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前所未有的组织危机
第11章
前所未有的组织危机
尽管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未能统一党内的不同意见，工作还是要继续。1930年9月间举办的军事训练班续办到同年10月。刘伯承、聂荣臻在协助周恩来办好军事训练班的同时，还与刚归国不久的叶剑英，(1)以及傅钟、李卓然等人共同开始组织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件》，译成后送各苏区，供红军作战和训练中参照执行。(2)
中共中央在六届三中全会后强振精神，首重推进苏区与红军工作。就在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再次强调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建立苏区中央局，健全苏区下级，强健红军的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并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
紧锣密鼓，周恩来9月30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听了与会者的讨论后，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一方面把苏区整个地联系起来，集中指导到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之下，集中红军，加强红军，在几个主要苏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而向外发展。另一方面，在敌人统治区域中，加紧中心城市的工作”，“造成中心城市总暴动的前提与苏区发展配合起来，以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他强调：“首先就必须坚决地把开始进行国内战争的红军集中而巩固起来，使它发展成为真正能够担任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的任务，以建立争取全国革命总的胜利之必要的前提。”周恩来回顾红军的发展由来，指出红军发展过程中诸如编制、作战方面、指挥问题等教训，特别提到二次进攻长沙，“用土办法以千余火牛去冲电网，结果不但不能冲进，反被敌人机关枪扫射，使火牛倒冲自己的阵脚”。“就最近进攻长沙来说，没有一个总司令部，彭德怀规定计划后，只以友军的态度通知朱毛红军以及第二集团军等，结果不但这一计划在时间上发生问题，在行动联系上更完全不能实现配合的作用。”
周恩来要求“在作战上建立坚固的后方阵地，这就是作战根据地”。他指出：“现在苏区六大地域除了广西外，都能联系起来，一致地向着武汉发展。”并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譬如人身，以鄂东北为首，武汉成为咽喉，湘鄂赣及赣西南为身躯，左手在鄂西湘西，右手在赣东北，右腿在闽粤赣，左腿在广西，总之如一人的身体全副脉络都要打通起来，这样才能有巩固的发展。”他提出要“在各特区成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会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才更便利于红军作战”，明确了改编红军的主要原则：“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一切极端民主化倾向要绝对地排斥”；“要灵活地运用游击队来作战”，等等。周恩来还讲到“官”“兵”两字要废除，“因为这些字的对立，在历史上成了军队阶级对立的代表，我们现在一律用‘红色指挥员’‘红色战斗员’来代替他，总而名之曰‘红色军人’ ”。讲到战略战术，周恩来肯定在“政治上、军事上总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但如果单独在战术上来说只有‘进攻’，这是很笨而可笑的”，等等。
10月3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向忠发为主席；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决定先派项英前去。17日，政治局最后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当地二人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并决定苏区军委25人成员名单，身陷囹圄的恽代英亦在其列。会上，还讨论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该计划明确将苏维埃区域简称为“苏区”，清醒地看到敌人“确已逐渐反守为攻”，要求抓住敌人的弱点，“很迅速的执行压迫敌人的进攻战略”。计划反对“退守”“孤守一地”“更不能再作兜圈子式的游击”，倡导的“正确战术”是：“在以红军作主力的大规模作战中，要调动最广大的武装群众在敌人军队的前后左右发动最广泛的游击战以疲惫敌人，截断一切交通运输以围困敌人，遣派工农群众中红军中尤其是俘虏过来的士兵中的得力分子去到敌人军队作最有力的鼓动以动摇敌人的兵心，这样来便利红军的进攻和对敌人施行各个击破的突击。”同时，计划还督促“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或改选，都必须与选派代表到全国苏维埃大会与建立中央临时政府的任务联系起来”。计划还指出，“为着统一各苏区的武装组织和编制，中央特草一种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并依照中央军委扩大会通过的编制草案，“将现在主要部分的红军改编为七军”：“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一军，第三集团军改编为第二军，第二集团军改编为第三军，原第一军，第十五军，第九军合编为第四军，原第十军编为第五军，闽西两军东江一军合编为第六军，原第七军仍编为第七军。”文件充分肯定游击战术：“正因为我们红军能运用游击战术，才更易比较敌人占战略与战术上的优势。”同时提醒：“绝不能丝毫忽视与目前敌人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战略与战术上的布置。”该计划还谈到了红军的探访（即侦查，引者注）与交通等问题。为打通与苏区的联络，便于输送干部和苏区急需的物资，中共中央于同月组成交通委员会，并成立以吴德峰为局长的交通局。该计划于10月24日发出。项英则于11月下旬动身，前往中央苏区。(3)
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迫切地重视红军与苏区，既是源自宏图伟业的远景规划，也是对紧迫军情的因应。10月28日发出的第92号中央通告，指出当年的十月革命、广州暴动两个纪念日的期间，“正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准备并且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时候”。通告还通报：“最近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准备实行他们的‘围剿计划’。”通告要求：“这一运动必须与拥护苏维埃政权，选举代表到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去的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信发出。该信重在指示两集团军因攻长沙、南昌而起争论以致二者分兵的问题，强调：“在敌人的进攻与‘围剿’中，在全国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只要我们能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围剿’的策略，只要我们能动员广大群众一致起来反抗这一‘围剿’，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则胜利必将为我们所得。”具体而言，就是“在军事上是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它的指挥，在苏维埃区域里要肃清一切反动势力，武装广大农民与实行自卫，将红军调到与敌人作战的前线”，在打通湘鄂赣特区与赣西南特区的基础上，“坚决的向外发展”，迫敌“反攻为守”。并要求“一三两集团军，应坚决的执行红军的改编计划”。并关照：“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当指项英，引者注）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仍以朱德同志为一三两集团军总司令。”(4)
林育南离沪后，苏准会机关撤销，张文秋转入中央军委与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处工作。周恩来与张文秋谈话时会经常盘算林育南的行期和里程，有一天，周恩来对张文秋说：“算起来，林育南也应该到中央苏区了。”没想到第二天下午，林育南提着带去的小箱子，突然现身联络处机关。“回来了？”周恩来问。“回来了！”二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久没有说话。因为国民党军大兵压境，中央苏区一切对外交通断绝，林育南只能折返。(5)
一切工作理应围绕中央苏区生死存亡之战而展开，然而，在上海的党内却闹腾起来。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虽已在10月间就通过发布“告同志书”，以及第91号中央通告等文件传达下去，但是，中央对何孟雄的点名批判并不能服众，更不料原已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并服从组织分配去苏区的王明突然又闹腾起来。
苏州河上的斗鸡桥边（近浙江路），一家小面馆楼上的亭子间，王明和秦邦宪怅望窗外的市井、浊流。
小屋内原本只有一张窄窄的小木床，还有一只小凳，王明只能打地铺，还是因为近期孟庆树被捕，这才从她住处搬来行军床、一张小桌，外加两只小木凳，算是配齐了基本的家具。然而，这又有何喜，王明与孟庆树正热恋着呢……
如果不是面馆老板有时愿意赊账，王明、秦邦宪怕是早就饿趴下了。因为被取消一切工作，党组织断了王、秦的经费。他们只有靠翻译与家人接济来捱日子，但就算饿着肚子，也要坚持与错误路线斗争。王明不时给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恩师米夫写信，控诉“公司老板”的“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在王明看来，向忠发、李立三是严重右倾了。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六届三中全会就是要轻责后放过李立三，而维持党组织对自己既有的批判。王明只得接受去苏区的组织安排。11月13日，老同学沈泽民突然造访，他从莫斯科带来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王明当天就和秦邦宪联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抨击李立三执行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国际路线不能并容的”，并指三中全会犯了一系列的错误。(6)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获知李立三8月初参加数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言论后，大为光火。什么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什么要求苏联积极准备战争，出兵援助中国革命，并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还声称“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诸如此类，狂妄自大又包藏祸心，这不是要把苏联绑上中国战车吗？苏联可是正在推进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业，怎能介入世界大战！
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在王明阅知三天后，于11月16日传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负责人展看，来信除了开头对伍豪报告的“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表示“满意”外，以下多是批评意见。十月来信直指：“问题不是甚么不同意，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的不同意见。必须完全明白的了解：——这里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共产国际剖析李立三“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的错误根本所在：“立三同志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其中揭批到他“提议把蒙古平民共和国实行苏维埃化，加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请蒙古军队开进中国，动员苏联的红军出征满洲，对日本宣战，以至世界大战”，进而指责李立三没有看到“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是“和国际执委的分析互相对立的”。此外，信中更指李立三没有“估计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作用”，没有“清醒的估计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并指“第一次苏区会议决定土地暂行条例”有许多不对之处，还有对革命武力作了过分的估量，看轻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等错误——“这是立三同志的一条政治路线。国际执委认为这条路线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所以指斥而纠正了他。”来信要求：“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农红军”，“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明确“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开展“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并“要十倍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来信明确这就是进攻的路线，斗争的“任务并没有降低”，并要求“必须对于所有积极的党员，完全明白的，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质，解释立三同志的方针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团结党员在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周围”。来信进一步解释：“这尤其是有必要的原故，是因为立三同志的发言之中，有最危险的精神。立三同志竟用了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所用过而已经被打碎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他竟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说占领武汉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不能不引导到这种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书信结束部分无外乎“国际执委深刻的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抵抗”云云。这一封信，将受信方的中共中央抵到了墙角。
正焦虑困惑间，中共中央第二天（11月17日）又收到王明与秦邦宪联名写来的第二封信。向忠发实在是怒不可遏，在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连带着把王明等人臭骂一顿。其实又何止是沈泽民，共青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等留苏学生11月初归国后，也按照青年国际的要求，自下而上地反对中央错误路线。(7)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8)会议仍有意在接受十月来信的同时，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周恩来建议对已知来信最新精神的留苏归国学生召集一次会议，告诫他们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会议最后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批评，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采取了调和态度。 22日，中央政治局和共青团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王明等人的两封信，认为来信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同李立三没有原则分歧，只是在一些“很小的问题”上纠缠，影响目前工作。“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瞿秋白指出，“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9)
这一天（11月22日），恰逢孟庆树出狱。王明第二天就和这个秀丽娇小的女子结婚，他自己也瘦小个矮，活像小孩。他们就在四马路云南路的一个小旅馆成婚，没有仪式，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
王明和陈原道、秦邦宪组成“临时小组”，抨击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指责三中全会“怯懦地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市侩式的’和妥协的方针，而且还支持这种路线”。三中全会后，“在实践中没有带来任何变化”，为此，“我们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开展广泛的自我批评和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些日子，王明在爱人照拂下奋笔疾书，努力写作那本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日渐成形。
在此小册子中，王明以更“左”的立场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并明确主张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王明认为，李立三的错误不是“个别的策略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他分析道：“错误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产生于错误的组织任务和策略任务；错误的策略任务和组织工作，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于错误的时局政治分析和估计；现在时局的错误估计，是产生于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政权等等）的错误了解；革命根本问题的错误了解是产生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系统（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不正确了解和认识。”他还攻击“维它”（即瞿秋白）在三中全会上“对于以立三为领导的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和许多盲动冒险的策略”以及“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只作“轻描淡写”的批评，“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进而全盘否定瞿秋白以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最后，王明提出8条所谓“救世良方”，第一条便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而在七大召开前，则“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等等。
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中央——王明11月下旬与罗章龙等联名致书共产国际，提出如此主张。他们试图效仿八七会议，要像当年解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那样，痛快淋漓地解决“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此时王明底气十足，米夫已来到上海，出任远东局负责人的职位。还有一些受过李立三、三中全会批评，或早就对李立三“左”倾错误不满的同志纷起抗争。李立三被迫赴苏，中共中央追去一信要他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
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承认三中全会“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但又指出在党内“‘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决定仅限于解释工作。然而，反中央的风潮一时汹涌难平。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不得不深刻反思李立三的错误。12月1日，他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题为《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的报告，申明：“我们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不仅是复述国际的路线，必须对立三路线有彻底的揭发与批评。”同时，周恩来也批评了王明、秦邦宪反对中央，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出王明与李立三的争论有许多观点如“夺取武汉”“革命转变”等问题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强调目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组织的活动”。
然而，中央政治局开会纠偏也好，周恩来到处说服解释也罢，王明等人就是不肯轻意放手。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已与反中央活动勾联起来，他们将此认定是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这样下去，党的威信何在？撤换指导机关是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是会放大路线分歧，使党蒙受重大的损失。12月6日，向忠发完全屈服了，开始畏畏缩缩地推卸责任，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辩”，又称“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10)12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决定藉此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1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同志书”，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的最近来信指示，对三中全会议决案作出新的决议，并“向全党同志彻底揭发和解释立三同志路线和过去错误的实质”。文件揭批“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而在实行上引导党走到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并承认三中全会“没有彻底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原则上和共产国际路线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这是“很大的缺点和政治上的错误”。但又指出：“关于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实行党内‘公开辩论’，是不必要而且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辩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的实际任务。”文件明确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路线已定，“不用‘左倾’的空谈暴动，而要切实的努力工作，以准备组织暴动”。
“他们不像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11)李维汉对王明等人的小组织活动大为不满，说这话时他还是江南省委书记。江南省委是李立三权势犹在时由江苏省委升格改建而成，领导苏浙皖及上海党组织。李维汉不知道有米夫在这些留苏学生背后撑腰，中共中央只有步步退让。
12月14日，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12月16日经米夫谈话后，彻底老实，以致消极地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蔷、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会议还决定撤销李立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认为何孟雄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江苏省委和中央代表给何以“取消派暗探”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与处分，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这些决定。只是这一决议迟迟没有公布，亦未通知其本人，也没有恢复其工作。(12)
随着“立三路线”受批判，李维汉因此前奉行李立三政策也威信扫地。12月23日，江南省委常委会议未经中央许可，自行改选领导机构，通过以何孟雄等人为常委的7人名单，以工人干部王克全为代理书记。中共中央拒绝承认此改选，并于25日决定改组江南省委，以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大半年前被中央从满洲招回上海，但仅过两月，即于6月就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中央因此决定在刘少奇归国前由王明代理省委书记，(13)还决定秦邦宪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共青团中央局工作。会议还通过紧急通告（第96号中央通告），承认中央在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虽承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九日两决议案中，在中央告同志书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使党面临危机，因此明确：“只有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党内应初行改造。”“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
其间，米夫分别会见王明、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人，批评六届三中全会，以及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米夫否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事实上，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即致电远东局，要求中共召开的是六届四中全会。(14)王明等遂改变主张，拥护召开四中全会，继续攻击中共中央。殊为难解的是，这时何孟雄、罗章龙等与王明留苏派的关系破裂，这大约是由于何、罗等人瞧不起王明斗争不坚决，且一度偃旗息鼓所致。留苏派是书生，毫无斗争经验，王明有一次被捕，竟违反党的白区工作纪律，买通巡捕到全总宣传部机关送信，请求组织营救，致使该秘密机关不得不紧急转移。王明一代理江南省委书记，立即召集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攻击中央和江南省委的某些干部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矛头直指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王明利用主持会议的权力，发动多人围攻何孟雄等人，并多次制止何的发言。最后，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蛮横通过反对中央、要求改组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并要求改组江南省委。
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地开展的第一次反“围剿”，中共中央一时无力给予切实的指导与帮助。12月间，将从苏联回到上海的徐特立，(15)特别是将在苏联学 军事的萧劲光、李卓然派往中央苏区，算是中共中央支持中央苏区军事工作的有力举措，只是为时稍晚。萧劲光是1930年夏从苏联归国的，到沪后一度隐居在教育家朱剑凡家中。朱当时虽病入沉疴，仍热心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其住所是周恩来夫妇、李富春夫妇，及聂荣臻、何叔衡等经常会谈之处。萧劲光原被派往湘赣苏区，因接头者被捕叛变，被迫折回上海。李卓然则在连办两期兵运训练班，并参与军政翻译工作后，迎来了去苏区明刀实枪大干一场的机会。(16)行前，周恩来用密写药水在一条手帕上为他们写了介绍信，交由李卓然带在身上。萧劲光身穿长袍，化装为商人，与短衫穿着、装成教师的李卓然一同离沪，辗转香港入闽，在福建游击区的中心指挥部虎岗见到叶剑英。(17)叶剑英虽是1931年1月下旬离开上海的，(18)却是后发而早至。
其间，中共中央12月10日给红军发去的训令亦与当时的军事斗争直接相关。训令分析了国民党当局“向红军总攻击的开始”，“红军暂时在江西的失利”的态势，鼓舞“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的信心，进而给各地方党部尤其是各苏区党部，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者（朱德、毛泽东）布置斗争任务。训令仅凭报纸报导的军情来指点“红军的作战方略”，并要求“纠正过去立三路线领导下关于取消发展游击战争的错误”，对苏维埃的政权建设、经济政策、党和青年团任务多有指示。但是，军事方面的指导帮助形同隔靴搔痒。
12月17日上午发生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今巨鹿路391弄12号）的一起逮捕事件，使中共中央与苏区建立不足一年的电讯联络愈形微弱。那幢挂着“上海福利电气公司工厂”招牌的石库门三层楼房，突然闯进来一外国人领着五六名华探，他们掏出手枪，喝令在场所有人不许动。共产党在此秘密开设的无线电训练班几乎被一锅端，张沈川和在苏联学习无线电归国在此教学的方仲如、陈宝礼、李元杰，以及15名学员被捕。危险其实早有预兆：训练班开办不久的一天下午，有一名工装男人自称自来水公司检修水管，走进“厂”来，每层楼都逐一查看；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又有4个“白相人”（沪语，其含义相当于现在的“花花公子”）闯进来送观音菩萨像，口称“开了新工厂，特来贺喜、讨酒钱”，他们东张西望，满口流氓帮话。李强给了4块现洋，打发他们离开。向组织反映这些可疑现象后，第二天顾顺章就来了，他看了看，认为在租界方有眼线，说不要紧。然而，大意失荆州。不幸中的万幸，敌人闯进来时，稍早在此一楼开会的李强、吴克坚、毛齐华、伍云甫、曾三、宋濂等已散会而去，留苏归来的报务员涂作潮在外干油漆活，另有一名学员杨枝水去医院看病未回，皆得幸免。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建立地下电台，努力弥补此次遭受的重创。
一切重在自力，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12月29日下达攻击龙冈的命令：“总攻击龙冈时间为三十日午前十时。”30日，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其师部及2个旅由江西永丰的龙冈进至小别附近，突然红军奋勇杀出。此役歼敌9000余人，更为振奋士气的是“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红军指战员盛传毛泽东在动员讲话中讲到我们的目的是八千条步枪、一个张辉瓒，官兵无不盛赞毛政委料兵如神。(19)第一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就此彻底扭转，红军乘势反击，从而将胜利带入1931年。同期，鄂豫皖、赣东北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胜利。
在上海，中共中央艰难地辞旧迎新。
在连续认错纠错后，中共中央威信尽失。1930年12月28日，中央各主要领导分别参加上海5个区的积极分子会议，除徐锡根与反对派早有联系，境遇较好之外，其他均遭围攻，反对派提出撤销中央领导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以至“开除党籍”的强硬要求。(20)1931年元旦那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等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共产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并声言“对于在党的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同志（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指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21)
工会干部还强烈反对召开四中全会，何孟雄针对远东局代表的发言透露了四中全会与紧急会议的根本区别所在：“出席四中全会的将是一些旧中央委员，他们不了解群众在做什么，党内群众在想什么。”何孟雄认为：原政治局成员应撤职，王明等缺乏经验，应由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进入新的政治局。(22)刚从广东调至上海的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党团书记陈郁亦主张：“召开一个有更多做实际工作的基层干部参加的会议，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好。”“海总”与“铁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最具战斗力的两大工会，“海总”机关设在平凉路，由秘书陈修良坐守机关。来沪参加苏准会的代表包括中央苏区派来的代表团也对召开四中全会提出异议。(23)
1931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任弼时提出，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主张。王明装作汇报情况，巧妙反驳：在区委书记联席会上，有人以为用实际工作来压制同志是不对的；中央是在共产国际的压迫和同志们的反抗之下才被迫接受其决议的。王明借他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恩来、秋白、立三应离开指导机关，由远东局召集在沪的中央委员和反立三路线的分子开会。随后，王明又切换到自己的观点：“我意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反对调和，反对取消，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24)说到底，王明之意还是要加大党内斗争。当天，王明陪米夫登上停泊在黄浦江边的一艘苏联客船，进入船长室，与余飞、徐锡根、陈郁等7位工会领导干部面谈，王明作翻译。米夫以工会干部没学过马列主义、不懂革命理论、不了解国际指示为由，批评中国同志反对召开四中全会。“我们承认不懂得多少马列主义理论，”陈郁镇定回答，“但是我们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亲眼看见了战友们的鲜血，我们最有发言权！”王明说：“你的这些话不好翻译吧！”陈郁瞪了他一眼：“你照译！”米夫听了王明的翻译后，厉声斥责：“你们一贯右倾保守，从广州暴动到‘海总’的工作，没执行国际指示！现在，你们又想结成宗派反对国际！”并称：“你们反对我就是反对国际！就要考虑你们的党籍！”王明从旁帮腔：“召开四中全会，总书记也同意嘛！你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全会上讲嘛！”余飞责问王明：“你是用什么身份教训我们？”最终，米夫扔下一句“等候开会通知”，会谈不欢而散。(25)
1月7日下午，张金保由内部交通员领到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顾顺章、陈赓负责保卫工作，这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机关。张金保被引导到楼上，一进会场，但见一群陌生的年轻人，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一位外国人，他就是远东局负责人米夫，正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着。张金保期待的毛泽东、林育南、张昆弟这些有革命经验的同志一人都没有来。中央委员、候补委员22人；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和团中央、苏准会的代表，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代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留苏生，共有15人，占出席会议总人数37人的40%；徐冰担任翻译。主持会议的向忠发一开口，张金保心头就是一紧：这次会议不是中央紧急会议，而是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只开15小时，每人发言不得超过10分钟。与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纷纷质问：为什么突然改变会议的性质？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没有到会就开中央全会？罗章龙、韩连会、王凤飞等发言，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不同意召开四中全会，还是主张召开紧急会议，不仅要改选政治局，解决党内纠纷，还要通过政治、组织、职工、苏维埃等决议。向忠发只是不停咕噜着一句：“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国际有权召开四中全会。”张金保也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对突然改变会议性质，无理限制会议时间，不吸收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参加会议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她建议尽快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米夫向她指指点点，向旁人打听此人是谁。
突然，有人闯了进来：“你们开的什么会？”原来是“铁总”负责人徐兰芝。“六届四中全会。”有人代向忠发回答。“我是候补中央委员，”徐兰芝拍着桌子大声责问，“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凡被米夫视为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通知与会。六届中央委员、满洲省委的唐宏经（唐寅超）就一直待在上海的旅馆，不见有人领他去会场。(26)面对怒气冲冲的徐兰芝，向忠发一时张口结舌。身穿大褂、头戴瓜皮帽的王明站起来解围，他拍着徐兰芝的肩膀，将其劝到另一房间去解释了。
争论不休间，有人提议付表决，何孟雄立即发言说：“我赞成付表决，看要求开紧急会议的有多少人？”向忠发主持表决。其实，何必表决，否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要求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表决结果：“赞成国际代表意见的十九票”；“反对国际代表提议的，无”。谁愿意直接冒犯国际代表呢？史文彬、王凤飞、韩连会等对如此表决的说法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立即插话：“多数同志同意，要马上进行中央政治局的报告。”(27)就这样，六届四中全会得以合法召开。
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一个扼要的报告。他先回顾“共产国际的路线如何来指导中国党”，继而说道“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历数种种不是，其中提到“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过早办法的法令”，暗示“富农路线”激起了江西AB团等富农分子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那么，立三路线是怎样形成？他的理论系统是什么呢？”向忠发一股脑地扣了好几顶政治大帽：“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基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并指李立三“取消了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斥其“纯空想”，“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等等”，“结果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态度”。说到这里，向忠发痛心疾首，并自我检讨：“我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接着，他自问自答地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执行坚决的转变，并指“三中全会时，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始终不同意当时国际代表的意见”，持调和主义的立场，是“对于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向忠发还认为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没有真正转变，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始有转变，但仍存在着其他错误，声称“全世界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国民党军阀“加紧进攻中国红军苏维埃区域”的“目前时局更加重了我们执行国际路线的责任”。为此，若要“从理论上实际上完全克服立三路线”，“首先便要解决党内不可迟缓的任务”。最后，他还补充道：“立三路线的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我个人，更应当负责的，当时，虽是立三同志的提议，但大半是得到我的同意，而且有许多是我作结论。当时所有的争论，我是站在‘左倾’的观点上来批评他，反而帮助了他的路线之形成，这是我应当负责的。”这倒是肺腑之言。随后，他还指出党内同志在反立三路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号召“扩大会的同志们，将要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周围，来接受国际的一切指示，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执行澈底的坚决的转变！”
大会进入讨论环节，在张金保、韩连会简短发言后，王明开始长篇大论。列席会议的叶剑英内心一阵反感，他在苏联中山大学参加清党运动时，因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受到劝告处分。“我的关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理论与实践的意见书，”如此长句王明说得倒也流利，“今天没有拿来，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讲，我希望同志们以后去详细看我的意见书。”第一部分，“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他的发言是理论性的，虽然“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多讲”，压缩了内容，但还是有些冗长。他指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而抹煞六届三中全会的成绩，并点名批判瞿秋白与李立三的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对立三路线采取公开的调和态度；他还强调只撤换某几个中国负责人是不够的，必须发展全党的政治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是要以反三中全会反调和路线的“新干部”“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他尤其强调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28)王明宣扬的其实是比立三错误更“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理论。最后，他仍意犹未尽地提醒与会者：“希望同志们以后去详细看我的意见书”，也就是《两条路线》小册子。(29)
随后，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没有为自己作辩解，他印发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注明：“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30)
政治局的同志发言后，何孟雄、王稼祥、罗章龙等十几人接着发言，主要是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其间有些不同意见，罗章龙谈到“目前没有革命高潮”，何孟雄说“不要夸大了右倾危险”，(31)但总体上同意向忠发的报告。米夫适时制止讨论发言：已有18人发言了，相信不会有新的意见发表，会议必须在10点半结束，不能再延长下去，讨论要在7点半结束。会场立时有人表示不满，有人要求瞿秋白等马上离开中央。米夫马上提出终止讨论，由他作结论。(32)
“会议讨论结束，要求同志们原谅。”米夫开讲道，他以保证大会安全举行为由，强调大会及时结束是“我们的责任”，“唐山同志来迟，要求发言”，只能“另约时间与他会谈”。接着，米夫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李立三主义”，二是“调和主义”，三是“四中全会和党以后应该如何去工作”。他分析“为什么中央的一切同志都无条件的服从立三主义”，是因为“被‘左倾’的词句抓住，结果使立三路线来与国际路线反抗”。他指斥李立三是“一个盲动主义的英雄”，并指出：“共产国际之所以严厉的批评立三路线，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太热心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冒险辞句的英雄，因为他不是革命的组织者。”抨击“这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并指责：“他有系统的解散了党，取消了青年团与群众组织”，结果“把党领导到死巷中去”。“三（中）全会为什么他不能作出成绩来，”米夫转换到第二个问题，“因为他接受了立三路线的指示，谁要组织罢工，便是右倾。”他讥讽道：“三（中）全会党的领导是很聪明的，他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米夫进而指出：“调和主义的中央政治局，不仅继续了立三路线，并且扩大了立三路线。”他特别提到了瞿秋白的文章，并指三中全会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玉，沈泽民”执行了斗争，“但现在证明这些同志将他们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先执行国际路线”。对于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米夫也不满意，称之为“混乱的工作”，等等。
最后，他讲到第三个问题：“今天差不多有三十余同志讲话，有些同志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来反对四中全会，赞成紧急会议，同志们请你们等一等，让我来解释。”米夫强调党正处于“混乱状态”，“敌人用尽一切力量来向我们进攻”，“我们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为此，只有“开四中全会来算算总账”。“如果召集紧急会议，能从工厂支部中选出代表来参加，但这决不是目前马上能做到的，须四五月后才能做到。这样的会议我赞成，但他不叫紧急会议而是七次代表大会，所以七次大会在七八月中秘密条件允许之下，可以举行。”米夫早就看透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人内心没说出来的八七会议的成例，他一针见血：“过去中央号召软弱，但还不是根本不能领导，如果他根本不能回到国际路线上来，那我们早就运用‘八七’会议的方式来解决，不待同志们要求了。现在同志们要求紧急会议是不对的。”他语带批评口吻地说道：“我们不要空口去反立三路线，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他要求在座的“每个同志要清醒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反对与会代表有关“投降派”的说法：“如果立三同志在半年前投降国际，政治局三月以前投降国际，则党的状况将更加加强了。”“在工作中哪个同志没有错误，”在此前提下米夫指出，“锡根、于（当作余，引者注）飞、章龙，反对立三路线是对的，但不能掩饰自己的错误。”他的理由是：“在整个的立三路线之下，大家都有错误的。”因此，不能因为有错误就滚蛋。他还指出：“今天有很不好的现象，如果发展下去，可以分裂党，因此我警醒大家严重注意，立即消灭这种派别观念，站在国际领导之下工作。”接着，便讲到“改造指导机关”，“自然，应该吸引下层工人干部”。他点名道：“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玉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将中央停止职权，无论是下层同志的话及任何人的话都好，这是不正确的，这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中共中央就此被保住了。
“在今天讨论中听到许多同志说了很多危险的话，如说党破产了，革命破产了。”米夫继续教训，指此类为反革命的托陈派意见。他随即提出要反对党内的右倾理论，指郭妙根为托陈派（指转向托派的陈独秀等人，引者注）的代理人，并声称“党的危险主要是右倾”，“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并批驳了何孟雄所说的党内“现在没有右倾，因为有国际来信的保证”的观点。“我遵守时间不再说了，”米夫及时打住，“决议案由我们与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审查，并且以此草案为基础。”四中全会决议案，米夫等事先早就准备好了。决议案在会上没有付诸表决，仅由会议执行主席徐锡根提出修改决议案委员会的名单，委员会由周恩来、温裕成、罗章龙、王明、徐锡根组成。(33)
接下来，便是四中全会的关键内容：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了一个名单。李维汉、贺昌从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会中退出，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从三中全会的政治局中退出；原候补委员王凤飞、陈云、王克全递补为正式中央委员；又提名补选中共中央委员九人（含候补委员）：韩连惠、陈韶玉（王明）、许畏三（徐畏三）、沈先定，王荩仁（王进仁）、沈泽民、黄甦、曾炳春、夏曦。(34)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当场反对，罗章龙认为政治局的大半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必须彻底改造政治局。国际代表就提议先表决李维汉和贺昌退出中央委员。这时，史文彬提出一个补选中共中央委员的五人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振瀛、袁乃祥、孟宪章。米夫制止讨论，要求先照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进行表决，然后再提议其他人。结果，“赞成远东局名单的二十票，反对二票”，该名单在与会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支持下获得通过；而“赞成史文彬名单的七票”，未获通过。反对派同志对此大为不满，他们以脚摩擦地板，全场上嘘声四起。罗章龙等激愤之下，就要离场。工人代表袁乃祥难掩怒火，“声色俱厉”地抨击四中全会“是充满欺骗、诡诈、奸谋的丑恶把戏，你们背叛党章，违反全体党员的意志”。(35)
在表决通过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政治局后，又宣布了新补入政治局的名单：“国焘、克全、韶玉、福坦、陈郁……”徐兰芝当场反对：“我反对福坦参加政治局。”全会即就卢福坦是否加入政治局进行单个表决，结果是：“反对福坦加入政治局四票”，“赞成福坦加入政治局多数”。对于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对被选政治局人选名单进行“总表决”，结果是“二十一票通过远东局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名单”。(36)
陈郁、任弼时、王明、刘少奇、王克全五人加入政治局。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虽然容纳了反对派的陈郁、王克全，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等也为中央委员，但是该派灵魂人物罗章龙，仍为中央候补委员，未能进入政治局，何孟雄则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罗、何是北大学生出身，不像纯粹的工人干部那样容易控制。就这样，六届四中全会在当天临近子夜时分匆匆闭幕。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一天，李维汉到瞿秋白那里去吃晚饭。瞿问：“今后你打算怎么办？”李答：“我要到莫斯科去学习。”瞿极表赞成。李内心苦楚一时无法倾诉：自己看不起王明等人，认为他是吃洋面包的，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结果他们大闹一阵后，共产国际却说他们是正确的，是有理论的；而自己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没有理论，所以是错误的。还有那个在湖南跟自己干的夏曦，这次从莫斯科回来，中央委派他为江南省委宣传部长，专门来同自己斗争，果然是很能讲大道理，只是自己并不服这一套。
就在天蟾舞台后的那幢房子的楼上，周恩来找李维汉谈话，要给他分配工作，组织想派他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去任负责人。李维汉表示不想去。周恩来又提出要他到赣东北方志敏、邵式平那里任特委书记。李维汉还是表示不想去。周恩来就问：“你想做什么？”李维汉说：“去莫斯科学习。因为我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没有理论，所以才犯错误。”后来，米夫也找李维汉谈话，李还是坚决要求赴莫斯科学习。结果，组织就批准了他的要求。(37)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肺病复发，寄情写译以自遣。1931年春夏之交，始受中共中央委托，代管中央文委的工作，很快被鲁迅引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挚友。同年上半年，瞿秋白还帮助周恩来拟定了一件有关整理文件的规定。周恩来早在1929年10月就曾指导中央组织部负责保管文件的干部，将干部资料和工作记录用俄文字母编成密码式的文件档案，以便于保存与查阅。(38)这回，他想起办事精细的瞿秋白，关照中央秘书处同志：“要阿秋（即瞿秋白）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于是，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机关制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在这份文件的结尾，瞿秋白怀着对革命必成的憧憬加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39)
并非所有人都能“相忍为党”。林育南在全会的第二天就来找张金保，指出王明等并非中央委员，根本没有表决权，似认是那些列席者参与了是否召开四中全会的表决。当天，反对派即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除在四中全会上持反对派立场的13人之外，还将徐锡根、陈郁争取过来，另加上到沪却未能参会的东北中央委员唐宏经。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了由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干事会”，俨然有第二中央之势，(40)分裂之势向江苏省委、区委蔓延。
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政治局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向忠发首先提议，为加强政治局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常委能够多注意一些政治问题，考虑以向忠发、任弼时、王明和张国焘为常委，周恩来因党内争议较多，建议代理江苏省委书记从事实际工作。远东局明确表示不同意见，提议政治局常委仍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的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讨论中，多数认为王明仍应负责江苏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会议最后通过向忠发的提议：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41)当月发布的中央通告重新从第1号编起，号召“团结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在共产国际的周围”。此时，徐锡根已站到了反对派的一边，党内分歧愈趋严重。1月间，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公共租界的中共中央工委办公厅举行，推选产生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五人为主席团轮流执行主席职务，林育南为秘书长。(42)
赤色职工国际找全总（即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部开会，要求大家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结果，只有罗登贤、关向应、杜作祥（陈昌浩的妻子），以及全总生活秘书唐某四人表示拥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为不悦，其中一位当场发作，指着表态拥护者说：“你们四个人是布尔什维克，其余的统统是非布尔什维克，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听了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话，张金保心中郁闷，她跑到宋伟珍的家，恰好彭湃母亲周凤也在那里。彭母关切地问起红军打仗打得怎样，张金保思绪万千，无心回答，只说两字“很好”，便躺在宋家的床上，蒙起被子大哭一场。
红军确实打得很好，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振奋了中共中央。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通报胜利战果，以此佐证“我们红军的力量将加强并集中”的进程开始。决议拟“动员上海工人一千，香港工人二百，津唐工人一百以及其他城市工人去巩固红军”，并提出“最好很快在苏区内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且规定此会“委托苏区中央局领导召集”。苏区中央局已于五天前在江西小布成立，而上海的苏准会同志都跟着林育南从事反对派活动，靠不住了。
向忠发、王明亲自出马，与罗章龙等会谈。张金保正好来找罗商量对策，想找向忠发谈谈。罗章龙努努嘴，原来向忠发就在旁边房里，召集十数人开会，王明正在那里以组织处分相威胁。在强烈要求下，张金保获准作三分钟发言。“不服从四中全会决议的同志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多做工作，不要以为用组织处理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那是不行的。”张金保快人快语，“过去袁世凯做皇帝，自称洪宪，没有群众拥护，只有八十三天就垮了台。要记取这个历史教训。”王明恼羞成怒，一时又无可奈何。向忠发一个劲地催她走，答应张改天约谈。后来，向忠发果真在妇委会与张金保谈话，妇委会秘书赵君陶也在场，她是赵世炎的胞妹。向忠发谈了半天，要张金保写一份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声明书，并称可由赵君陶代写。张金保见逼得紧，便借口生病要马上住院，“等出院后再说”。张也确实有病，向无法强求。(43)
远东局召集全总党团二十多人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一个花园别墅开会。罗章龙等人1月16日黄昏时分先行进入，但见别墅四周竹篱围绕，西式洋房上下两层，有二十多个房间，附近还有中式楼房一幢，周围茂木繁花。别墅前门装有警铃、临小巷，后门通大街，分别通往华界与租界，另有一狭窄侧门通第三条马路。中央特科承担安全工作，各门进口都设有岗位，装置电铃，高矮窗口设有瞭望哨，屋内还有保卫人员若干，屋外也安排了巡回哨，各配给短枪。顾顺章向罗章龙特别交待：“如有警讯，一面抵抗，一面突围，统一指挥，分途脱险，一切听从文（罗章龙，引者注）的吩咐，不得各自单独行动。”顾顺章陪林育南、何孟雄、罗章龙小坐片刻，随即外出，一会儿又进来，此时却是神情不安，低声向罗耳畔说：“请叫大家安静，莫慌……”，语未毕即匆匆而出。顾顺章异样的举止，不由得让人揣测米夫会不会采用非常手段，住在别墅里的人一夜没能睡好。
次日（1月17日）清晨，翻译来通知罗章龙上楼与米夫谈话，算是事先当面沟通。8时，会议开始，临时中央干事会、江苏省常委、苏准会、全总常委等共26人。共产国际则有米夫等共3人，冯乃甫负责口译，李梅羮作译文记录。罗章龙主持会议，米夫等国际代表首先发言，讲了两小时之久，再加上翻译时间，待其讲完已是午餐时分，所说无非要求服从四中全会决议，强调王明等为学习较好的马列主义者，应受到中国党的重视。下半场的会议，反对派与会者自由发言，每人限制15分钟至20分钟。史文彬、唐宏经、王凤飞等纷纷发言，申明欢迎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但不欢迎错误路线，指斥四中全会超越中央的做法违反党章党纪，揭露王明等错误言行，等等。时近黄昏，罗章龙稍作总结后，国际代表讲话：对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国际代表越说语气越急促，最终破口大骂：“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三人踉跄下楼，怒气冲冲而去。
顾顺章满头大汗地走进来，神色异常，借口外有警情，后又改口说向忠发有命令让大家今晚留此过夜。何孟雄觉出其中有诈，大声呵斥：“别胡闹！我们工作十分繁忙，平白耽误了一天，损失已属不小，再留为何？你们想捣乱吗？太不自量，要放明白些！”在罗章龙的指挥下，大家分成三班六小队由三个门分批离场，第一批走的人见门已上锁，一时又不见了顾顺章，于是抢夺守门人的手枪，迫其开锁放人。罗章龙、李求实与一青年工人同志最后离场，顾顺章唉声叹气，频频摇头，既怕向忠发怪罪，又对罗、李表示歉意，恭送出门。
此时，街上行人绝迹，李求实对罗章龙说：“我们对米夫总算仁至义尽了。”(44)
就在这一天下午，反对派力量遭受上海租界当局与国民党白色恐怖势力的联手打击。
因叛徒唐虞的出卖，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纠合公共租界巡捕房派出警探直扑东方旅社（今汉口路613号处）31号房间。这是苏准会的秘密联络点，当天下午1时40分，在此开会的林育南、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云卿、彭砚耕、苏铁等8名同志一同被捕。林育南被押走时有意说外面很冷，要求特务将帽子从衣架上取下给他戴上。挂在衣架上的这顶帽子是可以从窗外看到的，正是林育南与其秘书李平心约定的警号，由此给同志报了警。(45)中外联合行动队留下暗探在此守候，大批人马杀奔天津路275号的中山旅社（今天津路480号），受排挤的原江苏省委成员在该旅社6号房间刚开好会成立第二江苏省委，滞留未去的蔡博真、欧阳立安、伍仲文、阿刚四人遭逮捕。当晚7时左右，何孟雄赶到中山旅社探听会议的结果，被守候的探捕逮捕。晚8时左右，龙大道按照开会通知匆匆赶到中山旅社附近，与闸北区委书记黄理文遇上。黄前刚到6号房，不见人影便向茶房询问，茶房让座倒茶，殷勤过甚，黄感觉不妙，迅速离去，想到附近的凤凰社去找何孟雄，巧遇龙大道。老友重逢，二人不顾白区工作纪律攀谈起来，结果被尾随而来的包探抓住。(46)在东方旅社，探捕当夜与翌晨又逮捕了罗石冰、王青士、李求实。以此为始，中外统治当局在5天内于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武昌路、山东路、新闸路等13处，共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5人，仅释放3人，东方旅社事件一时轰动沪上。(47)
这时，偏偏江西省政府秘书王信宜来凑热闹。他是张辉瓒的亲戚，奉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之命来沪，通过龚饮冰向中共中央递话：只要放回张辉瓒，就许以释放大批“政治犯”，向红军赠送巨款、西药及枪弹等回报，据说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中共中央研究后，指派中央军事部副秘书长李翔梧为红军代表，前不久通讯培训班案中侥幸得脱的涂作潮则代表中共方面，二人于2月上旬搭乘王信宜带来的水上飞机，先飞九江，再乘火车前往南昌谈判。怪只怪张辉瓒“剿共”一路烧杀激起极大民愤，1月31日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声讨大会，随后枪决张辉瓒，割下他的首级，顺流漂向吉安。李翔梧、涂作潮到南昌看报见此消息，赶紧就走。(48)国民党当局迅速采取报复行动，处决一批羁押的共产党人。2月7日夜，林育南、何孟雄等24位共产党人喋血龙华，被合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其中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求实）、冯铿、殷夫5人因系左联成员，又被称为“左联五烈士”。
这年是过不好了，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团省委、第二工联，甚至连支部也起来造反。罗章龙等另立旗帜，分裂组织，拉拢人员，抢占机关，实在不像话。中共中央的权威岂容挑战，同步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周恩来找罗章龙、王克全谈话，王大叫大闹，危及安全，周限他们三五日内答复，罗、王全不理睬。(49)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开除罗的党籍，开除王凤飞、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及王克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的决定，局势稍得稳定。
正月初一（2月17日），一大早雪就纷纷扬扬地下，街市萧条。从大连启碇的轮船在沪靠港了，人群涌出又闷又热的船舱，纷乱的客流中张闻天、杨尚昆混杂其间。他俩是1月间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穿越中苏边境，进入东北，而后辗转南下的。为了安全，行途中张闻天摘了深度的近视眼镜，一路步履踉跄。到了上海，身为“老土地”，张闻天活络起来，他带着小自己7岁的杨尚昆直奔四马路，在附近旅馆住下。按照事先约定的秘密接头办法，张闻天用暗语将他们的住址和假名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到沪西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寻见一个小人书摊，借一本小人书随手翻翻，趁人不注意，把纸条夹进书里，随后郑重其事地还给看摊的。然而，两天过去了，没有人来，阴天化雪，愈觉寒冷刺骨。到了大上海，老是在旅馆里待着也会令人生疑，他俩就到外滩一带兜兜，在大马路（今南京路）口恰好巧遇陈昌浩，就请这位莫斯科中大同学带信给中央。当晚，秦邦宪就来旅馆看望他们。(50)几乎同时，内部交通也收到了小人书摊转去的字条，派人来接头，见张闻天在大冷天里还把羽纱长衫套在长袍外面，脚穿胶鞋，很不合时令，易引起特务注意，就给他钱买衣服和鞋袜。(51)
上海天寒地冻，马当路、淡水路一带，靠近法国天主教堂边上的天生祥酒店，一位少妇拖拉着三个孩子来投亲靠友。但见她从最小的孩子裤子内摸索着拆出一封书信来，从酒店左边的窗口投了进去，接着，敲了三下木门。门开了，老板也姓李，湖南人，腿瘸，问明情况后就安排来客在旅馆住下。天快黑时，有一男一女来访。“崇德大姐，你来了，孩子呢？”男的一进门就问。李崇德回头招呼：“杨永福，永寿、永泰，你们看谁来了？”化名杨永福的毛岸英当时已经9岁，喊了一声“叔叔”，就抱着来人大哭：“你找我爸爸，我要见我爸爸。”毛泽民搂住岸英又悲又喜，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革命就是要死人的。”时任中央出版部经理的毛泽民，去年底从天津回到上海，正是他听说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征得中央同意，写信给杨家把毛泽东的三个孩子送过来，杨开慧的嫂子李崇德因此来沪。与毛泽民同来的钱希均抱住8岁的岸青、4岁多点的岸龙，也在一旁陪泪，但听得岸英哭着说：“妈妈给杀死了，我长大了要报仇！”(52)
2月22日，大年初六，向忠发面对周恩来起草的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苦笑连连。报告检讨了立三路线形成的过程，提到了受到错误处罚的何孟雄，以及四中全会后“右派小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同时也通报了“右派小组织因为毫无顾忌的在旅馆中连续开会被敌人破获被捕三十多人”后被枪杀23人的情况，王克全指责这是“中央告密”。为此，中央断然开除他的党籍，既而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同时开除王凤飞中央委员，报请国际批准。徐锡根现已脱离“右派小组织”，陈郁转变较早；并报告分裂行为已波及顺直地区，为此中央给贺昌以警告，等等。此外，还报告中央对鄂豫皖、鄂北、赣东北发出指示，指责邓中夏对湘鄂西的指导“是十足的军事投机”，“中央已决定调他离开鄂西”。报告没有写明的是：陈郁的转变是周恩来耐心说服的结果，邓中夏在莫斯科期间反对王明小宗派，这回遭到“清算”，所谓邓主张“攻城略地”外加“‘上山’逃跑主义”的罪名不过是借口。从1月起，中央就不再承认邓中夏的中央代表及其他职务，3月15日夏曦到达湘鄂西苏区，出任特委书记。(53)翻看这份报告，向忠发越看越焦躁……
鉴于国民党再度纠集兵力，“准备向红军作第二次的进攻”，2月间中央政治局还开会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的训令》，重点布置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为加强苏区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伍云甫、曾三等1月间被派往中央苏区。3月2日，又对红军第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等发出指示信。早在1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分工问题，就决定周恩来负责军委和苏区工作，此信为周恩来所起草。根据掌握的情报，信中指出：“在第二次进攻各苏区时，除了一般的加紧进攻外，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第一、三集团军，故残酷斗争的重心当在江西。”指示信判断：“敌人似乎不采取‘包围苏维埃区域’的计划了”，“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击我们”，由此制定斗争策略：“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
虽然为准备迎战国民党“围剿”，全苏一大被迫延后，但是，筹建全国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相应工作不能中断。2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拟定人选是议题之一。周恩来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提出初步人选方案：主席由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六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就已决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名单，向忠发理所当然地被推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然而，四中全会后，远东局委婉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为此，政治局会议重新商议苏维埃主席的人选问题。列席会议的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对周恩来提出的名单表示异议：“我觉得特生（向忠发，引者注）做政府主席是没有必要的。”于是，会议就出现两种意见。(54)有人强调苏维埃主席需要选择在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未必好，但是除向忠发之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张国焘明确主张。张是年初从莫斯科启程，1月中旬抵达上海的。在如此语境下，赞成张闻天意见并提出主席由毛泽东担任的声浪相对较小。然而，向忠发没有乘势而上，他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得泽东可做主席”。(55)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提名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主席。于是，两种方案交付共产国际来裁定。
“他们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陈绍禹派，这就是借反对所谓陈绍禹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因为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的分子，利用党内曾经有过的派别成见或由派别观点出发的武断宣传来反党反国际，继续其右倾或‘左’倾路线或者是‘左’右倾联合的新花样。”3月5日出版的《实话》第13期刊载《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如此揭批，作者就是张国焘。
张国焘此番归国还是晚了一步，如果去年底到沪，他或许可凭其北大同学兼工运先驱的资历从中调解罗章龙、何孟雄与中央的矛盾。然而，现在中央、罗章龙均无退路，这方面已无可作为。张国焘迅速站队，除称颂王明的英明正确之外，他还曾于2月中旬离沪赴天津，利用其过去在北方工作的关系与影响，反对分裂活动，建立拥护四中全会的新省委。(56)
张国焘拥护王明，不仅因为对方在2月间已升为政治局常委，更是因看好这颗“政治明星”。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远东局原提议让张国焘担任书记，遭到向忠发的极力反对。向认为张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步入正轨之际不宜派张去担任领导职务，此议遂寝。(57)
此时，中共中央开始高速运作。就在张国焘发文明确拥护王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关于互济会工作的决议》，主张“要在产业支部中发展革命竞赛”，在五卅时“党的无产阶级成分要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等等。“左”倾政策再次抬头。
两天后（3月7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在十六铺码头乘坐开往香港的麦迪逊总统号远洋邮船离开上海，他们启程赴苏区，专门解决富田事变问题，同时这也遂了王稼祥的心愿：“愿意去苏区做群众工作，改变著作家式的生活”。(58)不过，对于富田事变问题，中共中央没有放弃远程遥控的权力。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富田事变问题，周恩来报告了远东局的意见，同时指出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的进攻，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在决议中应指出来。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此文件由王明起草。决议认定红二十军一部分的暴动“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一部分党员与二十军一部分队伍是受了AB团的欺骗与迷惑，但这种情形绝不能减轻此次事变的反革命的实质。”中央力挺“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并认为富田事变反映出“反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虽然在指出这种危险后旋即指出有过度夸大的危险：“这些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轻视这种危险，同时，过分的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但是，两种论调在决议中的轻重缓急难以相等。决议要求苏区中央局等严格执行“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等任务。(59)
对于张国焘的表现，王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择机向远东局进言，认为其“表现不错”。(60)机会来了，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在痛批邓中夏种种错误后，当日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鉴于上海到各苏区的邮路已经打通，决定在4月5日前派一批干部去苏区：“李富春到二军，成美到十军，弘毅到十军，孙继鸣到一军，盛芳到湘鄂西，石心（孔原，引者注）、易之到中区，杜作墙、王首道到中区作党的工作。”(61)此前于2月间决定成立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中央分局书记分别由夏曦、沈泽民担任。这其实是对国际指示精神的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将大批军事干部派往苏区，加强充实苏区和红军的领导。(62)3月28日，决定派张国焘前去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会议还决定张国焘走后，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罗登贤、王明等人组成，中央组织部长（李竹声）、宣传部长（张闻天）、军委参谋长（聂荣臻）参加会议。张国焘对自己所得的新任命大喜过望：“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有，我为之向往”，当时其政治话语表达则是要去纠正“立三路线的残余”。(63)
三天后（3月31日）晚9时左右，一辆街车受雇来接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向妻子杨子烈告别，从秘密住所搬至南京路新世界旅馆，早有人为其订好房间，连旅客登记表也代他填好了，注明张由香港刚来。翌日凌晨3时，张国焘一副普通商人的装扮，顾顺章的助手则扮成“张老板”的伙计，街车司机是党内同志，在夜深人静中直驶杨树浦码头，随后二人登上一艘货船，成为水手私带赚外快的“黄鱼”客。陈昌浩已在铺位旁等候，他也扮成张的伙计同行。而顾顺章已于昨日搭乘夜车前往南京，再转船溯流而上，以期早一天抵达武汉。
晨光普照之际，船开出吴淞口。这一天，恰是第二次反“围剿”开战之日。同月离沪的还有罗登贤，他化名“达平”，以中央驻满洲代表身份前往东北，开展反右倾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任满洲省委书记。(64)
指示中央军委朱瑞、李富春举办兵运策略训练班；指示特科在沪开办华南通讯分社，扩增获取情报的渠道；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指示信；修改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提出精简人员、减少文件，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办公，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等；为中央起草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决议案……由3月步入4月，周恩来一直忙碌不得稍憩，并密切关注第二次反“围剿”的军事态势。
“济南通信，前日下午二时，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开会，将日前本省捕获之红匪宋占一等二十二名处以死刑，五日上午六时，各委员及公安局长王恺如，复齐集高等法院，将宋占一等提出，验明正身，用汽车三辆，载往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4月8日《申报》刊发重大血腥消息《山东枪决大批红匪》，周恩来手执报纸，浓眉紧锁，“黄伯云即邓恩明，男，三十一岁……供认阴谋暴动，图谋不轨不讳”，“刘谦初，男，三十四岁，山东平度县人，供认执行红匪重要职务，图谋不轨不讳”。牺牲的烈士中既有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还有张文秋的丈夫刘谦初。周恩来郑重地将报纸收好，放在书柜里。那天，习惯一早就看报的张文秋就是找不到《申报》。费了一通周折，当其找到这份报纸，看到报上的“刘谦初”三字，她晕了过去。4月12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机关的同志在中央联络处为牺牲的烈士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连最能克制感情的同志也忍不住拭泪饮泣。(65)
4月26日，正是星期天，周恩来外出归来，听邓颖超传递了一个骇人的情报。顾顺章前天在武汉被捕，他叛变了！这是钱壮飞从南京坐夜火车今晨到沪向李克农报告的消息，他昨夜在其打入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截获数封从武汉发来的电报，情况确定无疑。聂荣臻送信时特别嘱咐要赶快搬家。(66)情况从秘密共产党员、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长老鲍（老包）那里也得到印证：国民党特务总部陈立夫要鲍立即破获顾顺章供出的12个中共机关。(67)周恩来急向中共中央汇报。随后，他受中央的委托全权处理这一危机。陈云等人积极协助，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转移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掌握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当夜安全转移，国民党妄图借顾顺章叛变之机一举摧毁中共中央在沪指导机关的计划落空。此后，中央特科作了重大调整，由陈云负责；同共产国际通讯的秘密电台则从特科中分出来，交由张闻天掌管。周恩来指挥若定，他最后撤离中央机关，距敌人上门搜查仅差5分钟。(68)同时，中共中央不忘救护正前往武汉的交通员及其带去的军事干部，派交通员同志的妻子装扮成阔太太，坐飞机到九江，终于在码头拦住了两位同志。(69)
就在顾顺章叛变后的两三天，陆定一住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一处弄堂房子，突然来了一名男子东张西望，没多久一言不发地走了，陆定一立时警觉起来，正当他准备赶紧搬家时，那人引来了另一人，竟是周恩来。仅仅待了2个小时，周恩来就匆匆走了，到陆定一这里只是暂避一会儿。陆定一不久离沪前往中央苏区。(70)钱壮飞则由陈赓陪护，安排到民厚南里（今静安嘉里中心一带），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刘叔琴家里秘密住了一个多星期，随后也安排他到中央苏区去。(71)也是在这个时候，蔡和森离沪南下香港，接替李富春担任两广省委书记。蔡和森在四中全会后归国，中共中央于2月19日恢复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72)毛泽民夫妇亦在中央紧急安排撤离之列，6月间离沪赴港，辗转前往中央苏区，(73)陈赓则被派往天津工作。原因很简单，顾顺章认识毛泽民、陈赓等人。
危情稍缓，险境未过。在顾顺章的点拨下，国民党特务强化了对上海党组织的破坏活动，一时风声鹤唳。正是处此险境中，4月29日邓小平隐蔽在上海的一个住处，撰写给中共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经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红七军、红八军成军不易，但是为邓拔奇传达的中央命令即“立三路线”所迫，不得不麾师攻坚，向柳州、桂林、广州进军，以完成南方革命，待1931年2月1日看到中央制止立三路线的第96号紧急通告，为时已晚。强敌迫近，激战之下，红七军损失惨重。于是，转兵江西。3月间，邓小平慰问红军伤病员后，离开江西崇义，辗转到沪找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工作一度陷于停顿，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难以举行，只能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偶尔，周恩来与王明会谈，王明曾在闸北一做暗娼生意的尼姑庵的楼上藏身。他们从不到向忠发住处，因为向忠发找了小老婆同居，向忠发是堕落了。
《中央巡视条例》《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以上5月1日）、《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中共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以上5月6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5月9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5月14日），从发出的文件来看，中共中央似仍在正常运作。总工联会议甚至在商讨为准备武装暴动而组织与扩大工纠队的问题。(74)5月21日发出的第223号中央通告，通报“过去中央负责之一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投降，“他在武汉供出了许多我们党的机关，并将他所知道的在狱战士指名枪毙”，后一情况说的正是因此牺牲的恽代英，恽原本在中央特科的营救下释放在即，洪扬生专程为他送去了由宁返沪的路费。在历数顾顺章的罪行后，通告指出：“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污点，也是最可耻的叛徒。中央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消灭中国工农群众的敌人顾顺章以及一切共产主义的叛徒！”顾顺章事件教训深刻，周恩来为此起草《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对于特科工作因顾一人的叛变而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作了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5月发出《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规范设立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与各苏区党组织的关系，规定“各苏区特区委员会统改称省委员会”，并指示：“在江西中央区要准备在全国苏维埃大会前开一闽粤赣湘鄂党的代表大会，讨论苏维埃大会的工作。”5月间，中央军委参谋长聂荣臻，同李富春、朱瑞等开办中央军委兵运训练班，并派遣受训学员王超、袁汉澄（袁血卒）、李肃等党员干部到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秘密开展兵运工作，这为年底发动宁都起义作了有力的铺垫。(75)随着红军5月末痛快淋漓地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召开全苏大会的条件日臻成熟。为此中共中央6月间在发出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关于转变党的机关组织与工作方式的第228号中央通告后，于6月10日训令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级，通报分析当前政治形势，指出：“冲破第三次‘围剿’，需要我们比冲破前两次‘围剿’用更多的气力。”并决定：“江西中央苏区至迟在八一以前必须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此时上海白色恐怖笼罩一切，6月15日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成员、国际赤色工会远东分会上海办事处秘书牛兰（鲁德尼克）及其妻子在公共租界被逮捕。(76)仅隔一周（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了。前一天，中央常委还在周恩来家开会，商议常委会是否暂时搬到哈尔滨或苏区去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忠发当晚就住在周恩来家中。向当时是同意的，当夜却又擅自回去，他还是惦记着小老婆。(77)第二天上午，当向忠发到泰勒汽车行租车时，(78)该车行会计叶汉生（又名叶顺兴，一说叶荣生）早就注意其行踪。他所以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消息源自与其姐姐关系暧昧的美商慎昌洋行职员范梦菊，范原是特科成员，受处分后离开党组织。为贪图淞沪警备司令部赏金，叶联手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稽查员黄大霖（中共叛徒）等人设下圈套，张网以待。向忠发一坐进出租车，就被左右包夹，司机将车直驶嵩山路捕房。(79)
还是黄慕兰传递的消息。贺昌5月挥别妻子，转移至沪郊一处秘密接待站，等候时机前往中央苏区。所以没让他们夫妻同往，一是因为黄慕兰肤色太白，不易化装成农妇；二是因为当时她正受命设法营救前不久被捕的关向应，无法抽身。正是在这一天，黄慕兰陪名律师陈志皋在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巧遇陈的同窗好友曹炳生，不经意地听曹说起刚抓到一名共产党头头，湖北人，60来岁，金牙，只有9个手指。黄慕兰内心一震，她做过中央秘书，听此体貌特征就断定被捕者非向忠发莫属，随后她设法将此情报告诉了潘汉年。(80)
当天（6月22日）下午4时多，邓颖超来到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近前，这是中央秘书处所设阅看文件的机关。她上午曾来此处，约定去吃晚饭。然而，走到该屋的后门附近，却看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警号。原来，张纪恩、张越霞、苏才在被捕之际为挽救同志尽了最后的努力。邓颖超立即前往另一位同志家里，突然秘书长余泽鸿焦急万分地找来：“好不容易找到你，恩来去哪里了？向忠发叛变了！是他带着军警搜查了阅文处机关。”周恩来和邓颖超中午时分就得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组织营救，没想到这位党的负责人变节如此之速。找到周恩来，邓颖超陪他一起冒险回到住处，见警号还在，于是先后进屋，随后匆匆分手，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点。(81)当夜，周恩来站在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看到自己住处的窗帘拉开了，知道此处已遭搜查。中央特科早安排中央机关及时转移，博古（秦邦宪）由此躲过一劫。但是，此前随向忠发暂时转移到旅馆栖身的陈琮英却因向的出卖而被捕。(82)令人迷惑的是，向忠发被捕两天后（6月24日）即遭引渡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枪决。通过特科，周恩来看到了向忠发的自供状与审讯记录，见其泄露了党和红军相当多的重要秘密，向忠发是叛徒确凿无疑，只是叛徒也不是什么都招，中共中央营救关向应的秘密就没说。周恩来浓眉紧锁，一时没有向党内公开总书记叛变的实情。
向忠发死后，中央政治局增补工人出身的卢福坦为常委，王明隐然为党内第一把手。但因风声正紧，王明藏身于疗养院等，周恩来为躲避国民党鹰犬也深居简出，二人每月仅接头一次。为应对工作的需要，王、周在中央下面临时设立三人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三人充任委员，卢福坦代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主持中央工作。(83)
汽笛一声，7月14日驶离上海的一艘轮船，邓小平迎风而立，身旁站着的是一同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的金维映，时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央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曾领导106家丝厂同盟总罢工。此次来沪的三四个月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中央对邓小平的报告不予理睬，5月14日发信给七军前委大加挞伐：“我们认为，立三主义的‘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关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的明显的了！”后指派邓小平巡视安徽省委工作。5月中旬返沪后，看到胞弟邓先修在《时事新报》刊登寻兄启示，邓小平派地下交通员将其弟带到安全处所会面，引导他参加革命活动，还带他去了江湾公墓。张锡瑗就安葬在那里，芳草萋萋，一年多了。邓小平无限感伤，他向中央请求回红七军，未允；又提出到中央苏区去，对此中央同意了，(84)毕竟邓是苏区军委成员。
7、8月间，中共中央就全国灾荒斗争、秋收斗争作出决议，就军事工作给各省委发去指示信，就干部问题作出决议，就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作出决议，关于组织问题给四川省委的信起头还提到“中央审查了特生同志关于四川组织报告之后”云云，这理应是向忠发生前参与的一项工作。8月30日，中央军委秘书欧阳钦从中央苏区辗转回沪，向周恩来汇报有关情况，当时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还未及时传递，关切着中央苏区的命运，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同日，中央还致信湘鄂西分局，信末略及最近形势：“中央自老头子（当指向忠发，引者注）被捕之后，接着有立三主义，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等的叛变，在工作上受到相当的损失。”
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的腐化堕落，中共中央设在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2048号的秘密印刷机关7月25日清晨遭敌特破坏，前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农运委员会委员兼农民部副部长杨匏安等16人先后被捕。罗绮园被捕变节，但翌月仍与杨匏安等7人被秘密杀害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廖划平、潘问友则是在北平自首叛变，为此，8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等的决议。(85)尽管中央在给湘鄂西分局的信中申明：“现在各种工作又已恢复原状，照常进行”，并表示：“中央工作决不因敌人的进攻而停顿，却正相反，中央将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之下开展它的工作，加紧它对全党的领导”，尽管9月10日中共中央还就江苏省委工作作出决议，然而，白色恐怖统治严重危及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已不容漠视。9月，国民党政府密令悬赏通缉共产党要人：瞿秋白、周恩来，赏金各2万元；张闻天、陈绍禹、沈泽民、罗登贤、秦邦宪，赏金各1万元。(86)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派交通人员来沪，安排王明、周恩来尽快离沪。
此时留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仅有王明、周恩来、卢福坦3人，王、周一旦离沪，剩卢福坦一人如何撑得起中共中央？为此，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王明与周恩来商量后初步提交的7人名单为：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李竹声、王永生（王云程），后又应共产国际的提示加上黄平，还有尚未归国的刘少奇。远东局召集王明、周恩来、博古、洛甫开会，确定此9人名单，(87)以博古、洛甫、卢福坦、康生为常委。(88)
由谁来主持这一临时中央，这是王明、周恩来行前要重点落实的问题。9月初，王明、周恩来到博古家面谈，决定成立中共临时中央，由博古负总责。(89)此时博古因为温裕成贪污遭撤职而接任团中央书记才5个月，听后吃了一惊，当时就提出这样做符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王明回答，已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90)
9月18日晚，王明到博古家去见共产国际派来安排交通的人，决定周、王明日就启程赴莫斯科。博古与王明一起反对立三“左”倾错误及三中全会，二人这一长夜的攀谈怕是很久。总之，待王明离开博古家往自己住处走的时候，街上已响起了报童清脆的叫卖声：“号外！号外！日本炮轰沈阳，国民政府下令不抵抗！”王明买了一份号外，边看边走，随即转身往回走，重新敲开了博古家的门。进屋，王明把报纸往桌上一拍，告诉博古：“要马上起草一个‘中国共产党为日军攻占沈阳事告全国同胞书’。”博古抓紧命笔，宣言草成后立即送交周恩来，并提交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91)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同日，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当天，中国共产党还联名日本共产党中央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共同宣言。(92)9月22日、25日、30日，中共中央又接连发出相关决议、告全国民众书、宣言等，明确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立场。
不仅是号召动员，中共中央还选派得力干部奔赴东北抗战第一线，其中就有后以“赵一曼”之名威震白山黑水的李一超（李坤泰，字淑宁）。当时她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已经一又大半年，曾扮作李一氓的妹妹，住在全苏区域代表表大会的会场，后又扮作“家庭主妇”住机关，每天提篮买菜、做饭、浆洗、缝补、拖地板，刚性的性格却能为革命沉下心来做家务，有模有样。之所以选派赵一曼，可能是看重她1927年曾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军校），并参加过西征部队反击夏斗寅的战斗经历。赵一曼后还曾赴苏短暂学习，归国后产下一子，一度抱子为革命奔走，绝对忠诚可靠。1929年底，江西省委机关遭破坏，赵一曼携子从南昌奔逃到九江，搭乘轮船回到上海，因无钱补票，船老大派小茶房跟着她上岸去取钱，她宁可插草标佯作卖子也不违纪到接头点去求助，为的是保全中央机关的安全。半年前赵一曼刚把孩子托付在武汉的夫家堂兄抚养，算是了无牵挂。她向同学好友赵奂如等辞行，一句“没想到吧？我又要开旅馆去了”的隐语，党内同志都听得懂。至于到何处去，赵一曼没说，朋友知道要保密也没有问。沉默片刻，赵一曼冲出封建家庭到宜宾求学时就结识的郑氏革命家庭的琇石姐先回过神来：“来，我们为你饯行！”半瓶五加皮，从弄堂门口买回一大包盐花生米，外加晚饭剩下的咸鱼，这个，一超爱吃的，就凑成了饯行宴。赵一曼想念自己的二姐，提到了还在苏联的丈夫陈达邦，对宁儿的思念就更别提了，“前人修路后人行”。一直谈到夜深人静，这一别竟成永诀。(93)
九一八事变使局势起了重大变化，民众反日浪潮汹涌，南京政府摇摇欲坠，王明、周恩来一时不走了，回复共产国际说：“现在这样忙，哪能离开？”中共中央9月20日通过王明起草的决议案《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要求红军集中力量追击敌人，“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刻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反对日帝国主义军队占领满洲”等游行示威。但为安全起见，二人还是不能外出活动，于是就在家合编刊物，名为《南针》，指导党员干部如何正确利用合法身份、争取公开。就这样又挨了一月，共产国际来电催促他们一定要来莫斯科参加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否则以不服从组织决定论，要受纪律处分。
10月18日，王明、周恩来召集卢福坦、陈云、博古、康生在一家小酒店会面，解决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的问题。卢福坦曾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这就相当于当年向忠发的位置，但是，卢不仅文化程度低，工作能力不够，且近期犯有错误。周恩来、王明明确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94)并说明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开完会，王明就带着孟庆树，在中央特科吴克坚、卢竞如两同志的护送下，当日秘密乘日本船前往海参崴(95)，一起进入苏联。周恩来暂时未走，他待机而动，准备去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临时中央有板有眼地履行着中央职责，开始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号令全党。10月12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18日就动员和组织拥护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运动发出中央紧急通知，20日又发出《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同日又给鄂豫边特委发去指示信。10月间，临时中央就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及目前苏区中心任务给苏区中央局下达指示，明令“十月节必须开苏大会”；同月下旬又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人选名单：“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0月31日，又指示苏区中央局不要“困处瑞金一隅”，要求贯彻“向外求胜利发展的方针”。
1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祝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贺信。在全苏一大在十月革命节召开的两天前（11月5日），临时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去第7号电，提出17条宪法原则要点，望先“在苏大会通过。全文即补送上”。凡此均是力促全苏一大的成功召开。11月18日，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电“中共中央亲爱的同志们”，通报：“苏大会已于十月革命节开幕”，“大会已热烈讨论你们所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宪法大纲，并一致通过”。
这期间，临时中央还不大不小地显示了自己的权威。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局随方面军行动，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魄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96)临时中央复电，指出苏区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对不能随方面军行动，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批准毛泽东代理书记。(97)刘少奇其年秋由莫斯科回到上海，10月间写信给临时中央表达对工运形势的不同意见，临时中央派人找他两次谈话，给刘少奇一个“总的批评”，认为“有右倾主义的倾向”。
11月9日发出《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10日为土地问题致信中央苏区中央局，15日发出《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20日发出《中央关于冬荒与年关斗争决议案》，21日发出给湘赣省委的指示信，23日发出《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及其强盗集团——国际联盟告全国革命民众书》，25日致信陕西省委指示工作；12月2日发出《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的决议》，4日又发出《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以新的“左”倾姿态张扬着中央的权威：“应严重的注意到红军的有力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同样，红军行动的积极化与互相呼应是目前最主要的，保守与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
在起草文件、会商决议之外，临时中央成员加紧通过编刊、撰文来指导工作，同时继续为苏区输送干部人才。10月间，张闻天代表临时中央同刚从德国归国不久的故友成仿吾会谈，作为创造社成员的成仿吾三年前在巴黎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赴莫、瞿秋白归国途中都曾与他晤谈。张闻天早就参与领导文化工作，其年春他在上海领导成立中国工人通讯社（英文简称CWC），并于5、6月间会见从苏联归来的胡愈之。面对成仿吾要求分派革命任务的热切目光，张闻天诚挚地提出：“上海目前很紧张，你在上海熟人太多，不能久留，中央决定派你去鄂豫皖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工作。”后成仿吾与徐以新、宋侃夫、任丙黄（任弼时之弟）等五人一同启程。(98)成仿吾是幸运的，大约半年前丁玲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见张闻天，要求去苏区，那是她的爱人胡也频牺牲前想要去的地方。丁玲热切地说：去苏区“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为之动容。然而，经中央慎重研究，丁玲还是被留在了上海。丁玲当时还没加入共产党，虽为左联成员，但在社会上还不是很“红”，是主编“灰色”一点的刊物《北斗》之不二人选。(99)
在这段日子里，周恩来偶尔经手的是更为重要的文件。起草《宪法大纲》；10月12日代临时中央政治局起草致李立三的复信，指其对立三路线的基本错误观点还没能彻底了解；12月6日发给苏区中央局的训令，也出自其手。12月上旬，周恩来离沪前往中央苏区。行前，他同刚从苏联归国的周保中谈话。周保中在苏联被错误地打成托派分子、开除党籍，后经申诉才得以撤销错误处分、恢复党籍。(100)中共中央原要派周保中到浙皖根据地去的，但两处根据地的联络点遭破坏，一时走不成了。3年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位比周恩来小4岁的“周老弟”显然早已习惯自己的新名字。周恩来详细告知了新华轮失事的情况，希望对方化悲痛为力量，经得起苦难的磨练：“‘周老弟’，中央命令你去东北领导抗日斗争。”(101)周恩来离沪后的同月中旬，聂荣臻也告别妻女，与陈寿昌离开上海，前往湘鄂赣苏区。同期，朱瑞也离沪前往中央苏区。(https://www.daowen.com)
12月24日，在作完八万字检查后，邓中夏从湘鄂西苏区回到上海。对邓中夏的不公处置，充分暴露了王明一派“左”倾宗派主义的作风。邓中夏对自己的党珍爱如初，他在苏区曾凭记忆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史》书稿，(102)这年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0周年。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2)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3) 王辅一：《近看项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193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403页。
(5) 张文秋：《踏遍青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6)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161页。
(7) 杨奎松：《王明上台记》，见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
(8) 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1，转引自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164页。
(10) 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1，转引自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12) 曹仲彬：《何孟雄传》，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13) 张永：《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54页。
(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草稿》（不早于1930年12月18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3—544页。
(15) 《徐特立年谱简编》，见彭世华：《当今圣人徐特立》，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16) 李卓然：《我的回忆》，见中共湘乡市委宣传部、中共湘乡市委党史办主编：《李卓然文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17)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5—76页；中共湘乡市委宣传部、中共湘乡市委党史办主编：《李卓然文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2页。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19) 中共湘乡市委宣传部、中共湘乡市委党史办主编：《李卓然文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20) 张永：《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和温裕成的谈话记录》（1930年12月29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7—568页。
(23) 罗章龙：《回忆陈郁同志》，见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4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25) 周焱等：《陈郁传》，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26) 张金保：《三十年代初期我在上海的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27) 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6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2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页。
(29) 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211页。
(30)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1年1月7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
(31) 《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476页。
(3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33) 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6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34) 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6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35) 罗章龙：《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下册，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628页。
(36) 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3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3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40)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页。
(41)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42) 罗章龙：《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页。
(43) 张金保讲，黄鹤逸、刘静辑：《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170页。
(44) 一说公共租界新闸路附近，参见罗章龙：《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62—469页。
(45) 张文秋：《踏遍青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22页。
(46) 陆景川：《龙大道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4页。
(47) 曹仲彬：《何孟雄传》，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193页。
(48) 冯都、李宗明、涂胜华：《释放张辉瓒：一次未能实现的国共谈判》，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史料选编：纪念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2010年印，第329—330页。
(49) 黄玠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50)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88页。
(51) 一说是按约定联络的信箱，写给宝隆医院的护士钱信忠，署名为“杨”。见《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接头情况此据李培南回忆。李培南：《四年交通工作纪实》，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52) 金振林：《见证毛岸英》，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6页。一说毛岸英三兄弟来上海的时间是在春节过后的一天。见曹宏、周燕：《寻踪毛泽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53) 《邓中夏年谱》，见《邓中夏全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78、1880页。
(5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下文有关张闻天内容依据于此的，择要注出。
(55) 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1，转引自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54—255页。
(56)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57) 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58)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页。
(59)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0)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
(6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62) 《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1931年2月4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0页。
(63) 盛仁学编：《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64) 《罗登贤工运大事年表》，见马晓东：《罗登贤》，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65) 张文秋：《踏遍青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5页。
(66)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
(67) 周国全、郭德宏原著，郭德宏增补：《王明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68) 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台北传记文学》1980年第5期（第57卷）。
(69) 黄玠然：《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白区的党内交通》，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93页。
(70)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63页。
(71) 刘叔琴：《党中央机关在上海的活动片断及其他》，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72)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
(73) 朱天红、逸晚：《毛泽民传》，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第98—100页。
(74) 薛尚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上海总工联的简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71页。
(75)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76) 邵雍：《宋庆龄与牛兰夫妇案》，见邵雍：《中共党史若干问题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页。
(77)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
(78) 当为上午9点半左右，参见《共党首领向忠发昨日被捕》，《申报》1931年6月23日。
(79) 黄大霖口述、劳璜整理：《向忠发被捕的经过》，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20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301—330页。
(80) 黄慕兰：《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215页。
(81) 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82) 陈琮英：《我所知道的向忠发被捕与叛变》，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83) 王健英编：《第六届中央领导成员和中央机关高级领导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一说卢于1931年7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人名索引》，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0页。
(8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2页。
(85) 彭勃主编：《中华监察执纪执法大典》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8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第19126号公函》（1931年9月），转引自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页。
(87) 章学新：《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周恩来此次发言遗漏了李竹声。转引自卢毅：《博古“临时中央”若干问题考辨》，《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一说临时中央9人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88)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有调整：康生赴苏，1932年3月卢出，陈云进。见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1932年3月11日、14日临时中央会议记录。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89)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临危受命》，见邹贾敏、秦红主编：《博古和他的时代：秦邦宪（博古）研究论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
(90)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91)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14页。
(92) 《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红旗周报》1931年第19期。
(93) 宜宾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妇联宜宾地区办事处编：《抗日英雄赵一曼》，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130，188—190页。
(94)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216页。
(95) 同上书，第216页。
(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页。
(97) 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98) 张傲卉、宋彬玉、周郁方编撰：《成仿吾年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99)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
(100) 《周保中年谱》，见中共大理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室：《民族英雄周保中》，德宏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101) 中共大理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室：《民族英雄周保中》，德宏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02) 《邓中夏年谱》，见《邓中夏全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