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圻旅行记：1792—1793》（约翰·巴罗）
约翰·巴罗（Sir John Barrow, 1764—1848）生于乌尔弗斯顿，出身卑微。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才智，最终在贵族和公爵中崭露头角，并在1804年因对英国所作的贡献而被封为爵士。1804年，英国海军部首席大臣梅尔维尔勋爵任命巴罗为第二大臣，这一职位他担任了近40年，其间几乎没有中断过。
巴罗走到哪写到哪，不局限于政治主题。他仅在《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195篇，并且还出版了许多书。1817年，他发表了一份关于发现西北航道的计划，这是19世纪“北极勘探史上一项引人注目的提议，也是一些最伟大的航海壮举的起源”。他是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而阿拉斯加最北端的巴罗角（Point Barrow）(6)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身体非常健康，在他85岁的时候，“他那异常幸运的一生突然以同样幸运的死亡告终”，无疾而终。
巴达维亚
如果一个陌生人碰巧在正午时分第一次进入巴达维亚城，他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已被居民遗弃了。这时，所有的门窗都关了，除了几个奴隶之外，街道上没有任何生物在走动。但是，如果他在早晨或晚上进城，不仅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还会发现这些人不仅服饰各种各样，而且肤色和神情也千差万别。在这里，能见到各种各样的肤色，除了健康的玫瑰色外，从欧洲人病态的苍白肤色，到数量众多的黄褐色肤色，以及马拉巴尔锃亮的黑色，应有尽有；不同民族的服装，无论在款式还是材质上，都和他们的肤色以及神态一样，也是千差万别。统治者的人数最少；甚至很少见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荷兰人屈尊走上街头。“这里没有来自欧洲的东西，”他说，“只有英国人和狗在巴达维亚散步。”英国人每次这样出现的时候，会穿上天鹅绒的全套礼服，由一群合适的奴隶随从陪同。他知道，在权力还遥不可及的情况下，有必要打扮得威风凛凛。但是，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总是一本正经，一心只想着做生意；还有来自印度斯坦不同港口的半成品商人；最重要的是华人，有些人穿着缎子长袍，扎着几乎拖到脚后跟的辫子，另一些人高声叫卖着他们的货物，还有一些人则戴着大伞帽，穿着短上衣和又长又宽的裤子，这些人在他们的行业里找工作；爪哇人漫不经心地闲逛着，好像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闲散的马来人用怀疑的眼光斜睨着每一个他们碰到的人；还有来自东方各民族和国家的奴隶，他们只能在专供马车经过的道路上行走——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巴达维亚清晨和傍晚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见到。
倘若我能详尽了解这些人的全部或任何一个风俗习惯，那我就能打破我的成规。我将尽力把荷兰人、华人、爪哇人、马来人和奴隶们的性格以及处境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或者简要介绍这个曾经富裕而伟大的城市。在自由和独立的幸福日子里，荷兰人冒险而成功的商业活动使这座城市从一个茅草屋林立的落魄村庄，发展成为辉煌而富裕的城市。
在我们第一次访问巴达维亚时，我们在城堡门口受到了老总督范·奥尔廷的隆重欢迎，陪同我们的还有印度议会的那些高贵绅士们……
正午时分，阳光直射，没有一丝风；温度计中的水银显示此时是89华氏度；在举行了繁冗的露天仪式之后，我们被带进了一间狭小而密闭的房间，这个房间的一头有两扇窗户，里面几乎坐满了身形肥胖的“光头男人”，他们穿着硬天鹅绒和亚麻做成的套装。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我们和这些衣着保暖的绅士们混在一起，围坐在一张铺着深红色天鹅绒的桌子旁边，椅子的靠垫里也塞满了羽毛。尽管这些家具的外观已经让人觉得暖洋洋了，但是桌子上还是摆放着两三个烧着炭的小暖炉，这是为房间里那些抽烟斗的人准备的，除此之外，桌子上还有葡萄酒、烈酒和蛋糕，这些东西在同伴之间传递着。
我们的引见仪式结束后，从城堡出发，来到范·维格曼（Van Weegerman）的乡间别墅。我们坐在两匹小马拉着的小马车里，由一个黑人车夫赶着前去。车夫坐在一个高高的箱子上，戴着一顶大三角帽，抽着一根长长的鞭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装备。我们从一座横跨护城河的吊桥上进入他的别墅，这座吊桥环绕着护城河，既可作为装饰，也可作为防御。房子后面有一块相当大的地，非常正式地布置成一个阡陌交错的花园，里面有鱼塘和河流，在这种天气里，这种设计是非常不明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些装着污水的水沟和坑。地上长满了各种热带水果，还有许多岛上特有的稀有植物。高大的橘子树、柚子树和芒果树上结满了果实；蔬菜也在生机蓬勃地长着，只有几株病弱的欧洲植物耷拉着脑袋。我们对这座园子的主人说，这个岛上的自然资源是多么丰富啊，这里有许多上等的货源。他回答说，“你说得很对，先生，我们什么都有。”“可是，”他继续说道，“最好这样说，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我们每顿饭都在吃毒药，喝瘟疫。”关于这种毒药和瘟疫的形成，最好是简短地描述一下范·维格曼的晚餐。
我们刚一进门，一群奴隶就带来了葡萄酒、杜松子酒、甜酒、蛋糕和糖果，并向每一位新到的客人重复这个动作。等了几个小时后，三个女奴走了进来，这代表着晚饭开始的信号，其中一个拿着一个很大的银盆，第二个拿着一个同样材质的罐子，里面装满了用来洗手的玫瑰水，第三个拿着擦手用的毛巾。客人很多，天气也非常好，天鹅绒大衣和涂粉的假发都被扔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麻纱短夹克和棉布睡帽。我不记得曾见过一张摆满了范·维格曼称之为“毒药和瘟疫”的欧洲餐桌。煮熟且烤过的鱼，咖喱鸡肉做成的丸子，火鸡和公鸡，煮了又烤的牛肉，汤、布丁、蛋挞和各种各样的糕点，都挤在一起，几乎没有地方放盘子。有几种菜肴都是一式两份的：一边是火鸡，另一边也有火鸡，公鸡对着公鸡。除了那些递葡萄酒、杜松子酒、甜酒以及荷兰啤酒或丹麦啤酒的人以外，每个客人的椅子后面都有一个奴隶。荷兰人认为，这些酒可以促进汗液的分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有毒物质的影响。晚饭后，上了一道精美的中式甜点，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甜食。
别墅里没有女人。范·维格曼是个单身汉，他的家中，除了大约50个女奴隶之外，没有其他女性。这些奴隶来自东方不同的国家，肤色也各不相同，从因为病态而呈褪色烤烟叶的颜色，到闪亮的大理石黑色都有。……总督的女儿在她母亲身边，是一个邋遢的人，身上珠光宝气，根据荷兰人的估价，她站在那儿的时候，据说价值两万利克斯银元，大约四千英镑。
这些妇女，在人前打扮得光彩亮丽，在家里穿得就像她们的奴隶一样，只穿一件宽松的印花或者格子棉布长外衣，光着头、脖子、腿、脚。他们在家里唯一所求就是让自己凉爽，完全放松；这样做使他们的生活很舒适，因此女性的死亡率绝不像男性那么高。
午夜过后不久，大礼堂里就摆上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不用说，大礼堂里有亚欧联合商店供应的各种奢侈品和美味佳肴。这里至少有150人。这位老总督和其他荷兰人一样，一直穿着全套的天鹅绒衣服，他现在脱下了外套和假发，穿着一件薄棉布上衣，戴着一顶睡帽，坐在桌旁。许多女士都跟他一样，脱下了闪闪发光的长袍，换上了短上衣。这些快乐的女士们一边照顾陌生客人喝酒，一边自己喝着。年长一些的人在桌子旁坐到很晚，而年轻一些的人则回到舞厅，在那里，人们用乡村舞步代替了里尔舞、吉格舞和角笛舞。一位苏格兰裔巴达维亚的军官，扭动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体，跳着萨拉邦德舞，使当地的妇女们非常高兴，他们很少看见这样敏捷的舞步。娱乐活动是如此令人着迷，以至于在大家散去时，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多么不适合赤道气候，这几乎是多余的。荷兰人在欧洲的主要恶习是贪婪，在一个不健康的国外定居地发家致富，几乎总是改变自己性格的这一部分，而且完全蔑视莫里哀的《悭吝人》（L'Avare）中关于节俭的格言：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荷兰人的座右铭是：“让我们为明天的死亡而吃喝。”他确实遵循着这条古老的格言：早起不是为了享受凉爽的微风，也不是为了作适度的锻炼，而是为了开始一天的饮食。他的第一餐通常是一杯杜松子酒，接着是一杯咖啡和一斗烟。他的肚子就这样鼓了起来，懒洋洋地躺在房子的大厅里或者乡下的阳台上，随意地把一件宽松的睡衣披在肩上，戴一顶睡帽，穿一双拖鞋，一直躺到8点钟左右，这通常是吃早饭的时间。这顿饭通常是一些固体食物，由干肉、鱼和家禽做成的咖喱，鸡蛋、米饭、浓啤酒和烈酒。咖喱和米饭是一年中任何时候、任何一餐的固定菜肴，被认为对胃有很好的刺激作用。工作只占一天中的两个多小时，从10点到12点，然后他又坐下来吃正餐，这顿饭比早餐还丰盛。他从餐桌上退到床上睡觉，直到晚上5点左右才露面，那时他起身准备去骑马或散步，但通常是骑马。在敞篷小马车的门里，会有男奴隶或者女奴隶坐在台阶上，因为他们可能碰巧为绅士或女士们服务着。
从晚上7点到9点通常是接待和回访的时间，他们打牌、喝酒和抽烟。在旱季，这些晚上的活动一般在运河边上的小凉亭里举行。凉亭里臭气熏天，臭气从死水里大量地蒸发出来，还有无数的蚊子和其他昆虫叮咬，因为这里的气候、脏水和常青树都非常适宜它们繁殖。然而，居民们是如此热爱他们的运河和树木，以至于议会中关于要填平一条运河并砍掉一些树木的提议几乎在城市中引起了一场暴动。但是，无论是这些令人讨厌的昆虫，还是水中的臭气，都不能被认为是那些聚会上最令人讨厌的东西。下层居民、爪哇人、马来人、华人和每个国家的奴隶，沿着放置在运河边的木梯子下水，没有任何仪式地膜拜女神，而至少在我们国家通常是私下会面的男男女女，在此地总是在同一个台阶上相会，丝毫不会感到局促不安，也不为在凉亭里或街上的旁观者的聚会而烦恼。男人背对着水，女人面对着水。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候，运河里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随意跳进水里。这些女子被认为是最好的游泳运动员，他们用手划水的方式和四足动物一样，而且不像欧洲人的通常做法那样吸引人。
这些运河所提供的便利和娱乐，在岸上欢聚的人们的眼皮底下进行，虽然粗俗不堪，但比起城市里的一种普遍做法，也许就不那么令人作呕了。我曾在什么地方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一个英国人在盖房子时不会规划厨房，而对一个荷兰人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住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就像爱丁堡善良的人们一样，设法免除了这类便利，为此我听到了两种不同的理由：一是气候的炎热会让物品变得容易腐烂；另一种说法是，我在上一章已经提到过的那只大土拨鼠，它会以一种不安全的方式侵入圣殿，尤其是对男性而言：第一种说法是荒谬的，最后一种则是可笑的。然而，他们用中国制造的大坛子代替了便溺之处，坛子的顶部狭窄，底部低矮，中间凸起，宽度很大。在房子的某个角落里，这些坛子24小时都没有被人动过；在这段时间结束时，也就是在晚上9点，即通常分手并各自回家的时候，华人的舢板或土船开始穿越城市的运河。听到这些勤快的拾荒者的喊声，对面房子里的奴隶们拿着装满了东西的坛子冲了出来，把里面的东西一堆堆地倒进了船里。就这样，华人拾荒者沿着几条运河划着他们的舢板，挨家挨户地收集，供他们的同胞们使用，他们是这座城市唯一的园丁，来自“金汁店”。(7)在这样的气候下，这种风俗对健康的危害不亚于它的不雅和令人作呕。荷兰人似乎对这两者都漠不关心，他们能在这种环境中泰然处之。如果他们碰巧赶上一阵吹过的微风，吹来这些坛子里的味道，他们会冷静地说：“Daar bloeit de foola nonas horas”——“9点钟的花刚刚盛开”。
9点钟的花开了，这是一个信号，让所有的人都散开，各自回家去，吃完一顿随时可以供应的热气腾腾的晚饭后，他们马上就休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这种放纵生活所必然产生的不良后果，其危害性确实不亚于“毒药和瘟疫”。当地人的身体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被毁掉了，新来者很少能克服所谓的“调味料”的危害。少有的那些没变得笨重而肥胖的人，却是弱不禁风的、松懈的、虚弱的，这并不能很好地说明普林尼所记录的古老学说：“Somno concoquere corpulentlae quam firmitali utilius”——“睡眠时消化比消耗体力时更容易肥胖”。事实上，在这样的气候下，这样的生活习惯不可能不损耗体力。生活方式很容易疲劳，体力被享受、懒惰和淫荡磨损；当疾病袭击他们时，虚弱的受害者没有精力或毅力来抵抗它，然后迅速死亡，被埋进坟墓。这类死亡在巴达维亚是如此常见，居民们不以为怪。事件的频繁发生，使这种情况变得司空见惯；当他们在早晨听到前一天晚上和他们一起吃晚饭的看上去身体很健康的人去世的消息时，除了耸耸肩，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或惊讶的迹象。(https://www.daowen.com)
与最初的设计不同，成功的候选人意外的晋升和不同寻常的撤职，并不常常源自巴达维亚巨大和迅速的死亡率。我们的朋友维格曼离开了他的祖国，在一家公司的船上做一名不知名的修船工。理发师不止一次退出剃须行业而走上讲坛。好多医生，原先在祖国都是拿剃刀的那类人，他们
“——剃了胡子，拔了牙，吸了口气。”
接下来要描述的一类巴达维亚居民是华人，他们的数量和财富都超过了此前的居民。从他们的记录来看，这些人在1412年左右第一次在爪哇定居。作为外来者而不是征服者，他们很可能一直受到严酷的压迫；但是，他们遭受目前本就不公平的劳动的限制和勒索似乎既没有必要，也不明智。他们应该同意马来人和爪哇人在他们自己花钱建造的寺庙里进行祈祷，祭拜他们所崇敬的神灵，这绝不是什么令人讨厌的习性特征；但就限制和勒索他们的荷兰当局而言，这完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辱之一。华人的医院或医务室，是由他们自己社区自愿捐款建立的，遗产、戏剧展览和消防工作所得的利润，以及对结婚、葬礼和公众节日的庆祝活动征收的小额税款支持，对那些没有捐款建立医院和不属于他们社区的人，也同样开放，可以享受他们的收益和接待。在这个令人钦佩的机构中，包容地接纳了所有国家的弱者和老年人、无亲无故者和贫困者。寺庙和医务室是自愿捐款的；但是，在此之外，他们的产业受到荷兰当局的严厉征税。每一个宗教节日和公共仪式，每一种大众娱乐，以及每一个产业的分支都要交税。根据他们国家的习俗，他们甚至必须支付相关的费用，才能把头发编成长长的辫子，把蔬菜带到市场上，在街上出售他们的产品和手工制品。然而，由于这个行业和这些人的努力，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才过上了如此舒适的生活。一年当中，餐桌上的每一种蔬菜都是他们种植的，有时还需要最孜孜不倦的照料和劳作。他们是泥瓦匠、木匠、铁匠、油漆工、室内装潢工、裁缝和鞋匠；他们从事蒸馏、制糖、制陶、烧石灰和其他所有使文明社会维持舒适的一切工作。此外，他们是为定居点的民用、军事和海洋设施提供各种需求的承包商；他们是地租、海关和税收的纳税人；简而言之，他们是岛上内部商业的垄断者，并且和马来人一起，构成了沿海贸易的主要部分。
管理如此重要和广泛的事务，随之而来的影响是，很快会招来一个软弱和奢侈的政府的忌妒。欧洲人运用其技艺，通常能在外国成功自立，荷兰人在对爪哇人的仔细研究和有效利用方面也并不落后，但在华人移民身上很难奏效。他们在当地没有需要推翻的君主，用不着篡位者的主张；任何一个小首领的单独利益，都使得通过激起忌妒来“分而治之”的古老格言无法实现。荷兰人管理者冒着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危险，通过外国奢侈品的诱惑，去引诱一个勤劳而有节制的民族放弃他们温和的生活习惯；不过他们一般都很清醒，知道进口烈酒和令人沉迷的毒品没有什么好处。虽然有条件购买鸦片的华人过度吸食鸦片，但这是一种奢侈品，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很少会想到吸食鸦片。因此，在人数上不占优势的荷兰人，发现过剩的人口已经开始怀疑和警觉，便采取了一种更为果断和迅速的措施来解决冗余的人口，那就是屠杀。
人们经常提起1740年发生的那桩可恶交易中的可怕场面，但是从来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公正的调查。原因完全归结于荷兰总督瓦尔卡尼尔（Valkanier），他对未能从华人族长那里勒索一大笔钱来获得举办某种特定宴会的许可感到失望，于是指责他密谋反对政府，许多人被认为与这件事有牵连，被强烈地指控，为了摆脱进一步的调查，合谋者计划毒杀总督。在巴达维亚的公共记录中指明的事件起因太荒谬了，根本不值得相信。这份记录称，一个谎称自己是中国皇帝后裔的人，与爪哇的一些王子密谋，目的是消灭荷兰人；他们带着这样的想法，准备了大量的火炮来摧毁城墙；他们的计划是控制总督及其幕僚，而总督及其幕僚是中国族长的保护伞；这些高贵人物的妻子必须被剁成肉末，以便华人在他们的一个隆重宴会上吃掉；当天一大早就要带所有的荷兰人去游行，晚上所有的女人都要以这样的方式处死，他们的孩子将成为皇室的奴隶。
这种荒谬的猜测使华人族长被拖到总督的府邸，在那里受到了最可怕的折磨，目的是迫使他承认欲加之罪；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大约有500人被投入监狱。荷兰守卫增加了一倍；不幸的是，正当严刑拷打进行的时候，在郊区，华人居住的地方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这次事故发生在离城墙半英里远的地方，但却被解释为蓄意放火烧毁全城。城门戒备森严，半掩着面孔的市民全副武装，士兵们被拉了出来，水手们也都从船上下来了。华人奉命把自己关在家里，但是他们克服了自己的谨慎，害怕在屋里被谋杀，于是他们冲出去，在街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可怕的悲剧现在开始了，无论男女老幼都没能免遭暗杀。大约有400人逃到医院，被监禁的500人很快就被处死。城外的人急忙到城门那里打探城内发生的事，却被兵丁抓住杀了。城里的街道上血流成河。
破坏的工作刚一结束，掠夺的工作就开始了。人们看到士兵和水手们在死尸中手忙脚乱，他们的帽子和口袋里装满了钱，为抢夺战利品而争吵、打架、互相残杀。这个特殊事件发生在10月9日；10日一整天都在掠夺。从11日起，他们开始把尸体从街上搬出来，花了八天的时间埋葬。根据荷兰人的说法，据说已经死亡的人数超过12 000人。他们就这样完成了一项最不人道和显然毫无理由的交易，这是文明者所蒙受的最大耻辱，他们竟厚颜无耻地公开感谢仁慈的上帝，感谢他把他们从异教徒手中幸福地解救出来。
……
爪哇王子的私人时间大多是在社交场合度过的，或者至少是当着女性的面度过的。他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也许比在男性面前更安全。他在妻妾名单上所列的数目和他所选择的数目一样多。一夫多妻制在任何程度上都是允许的，女士们根据被纳入王室的先后顺序来排名。他们的一项法律，充分说明了对性别的彻底歧视，这项法律规定，如果一名男子出于意外或故意杀死他的妻子，他必须向妻子的亲属支付全部赔偿金，但是如果妻子杀死她的丈夫，她必须被处死。除了叛国罪之外，盗窃、谋杀和几乎所有其他罪行都是用金钱来补偿的；当罪犯无法支付罚款时，他通常被卖为奴隶。爪哇王子对臣民的权力在某些方面非常有限，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是绝对的。由于某种封建权利，这些臣民很可能成为他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他们施加一种不受控制的支配。例如，当一名男子死亡并留下未成年或未婚子女时，他的妻子、子女和财产就归王子所有，并被认为由他继承，以此来代替死者应服的兵役。酋长是唯一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人们服兵役期间的土地都归他所管，包括这些土地上的产物；自从荷兰人在爪哇岛定居以来，这几位王子不仅迫使农民们种植适宜出口的特殊物品，而且还从他们那里收取一定比例的农产品，以满足他们与荷兰人达成的协议。以前他们以租金的方式征收一半的农产品，但现在据说他们要求至少三分之二的农产品。胡椒粉和咖啡是荷兰人的两种必需品，由爪哇王子以大约一便士一磅的低价卖给荷兰人。
(1)选自皮埃尔·杜·雅里克神父所著《阿克巴与耶稣会士》（Akbar and the Jesuits）。——原注
(2)选自《西藏纪行》（An Account of Tibet），菲利普·费立比（Felippo de Felippi）编。——原注
(3)选自阿尔伯特·格雷（Albert Gray）翻译并编辑的《弗朗索·比哈旅行记》（The Voyage of François Pyrard），第一卷。——原注
(4)厄尔，英国长度单位。——译者注
(5)选自约翰·巴罗：《南圻旅行记：1792—1793》。——原注
(6)美国阿拉斯加州北冰洋岸突出的沙嘴。位于北纬71°25′、西经156°20′。——译者注
(7)指收集粪水的行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