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白色恐怖非常严重

“亲爱的同志们！自从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在全中国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拥护之下，击破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以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胜利，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工农劳苦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反帝浪潮的汹涌澎湃，再加以全中国工农运动，灾民斗争与士兵斗争的开展，使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动摇，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1931年12月1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激情澎湃地号召：“新的革命的浪潮是汹涌地滚向前来了。”“亲爱的同志们！革命与反革命现在是正在动员所有的力量，准备决定胜负的残酷的斗争。”“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是立在伟大的事变的前面。要完成立在我们前面的伟大任务，争取革命在几省的首先胜利”，“努力吧！胜利是我们的！”

同日发表在《红旗附刊》的博古（秦邦宪）署名文章《在转变中》，判断：“目前学生群众的争斗，正在日趋急剧化与革命化”，“从北平、济南、南京到广州，从成都、武汉、湘潭到上海，几万的学生群众正在激烈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争斗”。其特点“是在从和平请愿等方式转变到直接的坚决地向反动统治堡垒作总的进攻上去”。文章肯定12月9日上海学生为营救北大南下示威团代表许秀岑遭绑架而掀起的抗暴斗争，建立民众法庭，“执行自己的命令，撤销公安局长，释放被捕领袖，通缉党部委员”的革命行为，同时又指出其“吸引反革命统治的代表参加这个机关”等矛盾现象，说明“庞大的学生群众虽然已经走上了坚决的革命争斗上来，但是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与坚决的革命争斗的信念”。进而强调党组织还在加强领导与宣传，相信“总能够影响和推进学生群众的转变，转变到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争斗上来”。⁽¹⁾12月25日，博古又在《红旗周报》第29期发表《论民众革命与众政权的口号》，指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博古的政治见解继续朝着“左”倾方向偏移。

自此，临时中央开始甩开膀子大干。《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12月19日）、《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12月21日）、《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12月24日）等文件，以及26日给赣东北省委的指示信，在1931年所余无几的日子里接连发出。其“左”倾激情不尽然导致错误主张，比如有关“平分一切土地”的决议就是纠偏没收中农土地的做法，但其依据的是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而不是从革命实践出发，这便是临时中央决策的天生缺陷。

直到12月30日，临时中央还在给山东发指示信，就这样忙碌着跨入1932年。元旦之日，临时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作为迎接新年的献词，单看加了着重号的各标题就能感到炽烈激奋之情扑面而来：“我们的生死关头”，“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是一切罪恶的制造者”，“一切反革命派别都是国民党统治的拥护者”，“出路在那里？”，“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是全中国民众自救灭亡的唯一出路”，“用民族的革命战争去打倒帝国主义”，“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给贫苦的农民”，“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监督生产与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特别优待革命的士兵”，“同饥饿与灾荒作斗争”，“保障大多数民众的自由”，“一致的拥护中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苏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切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的同盟者”，“为民众的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而斗争呵！”

1月1日出版的《工运指南》第3期刊载刘少奇的《罢工策略》，针对资本家、国民党、帝国主义与黄色工会对付罢工的办法作出积极的思考。“提出罢工的要求，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一）要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简单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资本家多少能够答应的要求；（四）最重要的部分要求。”文章明智地提出：“不是群众最迫切的政治要求，不要强迫群众提出，尤其不要把那些无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口号（如反对合理化！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失业等）写在要求上。”并结合近期罢工、怠工失败的案例，正视“工人的统一战线完全没有自觉的组织起来”的现状。而同日，张闻天正精神亢奋地写着《争取革命在数省的首先胜利》，鼓动各苏区采取积极进攻的政策，“占领一两个重要城市”，这是对临时中央二十来天前所发表告同志书的核心主张的呼应。

日本攻占锦州，临时中央1月5日作出及时反应，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宣言仍将调门拉得过高，将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跪求，要国民党起来‘反日’，起来‘对日宣战’”归为“一切反革命派别”。1月8日致信各级党部要求加强对互济会的领导，临时中央强调互济会要“加紧揭露一切反动派别的欺骗政策，与资产阶级的‘慈善’机关（如赈灾委员会，红十字会及教会等团体）”，如此策略实阻碍互济会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翌日（1月9日），临时中央紧接着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从世界经济危机起笔，对形势作出乐观的评估，中央红军正围攻“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1931年年底赵博生（中共党员）、董振堂等率领的宁都起义都成为积极例证，并夸张地将蒋介石迫于民众反日压力而二次下野说成是红军胜利、工农革命斗争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冲突“将四年来统治中国，出卖中国，压迫劳苦群众，屠杀劳苦群众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的政府推翻了”，进而宣称：“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为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要求苏区将中央苏区与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连成一片，为此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以“确立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让苏区中央局十分为难，致电临时中央，提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打。

打AB团等肃反问题，还在发酵。周恩来在取道闽西前往中央苏区的途中，发现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运动中存在严重的问题，即写信给临时中央汇报。⁽²⁾1月12日，临时中央作出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在肯定苏区对反革命团体作最坚决斗争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指出：“我们绝对要防止夸大这些反革命团体的力量”，“不能把党内的一切消极怠工的分子，在政治上犯有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分子，都看做是反革命团体的分子”。⁽³⁾

不能与新婚妻子共度春节了，化名“林直木”在愚园路隐居一年有余的刘伯承匆匆告别家人，前往中央苏区出任红军校长兼政委，这远比他在上海校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到军委商议指点苏区军事斗争等更让他激情满怀。⁽⁴⁾他走得急促而又及时，4个多月后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刘伯承等军事人才去鄂豫皖苏区。

上海的民众抗日运动还在持续，中共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在上海各反日团体外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民反）。

正当临时中央筹划的重点转向2月25日失业工人运动日的示威运动，未料1月18日发生了日僧事件，上海一步步地被引向战争。1月19日，张闻天撰文《民反目前的中心任务》，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张闻天以笔为戟，写编不辍，在1931年3月主编创刊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后，1932年又新编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于1月21日创刊，以补《红旗周报》因印刷等问题不能及时刊发时效文章的缺憾。⁽⁵⁾22日，临时中央发出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指示信。2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刘少奇有关上海27家日商纱厂华工5万多人大罢工的情况汇报，已有同兴、日华、公大、喜和等厂1万多华工继起罢工，轰动上海。虽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刘少奇仍推行正确的工运主张，他列席会议分析罢工形势，指出日本纱厂是关键，罢工必须坚持，并判断日厂不会关门。⁽⁶⁾

至1月27日，临时中央已觉出中日战争在上海迫在眉睫，当天发出中央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在“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与“民众自动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压迫革命运动”的中心口号下，“进行最广大的运动”。同日，还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⁷⁾翌日子夜，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际，吉鸿昌赴欧考察归国，从九龙乘坐的轮船正好抵达上海。同船的一名留美官费生与西方乘客鼓掌欢呼，庆幸彼此平安登岸，全然不顾全船华人的哀戚悲愤。吉鸿昌目睹在日寇炮火下吴淞尽成瓦砾，浦西建筑也多被炸毁，江湾迤西火光熊熊、黑烟阵阵，内心沉痛万分，日寇已深入堂奥，利刃我胸，“我辈军人能勿愧死？”左思右想，吉鸿昌积极寻找共产党，翌月找到浦化人要求加入党组织：“我再也不能在‘外面’流浪了。”⁽⁸⁾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央军委指派在苏学军事的孙小保帮助训练上海民反会义勇军，奔赴火线，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然而，中共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民族战争面前却被放大了。1月3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抨击“一些国民党军阀及政客（如孙科张发奎陈铭枢及一切的狗蛋）黄色工会的官僚工贼，上海资产阶级流氓痞子，现在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2月2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总同盟罢工，呼吁“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不抵抗的长官”。2月15日中央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给各地党部的信，又指责“其他国民党的派别，以及许多失意军人与无聊政客，则正在利用十九路军士兵英勇的反日战争与全中国民众反日斗争的高涨，大放‘抗日救国’的空炮”，并揭露“像蔡廷楷（当作锴，引者注）等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以取得‘抗日’的报酬”，进而指示：“必须利用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张闻天撰文指斥十九路军宣言为“反动”，倡导士兵“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长官愿意加入反日战争的，必须受士兵委员会的指挥”，将十九路军领导人视作“抗日军阀”，将中间派别的抗日主张统统看作是反革命派别为维持国民党统治进行的欺骗宣传。同时，刘少奇参与上海工人反日总罢工的领导工作，沪西17家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临时中央认为工人斗争形势是进攻的，提出将这次罢工斗争搞成“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可是，哪来的武装，工人力量远远没有达到举行总同盟武装暴动的程度。刘少奇提议罢工工人联合上海各阶级各阶层，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被临时中央指为“取消派的罢工斗争方针”。

临时中央所以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一味向“左”，还因为有共产国际来电的支持。2月11日，中共临时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指示：“估计到士兵群众不再服从投降的军官及一切民族情绪之高涨，必须用一切力量打入军队，在那里发展最大的工作”，“用一切力量来最高限度武装工人，组织义勇军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与派坚强的工人的队伍到军队去争取军队”，“在各大工业城市中创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而组织全国革命军事委员，“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起来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2月29日又收到共产国际来电，指示利用蔡廷锴等军官反对民众的行动与其“出卖的企图”去争取群众。 2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指示。提到沪西、海总，有些同志批评“以为现在是四次武暴了”的估计过“左”，张闻天则不以为然，积极维护国际路线。翌日发出《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改作共产国际指示，并且“左”上加“左”：“反对对于任何‘抗日军官’的幻想”，“反对投降，妥协，与退却的军官”，士兵委员会可以“逮捕、审判与枪决这类‘卖国贼’”。同日，张闻天发表《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赞扬十九路军士兵的抗日热情，而将十九路军军官视为革命的敌人，提出“使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的口号。

在上海战场胜负局势日趋明朗的情况下，临时中央2月26日发出的《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仍强调：“这次反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不是蒋光鼐，蔡廷楷等一些国民党军阀的领导，而是革命士兵的英勇斗争与革命民众的热烈拥护。”进而主张：“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澈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主张“十九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的革命战争”。十九路军3月1日被迫撤出市区。临时中央命令江苏省委抓住闸北成为真空地带的契机，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孰料国民党指使保卫团当天下午突袭民众反日会义勇军前方办事处，将组织部长傅维玉等三人抓起来拉到空地上枪杀，民众反日会义勇军主席韩进额头受伤倒地佯死，逃过一劫。⁽⁹⁾翌日，民众反日会在恒丰路桥堍空地召开群众大会，保卫团包围镇压，当场枪杀孙小保等四名同志。事实上，在闸北牺牲的同志有二三十人之多。⁽¹⁰⁾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临时中央派人护送刚出狱不久的刘晓，与丁柏林、陈琮英一起去福建苏区。⁽¹¹⁾同期，临时中央还有意外收获，非常委员会致信中央宣布解散该组织，⁽¹²⁾第二中央就此终结。但这只是增强了博古等人的骄慢之心，随着枪声渐息，临时中央依然如我。王明虽远在莫斯科，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却在临时中央得以延续，通过继续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临时中央排除异己，推行“左”倾错误方针政策。为此，工人斗争越来越脱离群众，学生运动与左联、互济会等群众团体明显出现关门主义的问题。由于临时中央错误估计革命形势，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盲目组织“三罢”，继续推行“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导致党员干部蒙受重大损失。

3月6日临时中央为反帝问题致信鄂豫皖中央分局，涉及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目前任务，认为“军事训令及十二月四日的信依然是有效的”。翌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江苏省委王云程作工作报告，受到博古、张闻天、康生、刘少奇等人的严厉批评。会议还讨论了全总的工作计划，认为对江苏的批评完全可适用于全总。18日，临时中央给江苏省委的指示信，批评该省委“目前是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中间，若不及早设法补救，江苏党决不能完成国际与中央所给与它的中心任务！”25日，临时中央就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信宣称：“国际与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的环境决定了目前全国工人阶级的罢工争斗的有力的高涨”，指责“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正陷于这种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中央认为职工运动的真实的澈底的转变，应该在‘工厂、工会与罢工’的口号之下进行”。

这两次发信都是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同博古交涉的结果，王明在莫斯科也起着遥制的作用。3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传达共产国际与王明交“学生”带回的意见。博古同意张闻天的看法，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单纯是工作方式的问题。会议提出创造华北苏区、湘鄂西创立新军，夺取城市（如南昌）、争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等目标。博古还传达了同国际代表两次谈话的内容，国际代表完全同意中央对江苏问题的批评，指责工会领导“是机会主义领导”，批评中央没有打击刘少奇是原则的错误，提出刘不能担任领导工作。为此，3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长的职务和卢福坦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确定陈云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总党团书记，卢福坦离开常委，康生任中央职工部长。⁽¹³⁾刘少奇作出检查。

临时中央于3月下旬布置红五月运动，“把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任务，提到最高的限度”；3月底就日本扶植成立满蒙共和国等形势致信各级党部，支持共青团中央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周；4月5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阐明了“只有全中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我们才能保护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道理。为此，4月14日临时中央致信各苏区党部，下达了各苏区“增加一倍红军的数量”的任务，“尽量的扩大苏区，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期间，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真谬并存。

4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项英关于中央苏区工作的报告。张闻天指出AB团问题“形成党内恐怖，没有使党在明确的马列的观点下团结起来”，“肃反工作是成为最大的罪恶而没有去了解中央的指示，破坏了工农的联合，使群众‘敬而远之’”。听到项英讲“中央区的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博古插话：“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了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张闻天认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值得一提的是，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同日还配套发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这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抗战民族大业的最前沿，如此重大举动事先不可能不报临时中央。

4月1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10万工人坚持80天的沪西罢工斗争问题。张闻天指出，不能指责下面同志都是右倾，要检查中央及中央各部门自己领导不足的错误。在数日后的再次讨论中，张闻天又提出必须承认罢工的失败，“罢工的失败，不能与工作中收获去混淆起来”。在4月20日发表的《论“总同盟罢工”的口号》中，张闻天提出一·二八事变后提出“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口号是正确的，但在3月初上海战时状态逐渐恢复到“常态”，再提这样的口号就成为“空洞的叫喊”。4月25日，《红旗周报》第37、38期合刊发表署名“洛甫”（张闻天）的长篇社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文章主张：“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但又批评“今后是我们进攻敌人”，“把红军的向外发展看成逃跑右倾，而把巩固苏区看成‘庸俗的保守主义’”等错误观点，批评锋芒所向涉及中央苏区中央局、山东省委、河南省委、满洲省委，以及河南、陕西、广东、河北、山西，还有鄂豫、湘鄂西、鄂豫边、赣东北苏区，以至中央宣传部、职工部、全总、铁总、上海工联等同志，如批判苏区没有摆脱过去的做法，将错误一并归咎为对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动摇”。文章也是真知与谬见并存，比如，在肯定“中国革命的特点正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从乡村推进到城市，从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的同时，又抨击“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等一些“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¹⁴⁾总体上未能跳出“左”倾理论怪圈。

五一示威运动周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月8日讨论江苏五一纪念工作总结，张闻天明确表示对工作“很不能满意”，并对五卅准备工作作出指示。会议还讨论了中央苏区的工作，较为明智地认为对军事计划、军事行动，外面是很难确定的，中央不作任何具体指示是正确的。5月15日、20日、9月1日在《红旗周报》分期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中，张闻天对中国革命之路作出有益的探索，阐明“中国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它在目前所要解决的是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它的前途是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提出了一些颇具远见的见解：比如，有关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方式，张闻天指出，由于中国工农民主专政的彻底胜利，“必须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必然要采取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步骤，这就使一革命的转变，不必经过‘暴力’，而可以和平的得到实现”；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方面，文章预计“中国工农民主专政首先在乡村中间胜利”，“中国革命的转变，完全不像许多人所想的，是什么一个突然的行动，而是在无产阶级在领导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不断革命斗争中所获得的最后的结果”。

然而，苏区中央局收到5月20日中央发来的指示电，感受强烈的是批评与鞭策。电文肯定伍豪（周恩来）到苏区后，纠正或部分纠正一些错误，“但是未估计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等等，继而笔锋一转，指出：“一切四次‘围剿’不可能的讨论，应该受到严厉的打击。”在对形势作“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革命的”高估下，要求：“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中央的指示不能不听。此前强攻赣州不下，周恩来请出养病的毛泽东，支持其直下漳州、泉州调动敌军的计划，但这并不投合向北发展、联通苏区的中央意图，攻克漳州徒劳无功，毛泽东只得调转头来麾师北上，结果顿兵坚城之下，攻打赣州伤亡重大。

这期间，各苏区与临时中央联络不断。5月间，来自中央苏区的李国华、陈桂、李国富、李子良，与湘鄂西苏区来的许光达编成一组，从上海搭船，取道东北赴苏。⁽¹⁵⁾在瓦庙集战斗中被机枪射中胸肺的许光达，早在2月29日就被送到上海医治，但因子弹靠近心肺开刀没能取出，最后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莫斯科。⁽¹⁶⁾临时中央经济极度紧张，拮据到连吃饭的生活费都成了问题，曾多次电告苏区设法送钱过来。在连派两批人带银元等送上海未成后，中央苏区在5月打下福建漳州后，又派王盛荣带一藤箱美元足有数万重返上海，终于将这笔巨款当面交给了杨尚昆。⁽¹⁷⁾

5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上海，暖阳由煦热而至焦烤，临时中央革命激情愈趋炽烈。

自5月24日举行党、团中央联席会议，要求改组团中央领导成分，使团的工作有“澈底的转变”后，临时中央主要精力用于指导应对大有黑云压城之势的第四次“围剿”。6月5日给各苏区发出军事训令，通报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军事布置，对各苏区规定作战任务，指示一、五、三军团进占赣州、南昌等中心城市。6月8日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各苏区“互相呼应地消灭宁粤四次进攻的主力”已为任务组成。6月18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告民众书》，揭批国民党政府在断送东三省、出卖上海后，“现在又调动他的六十万以上的军队”实行“它的四次‘围剿’了”。6月21日又作出《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明确：“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即是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最有力的回答”。并正视：“这一次的‘围剿’比较第三次也更为困难了”，重又规定扩红指标，还要求“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与射击飞机的演习”。提出“为增加一倍党员而斗争”等口号，抨击“北方落后论”等错误思想。

为减轻各苏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临时中央一方面致信福建各级党部，指示争取十九路军与红军共同抗日，一方面于6月下旬召集北方各省委代表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旨在批判“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在组织上加强北方各省委的领导力量，北方革命兴起，南方压力自应减轻。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关于北方各职工运动中的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其中最后一决议明确“开展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应成为北方党目前中心工作之一”，并特别举“在‘闭塞’的陕甘边苏区的创造”为例，以此引申“光荣的胜利的教训”：“它教训了我们，不仅在南方，同样的也在北方，只要在坚定的阶级路线与正确的群众工作之下，游击队能迅速的生长成为红军”，进而实现“新苏区的创造”。在此前后，临时中央就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作出专项决议，并就此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而罗登贤则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满洲特殊论”的帽子，会后即被撤销满洲省委书记和组织部的职务。⁽¹⁸⁾

6月底或7月初，张闻天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过关于反四次“围剿”的决议草案。张闻天在报告中指出，这次“围剿”是在两个政权的对立更加尖锐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的直接作用与对国民党的帮助下进行有计划的广大的四次“围剿”，以作最后的挣扎；从各方面调动部队，蒋的嫡系部队也参战，调动的全部军队约有70师以上，而且打破省界都可进攻，进攻区域更广大。对于反“围剿”斗争的前途，张闻天充满信心：“我们采取进攻的路线，是能战胜敌人的”，进而“取得一省数省首先的胜利”。会议还讨论了北方会议的总结。⁽¹⁹⁾7月22日，临时中央就贯彻北方各省代表会议精神给河北省委发去指示信，明确：“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组织和扩大义勇军是第一等的任务。”31日，临时中央又为此致信河南省委。尽管战争形势吃紧，临时中央在看了湘鄂西肃反报告后，8月5日去信还是要求继续加强“内部的肃反”。9月25日给赣东北省委的信，亦指出“在赣东北苏区反革命组织的总的领导机关还是没有破获”，同时又强调肃反不能“造成群众的恐怖情绪”。

城市斗争等工作，也不可放松。7月16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江苏的八一反帝战争示威工作准备。2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职工部，黄平、刘少奇均参加全总党团。31日，又作出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决议，有意补漏“上海最近蓬勃发展的失业工人斗争，党与工会没有去参加与领导”的缺憾。8月1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8月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结八一工作，“左倾”立场依旧没变，认定在野、在朝派“是在方法不同上来维持其统治，亦因为这样，所以在野派别是革命危机中的主要危险”。10日，发出纪念九一八事变1周年的通知，要求组织反日罢工、援助东北义勇军，准备九一八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20日，就组织上海纱厂工会作出决议，力批工联采取“极端有害的关门主义”。27日，又作出抵制日货的决议。30日，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榆关发出紧急通知，对上海、天津、北平、唐山党组织提出“总同盟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的口号。9月6日，临时中央号召上海党组织与每一个同志，“实现中央的九一八号召，征收新的几千的工人入党纪念‘九一八’”。15日，作出《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19日，作出非苏区十月革命15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并责成中央组织局“根据上海九一八号召的经验，给外省党部以详细的指示，与保证中央对他们的直接领导”。步入10月的第一天，中央又就检查妇女工作作出决议。

10月6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中央苏区问题。起因是苏区中央局后方同志与前方作战指挥同志的意见严重分歧，在向上海的中央致电报告后，苏区中央局10月3日至8日在江西宁都东山坝小源村榜山祠召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肯定攻打赣州“绝对需要”，批评攻占漳州耽误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对毛泽东及其实行的红军战略战术多有指责，并指朱、毛9月26日对红一方面军发出备战的军事训令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以往批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言论还被翻出来，作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的明证。尽管周恩来挽留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会议还是没有接受这种意见。在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的情况下，毛泽东亦坚决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而在宁都会议结束前两天召开的会议上，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的两点意见得到张闻天的认同：“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张闻天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这与宁都会议后的结果相符。那天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讨论了李顿调查团几天前抛出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该书系国联在九一八事变后派人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交待。博古当场译读了共产国际分析李顿报告书的文件，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党的宣言，博古起草决议，“限明日上午十二时交到”。会议又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博古提出可向闽北方面，与赣东北打通联系亦可，他还提出自己去中央苏区。关于进军方向，以及派何人去中央苏区，张闻天提醒道：“须与国际讨论”。

到中央苏区去——从苏联归国，6月抵沪的董必武就这样向组织请求，7、8月间获准动身前往。⁽²⁰⁾事实上，临时中央成员内心这一愿望也日趋强烈，上海已成危城。这年5月，临时中央派邓颖超赴中央苏区。⁽²¹⁾其间，陆定一被苏区中央局重新派回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干事，可见其在那里有多么不合时宜。⁽²²⁾

屡受中央批评的江苏省委大出昏招，7月17日以“民众反日会”名义在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胶州路口共和大戏院（又名共舞台）召集全市各反日团体代表大会，以反对《淞沪停战协定》，每个代表胸前还佩挂一条红绸做的代表证⁽²³⁾，生怕别人不知道，结果遭到大围捕。共舞台事件导致88人被捕，其中13人牺牲。⁽²⁴⁾同日，国民党特务破坏上海反帝同盟大会，当场杀害80余人。频繁举行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不顾实际、脱离群众，使党员干部成为行动的主要成员，这无异于主动将同志送进监牢，而被捕者一旦有人叛变又引发新的组织危机。反动当局的镇压力度进一步加强，尽管宋庆龄和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发起成立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为之奔走呼号，尽管临时中央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号召援助世界职工运动革命领袖，8月19日牛兰仍被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判处无期徒刑。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住处被捕，同案系狱者多达10人。他们虽然都是被中共方面开除的托派成员，但仍在社会上激起一阵赤色党魁落网的喧嚣。

对临时中央安全造成更大威胁的是国民党当局利用顾顺章叛变之机日益改进增强的特务工作。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办调查科上海行动区，加紧利用叛徒，安插内奸，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共青团组织原本就相对薄弱，首先遭到敌特的沉重打击。据同年7月团刊披露，4个月来上海团部遭受大破坏计就有5次之多，由此波及党的领导机关。9月，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的徐锡根被捕，曾为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工运界颇有名望的余飞在安徽安庆被捕。余飞竟将自己曾经追求的陈修良也出卖给国民党当局，当时陈修良正因起草不同意召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意见书而被组织停止工作，从安庆逃归的沙文汉前来报信，于是陈赶紧转移。⁽²⁵⁾10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张文卿被捕，同月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袁炳辉被捕，继任者胡均鹤（陈炳和）不久也遭逮捕。

对步步临近的危险，临时中央不是没有警觉。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临时中央2月12日向共产国际发出组织报告，其中就提到“忽视秘密工作”问题。9月2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秘密工作问题，决定：“中央与省委在五日内必须离开旅馆建立房子”，“秘委应将如何与党内叛徒斗争与秘密工作的严重性问题在党报上发表”，秘密工作的基本条件应“重提到各机关讨论”。10月23日开会，决定将王云程加入中央常委，调史东（章汉夫）任省委书记，杨尚昆进中宣部。会上还议及加强共青团中央领导的问题，张闻天提出：“对CY（共青团，引者注）中央的领导，还是邦（秦邦宪，引者注）去领导，我去是不适宜的”，“我对（江苏）省委的领导是不充分的，特别具体的方面，因为经验少，对上海不十分了解”，进而表示：“有人来时，我到苏区去，以学习工作。”⁽²⁶⁾两天后（10月25日），博古、张闻天、陈云开会。张闻天报告鄂豫皖、湘鄂西问题，总结鄂豫皖地区反“围剿”斗争的历史与教训，此时湘鄂西苏区已在强敌与内耗中凋零，残余力量只能突围另建新苏区。会上讨论常委分工问题，决定张闻天负责党报、宣传部、共青团，并分管湘鄂西、赣东北、陕西。然而，会后没过一两天，因有叛徒告密，张闻天所住爱文义路平和里27号团中央机关就被查抄，同居者被捕。张闻天侥幸得脱，在摩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的中央机关匿居了一个多月。

此前，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已向共产国际提出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苏区的建议。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听取此建议，但暂未作出决定，只是要求“东方地区书记处和组织部应再一次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²⁷⁾翌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婉地表达派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与张闻天去中央苏区的意见：“我们和你们的代表认为，为了帮助中央苏区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并清除那里的冲突，应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那里一段时间以督察他们的工作。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引者注）和波戈列洛夫（博古，引者注）表示愿意前往。你们是否同意，请答复。”⁽²⁸⁾对上海危情显然未能感同身受的共产国际，10月27日如此复电“上海中央”：“请详细告知中央苏区的意见分歧。我们一无所知，因此不可能对派政治局委员去那里的事表示意见。”⁽²⁹⁾

这一天（10月2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分析敌情：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已遭破坏，红军被迫走鄂北，“但他并不能将我们主要力量受到损失”；“至于在湘鄂赣等方面，敌人是取守的形势。自我们采取进攻后，我们在黎川、建宁、泰宁等地已获得胜利。但决定胜负战争，尚在后面。可是我们可以断定，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张闻天还判断日本将占据北方的军事要点，不会有全国范围的军阀战争，并提醒“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只是空喊，没有切实去动员群众斗争”，他指出这回“左”的问题与过去的不同：“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易发生的，这一发生不是在于他们看不见个别先进群众积极性，而是在于掩盖其左倾消极。”10月29日，他又与会讨论了援助东北义勇军工作，会议还决定张闻天负责起草十月革命节15周年给苏联的贺电。除此之外，张闻天深居简出，将更多时间用于伏案写作。10月31日张闻天撰写《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三天后以“歌特”笔名在《斗争》第30期发表。“关门主义”这时期主要是用于批评赤色工会的工作，张闻天曾批评纱总的纲领是关门主义，后又自我检讨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厉害的关门主义”，这回张闻天借此剑指左翼文艺运动。文章批评左翼文艺杂志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明确：“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既而批评这种“左”的关门主义还“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想”，“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张闻天还卓有见识地指出：“在‘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中固然有文艺的作品，然而决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的作品。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最后，他还纠正文艺大众化的偏颇，指出：“只有利用这种‘有头有脑’的说部、唱本、连环图画之类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观点，无疑的是错误的。”文章在结末部分憧憬道：“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

11月18日，张闻天撰写《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把宣传鼓动工作的转变提到全党的前面，还没有充分了解到，宣传鼓动工作的转变，是转变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是使我们党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最主要条件之一。”张闻天如此写道，党的宣传工作堪忧：就在一个多月前，《斗争》刊物就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承认‘满洲国’”口号展开讨论，起因是有同志批评党组织4月间提出这一口号，认为是做了国民党的应声虫。当时党内同志就是如此之“左”，张闻天秉笔直书：“像目前我们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当然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批评宣传工作的形式限于传单、标语，倡导“利用图画，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许多群众的宣传鼓动方法”，检讨没有充分利用左翼文艺家中的图画家、音乐家与戏剧家。随后又批评：“在宣传鼓动的内容方面，我们往往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张闻天形象地称之为“‘党八股’（又名‘十八套’）”：“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他指出：“只有带有时间性、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才能把最大多数的群众，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的不同，团结在统一的战线之下。”张闻天斥责“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笼统武断，倡导“事实的证明与细心的解释”。他还批评“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只能是秘密的与狭窄的”，指出：“虽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但是如若我们能够彻底的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那就可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公开可能没有利用，还有许多地方能够争取公开。”最后，张闻天还涉笔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联系，“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就是组织群众的工作”。

当此“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之际，临时中央仍牵挂苏区的反“围剿”。11月2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指示。中央电文第一句便是“听了陈赓同志的报告”云云，陈赓是1931年9月离开上海前往大别山的。⁽³⁰⁾电报指示：“现在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豫鄂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建立与中央的密切关系”。

上海环境更趋恶劣，11月建立的国民党中统的上海行动区总部加紧开展破坏活动。12月1日，沪西团区委开会时突遭包围，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团省委巡视委员会委员李干成、团区委书记阿肖（陈同），以及骆何民、关玉书（荷兰籍华人）等被捕。原来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员黎行叛变告密。在此前后被捕的一些曾在中央，在党、团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者（包括因参与反对派活动被开除的），叛变后发表自首书，一时浊浪滔天。11月2日，余飞抛出《告共党同志书》。⁽³¹⁾12月16日，袁炳辉、胡均鹤（陈炳和）与胡大海（程金芳）、陈亨洲（陈文远）联名的自首书登报。⁽³²⁾12月20日，《许畏三脱离共党，劝共党同志自首》书发表⁽³³⁾，许畏三还带便衣警察抓了张金保⁽³⁴⁾。 12月31日，又有《前共产党中委徐锡根劝共产党员自新》见报。⁽³⁵⁾一些叛变者还甘当鹰犬，严重威胁到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安全以及共产国际在沪的秘密工作。12月初，新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兼驻沪的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向共产国际如此报告所处险境：“经常进行搜捕，首先是在上海。最近两个月来，大约进行了200次逮捕，被捕者中有一些是省（党）委负责人。试图通过逮捕来瓦解企业中的支部。据说从南京派来了200多名新密探。由于青年组织书记的叛变，试图寻找［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很大一部分被捕者往往被引渡给南京当局；在那里遭到拷打，部分转到敌人方面，更多的则被枪毙。”⁽³⁶⁾共产国际对外联络局驻上海代表格伯特12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进一步通报危情：“绝对有必要考虑一下在保存许多文件的房子里开会时进行武装抵抗的问题”，并提到袁炳辉、胡均鹤两任团省委书记被捕使5所秘密机关点暴露，远东局同志与黄平、李竹声分别会晤的两所房子也被监视起来，“几乎所有青年团领导同志都被捕了，而与我们有联系的党员同志遭到警察追捕，随时都可能被在这里积极工作的15名奸细出卖”。⁽³⁷⁾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在莫斯科的进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1月2日，王明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请求帮助解决“对于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三个问题，其三便是深关中共临时中央命运的“关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问题”：“根据一般政治上的考虑和由于骇人听闻的恐怖，党的领导中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因此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党在上海的机构并将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的问题。”信末，王明嘱托：“请尽快将这些问题提交讨论并让斯大林同志参与解决这些问题。”⁽³⁸⁾12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专门听取有关中国问题的议题，决定：“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将中共中央、［中国］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从上海迁往苏区，在上海只留下这些机构的全权代表。”并“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拟订给中共的必要指示”。⁽³⁹⁾

此重要指示传递也要花费时间，这时临时中央为领导成员的安全问题焦躁不安。12月5日，临时中央同埃韦特一起致电共产国际征求意见：“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引者注）处境很危险，因为到处都有搜捕他，其他领导同志也受到威胁。两种可能：一是派他去北平，那里他不出名，但他反对这样做。二是派他去中央……区，这他愿意。目前［去那里］的旅途上有危险。急复你们的意见。”⁽⁴⁰⁾

共产国际的决定终于来了。12月7日，临时中央给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心绪应当趋于平静。不过，书信仍以指陈问题为主，要求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加紧义勇军运动等。12月19日，临时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建议留一名中央代表、一名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和一名负责联络的同志在上海，“并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来领导整个联络、印刷、无线电和情报工作”。还通报中央留沪代表是李竹声，“并立即派赵容去你们那里作为我们的新代表”。电文还提到张闻天、秦邦宪、王云程和陈云逐渐地去中央苏区，并将派一名代表前往湖北，此人当是黄平。⁽⁴¹⁾三天后（12月21日），共产国际草拟发向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核心的决定”。并对临时中央撤往中央苏区后“加强上海中心”提出具体指导意见，除了李竹声外，“建议利用不久前派去的不为警察侦探所熟悉的”的盛忠亮等人，埃韦特则“应留在上海帮助［中共］上海中央局”。⁽⁴²⁾

就在临时中央准备撤离的同时，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活动也在加紧进行。临时中央决定缩小党组织，恢复各级组织的严密领导，实行单线联系。⁽⁴³⁾胡均鹤等人的叛变，直接威胁到主管群众工作的陈云。党组织要通知陈云，但不知陈的住处。正准备前往中央苏区的杨尚昆已中断了在上海的一切联系，只等秘密交通安排启程，突然有同志来找他，问有无办法向陈云报警。杨尚昆做救济失业工人工作时，知道陈云这位领导同志的住址，便说：“那是几个月之前的事，现在是否还住在那里不敢说。我可以闯一下。”于是，就冒着瓢泼的冬雨，雇了一辆黄包车，放下车前的挡雨帘，从静安寺路梅园新村赶往北四川路。到目的地后，杨尚昆小心观察：弄堂口有无黑色的警车，周围有没有暗探在审视来往行人，再看报警的暗号动了没有？发现一切正常，这才鼓起勇气去敲门。陈云没有回来，来开门的是与陈云扮假夫妻的陶恒芙——心病专家陶恒乐的姐姐。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杨尚昆匆匆写了一个字条，托陶务必转交陈云本人。⁽⁴⁴⁾

因此得以安全转移的陈云，于12月23日深夜11时许，遵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特科具体安排下，乘坐黄包车来到北四川路一路电车掉头处。下车，将头戴的铜盆帽压到眉梢，一件从吴淞路淘来的旧西装大衣领头翻起掩住两颊，陈云四顾见无人盯梢，便快步走向沿街一座三层楼住宅的门前，见门上有预先告知的记号，于是，轻扣两下。女主人出来应门了。“周先生在家吗？我是某先生要我来的，要与某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很客气地请他进屋，上楼。瞿秋白早将一切准备好了，几篇稿子、几本书都放在杨之华的包袱里，另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衣服，“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瞿秋白对陈云说道，并问：“远不远？”“很远。”陈云转身就要下楼去叫三辆黄包车，却被男主人劝住：“不用你去。”他招呼女主人去办。这时，瞿秋白回过神来：“你们会过吗？”“没有。”陈云、男主人同时回答。秋白郑重介绍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久仰得很。”陈云真心实意地说道。

瞿秋白临别时还与鲁迅相约，自己要的那两本书，想请鲁迅过几日交陈云转交。然而，陈云最终未能如约再访鲁迅。⁽⁴⁵⁾形势实在太险恶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卢福坦被捕，随后变节；黄平12月14日在天津被捕。⁽⁴⁶⁾

走，赶紧撤离。

事实上，相应撤离工作早就启动，11月间就转移了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李富春、蔡畅对蔡母隐瞒了蔡和森去年赴港后因顾顺章的出卖被捕，受尽酷刑后遭枪杀牺牲的消息，忍着巨大的悲痛离沪前往瑞金。⁽⁴⁷⁾12月，张闻天匆匆离沪，没有去看望父母一眼，虽然知道父亲那年在上海《新闻报》登出启事：“母病危，盼见儿，速归。”刘少奇挥别妻子何宝珍还有自己的儿子，前往中央苏区。⁽⁴⁸⁾想到任弼时离沪后，陈琮英被捕，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一同坐监牢，⁽⁴⁹⁾刘少奇对家属实在是割舍不下。

与此同时，还有同志不断地来到上海，找党组织，找中共中央。1931年秋被派往湘鄂西苏区的谢觉哉，经历在洪湖地区被白军俘获的劫难，这年逃回上海。湘鄂西苏区被夏曦这帮极左派肃反加冒险给弄丢了，周逸群在到苏区前就光荣牺牲，算是死得其所；柳直荀、段德昌、李剑如这样的好同志竟被自己人错杀。11月间，陈赓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上海街头，一年半前他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后为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参谋长，因作战中右腿负伤，不得不离开部队，到上海来治腿伤。陈赓对同志讲述红军战斗的故事，后引来鲁迅与他的会谈。⁽⁵⁰⁾在中共六大后调至上海在江苏省委和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阮啸仙，一度赴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1年9月因北方局遭受大破坏而回沪，这年冬调任中央互济总会援救部部长，⁽⁵¹⁾12月受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中央执行局中共党团书记。⁽⁵²⁾此时新任的全国互济总会书记是邓中夏，他回沪后长时间受到冷落，后任沪东区委宣传部长，其妻李小妹（化名李英）再三请求组织把他俩调在一起工作，但是不久前李小妹也被捕了。⁽⁵³⁾革命者亟需互济，只是互济会因受“左倾”错误政策干预，盲目斗争，脱离群众，接连遭受严重破坏，其实自己也走到了悬崖的边缘。1932年底，由苏联回国的林伯渠面对的就是如此肃杀异常的上海。⁽⁵⁴⁾

1932年的最后一天，临时中央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华北给河北省委发去指示信。两天前（12月29日），时在联华影业公司从业的共青团员聂耳在日记中记道：“《三个摩登女性》受了好几次的检查，结果修改了几个字幕通过了，今天已公映。”该片系田汉编剧，音乐表演场景由聂耳参与导演拍摄，实为大半年前瞿秋白拍板夏衍等左翼作家进军电影界所飞来的左翼电影“第一燕”。对此内幕，党内同志虽大多不了解，但是电影界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新气象还是有所感觉，即便无闲情进电影院，也能看到左翼影评。

艰难地迈入1933年。元旦日《东方杂志》推出新年号，刊发142位全国各界人士对未来中国、对个人生活的梦想。“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一个大联邦。”时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直抒胸臆，“而我们的中国呢，当然也是这大联邦内的一个部分”。女作家谢冰莹、神州国光社编辑胡秋原也写下此类憧憬。一名失业三年的普通读者毫不讳言地说，自己要“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澎湃激荡。

1月2日（一说3日），杨尚昆奉命住进法租界的一个旅馆。临时中央原指令杨尚昆在张闻天走后接任中央宣传部长，后又拟派往顺直、满洲，最后还是决定让他去中央苏区。不一会，来了两位秘密交通员，接上关系后，来者打开小箱子，取出事先购置的衣服，让杨换装。当晚，交通员就陪杨尚昆上船，开启前往瑞金的旅程。⁽⁵⁵⁾

黄平被捕后触电自杀未遂，随后叛变。他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有关上海的中央机关则只吐露了政治局开会的地点；至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均只字未提。就是这样，当黄平所写的《自首书》刊登出来，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危机激增。临时中央加紧撤离党员骨干，陈潭秋正是在年初接中央决定，准备偕其妻徐全直去中央苏区的。⁽⁵⁶⁾1月7日发出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和进攻华北告全国民众书》，成为临时中央最后产生的文件。1月16日，共产国际就筹办远东反战大会致电中共中央并抄送共产国际代表，⁽⁵⁷⁾临时中央实已无法应承，只能交付留守者。

1933年1月17日，农历癸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黑色星期二。

这一天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明确中国工农红军“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众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宣言历史性地突破了以前“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政策，透显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重大调整的努力。这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起草的，⁽⁵⁸⁾临时中央至多仅是“二传手”。

也正是在这一天（1月17日），博古告别怀孕在身的妻子刘群先，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⁵⁹⁾

走得实在匆促，1932年临时中央于10月决议：1933年1月18日为“全国的失业运动日”，没想到都等不到这一天。大量中央机关包括秘写处、油印处、无线电台，以及中央特科、交通站、济难会、出版处等，连同建党以来的大量文件都留在了上海，两三千名共产党员也留在了上海，还有四百多人的左翼文化组织及其中央领导瞿秋白。上海的斗争还要继续，这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劳苦大众，还有不断涌现的热血青年，“社联”同志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将论敌打得一败涂地，马克思主义仍然闪耀着真理力量的光芒。受这场论战的影响，茅盾1931年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子夜》，其间受到瞿秋白的指教，1932年夏部分章节发表，全书于1933年1月震撼问世。⁽⁶⁰⁾小说描绘了中国农村破产、世界经济危机、金融买办投机肆虐的众生相，凸显了民族资本在多重挤压下加紧压榨工人、激化劳资矛盾的残酷现实，形象地宣告了实业资本在中国穷途末路的宿命。其中女共产党员玛金的艺术形象，是以当年在上海从事女工运动的金维映（人称阿金）为原型创作的。⁽⁶¹⁾小说多次写到玛金那“尖利而精神饱满的眼睛”，她因抵拒“左”倾错误而被指为右倾。

子夜，这正是中国革命长夜难眠、转机暗伏的时分。

博古心情异常沉重，他是否回望了渐渐远去的上海？前行吧，26岁正是理想至上、壮怀激烈的年龄，政治历练不够的稚肩还是要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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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66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编（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219页。

(3)　《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1932年1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2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学院《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年谱（送审稿）》，1983年印，第23—24页。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107页。

(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6页。

(7)　《中央紧急通知》（1932年1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1932年1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95页。

(8)　石英：《吉鸿昌》，天津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吉鸿昌年谱》，见卢张滨：《吉鸿昌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74、182页。

(9)　韩进：《回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的活动》，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851页。

(10)　黄霖：《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我从事地下斗争的一点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64页。

(11)　刘晓：《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页。

(12)　张金保：《三十年代初期我在上海的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13)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95—96页。

(14)　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第1卷（1919—19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189页。

(15)　姚有志主编：《红色将帅·十大大将　许光达大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67—68页。

(16)　《许光达生平大事年表》，见王嘉翔：《大将许光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页。

(17)　王盛荣：《关于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的片断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81—282页。

(18)　《罗登贤工运大事年表》，见马晓东：《罗登贤》，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1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122页。

(20)　《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21)　《大事年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颖超》，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22)　陆定一：《王明集团对我的三次打击以及关于夏曦的一些情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24页。

(23)　林立：《王明“左”倾路线对上海地下斗争的危害》，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

(24)　李饶翁：《关于一九三二年的“共舞台事件”》，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124页。

(25)　《陈修良生平大事纪要》，见姜沛南、沙尚之编：《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594页。

(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78（B*）号记录》（1932年10月15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28)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10月16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

(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0月27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30)　《陈赓传》编写组编：《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31)　《余飞告共党同志书，历述共党种种罪恶》，《中央日报》1932年11月2日。

(32)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341—352页。题目当为《告全国共产党暨全国共产青年团员书》。

(33)　《中央日报》1932年12月20日。

(34)　张金保：《三十年代初期我在上海的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35)　《中央日报》1932年12月31日。

(36)　《埃韦特给皮来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1932年12月初），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263—264页。

(37)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的摘录》（1932年12月），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

(38)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32年11月2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6页。

(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84（B*）号记录》（1932年12月3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40)　《中共中央和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12月5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

(4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12月19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282页。

(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1932年12月21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后，1933年春决定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代表党中央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负责保持和疏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联系，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城市斗争。在历经4次大破坏后，于1935年8月终止。

(43)　林立：《王明“左”倾路线对上海地下斗争的危害》，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

(44)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45)　史平（陈云）：《一个深夜》，见颜汀编选：《大先生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4页。

(46)　《马季亚尔给库西宁的便函》（1933年1月25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47)　《蔡畅生平记事》，见董边、蔡阿松、谭德山编：《我们的好大姐蔡畅》，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270页。

(4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49)　陈琮英：《任弼时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50)　关于鲁、陈会谈时间及次数存有争议，此取1933年3月陈赓被捕前说。参见倪墨炎：《鲁迅何时会见陈赓和会几次》，《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第120—126页。

(51)　《阮啸仙年表》，见元邦建编：《阮啸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52)　《罗登贤工运大事年表》，见马晓东：《罗登贤》，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53)　《邓中夏年谱》，见《邓中夏全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1—1902页。

(54)　《林伯渠自传》，《人物》1982年第2期。

(55)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2页。

(56)　陈乃宣：《陈潭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1月16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5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160页。

(60)　唐金海、刘长鼎主编：《茅盾年谱》上卷，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

(61)　蹇先任：《三八年留苏纪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革命史资料》编辑部编：《革命史资料》第1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