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海洋发现者与帝国创建者

【导读】在巴塞洛缪·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于1488年绕过好望角，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达·伽马于1498年通过环绕非洲的路线抵达印度，以及麦哲伦在1519—1521年间实现环球航行（虽然麦哲伦本人在菲律宾被杀）之后，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历史就开始融合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史（World History）。在这新一章的探索中，最具加速性的事件发生在半个世纪多一点点的时间里，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惊叹不已的50年，也就是说，从1588年英格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到1644年清朝定鼎中原这一“正式”时刻为止（事实上后金的建立要早一整代人）。

在1588年之后，在这数十年的时间里，紧随着荷兰、瑞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最后一天创立；山普伦在同一个十年开启了法属加拿大的事业，而“五月花”号之旅则发生在1620年。在同一时期，哥萨克人也迅速穿越西伯利亚，抵达蒙古、满洲边界和太平洋沿岸，而开启了满族入主中原伟业的努尔哈赤的事业，也正如火如荼，虽然他生前并没有攻入北京城；他出生于1559年，1616年自立为帝。

在这个充满着转折的半个世纪里，世界力量的引力中心转变了，而地理大发现的动机也有了变化。这两种进程彼此互动。首先对于希腊城邦，随后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黑海意味着通往俄罗斯的一条贸易通道，而不是一个位于俄罗斯地域的陆上帝国。对于埃及，以及之后的波斯帝国而言，红海、波斯湾甚至通往印度的季风之路，也意味着贸易，而不是对一个海外帝国的殖民控制。对于地中海的罗马人来说，一个封闭的海，他们称之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是一个可以使他们同时控制南欧、北非以及小亚细亚的焦点区域；但是，虽然他们已经是一支海上力量（maritime power），但他们从来没有成为一支大洋力量（oceanic power）。他们在北海停了下来，并没有深入大西洋。他们与印度进行贸易活动，但从来没有想着去征服那里。(https://www.daowen.com)

在旧世界的另一端，中国有着类似的情况，它是一个巨大而又稳固的大洲级力量。中国人有着非常悠久且广阔的海上交往史。在中世纪，通过他们自己的商人，也通过阿拉伯和其他地方的商人，他们与印度尼西亚甚至整个印度洋进行交流。但是，在他们的历史中，中国人从来没有试图创立一个海外“殖民”帝国，甚至连身边的日本列岛都没有考虑过。唯一试图征服日本的行动是由蒙古人领导的，出现在元朝统治时期，但没有成功。

最为巨大的转变出现在16、17世纪之交。权力开始从拥有陆军的国家转移到拥有海军的国家。虽然这一转变十分迅速，但并没有在一个时段内出现在各个地方。随着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俄国成为一个越来越巨大的大洲级力量，而与此同时，英国与荷兰作为位于欧洲边缘的次要国家，正在将自身转变为基于海上力量的帝国。

或许，最具标志性意义的转变是莫卧儿帝国的迅速衰败，它曾经从中亚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而在当时，英国和法国作为来自海上的对手，正逐渐出现在印度沿海地区。莫卧儿帝国在阿克巴统治时期达到鼎盛，这在耶稣会士皮埃尔·杜·雅里克（Pierre Du Jarric）的记述中有所体现。在更为东部的地方，这种转变更为缓慢，随着清朝从陆路入主中原，随后不得不将控制权逐步让给英国人所引领的、来自海上的那些纠缠不清的冒险家。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关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海峡以及广州的记述，更不必说他早年在西印度的冒险生涯，为我们留存了关于18世纪末英国人性情活跃与自信的事例。非常抱歉的是，我们在这部分中没有收入他的长篇自传的任何信息，他是人们可以从他的注脚和参考书目中受益的那一类作者。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已有耶稣会士德西迪利以及庶务修士鄂本笃关于西藏的记述，他们是最后一批用一种确定而又符号化的方式，用古典时代的赛里斯国来认定中世纪中国的人。从这一时期开始，有了从海上控制亚洲的欧洲列强对手，后者不再仅仅是通过与亚洲贸易来发财，而是在亚洲发财进而用这些财富在欧洲创造新的力量。自此之后，我们的旅行者所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奇幻的故事，不仅仅是致富的良方，而是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来说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