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为争取群众力量开始新的进展

新一届中央到沪伊始，首先面临的是持续扩大的顺直问题。1928年9月10、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李立三起草的《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的通告》。此通告通过后当日作为第3号中央通告发出。新中央履职后对中央通告进行了重新编号，前此中央于9月12日、17日先后发出指示秋收工作方针的第1号通告和传达中共六大精神的第2号通告。在讨论第3号通告的会议上，列席的刘少奇、陈潭秋汇报了巡视顺直省委的工作情况。

刘少奇指出顺直省委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省委缺乏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对机会主义认识不清，把个人互相攻击也称为机会主义；发展了极端民主化，党的意志没有了，中央、省委的威信被打破；经费支配不得当，不少同志闹经济主义；消极地责备过去；党内存在着派别纠纷，反对中央也是从派别上来反对的；省委组织不健全，基层支部也很少开展工作；省委负责同志犯了一些错误，存在较多的缺点。同时，刘少奇也检讨了自己初到顺直时有点盲动主义的倾向。⁽¹⁾陈潭秋在会上再次报告了巡视顺直党务的情况，以及召集7月扩大会议的经过。9月18日，蔡和森也作了关于顺直工作的报告，承认顺直省委1月改组会议存在错误：没有作出政治决议案，只申明接受中央11月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虽有正确之处，但基本精神是极端民主化，否认过去的一切；消极地反对机会主义，未能树立省委的权威和提高群众对党的信仰；未能对机会主义下一个正确的定义，在反对彭述之的机会主义中带有个人意气；等等。蔡和森自我剖析说是受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影响，犯了否定过去一切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为党工作前途及完成第六次会的责任起见，我自己提出请求开除我中央政治局的资格”。⁽²⁾

1928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会议，向忠发突然向蔡和森发难。他报告了常委会议对蔡和森等人的处分意见，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向怒形于色：“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³⁾政治局经讨论决定，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资格，仍在宣传部工作；对新任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省委常委王仲一，及其他相关人等也予以开除中央委员资格等处理。同时，向忠发其提议李立三接替蔡和森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接任中央宣传部长，相应任免在11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得到通过，李立三在瞿秋白归国前还代理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工作。⁽⁴⁾《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即责成李立三修改，12日提交常委会通过发出，同日还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指出1928年1月改组失败的原因，充分肯定7月扩大会的成就。

新一届中共中央就这样在雷厉风行中展开其工作，传达中共六大精神才应是其首要的工作任务。

“六次大会的一切决议案已经印好，不日寄来”，9月22日中央致湖北省委的信明确指出，“各种工作的方针与方法均须遵照决议案酌量当地情形切实执行”。而稍前发布的第2号通告，专门阐明中共六大的伟大意义：“此次大会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极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革命史上有极大的意义。”通告指出这是在国际形势正值第二时期（资本部分稳定时期）转向到第三时期即国际革命形势开始转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国内形势“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时期”，“当着这样革命转变的关头”召开的大会。“大会最主要的成功在获得正确的政治的策略的路线及组织的路线，理论上解决了一些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纠正了过去一切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并给予今后实际的工作方针与方法。”

通告通报：大会明确“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但“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现在的根本任务是“消灭地主阶级，澈底实行土地革命”，“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武装暴动推翻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并确定“本党目前政纲”。估量目前情势“没有革命高潮”，对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象征“不可过分估量”。“大会指出目前中心任务正是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应变为宣传的口号，夺取千百万群众，以准备新的高潮之到来。”“大会改正‘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并确定“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不要故意加紧反富农的斗争”等农民策略的总路线。“大会指明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反对制胜改良主义的正确策略是所谓“统一战线”。“应积极的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引起极广泛的工农群众来参加，同时也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大会指出机会主义、命令主义、农民意识、极端民主化等组织方面的问题，强调“必须坚决努力复建党的基础于工人阶级”，以“说服”去替代命令和强迫群众的办法，“主张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同时严厉的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通告还传达了大会指出机会主义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坚决主张肃清盲动主义，但明确南昌、秋收及广暴都不是盲动。最后，通告还传达了“大会不仅纠正了极左的倾向，同时又给可能的右倾的危险以预防和警告”的会议精神，进而号召全党同志“认识，接受，拥护和执行大会一切决议与精神，使大会的成功变为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从1928年9月到11月底一连发出的5个通告，还有其他大量文件，均是贯彻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指示争取群众的策略和方法，纠正党内的各种或“左”或右的倾向。“党的目前主要的任务在争取广大的群众促进革命的高潮更快的到来”，第3号中央通告指出，“实现目前任务的战术，是要肃清群众对国民党幻想残余，肃清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影响而使阶级对抗的形势更加尖锐”，“目前战术上主要的宣传的口号是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同时反对“要求恢复民众运动”“对国民会议不根本反对”等把政治口号降低，反对等待军阀战争，忽视日常斗争，和平发展，将各级指导机关避开城市而移于乡村等做法，这些大体上还是正确的。11月11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再度强调：“本党第六次大会，坚决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坚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路线是争取群众、很艰苦的有耐心的，深入群众中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斗争，团结千百万群众于党的周围”，“第六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目前决定一切策略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切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的运用”。纠正降低政治口号、合法运动与和平发展的观念、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农民意识笼罩一切、轻视反帝运动和偏重反帝运动、轻视或偏重兵士运动、反对一切公开运动的偏向、幻想革命高潮就要到来等右倾或“左”倾的危险。要求肃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等错误观念，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此外，中共中央还发文就秋收斗争、组织工作、职工运动、宣传工作、士兵运动、济难工作、年关斗争、报告制度等方面作出具体指示，并指示一些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六大精神及中央指示，产生新的省委班子。10月1日发布《中央工作计划大纲》实开启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精神的另一途径，即通过制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计划将大会政策落到实处。中共中央与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直隶、河南、浙江、满洲、山西、广西、福建等省委代表商讨各省工作计划，并先后给十几个省委写了二十多封指示信。奉中央调令9月来沪的周逸群，经向中央解释鄂西工作百废待举后，中央同意其仍回湖北省委工作。9月22日，中央发出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特委的指示信：“根据鄂西的客观情形和革命力量，要在秋收时期在鄂西创建几县的苏维埃区域”，是“过分的估计”，而在秋收时期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抗债的斗争符合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要求将农村斗争同城市的抗捐抗税的斗争、反帝斗争和士兵运动联系起来。⁽⁵⁾

同时，中共中央强化巡视制度，加紧对工作的督查。10月8日制定的《巡视员条例》，规定中央、省委、县委、特委都须设专门巡视员，中央须有巡视员5人以上，必须是真能执行党的六大各种决议的人充任，主要是严密考查重要省区党部对中共六大决议案的了解以及实施和宣传的程度。中央首先派人巡视顺直和广东，既而开始巡视上海工作。李维汉新任中央巡视员，参加周恩来任主席的巡视委员会巡视上海党的工作；为了加强和改进江苏省委和上海的工作，中央还组织了另一巡视委员会，以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苏兆征为主席，巡视上海工会工作。

然而，巡视顺直的反馈却出人意表，顺直问题愈演愈烈。陈潭秋受命再次巡视顺直，发现7月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与决议案并未切实地贯彻到各县市去，省委反被韩麟符问题、王藻文问题、京东代表团问题所困扰，陈潭秋深感顺直的党有从被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的状况转变为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所支配的必要。经与刘少奇商议，决定报请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来处理顺直问题，在中央特委会到来前由陈、刘帮助省委进行整顿工作。结果，引起更大的反弹，陈、刘进而决定暂停省委职权，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其他各县市工作由陈、刘与韩连会直接指导。然而，中共中央听取返沪的陈潭秋汇报后，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指示恢复省委职权，陈、刘参加省委工作，少数同志组织的“护党请愿团”应即解散，在三个月内召集全省代表大会，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等，命陈潭秋迅速返津传达。11月上旬回到上海的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于顺直问题有更为深邃的认识。周恩来在11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中央有一人去一下才好。周恩来不同意李立三提出的采取发展工人斗争，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见，认为这样只能增加纠纷，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进行两条路线斗争。

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邓小平任中央事务秘书长，领导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秘书处下设文书、内政、外交、会计和翻译5个科。然而，顺直问题就是不能轻易平息。陈潭秋返津传达中央指示后，刘少奇、韩连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目前顺直党的基础不可能产生改造顺直党的领导核心，需要中央从组织上加强领导、从思想上加强指导；号召为召开代表大会而去工作，只会爆发更大更多的纠纷。接陈潭秋报告后，中共中央11月17日致信顺直省委，相关指示基本维持中央要陈潭秋传达的内容。不料刘少奇在当月下旬回到上海，面陈不同意中央恢复顺直省委指示的理由。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有不足之处，并批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决定由李立三起草《中央致顺直省委转全体同志信》，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恢复省委职权，以韩连会为省委书记，改组常委。

周恩来没有立即北上，有大量工作需要他及时处理。起草新中央的工作计划，与李维汉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应湘赣边区要求，指示中共中央军事部和组织部，派出30名工人党员赴湘赣边区担任党代表；讨论上海电车工人罢工问题；起草中共中央致山东省委指示信。1928年12月4日起草的第21号中央通告，则直面党员的自首与叛变问题。

“武汉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由半公开的组织走入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党在组织上遂起了个严重的变动——不适宜于秘密党的生活的非无产阶级化的分子逐渐地脱离了党的组织。在这一变动中，党员自首与叛变革命的事实遂也在党内不断发生，特别是近一年来更成为党的组织上的严重问题。”文件分析原因：工人同志没有成为党的基本力量，“党没有稳固的无产阶级基础”，始终没有正确的党的生活，北伐战争后党员数量激增，许多投机分子混入，还有是“敌人白色恐怖的严厉，拷打刑具的残酷，诱骗方法的厉害……叛变党员线索牵引敌人的奸细混入党内等等”。既而点名抨击了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施存统、包惠僧，还有叛变后因讯息阻隔为中共六大选为中央委员的李涤生，以及变节分子袁达时、任卓宣等。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起来注意这一严重问题！”，号召全党同志认清自首叛党分子“予以群众的制裁！”，进而提出8项举措：“一、党必须坚守‘深入群众’的口号，指导每个党员俱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二、努力发展产业工人同志”；“三、创造党的支部生活”；“四、各级党部应指示出党员为党工作的正确路线”；“五、各级党部应……使每个党员都能打入生产机关实行职业化的口号”；“六、各级党部必须加紧对于党员的政治训练”；“七、各级党部应加紧改造党的工作，在工作和斗争的过程中改造党”；“八、整个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秘密党的存在条件的遵守”。并要求：“任何一个党员在他被敌人捕去以后，不管是有无证据，他对革命、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唯一的忠诚与责任便是不吐出任何党务，不承认任何关联，不指出任何同志！”“以后各地党部对于自首叛变的分子的姓名必须向全党公布。”

撰稿、指示、会议间隙，周恩来还与一些干部会谈，当面指示工作。1928年11月28日晚，张沈川到惠中旅舍如约面见伍豪（周恩来）同志，走进房间，见已有6人在座。鉴于白色恐怖，大家互不介绍，谈完一个就走一个。轮到张沈川，周恩来询问情况较详：“在什么大学读过书？参加过什么政治运动？什么时候入党，是谁介绍的？”张沈川回答：“我是1926年11月在南昌入党，朱雅林同志介绍的。”“党员中同姓名的朱雅林有两个，你的是哪一个？”张答：“介绍我入党的朱雅林是浙江宁海人，1926年曾在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周“噢”了一声，当时他在黄埔军校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超强的记忆力让张沈川钦佩不已。最后，周恩来告诉对方：“组织上决定让你学无线电通信技术。你找到学习地方后，即告诉组织。”接着，周恩来将在座的黎明（顾顺章）介绍给张：“从明天起，你就归他领导。”翌日，黎明就把李强介绍给张沈川，由李帮助张学习无线电通信工作，经常来张的住处，每月生活费也由其带来。看到报载“上海无线电学校”招生，张沈川就循着地址找过去。老西门蓬莱路，但见校牌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的牌子挂在一起，门前还有士兵站岗，原来这是蒋介石的地盘。张沈川毫不畏惧，用“张燕铭”的化名报了名。几天后开学，校长刘鹤年一露面，张沈川发现他是熟人，曾一起参加“青岛惨案后援会”。刘鹤年其实是第六军用电台台长，用电台的房屋和报务员兼教员办学校，无非是想收些学费赚外快。学期从1928年11月起，张沈川刚开始学习，组织上就给他买了自学的应用工具：电键、蜂鸣器、干电池等。接着，又花了12块银元买了一个矿石收音机和一副耳机。李强帮助安排了天线、地线，但是只能收抄徐家汇天文台长波发射的法文气象预报。⁽⁶⁾

在动身北上前夕，周恩来还找即将派往苏联学习的奚李元谈话。奚同志15岁参加滇军，军中历练近10年，在北伐战争中骁勇善战，有“铁狮将军”的称号，在大革命危难中毅然入党。他是这年4月因湖南省委机关遭破坏，自己身份暴露而从长沙来上海的，在中央军委工作。5月间在上海剧院门口做军运宣传时，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盘查，幸遇当时化名为王庸的陈赓相救，这才脱险，后转至南京、浙豫湘等地继续从事军运工作。周恩来递给对方一本护照，他打开一看，轻声地念道：“周保中”，这就是日后威震东北的抗联英雄姓名的由来。

在安顿好这一切后，周恩来动身离沪。1928年11月下旬到沪汇报顺直情况的刘少奇则早行一步，12月初返回天津，周恩来12月11日抵达天津。周保中将来沪探望他的妻子、幼子及共青团员五弟奚李兆送上新华轮返回云南，随后自己搭乘英国货轮离沪。殊不知，新华轮后在香港海面遇风而失事沉没，周保中的妻儿、五弟均遭灭顶之灾。⁽⁷⁾12月20日，叶剑英和唐有章等6人从上海启程，辗转前往莫斯科学习，这是奉行中共中央半年前的决定。叶剑英在武汉“分共”前正式入党，暗中襄助南昌起义，亲身参加广州暴动。当其9月和柯麟从香港来到上海，中央组织部秘书恽代英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宣布叶为赴苏学习七同志的组长。叶剑英化名为“杨雨苍”，⁽⁸⁾一袭风雨向苍茫。

处理好顺直问题，周恩来返回上海，已是1929年1月11日前后。

中共中央以1月2日发出的第25号中央通告开启1929年工作。通告指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国民党桂系、西山会议派与蒋系的内部冲突更趋紧张。然而，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力量还是比较强大。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不得不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两派斗争的中心问题集中于统一、裁兵、裁厘。为此，中共中央判断：“军阀战争的危机不可避免的要爆发起来”，“帝国主义间英日接近对抗美国的形势也可以促成国内战争的爆发”，进而提出“加紧争取群众的工作”，以及“打破资产阶级改良宣传”“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反军阀的宣传要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等任务与策略。

从李维汉那里，刚回上海的周恩来听到了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局下设立军委，并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消息。后一决定还没发布，就被团中央个别同志传了出去，结果引起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江苏省委随即召集各区书记联会，报告中央与江苏省委纠纷的经过，并对来沪汇报工作的部分省委负责人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竟有“打倒某人拥护某人，将联合各省以反对中央”等说法。这一定又是向忠发、李立三的霹雳手段，周恩来马上去找二人商谈。

江苏省委与中央的关系，早有不和谐之音。1928年10月间，中共中央为加强江苏省委的领导，贯彻中共六大将工人干部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的组织路线，决定派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任江苏省委书记。但江苏省委提议由本省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徐锡根任书记。中央决定以徐锡根为江苏省委书记，罗登贤兼省委常委。这时吴同根被法兵残杀案开始发酵，9月17日午夜上海大雨积潦，法电电车无法回厂，只能停靠街头，司机吴同根因拒法国水兵开车送其到外滩的要求，遭拖拽殴打，最后被刺死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法国军营门口。⁽⁹⁾惨案尤使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人群情激愤，乘势恢复了工会。11月上旬项英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分管职工运动，⁽¹⁰⁾积极推动法电工人罢工，使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为此，由中央、江苏省委组织行动委员会，11月21日起连开两天会，李富春指出行动委员会属于中央指挥，如此丢开省委另组织行动委员会引起省委的深深不满，认为“简直中央可以代替省委”。法电罢工终以失败而告结束，中央愈发觉得需要加强对上海各区委的领导，当时开会讨论产生两种意见：一是撤销省委，由中央兼；另一是中央不兼，抽一部分干部去加强省委，省委部分人员到区委加强区的工作。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为此中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进行专门研究，结果作出了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决定，项英坚决反对，却是于事无补。

周恩来耐心劝说，中央深入群众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兼省委、市委，而是深入基层，转变作风。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开会讨论，不能统一意见，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重新组织“特别委员会”再作研究。周恩来带李维汉参加1月14日的特委会，周恩来有理有据地说服了几乎所有政治局常委，向忠发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主意：“放弃我的主张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说服了我。”⁽¹¹⁾会议决定中央不兼省委，由政治局派出部分同志参加省委，同时加强上海各区委的领导。

这时，江苏省委的反抗活动已是一发不可收。李立三严厉批评江苏省委如此胡为是“非组织行为，离开了政治路线”。⁽¹²⁾从1929年1月16日起，向忠发、周恩来、项英连天召集江苏省委会议，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1月18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直指中共六大后三四个月来，各省党部因非无产阶级意识演成党内纠纷，“所谓个人派别问题成为攻击怀疑的借口，且牵连到中央最高指导机关”。继顺直、山东之后，最近则有江苏党部“号召省委与中央对立”，文件严肃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种现象不仅危害党的发展，且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成为反党的行动。”明确“改造江苏党的路线应是：强健地方党部，改组省委，以积极领导斗争和树立工作的中心”。并倡导：“主要的是以教育的方法开始在全党内做改造的工作。”鉴于江苏省委1月19日通过决议承认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罗登贤、李维汉、彭湃、徐锡根等组成省委，罗登贤为书记。翌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徐锡根虽不再是江苏省委书记，改任省委常务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但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吸纳其为委员，仍委以重任。但是，原省委其他一些成员却被下沉了一级工作，李富春到法南区委，何孟雄分配到沪东区委工作；蔡振德、马玉夫坚持原立场，退出省委。周恩来强调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在组织原则以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

知道党中央在上海，但就是找不到。黄克诚率部离井冈山挺进湘南，与部队失散后从两湖辗转来沪，已贫困潦倒两月之久。他与曾在北伐军同一团的战友曹勤余通了信，这才知道曹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参加了第三党，曹劝黄克诚到漳州其所在的部队做事，前提是必须改变信仰。春节前夕，黄克诚去曹家，巧遇回沪探亲的曹勤余，就劝对方继续干革命，回到共产党队伍中来。曹沉默了好一阵子，才向黄克诚表示不愿再干共产党了，但保证不会出卖黄，并愿意将他的家继续做黄的通信地址。黄克诚毅然断绝了与他的交往。穷困到只穿单衣过冬，这时曾希圣从南京来沪，说自己已在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原来他的兄长曾钟圣（曾中生）从莫斯科回国，就在上海的党中央军委工作。黄克诚和一起来上海的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报告。接上组织关系，春节的衣食有着落了。不过，黄克诚积极为党分忧，不久离沪前往唐山打入国民党军内部。⁽¹³⁾

1929年2月2日，眼见着逼近年关，中共中央政治局仍加紧开会，讨论邓小平起草的致四川省委的信，更重要的是讨论红四军的行动方针。朱毛所部组成的红四军，是当时工农武装的佼佼者。早在1928年9、10月间，新一届中共中央及时将中共六大决议文件传到红四军前委，并指示毛泽东、湘赣边特委及红四军军长，依照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转变工作路线。指示信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广大的红军，是没有希望的”，并关切红四军的前途命运，“四军现在确实处于最危险的关头甚至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的可能”，但对红四军的战略持批判态度：“不发动群众，不深入斗争，保守与流寇观念”。且特别提醒：“目前不是革命高潮的时期，红军的集中在一处是会失败的”，“保守罗霄山脉，红军绝对不能找到出路”，因为井冈山区不能解决“经济问题，食粮问题，枪弹问题，改造问题等”。进而指出，“红军目前的出路，只有积极的向外发展”，“积极的向外发展，扩大苏维埃区域，强健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并说明“向外发展并不是说要放弃罗霄山脉的政权；而是要保障罗霄山脉的政权”，指令红军向湘南发展，“红军的战术应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军事的组织与指挥并须统一”。指示信还明确“红军须有一健全的军事委员会”，“军委的主席中央指定润之同志担任，玉阶、文才（指朱德、袁文才，引者注）诸同志均须参加”。并要求“扩大赣西苏维埃区域”，等等。尽管当时对红四军多有批评，但在当年11月28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予认可：“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

然而，1929年2月2日会议的红四军议题明显沉重。中央军事部长杨殷通报军情：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红四军，红四军被迫于1929年1月中旬撤出井冈山，遭强敌尾追不舍。据报载，红四军已经寻邬往闽粤边境，进军方向未明。接到赣西特委两月前的来信，这才知道新中央近半年几次派人送去的指示信全被赣西特委遗失了，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也遗失了，怕是内部同志“窃去向敌人告密”。在具体情况不甚明了的情况下，会议认为还是要进行原则指导，指出根据共产国际六大的分析，“世界革命已走入第三期”，认为“资产阶级稳定的可能限度极小”，但同时承认“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还未健全起来”，并重申“六次大会指示的争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要求红四军“坚决地执行有组织的分编计划”，这绝不是“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从而“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基于海陆丰、琼崖红军过于集中为敌击破，甚至消灭大部的教训。但同时又指出，如果部队向闽粤边境退避，则分编计划便须从长计议，因为部队成员多为湘赣人，极难在闽粤乡村深入。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考虑到朱德、毛泽东“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中央提出两点必要理由：“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要求朱、毛接到中央的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会议指定周恩来起草中央给朱、毛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对红军发展的悲观情绪以及将高级干部调离红军的想法，其实源自共产国际。布哈林就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伤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¹⁴⁾从1928年10月至1929年3月，中央曾多次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分散各地红军，指出贺龙“目标太大”，希望他离开红军“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等。

军情紧迫，2月7日周恩来草成此信，翌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二月来信”。前一天周恩来还修改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军事化的文件，亦于同日作为第29号中央通告发出。通告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这中间无论是夺取政权，占据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和在任凭一般有利的政治环境当中，都需要军事性质的组织与工作来保障胜利”，指出党员大多数不懂军事、不会使用武器的弱点，批评了两种错误观念：“看政治与军事为两不相关联的东西”，或绝口不谈军事以免军事投机错误；进而提出党员军事化的具体方法，“首先要从头脑军事化做起”；“一切日常工作的方式，都宜力求军事化”；派同志打入敌军、军事学校、红枪会等，“在各大城市中设法施行秘密训练”，以及在游击区、农村开展军事训练，学习使用武器，等等。

中共中央率先垂范，在上海多次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那座四层洋楼，就办过特别训练班。周恩来研究决定，一、二楼办医院，三、四楼办训练班，这样有很大的隐蔽性。有时租借三层楼房，第一层是店面，第二层是训练班，第三层是宿舍。周恩来等来讲课。1929年7月受安徽党组织的推荐再次来沪的许德华，当时更名为洛华，他在中央军事训练班意外地遇到了寻找多时的孙一中，原来孙也是前来受训的；9月，许、孙受训结业即被派往洪湖苏区为中央代表，许改名为许光达。⁽¹⁵⁾翌年还开办党的干部训练班、特别训练班，培训了吴亮平、恽雨棠等政工干部，由此前后为各地党组织和苏区输送了近百名军政干部。此外，中共中央还在苏区周边各县建立一批店铺，诸如文具店、百货店、药店、布店，以及电器、机械等店，既是交通联络点，又为苏区输送了大量紧缺物资。⁽¹⁶⁾

“欠债欠租，将刀还钱。有枪有炮，快乐过年。”逼近年关，罗章龙耳畔回响着彭湃的浓郁粤音。海陆丰苏维埃运动被镇压了，彭湃两个多月前来到上海，罗章龙在一次中央召集的会议上遇见他，谈起了海陆丰的斗争，当时彭湃说了这副对联，⁽¹⁷⁾让人念念不忘。

2月8日，是通行于江浙沪的小年夜。这天，中共中央仍抓紧发布第30号中央通告，分析国民党最近召开编遣会议后的政治形势，指出“编遣会议只是相当的拖延了战争的爆发，但是并没有解决战争的根本危机”，指出要纠正“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策略偏向。就在这天，苏兆征回到上海福煦路马吉里的家。

苏兆征是2月上旬由苏联回国抵达上海的，长途跋涉加之感冒风寒使他的身体更为虚弱。在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后，他突然病倒，苏联医生诊断是患了阑尾炎（一说盲肠炎），但因其身体虚弱，只能先服用药物保守治疗。然而，国内工作紧迫，苏兆征等不及身体康复，就启程归国。到上海就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几次路过马吉里都没进去。一家之主迈进家门，苏家欢腾起来。第二天就是除夕，苏兆征带着儿女上街买新衣服、新鞋，还有其他礼物与年货，努力要过一个红红火火的新年。⁽¹⁸⁾

任弼时在上海疗伤，丧女之痛笼罩在残破的任家。留守中央撤销后任弼时受命巡视安徽，传达中共六大精神，1928年10月14日在南陵县被捕。任弼时遭到毒打，受过上杠子等酷刑，几次昏死过去，但苏醒后仍不吐露半句实情。任妻陈琮英在上海接到任弼时伺机传出的信后，立即赶往其口供所说当学徒所在的长沙伟伦纸庄，要开办该店的任弼时堂兄出面营救。当她抱着小女儿来到火车站，客车刚开走，陈琮英毅然搭乘敞篷的运煤列车，一大块煤石掉在孩子的头上，一片鲜血。为重金聘请名律师、组织营救，国际济难会拨给特费8000元。任弼时在1928年底一身伤病地回到了上海，一句“哎，我那苏明呢？”让陈琮英哽咽不已，女儿在赴长沙的途中冻感冒后转为肺炎，因医治不及时，回上海不久就夭折了。⁽¹⁹⁾

2月9日除夕夜，上海风雪交加。蔡和森在上海的大家庭（实为党的机关）一时异常地冷落。1月间，蔡和森抱病离沪。离沪前的数月，是蔡和森政治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日子。做了近两年的编辑委员会主任让位给李立三，身为编委会委员，他还是坚持作政论文章，却被李立三发文批评自己在富农问题方面犯有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错误。自己所说的现阶段革命富农还没有反革命的可能，被推衍为“联合富农”；后又受指责对富农无情斗争，与中共六大精神背道而驰，⁽²⁰⁾真是“左”右不是。好在共产国际并不认同将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的做法，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派蔡和森到莫斯科治病，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蔡和森带走了自己与向警予所生的6岁女儿蔡妮，将与李一纯所生的女儿蔡转留在了国内。而住在一起的李富春、蔡畅即将调往香港工作，蔡母葛健豪要求陪外孙女特特一同赴港，却被李、蔡夫妇以形势紧张、党的经费紧张为由劝阻。一生好强的葛健豪沉默了。

蔡家的年夜饭极为简单，离散在即，老太太没心情。冷寂中，葛健豪突然提出“我要入党”，她其实早就在为党工作，住机关、做掩护、当交通。女儿蔡畅劝她留在党外对革命更有利，想让自己的母亲回湖南老家去，女婿李富春也在一旁帮腔：“说得对！”“对么子对？”葛健豪越说越气，迈动解放的小脚，愤而走出家门，房门在身后发出“砰”的重响。⁽²¹⁾

也就过了几天，2月15日（正月初六）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周恩来提出的顺直、满洲、广东等省委名单。17日至20日，项英在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苏兆征抱病作关于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会议的报告。⁽²²⁾会后，苏兆征彻底病倒，便血复发。

2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与李立三正就地主阶级会否“蜕化”为资产阶级来领导资本主义发生争议，龚饮冰赶来，向党中央报告苏兆征病危的消息——生命靠强心针维持。下午，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火急赶到医院，苏兆征已处于弥留之际。见到亲密战友，苏兆征极力振作，用微弱的声音作最后的嘱托，他断断续续地讲到了革命、讲到了前途，还托付了自己的家小，还想再讲什么已无力开口了。邓颖超机敏地取出纸笔，记下苏兆征最后的话：

大家共同努力奋斗！

大家同心合力起来，

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

夫人小孩子去（莫斯科），与团体商量。⁽²³⁾

3月15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8期刊发《悼我们领袖苏兆征同志》，深切追悼：

是如何一件不幸的事啊！

我们工人阶级的领袖全国总工会的委员会，亲爱的苏兆征同志，竟因劳致疾，于二月廿四日下午六时二十分和我们永别！

苏兆征病逝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共政治局开会对此表示沉痛的哀悼。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报告此事：苏兆征死在工作中，实足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艰难困苦工作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中央决定通告全党追悼，并经过全总、济总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尽力宣传。中共中央为此发布第32号中央通告。罗登贤接任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项英为中共党团书记，罗章龙为秘书长。⁽²⁴⁾3月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苏兆征病逝发出第9号通告，将苏同志逝世的日子定为“我们工人阶级永远的纪念日”，并指出苏委员长“身后极为萧条，寡妻幼子，无以教养”，发动募捐。谁能想到当年省港大罢工的工运领袖经手无量捐款，被反动当局污蔑为“征肥”的苏兆征，两袖清风，以致身后无以养家。

主编《红旗》周报的恽代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1929年3月红四军（军长贺龙，后改红二军）在湘鄂西成立，中央任命恽代英为该军党代表，他却因工作繁忙，一时不能离沪。⁽²⁵⁾与湘鄂西贺龙部队失之交臂的，还有罗瑞卿。1929年1月间他受中共中央军事部指派，从上海出发溯江而上去找贺龙部队。罗瑞卿是1928年8月从两湖来上海找共产党的，他当时还是共青团员。大病初愈后，在穷苦学生处蹭饭借宿，遇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同学潘先知等人，劝罗投靠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被罗瑞卿断然拒绝。一同来沪的任伯芳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可罗就是找不到，他的烟抽得更凶了。1928年10月的一天，一同走在南京路上，任伯芳给罗瑞卿出了一主意：你就充作在军校就入党的党员，失去了组织联系，写报告给中央，要求恢复关系，这个报告由我来给你转。入党心切，罗瑞卿依计给“中兄”写信，信中写明任伯芳是自己的证明人。不久，中央军委派欧阳钦在黄浦滩（外滩）公园同罗瑞卿接头，只简单询问后就告知对方已经恢复组织关系。然而，奉命赴湘鄂西的行程并不顺利，行至宜昌，交通断绝，当地不便长期隐蔽，只好折回上海。1929年3月间，罗瑞卿再动身，这回是前往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新近开辟的闽西革命根据地。⁽²⁶⁾(https://www.daowen.com)

就在《红旗》第8期刊发悼念文章的那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3号中央通告。早在10天前，周恩来即研判：国内军阀战争主要是蒋桂的冲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统治当局内斗升级，极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向好，中共中央更加注重反右倾思想。周恩来在1929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的右倾来源不单是对资产阶级估量过高，还在于对工农革命斗争估量太悲观。这种动摇观念很容易从极“左”跑到极右，由反盲动主义又走到不动主义。李立三呼应道：当前应特别注意右倾的危险。第33号中央通告即由李立三修改而成。然而，该通告还是要维护中央近半年所发7个通告政治路线一以贯之的正确，认为军阀战争“虽然准备不充分的时候还不至于爆发”，但是最后终不可免。由此，通告对即将爆发的军阀战争作出定性分析：这“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买办争取反革命领导的斗争”，不再是单纯的军阀争地盘的混战，又并非“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战争”，“现在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仍然是部分的建筑在军阀制度上”，而“战争发生之最主要的动力仍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发展的矛盾”。一通弯弯绕后，文件指出，“战争在桂系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还不会扩大到全国范围”，但又强调“局部的军阀战争，无论甚么时候都有爆发的可能”。通告重在指示：“战争是我们争取广大群众更有利的机会，更加紧了我们争取群众的任务”；“战争是统治阶级动摇厉害的时候，但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斗争仍然不能促进革命高潮”；“战争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比较易于扩大另一方面还要增加我们工作的困难”。为此确定，“目前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在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中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反对等待主义”，同时“反对盲动主义”，还要“反对不动主义”。最后，通告强调“目前党的主要路线还在反对右倾思想”：“和平发展”“合法运动”“脱离群众”“等待观念不动主义”。“犹豫，恐惧，消极，失望，无办法的情绪必将大大的发展影响到党的整个工作”，为此要求“加紧我们政纲的宣传”。

3月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顺直省委并原山西省委委员汪铭的指示信。因为山西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暂不成立该省委，指示山西党的工作隶属于顺直省委。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今后“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要求“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目前第一步工作，便应先在这些地方寻找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建立党的基础”。强调党员要深入社会、努力“寻找职业”。并指示顺直省委根据此信所指示的办法，函知汪铭同志至天津面商。该指示信其实为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确立了基本工作原则。

正是英雄所见略同。3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2月8日来信，提示中共在当前情形下特别危险的也是右倾，指出党内存在着合法主义、消极、妥协、动摇的倾向。⁽²⁷⁾27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责江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的种种不是，并明确自我纠错：“在六次大会后，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二次的通告上也曾有过‘快要到来’的字样，这是错误的。在以后中央历次的通告中，都曾注意到这一点，屡次都说革命的高潮并不是很快的要到来，而是必不可免的到来。”但就在这一天，蒋桂战争爆发。28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联名发表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指斥这次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互相抢夺中国的战争”，“又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抢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战争”，“亦是封建军阀抢夺地盘的战争”，号召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看清“完全是反革命的战争，是一群强盗抢夺我们血肉的战争”！号召全国工农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作坚决的斗争”。

抓紧军阀战争的契机。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其中要求“注意领导农民勇敢分子去夺取溃兵及散兵的武器武装农民”，较有新意。给红四军去信已有两月，却未见朱德、毛泽东回复，向忠发坐不住了，起草了给朱、毛的指示信。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此信，周恩来表示：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红四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说得呆板了一些，不好困守到一个地方。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修改此信。修改的信于4月7日发出，基本指示沿袭20多天前（3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精神，强调“军阀战争客观上应当是助长革命发展的一个条件，但他本身并不是革命高潮”，“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的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目前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对于朱、毛，指示信说：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4月10日，中央又就反军阀战争的工作方针发出第34号通告。该通告一方面维护中央权威，强调肯定历次通告指出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和买办地主的阶级矛盾一天天加紧，“战争惨祸不可避免的到来”；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第30号、第33号通告存在的误判：编遣会议事实上使战争危机日益迫切，“机械的来判断湖南事变到底爆不爆发总的军阀战争”。但又解释，这是“分析方法上的缺点，这一总的原则始终是正确的”。尽管蒋系在战争中已获第一步的胜利，通告仍指出战争的结果“不是中国要比较统一，而且更加分裂”，国民党将要“益加分裂”；“这次战争决不是军阀最后的战争”。通过分析军阀战争对群众斗争的影响，进而提出工作方针，将第25号、33号通告要求进一步具体化，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鼓动，“要利用战争给与广大群众的痛苦来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动工运、农运与兵士运动，苏区要“扩大苏维埃区域”，并指出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现在党的组织并未强大”，认为军阀战争与我们的工作无关；另一是因为军阀加紧戒严，抛弃城市而跑到农村中去，“这是完全不懂得争取群众的中心工作，不懂得艰苦斗争工作的意义”。通告明确指出这两种倾向“都是极严重的右倾的错误观念，必须极严重的纠正过来”。所以强调反右倾，既是贯彻共产国际2月8日指示精神，也与向忠发向来的主张吻合，他在年初就批评李立三拟文宣称南京政府正趋于暂时稳定“是右倾的危险”。5月15日发出第37号中央通告，专为贯彻实施国际2月8日训令，既反右倾，同时指出“左”倾残余的危险仍然存在，并正视“架空机关”、散漫无组织等党的组织问题，号召“发动党所有的力量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才能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领导他们达到胜利的暴动”。

6月前后，中共中央派遣张云逸赴广西，徐向前赴鄂东北，以加强红军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徐向前是1929年春离开广东东江游击区，从九龙乘船来到上海的，5年前他曾来此报考黄埔军校，从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待在交通员安排的住处，他无心游逛上海的花花世界，直等中共中央的召唤。终于，有人通知他军委的一位负责人要和他谈话。5月的一天，一位长袍布鞋的“商人”来到了徐向前的住处。对上联络暗号，徐向前提出最好去搞军事工作的请求，那人微笑颔首：鄂东北特委正缺军事干部，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派你去大别山。后来徐向前才知道给他分派任务的是中央军事主任杨殷。⁽²⁸⁾徐向前于6月启程。就在6月间，蒋桂战争以李宗仁、白崇禧落败而告终结。事实仿佛又印证了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判断，周恩来在6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斗争是一步步地开展，一步步地走向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怀过高的幻想，以为就是革命高潮的前夜。当天会议决定派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

终于接到红四军前委的来信了。来信写于4月5日瑞金，稍前红四军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大部，扭转了被动局面。危情改观，毛泽东对革命形势与军事策略有着与中央二月来信根本相左的观点，他在信中坦诚而又尖锐地提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对于中央召毛泽东、朱德来沪，复信如此建议：“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信中还提及中央1928年6月来信说到要派贺昌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贺昌1928年5月下旬为湖南省委写信给朱、毛并转军中同志的信，使红四军倍受鼓舞。毛泽东的复信最后是期盼中央每月写一信去，并设法寄中央刊物。只是为始料所不及，1929年5月中旬中央派到红四军的刘安恭却在军中引起了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6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复信。周恩来认为，批评中央对形势估计悲观“是不十分正确的，因为站在全国来分析不能如此”；不过，他承认中央二月来信让红军分散等问题确实“是有些毛病”，常委已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并建议征调一部分军事人才派往红四军。关于农村武装割据问题，周恩来承认这种形势的存在，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而目前城市工作表现出主观力量之弱，同时客观上亦有许多挫折，不能太乐观了。

尽管如此，红四军前委来信还是给中共中央增添了胜利信心与斗争智慧。6月15日，中央致信贺龙并湘鄂西前委：你们目前主要任务是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发动群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深入土地革命。关于“游击战争的战术，你们应从每一次战争中吸取经验，以作以后战争的指南”，并介绍朱毛红军“十六字诀”等游击战争指导原则，以供参考：“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中国共产党内部竟然也出现了反对派！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反对派问题，颇觉棘手。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人、工农红军的主要缔造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托洛茨基，成为批判对象，苏联的肃托运动激起中国留苏学生的巨大反弹。一些支持托洛茨基的学生公然挑战斯大林的权威，被先后遣送回国。结果，从1928年初起，中国托派开始在国内活动。未曾料到1929年5月，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都掺和进去，他们接受托派的理论和主张，反对中共中央和中共六大路线。“反对派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周恩来指出，“他们主要是找不满党的和被开除了的。凡理论上一知半解而又不懂实情的人，是易于走到反对派的”。他强调一定要在拥护中央路线之下进行斗争，并提出了政治、宣传、组织上的解决办法。

为此，同反对派的斗争也进入了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会议内容。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中央委员会应按期召集全体委员会之会议——至少每三月一次。”新中央产生后至此将近一年，召开七大是来不及准备了，6月25日至30日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某弄堂最后一排的一幢像公馆的建筑里召开。⁽²⁹⁾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照例是应由党的最高负责人来作。向忠发开始读稿子，第一部分是“六次大会路线的实施”：“中央政治局一年来执行六次大会所付与的任务，实施六次大会的路线，虽然遇着了不断的严重的阻障，但是中央领导全党同志依据六次大会的精神，坚决斗争，冲破一切阻障，战胜党内许多不正确的倾向，才使全党同志对六次大会的决议得到相当的了解，才使六次大会的路线逐渐的运用到各种斗争与工作的策略上去。因此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

在充分肯定后，向忠发语调一变，又指出：“但是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右倾的危险，仍然存在，并且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还有发展的基础。尤其革命的死敌，豪绅买办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企图扑灭我党的存在，消灭群众革命运动，这是必须全党的同志继续坚决的运用六次大会的路线和中央执行六次大会决议的坚决斗争的精神，才能战胜一切严重的敌人，实现争取广大群众领导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他批判了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和命令主义，党内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点名批评了顺直问题、江苏问题，接着是总结策略的路线问题及反帝斗争、反军阀战争，以及组织、宣传、工运、青工女工、农运、士兵、苏维埃及红军、青年团、济难会等工作，其间对地方少有的表扬主要给了上海：这次五卅纪念“上海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这个工作因之也做得更有成绩，举行了总的示威运动，政治上调动的群众在三万以上”；建立赤色工会，“仅在上海表现有很少的成绩”，加入黄色工会以使中心骨干转变到赤色工会也是如此。有关宣传工作，提到了“在文化团体学校和公开书店等的工作”。

第二部分“党内的重大问题及党内生活”，向忠发继续他的长篇报告。“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讲到顺直问题他一时气势如虹。接着又谈江苏问题：“中央归国以后，首先就认识江苏工作的重要。”一通回顾后，向忠发不无有得意之色：“现在江苏党部在全国要算是较健全的党部，工作上都有相当的进步。外县工作的发展比较不十分迅速，省委注意力亦差，但上海工作却有不可忽视的成效，可以供给中央许多经验，帮助中央对全国的指导。”既而批评广东、福建、江西、四川，以及满洲、河南、安徽、山西、山东等各省的问题，“总括起来，各省关于政治问题，除广东外，很少发生过策略上不同的争论”。接着，是讲“党内生活”：“只要党的生活能建筑在工作问题上，则一切纠纷问题都自然会取得解决。”随后，就将反对派问题抛在与会者的面前：“现在我们决不夸大反对派在党内之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作用，但应该使全党同志注意。”

六届二中全会赞同中央政治局在过去9个月中的工作路线，承认“政治斗争之主要的方向是反对右倾”，同时防止“左”倾，认可中央“确已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了”，并批准将顺直问题中继续反党活动的王藻文、王仲一开除中央委员的决议，同意中央有关中国托派“在中国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的分析，等等。总之，是充分肯定“过去九个月的工作中，确已建立了强健了巩固了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同时，还提出针对国民党反苏等运动发起理论批评运动，建立军部工作，密切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等需要改进的内容。

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肯定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将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和建立红军等列入党的15项任务，强调扩大红军和苏区是“决定中国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之一”。该决议案即时融入了帝国主义联合反苏、国民党于5月27日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谋夺中东路的晚近时事。此外，大会还就组织问题、宣传工作、职工运动分别作出决议案。其中《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及“加紧国际的宣传特别是要宣传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纠正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机会主义的右倾取消派”；“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信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等等。其时，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的革命文学论战，已引起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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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2)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159页。

(3)　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1，见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44页。

(4)　同上书，第241页。

(5)　《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19日于上海），见唐承德、姜之铮：《周逸群传（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287页。

(6)　张沈川：《难忘的回忆》，见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编：《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人民邮电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7)　薛琳：《民族英雄周保中》，德宏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9)　上海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10)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1)　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1，见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42页。

(12)　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中的报告》（1929年1月15日），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13)　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82—91页。

(14)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页。

(15)　力平、彭红：《周恩来军事生涯》，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姚有志主编：《红色将帅·十大大将·许光达大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

(16)　黄玠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17)　郭德宏编著：《彭湃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432—433页。

(18)　卢权、禤倩红：《苏兆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9页。

(19)　陈琮英：《痛悼弼时》，见陈琮英等：《烈士亲属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李韧、王聚英、任远志：《任弼时与陈琮英》，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20)　李永春编：《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

(21)　李伶伶：《葛健豪传》，中国妇女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357页。

(22)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23)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24)　马晓东：《罗登贤》，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25)　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

(26)　点点：《罗瑞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8、39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28)　黄荣筑：《徐向前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1页。

(29)　刘叔琴：《党中央机关在上海的活动片断及其他》，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