扬者，新人的纲领对他毫无吸引力。然而，斯宾格勒的著作却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本先驱著作。斯宾格勒从他的一般论题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强烈地反对把他的哲学叫做悲观主义哲学，他宣称自己决不是悲观主义者。确实，我们西方文明终究是要灭亡的，但为这种明显的、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悲哀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的文化丧失了，那么，对当代人来说，仍然保留着许多其他的东西，而且或许是更好的东西。

对西方人来说，不会再有任何关于伟大的绘画或伟大的音乐的问题了……只有广泛的可能性留给了他们。对于充满着无限希望的健全而有生气的一代，我看不到及早发现这些希望必成泡影的任何不利条件。……确实，对那些在决定性的年代里过分相信在建筑、戏剧和绘画领域里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可供征服的东西的一些人来说，这事可能是一个悲剧。他们沉沦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数百年的工作最终会使西欧人看到自己的生活在一般文化场景中所占的位置，会使他们检验自己的能力及它的效果。我只能希望新时代的人能为这本书所打动，将自己献身于技术而不是抒情诗，献身于大海而不是画笔，献身于政治而不是认识论。如果他们不能做那就更好。[7]

技术而不是抒情诗，政治而不是认识论，这种人类文化哲学家的劝告能够很容易地被理解。新时代的人们确信，他们实现了斯宾格勒的预言。他们用自己的意思解释斯宾格勒。如果我们的文化（科学、哲学、诗和艺术）死亡了，那就让我们来一个崭新的开始吧，让我们尝试我们广泛的可能性，让我们创造一个新世界并且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吧。

同样的思想倾向也显露在一个现代德国哲学家的著作中。这个哲学家，乍看和斯宾格勒极少共同之处，而且是独立地发展了他的理论。一九二七年，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存在和时间》（Sein und Zeit）。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学生，并且被认为是德国现象学学派的杰出代表。他的著作登载在胡塞尔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上，[8]但这本书的态度是和胡塞尔的精神截然相反的。胡塞尔是从对逻辑思想原理的分析开始的，他的整个哲学依赖于他的分析结果。他的最高目标是使哲学成为“精密科学”，把它建立在不可动摇的事实和无可怀疑的原则之上。海德格尔与这种倾向完全背离。他不承认有像“永恒的”真理，柏拉图的“理念王国”，或严格的哲学思想的逻辑方法这类东西。所有这一切都被宣布为难以捉摸的东西。我们试图建立一种逻辑哲学是徒劳的，我们只能给予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这样一种存在主义哲学并不声称给我们一种客观的和普遍有效的真理。没有任何思想家能给出比他自身存在的真理更多的东西，而且这种存在有一种历史的特征，它是和个人生活的特殊条件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改变这种条件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为了表达他的思想，不得不铸造了一个新词，他说到人的存在抛入（Geworfenheit），认为被抛入时间之流是我们人类状况的一种基本而不可改变的特征。我们不能从这条溪流中浮现出来，也不能改变它的进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存在的历史条件。我们可以试图去理解和说明这些条件，但不能够改变它。

我并不是要说这些哲学学说与德国政治观念的发展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大多数这类观念产生于不同的来源。它们有着一个非常“现实的”而不是思辨的目的。但新哲学削弱并慢慢摧毁了那能抵抗现代政治神话的力量。一种由忧郁的没落预言和我们文明不可避免的毁灭所构成的历史哲学，以及在人的存在的抛入中看到他的基本特性的理论，已放弃了在人的文化生活建设和重建中积极参与的一切希望。这样的哲学抛弃了它自己基本的理论观念和伦理观念。因此，它可以被用作政治领袖手中的一个驯服工具。

宿命论在我们现代世界的复归，将我们引向另外一个一般的问题。我们为自然科学而自豪；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自然科学是人类思想的一个非常迟到的成就。甚至在十七世纪，在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的伟大时代，它还没有被牢固地建立起来。它仍然不得不为它的公开地位而斗争。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玄秘科学（巫术、炼金术和占星术）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它们甚至曾有过一个新的繁盛时期。开普勒是第一个能以精确的数学术语描述行星运动的伟大经验主义的天文学家。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开普勒不仅必须同他那个时代作斗争，而且也要同他自身作斗争。天文学和占星术那时仍是不可分离的。开普勒本人是被指命为普拉格皇宫的占星术士，并且在生活的末期变成了华伦斯坦的占星术士。他最后自身解脱的道路是现代科学史中最重要、最吸引人的章节。他从未和占星术的观念完全决裂，他宣布天文学是占星术的女儿，而且说它决不会变成否定或蔑视其母亲的女儿。在近代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前，在经验论的思想和神秘的思想之间是不可能划出一条界限的。现代意义上科学的化学这个术语在罗伯特·波义耳和拉瓦锡时代以前是不存在的。

这种事态如何能得到改变呢？自然科学如何能在无数次的徒劳之后最终与巫术的符咒决裂呢？这种伟大的理智革命的原则在培根的话里得到最好的描述。培根是现代经验论思想的一个先驱，他说，“对自然的胜利只能靠顺从自然而取得”（Natura nonvincitur nisi parendo）。培根的目标是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但人的统治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来理解。人不能征服或奴役自然。为了统治自然，人必须尊重自然，必须服从它的基本法则。人必须从自身解放开始，他必须清除自己的谬见和幻象，清除人类的愚昧和幻想。在他的《新工具》（Novum organon）的第一卷里，培根力图对这些幻想作一个系统的描述，他描述了几种不同的幻象，种族幻象（idola tribus）、洞穴幻象（idola specus）、市场幻象（idola forl）和剧场幻象（idolatheatri）。他也试图揭示如何克服这些幻象，以便扫清通向真正经验科学的道路。

在政治当中，我们尚未发现这种道路。在人类的一切幻象中，政治幻象即市场幻象，是最危险又最持久的幻象。自从柏拉图的时代以来，一切伟大的思想家都做了极大的努力来发现一种合理的政治理论。人们确信在十九世纪最终找到了正确的途径，一八三〇年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出版了他的《实证主义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的第一卷。他从分析自然科学的结构开始，从天文学到物理学，从物理学到化学，从化学到生物学，他都作了分析。但是，按照孔德的观点，自然科学仅仅是第一步。他的真实目的和最高的抱负是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奠基者，把我们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所见到的同样精确的推理方式、同样的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导入这门新科学。

政治神话在二十世纪的突然泛起说明了孔德及其弟子门徒的希望流产了。政治同实证的自然科学即精确的自然科学仍然相距很远。我毫不怀疑，后代们会以现代的天文学家研究一本天文学论著或现代的化学家研究一篇化学论文的同样的情感，来对我们的许多政治体制进行回顾。在政治中，我们尚未发现牢固可靠的根据。这里似乎没有任何明白地建立起来的宇宙秩序；我们总是面临着突然再次回到旧的混乱状态的威胁。我们正在建造雄伟壮丽的大厦，但我们尚未能把它们的基础确定下来。人靠熟练运用巫术、符咒就能改变自然进程这种信仰，千百年来一直在人类历史中流行。尽管净是挫折和失望，但人类仍然极为顽固地坚持这种信仰。因此，在我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中仍有巫术所把持的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小团体试图将其意愿和幻象的观念强加给伟大的民族或整个政治时，它们或许会得逞一时，甚至会取得很大的成功，但终究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因为正像有一个物理世界的逻辑一样，毕竟也有一个社会世界的逻辑，有某些违背了它就必受惩罚的法则。即使在这个领域，我们也必须听从培根的劝告，在我们要支配社会世界之前，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服从社会世界的法则。

在这场反对政治神话的斗争中，哲学能给我们以什么帮助呢？我们的现代哲学家们似乎很久以前就已放弃了影响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的进程的一切希望。黑格尔对哲学的价值和尊严有着最崇高的见解。但也正是黑格尔本人宣称，对于世界的改革来说，哲学总是姗姗来迟。因此，幻想任何一种哲学能够超越它的时代，就如同一个人想跳出他的时代一样愚蠢。“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状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9]如果黑格尔的这一格言为真，那么，哲学将被谴责为一种绝对的寂静，是对人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完全消极的态度。它只是简单地接受和解释既定的历史环境，在其面前卑躬曲膝。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就不过是一个思辨的懒汉而已。然而，我认为，这是和哲学的一般特征和哲学史相矛盾的。单是柏拉图的经典例子就足以驳斥这种观点。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不仅仅是“在思想中冥思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也经常不得不思考超出或反对他们的时代。没有这种理智的和道德的勇气，哲学就不能在人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里完成自己的任务。

摧毁政治的神话是超出哲学能力之外的。神话在一种意义上来说是驳斥不了的，因为它不接受理性的辩驳，不能为三段论所驳斥。但哲学能给我们以别的重要的帮助。它能使我们理解对手。为了战胜敌人必须了解敌人是正确战略的一条首要原则。知彼不是说只要知道对手的缺点或弱点，而且也必须知道其力量。我们大家都已能很容易地理解这种力量。当我们初听到政治神话时，我们觉得是如此的荒谬绝伦、荒诞离奇，以至很难将其放在眼里。现在我们大家都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不应该第二次犯这同样的错误。我们应该仔细地研究政治神话的来源、结构、方法和技巧。为了认识对手、战胜对手，我们必须面对面地观察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