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谋求新的革命高潮的“左”倾冒险

六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7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第40号通告，此为周恩来起草的传达这次全会精神的文告。文件通报“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及参加的同志六人，会期六天”，“全会很顺利地成就了他的重大任务”。“全会同意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主要是反对右倾的路线，同时防止‘左’倾的情绪”，并明确全会指示中央之今后对各部分的工作方针。文件宣称“世界革命危机更深”，“加重了中国党目前争取群众的任务”，要求全党必须坚决执行“加强反帝斗争，联系到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坚决领导反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动一切群众的斗争”“扩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加紧党员军事化”等15项政治任务。

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同志之家属书》等。前一文书以炽烈的文字热切召唤“英勇奋斗的同志们”，“你们艰苦奋斗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帮助湘鄂粤赣闽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曾经建立了若干县的苏维埃区域”，“使镰刀斧头的红色旗仍然飘扬于白色恐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对你们表示极诚意的慰劳——尤其是对于因奋战而死亡的同志们表示十分哀悼！”文书宣称“现在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走上他们崩溃的路道［道路］。革命复兴的时期将要来到我们的面前”。并预言继蒋桂战争后，“冯蒋奉阎的战争必不可避免的要继续起来”，“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几个中心的区域，斗争已开始复兴，全国农民群众，〈尤其是〉湘鄂〈粤〉赣闽，反抗日益加强”。军阀军队的士兵反抗哗变日见增多。“这便是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象征！”高度评价“工农的武装力量”“是革命的先锋队”，并指出：“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威。”进而号召“已经开始了革命道路伟大的工程”的红军将士“继续你们艰苦卓绝的意志，英勇斗争的精神，来完成你们未尽的使命！”

后一文书亲切呼唤“在狱的同志们！”通报党的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已经召开。为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起见，文书有意将开会地点写成广州，“二中全会对于你们一切为革命而入狱的英勇战士致革命的敬礼！”文书罗列新近为中国革命牺牲的“最忠勇革命领袖苏兆征、李源、杨福涛、夏文法、甘卓棠、孙津川、叶开寅”等人名单（据向忠发所作政治报告，各省新近英勇牺牲的党员干部逾500人），指出：“全国的工农劳苦群众都在蹈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告慰被捕同志：“全国工农群众又开始了他们新的革命斗争，全世界的革命火山都在冒火吐烟了，我们正在坚决的领导他们的斗争，扩大组织，我们相信必然可以推进革命的高潮”，并对“革命死难与被捕者的家属”“革命死难者的父兄们”“革命死难和被捕者的妻子们”“革命死难者的孩儿们”，各有关照。

1929年7月10日，张学良命令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中东路事件由此爆发。当时谁也没想到此事件会发生连锁的历史反应。

两天后（7月12日），《红旗》第31期刊发《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通报国民党方面7月10日武装驱逐苏联在中东路上的一切职员，拘捕300余人的最新事态，宣称这是“公开的极野蛮的向苏联进攻”，号召劳苦群众在8月1日举行示威抗议。⁽¹⁾这一天，周恩来陪向忠发到陈独秀家来谈话。中央第34号通告简直“是帮助蒋介石的宣言”，陈独秀有些愠怒，通告虽然抨击“蒋桂系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这种说法，但还是承认蒋“固然代表资产阶级的倾向”，后又称中国资产阶级还带有封建的剥削，自相矛盾，南京政府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府，中国目前无封建阶级。周恩来要言不烦：这是因为你忽略了农民这一根本问题；南京政府的性质是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样的话，我倒要请教，”陈独秀发问，“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忠发凭直觉脱口而出：“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周恩来及时修正说：“论理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²⁾好了，向忠发摆了摆手，他实在不愿意身陷理论的泥沼，他向周恩来使了个眼色。周恩来开诚布公地指出：国内已有反对派组织的活动，共产国际来电请你去莫斯科，能否成行？陈独秀答复：今年不能去，我要把自己在政治上的意见写一个东西。⁽³⁾

“所以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7月17日发出的第41号中央通告专论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并另发宣传大纲，要求各级党部进行宣传鼓动的同时，组织发动八一示威行动等。24日，又发出第42号中央通告，“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同日，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传达共产国际的号召：全世界革命群众“站在全世界革命的利益上，拥护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苏联，拥护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一切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阴谋”。宣言紧迫呼吁：“形势一天天更加紧张了！国民党已经向苏联进攻，帝国主义的军队亦陆续开到中国”，要求劳苦群众们“准备一切的力量，反对国民党向苏联的进攻，反对帝国主义出兵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

同期，中共中央召集各地红军负责干部汇集上海，筹备召开军事会议，专门研讨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游击策略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同时，加紧向东北调派干部。7月间，上月由河南来沪参加训练班的马尚德，留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没多久，就被中央派往东北。马尚德，身材魁梧，在豫南等地有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他强烈要求学习理论以检讨斗争失败的缘由，如组织不答应则“将拟自杀”，性格刚猛如此，或许正适合闯关东。马尚德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他就是后来威震日寇敌胆寒，啮雪食草激战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杨靖宇。⁽⁴⁾

就在诸事应接不暇的当口，中共中央突然收到陈独秀7月28日写来的有关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信。“中央常委同志们”，陈独秀直陈见解，“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他认为无论苏俄采取强硬政策还是退让政策，无论是爆发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或是帝国主义间争夺中国利益的战争，都会导致以“中国做战场”。鉴于国民党政府收回中东路“拥护民族利益”的宣传颇具欺骗性，陈独秀开始检讨共产党宣传，觉得“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批评的是“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认为这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进而提出国民党政府有关中东路政策是“误国政策”，“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等主张。

中共中央应陈独秀的要求，将该信迅速在8月7日出版的《红旗》上刊发，同刊公开发表的还有8月3日拟就的《中央答复撒翁的信》。复信严肃批评“撒翁同志”的意见“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其离开阶级观点，并坚持认为：“只要我们能坚决地指出这个口号的真实的意义和利益，广大的群众很快的可以答复他：‘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 ”认为“不应掩讳正确的观点，降低我们的口号”，以免沦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陈独秀没有及时收到回信，却见8月5日《红旗》出版反托洛茨基主义特别号，李立三《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将机会主义错误认定是来源于托洛茨基。⁽⁵⁾他立即着手写给中共中央的万言书。陈独秀起笔就从大革命失败原因追溯起，承认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其错误根由在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批评八七会议后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并自陈在广州起义前后已感觉出“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继而，陈独秀将笔锋直指当下：“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陈独秀观点真伪交织，然而，其有关革命高潮的论述却透着历史的洞察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他清醒地指出：“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并引列宁所言为佐证，倡导：“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这其实也正是中共六大的路线，陈独秀未必完整地看过党的六大文件，主要凭政治直觉直抒胸臆，他批判“夸大吹牛”的做法，“不但要助长同志们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们轻视日常琐细斗争的心理”。并指出“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认为这“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他痛批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的完全暴露。“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现象，现在仍旧存留着。”进而倡导党内民主，提出重新议定有关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问题、目前革命时期问题、富农政策问题，发动全党进行讨论等建议。

收到此信，中共中央顿觉紧张，因为其反中央政策的倾向更为明显，其间还有托派观点与立场的影迹。正踌躇间，又接到陈独秀8月11日写的信。该信是陈独秀读了中央复信后的进一步申诉，解释说7月28日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指责中央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等等。⁽⁶⁾

“撒翁”仍期望此信与前一信能早日在《红旗》登出，⁽⁷⁾然而，中共中央暂不理会。两天后（8月13日）发出的第44号中央通告，专论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实已变相回应。通告揭露反对派有秘密组织、有秘密刊物，并谣言攻击党的指导机关尤其是中央，进而指出“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在痛批托洛茨基主义一系列观点后，通告还指斥反对派“在组织上已纯全做了反革命的工具”，“破坏中国党的统一”，要求各级党部及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一问题”，对反对派予以“严重驳斥”，“并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对其他分子进行教育说服，“如被劝告而无效，则党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如有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茨基主义相似，则党必须与之作坚决的理论斗争”。通告终于不点名地剑指陈独秀。

同日（8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前委内部的分歧。“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荣［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7月11日中共中央接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一个多月前写来的报告，已透露出红四军出现问题的消息。复经一个多月至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红四军的内部矛盾已进一步激化，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没有解决问题，在红四军矛盾冲突中作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对朱毛各作党纪处分。毛泽东到闽西养病兼做地方工作。中央拟召开军事会议，要朱、毛红军派人汇报红四军情况，陈毅接信后便赶往上海，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此时陈毅尚在由闽赴沪的途中，根据毛泽东6月1日的来信，以及红四军送来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周恩来在会上表示：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作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并提议把刘安恭调回中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指导红四军积极应对“三省会剿”。

该指示信于8月21日（一说8月20日）通过发出。该信通报中东路事件后的形势，明确红四军的任务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既而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着目前围攻形势”，批评红四军党内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严重，而在目前环境中“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这并不是危险现象，问题是在农民的成分上，要多找雇农贫农，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润之、玉阶两同志应遵守代表会的决定，一致地努力工作”，“至赴莫学习事，现已中断，自不必前来”。

信发出后，周恩来盘算着日子，陈毅快到上海了吧。8月23日，他起草中共中央给山东临委的信。信中指出：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最不得已的办法，积极方面，我们还应从减少这种叛变与减少破获之可能性入手。8月24日下午，中央军事部、江苏军委在新闸路经远里白鑫住处（今新闸路613弄12号）召集会议。周恩来因临时有急事没有赴会，⁽⁸⁾突然接报：彭湃（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殷（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被捕，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周恩来立即组织营救行动，很快打探到内情：白鑫是叛徒！

敌人这次抓捕行动隐秘，事发后禁止各报登载消息。在经远里出事的第二天早上7时许，张沈川在住处突然听到橐橐的脚步声沉重地上楼来，心知有异，就躺在靠板壁的床上，从板壁缝向外窥探，但见三四个侦探向房东要亭子间的钥匙。张沈川当时一惊，那是颜昌颐的住处，几天前颜深夜来谈话，临走还落了件蓝绸衫子在自己这里。房东说：“钥匙只有一把，客人自己带走了。”几个侦探就从楼下搭梯子，从窗户爬进亭子间，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个把小时，一无所获。敌探下楼走时还回头望了望前楼。张沈川极为紧张，生怕他们回身来搜查前楼，房里就放着已装成的收报机和无线电器材，屋顶上还装有天线。原来，去年秋他就受命与李强一起为中央筹建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现已初见成效。这天中央发出指示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的第46号通告，还只能是以纸张方式，应尽快实现电讯传递。⁽⁹⁾

彭湃等被捕两天后（8月26日）即由租界捕房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水仙庙看守所。翌日受审，彭湃、张际春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五同志回到监房后齐唱《国际歌》，震动看守所。鉴于彭、杨等人担任的中央农委、军委等工作重要，不可一日暂停，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兼杨殷担任的中央军事部长；罗登贤调中央，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以协助周恩来，江苏省委书记已由任弼时暂代；李立三兼彭湃担任的农委书记。获悉彭湃等同志28日一早将被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连夜布置营救工作，因人手不够，周恩来命令：“凡是会使枪的都去。”负责无线电通讯方面工作的李强也顶了上去。8月28日一早，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开“三民照相馆”的同志骑着机器脚踏车来到中央设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的机关，送来一只小皮箱，打开后里面整整齐齐装着驳壳枪。可是待取枪在手，却发现不能击发，因为都是新枪，里面涂了厚厚的一层黄油。于是，赶紧去买煤油来擦洗，前前后后耽误了一两个小时。快点快点，大家跳上卡车，车上放着三脚架，架上摆着一个箱子，装作是去拍电影外景的样子。卡车飞驰电掣，直开到水仙庙看守所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必经三岔口，这才嘎的刹住。

可是，设伏许久未见刑车经过，后来才知道彭湃等同志已被押解过去了，只能另外设法营救。⁽¹⁰⁾

惦念着彭、杨等同志的安危，邓小平8月底乘船离沪南下。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四川问题五人委员会，杨殷还被指定为召集人。与邓小平同行的龚饮冰携带电报密码。此前中共中央曾欲派邓小平巡视四川，最后还是决定派他南下，策动新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率部反蒋。而在这个当口，一身工人打扮的陈毅由苏区来到上海，当年赴法勤工俭学，往返都是经过上海。

为确保此行安全，陈毅行前给其胞兄陈孟熙去信，说自己要从汕头乘香港船来上海，要求到码头去接。陈孟熙当时是四川军阀刘成厚手下的少将，常驻上海，主要公干是同蒋介石斡旋，为刘谋求川陕边防总司令的美差。陈孟熙接信后，找到在龙华兵工厂当技术员的堂兄陈修和，二人先在三马路（今汉口路）新苏旅馆化名订下房间以安顿自己的小老弟。后陈孟熙身着少将军服，携一身西装的陈修和，一起到码头登船接站，并有意识到盘查较松的头等舱、四等舱去找，然而，不见人影。忽听一声“孟熙”，陈毅已站在了身后，饱经风霜的脸庞透着一股英气。陈毅扬了扬手中的接客单，行李早让旅馆茶房取走了。于是，两位兄长护送陈毅上岸，有陈孟熙一身唬人的行头，搜查队哪敢查问。三人入住新苏旅馆，两位兄长住外间，有意让陈毅住里间。陈毅很快向党组织发出安全到达的信号。两天后，正当兄弟三人大摆龙门阵之际，两个中年男子突然闯了进来，见到其中有穿少将军服的便是一愣，连忙说：“对不起，找错了房间。”随手带上门，扬长而去。其实，来人正是党组织派来接头的。陈毅后又发出一信，这才接上了关系。⁽¹¹⁾

陈毅首先见到的是自己当年旅法勤工俭学的同学李立三，正是从这位中常委兼任宣传部部长、秘书长那里，陈毅听说彭湃等五同志被捕的消息。其中颜昌颐最让他心头一震，自己在赴法勤工俭学时就结识了颜，后来还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李立三觉得陈毅所说红四军的情况非常重要，他关照陈毅做好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的准备，特别是要写好上报中央的材料。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关向应出席会议，⁽¹²⁾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周恩来提出要妥善处理红四军领导内部的分歧问题。项英称赞红四军在朱、毛领导下作出的贡献，同意周恩来的处理意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推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¹³⁾会议决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与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

随后的8月最后两日，先后是中央党报委员会写就《批评独秀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周恩来起草《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前者给“独秀同志”扣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后者是追悼昨日遇难的彭湃等四烈士。经到临时法院受审后，彭湃等人仍被武装解押回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午时分，狱方送进一桌酒饭，这就是“断头饭”，谁也吃不下去。一小时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被押出监牢，他们向士兵、向狱友作临别赠言，高唱《国际歌》，呼喊口号。“我是彭湃，我的牺牲是值得的，同志们保重！共产主义万岁！”难友闻声引颈争看“农民大王”慷慨赴死，有一排士兵负责押送行刑，未出淞沪警备司令部，便在一块旷地上站定开枪，怕的就是有人来劫法场。⁽¹⁴⁾不过，张际春并没有一同被杀，原因据说是由于蒋介石有所谓黄埔校长不杀自己学生的“师恩”。张际春是黄埔一期生，白鑫则是黄埔四期生，当时报纸传言国民党当局要二人闭门思过。然而，这又如何迷惑得了共产党？噩耗传来，中共中央指示一定要把白鑫干掉。于是，就有了11月11日夜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枪击案件，正欲离沪逃逸海外的白鑫被中央特科红队当场击毙。带领“红队”实施这次行动的正是8月间从四川来上海的旷继勋，他在两月前发动4000多川军官兵起义，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大旗，起义失败后调至中央军委工作。⁽¹⁵⁾

然而，8月霉运没有终结，坏消息接踵而至——刘少奇、孟坚（孟用潜）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被捕。刘少奇这年春由顺直调回上海，6月初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满洲工作会议，7月以新任满洲省委书记的身份前往东北，此时正是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周恩来9月1日起草中共中央致满洲的信。指示信肯定刘、孟到满洲省委后工作路线有重大改变，创造了“满洲党之斗争的精神”，并分析此次被捕原因与应吸取的教训，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营救”。

听闻彭湃等人的噩耗，陈毅强忍内心的悲痛，奋笔疾书，至9月1日写成《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还有《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工农运动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总共5个报告，直面问题、矛盾，又善于总结提炼，许多真知灼见跃然纸上，“在此无苏维埃政府的指挥时期，红军的指挥，只能直接受命于党”，“连上成立支部的作用非常大”，“四军党的基础在连支部上面，军队力量也寄托在上面”，“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弟兄一般关系”，“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等等。

周恩来、李立三来到陈毅住处讨论修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黄埔军校的师生重聚了，没有时间畅叙革命友情，三人促膝商讨工作，一谈就是数小时。陈孟熙就在外间摆弄围棋，有时与陈修和对弈手谈，其实是望风兼充“门神”。有时两位陈兄不在，陈毅就与李立三下围棋作掩护，继续讨论问题。⁽¹⁶⁾

陈毅还参加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一说军事联席会议），介绍红四军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经验，8月中下旬来沪的周逸群也参加此会。周逸群时任中央巡视员，他在上海总结鄂西斗争经验与农村工作，中央新任命其为湖北省委委员。⁽¹⁷⁾周恩来与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红四军前委书记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会后，周恩来还指示陈毅根据会议和谈话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该信经周恩来审定，9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后，交陈毅带去。周恩来还嘱咐陈毅回红四军后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通报分析“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要求“红军中更要注意到敌人的‘会剿’”，肯定“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地采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指示信高瞻远瞩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来信还明确红军的三大根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否定了固守割据的战法，赞成“实行游击四向发展的策略”，进而指出：“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要求红军“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至于“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但指出：“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九月来信”还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朱毛问题”“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作出指示，明确：“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要求纠正诸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红军中的右倾思想，同时严肃地指出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的缺点，指出，“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指示信要求前委“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在“九月来信”酝酿起草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讨论了湘、鄂、赣、豫四省的组织问题，9月25日、26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致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和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决定在贺龙游击战争区域及其附近设立湘赣边特委，彭德怀红军归赣委指导，方志敏部队受赣东北特委指导，鄂东北与豫南的红军统一指挥机关，属鄂豫边特委指导。

其间，为了应对彭湃等同志被害所激增的白色恐怖局势，中央政治局9月10日开会商议改变工作方式。每周开一次会，变更开会时间，专门讨论政治问题，政治局委员不必全部到会，五常委要有一人保留在外。也正是在此会上，还讨论了陈独秀的问题，决定中央派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一起同他谈话。

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爱维尔特、里克尔特）⁽¹⁸⁾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提出批评，并说明中央因时局紧张不容许公布陈8月5日致中央的信，又建议陈独秀去莫斯科，遭到陈独秀的拒绝。谈话毫无结果，陈独秀竟将那封万言书私下传播，攻击党的路线，小组织活动愈加频繁，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必须予以回击，9月18日发出的第49号中央通告，明确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为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不啻对陈独秀有关中东路宣传争议的回复。不过，中共中央对局势还是保持了应有的清醒：“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所以‘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只是宣传的口号。”“在目前的形势，显然没有革命的高潮，但是现在一切革命的根本的矛盾，不只没有解决，而且一天一天加深起来，必然要推动群众斗争走向革命的高潮。”

10月6日，中共中央给陈独秀发去警告信，责陈等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实指其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为此给以书面的警告！”并重申公布陈独秀的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决定陈“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其在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4天后（10月10日），陈独秀复信，指责中央“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回敬中央说这是“作一次最后的警告！”且视要其作文章是“发狂闹笑话”，并“正式告诉”对方：“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陈独秀宣称“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大加批判之余，发出三条严令：“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江苏省委立即响应，6天后（10月21日）就决议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5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宣扬他们认同的国民会议运动，攻击中央“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革命战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并指责党中央推行的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的政策，并自认为“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推出的《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主要收录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几次论辩信。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强调这场斗争“主要的是在党的政治路线上和理论上来肃清整个相反的纲领，但同时在组织路线上应无条件地坚决地开除这些领袖与积极分子出党”。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遂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逐条辩驳中共中央开除他的理由，立场鲜明地站在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反对派的旗帜之下……

同党内反对派的路线斗争，推动中共中央向“左”倾跃进。

……

我们纪念它，

——十月底旗帜！

是因为我们在受着惨痛的苦难，

是因为我们的周围依旧是黑暗。

我们有的是斧和刀，

只要有十月底旗帜——

红日的旗帜照耀在我们面前，

夺给我们枪和炮，

胜利终也会奔进我们的怀抱。⁽¹⁹⁾

又一个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了，从苏州监狱获释不过数月，来上海艺大读书的共产党员江上青，如此热血沸腾地写道。他不久前在上海艺大由团转党，旋即担任艺大支书。⁽²⁰⁾

1929年11月7日，正值十月革命胜利12周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6号通告，重申“反对进攻苏联与军阀战争”党的目前两大任务，强调要加紧争取士兵群众，破坏军阀军队，“以准备武装保护苏联”，并明确“‘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是我党目前中心的宣传口号”。翌日发出的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对示威运动工作作出批评与指示。公开信抨击：“机会主义——反对派根本不认识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承认群众的革命斗争已是开始复兴，故对于群众运动有实现示威的很多可能常常熟视无睹。”虽也批评“以为现时一切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只要我党一号召，便可以掀起广大的群众示威”的“左”倾观点，但坚持中央通过的上海八一示威后的工作路线大纲，“一切飞行集会，群众会，罢工，巡行，集队演讲，都应成为今后的经常任务”，并肯定上海的五卅、八一、九一（少年共产国际纪念日）至九七（《辛丑条约》签订日）的历次示威“有很多成功有很多优点可以值得学习”，进而强调“示威运动是武装暴动与巷战的预习”。⁽²¹⁾

在开除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党籍后，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11月18日至26日在上海龙华路外日晖桥附近的泉漳中学召开。李立三、周恩来、项英作为中央代表参加，江苏省委代理书记李维汉主持会议，省委日常工作则交由任弼时与康生轮流主持。江苏省二大开幕之日，陈琮英找来，任弼时昨天上午出去开会就没回家，一查才发现任是在参加团省委会议时被捕了，赶紧组织营救。江苏省二大继续召开，与会代表对革命形势估计、斗争策略，以及革命与党的主观力量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李立三开始表述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国内的统治阶级一天天走向崩溃，中国革命也已进入“成熟复兴”和“直接革命形势”。他认为党的斗争策略应采取“进攻路线”，“直接革命形势就是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必须用群众行动政治示威去刺激群众”，向着“总同盟政治罢工的方向走”。关于革命主观力量的准备问题，他认为：“革命高潮与党的主观力量没有关系，革命是客观力量造成的。”徐锡根、康生等对此见解表示呼应。⁽²²⁾

自秋徂冬，周恩来与李立三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和要否组织暴动的策略问题上，没少发生争论。周恩来认为：新的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正走向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强调在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须反对“左”倾盲动。不同意布置一些地方轻率举行不顾主客观条件的武装暴动。他不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阐述以上观点，在江苏省二大也作过专门说明，强调在采取行动时应慎重。周恩来的主张有利于中共中央继续保持清醒头脑，11月17日中共中央致信江西省委，即制止了“响应一两省夺取政权的暴动，发动全国总暴动”的计划。

然而，李立三气势如虹，他的观点能找到共产国际最新文件的支持。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政治罢工，成为直接时代的坚决问题。”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致信中共中央，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险的时期”，已是“革命高涨的初期”，“我们现在不能预先断定，究竟全国危机会如何迅速地进到直接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同时，要积极地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运动等等）”。

那时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摩擦，也为中共中央的“左”倾添了一臂之力。自罗米那兹1927年冬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就一直没有派正式代表来华，至1929年春夏始有一德国人和一波兰人到上海组织远东局，但他们不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改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会前或会后同他们商议。双方意见不合早在8月中旬就显露出来，共产国际关于富农问题的指示信到达中国，远东局据此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性的，一定要把反对资产阶级富农写上党纲。中共中央只得屈从，开始强调坚决反对富农。还有，中共中央抓住刚掌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起意反蒋的契机，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赴桂，在此基础上发动左右江起义，建立红七军、红八军，这却被远东局视为“勾结”军阀。此外，远东局对游击战争也不看好。此回，远东局为贯彻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精神，将中共对待富农问题、“勾结”广西改组派俞作柏问题，以及在黄色工会问题上“右倾动摇”，一并作为依据，作出批评中共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决议。12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者均不同意这一指责，认为远东局以往与中共中央的数次争论中主张放松对中共党内最严重的右倾——取消派的斗争，要求取消游击战争等，才是“一贯的右倾路线”。“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新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项英直言不讳。⁽²³⁾周恩来对远东局不事先与中共中央商量，就站在调和派的立场批评中央，而对取消派倒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极表不满，指出：这一决议传到取消派手里是很不利的，徒增纠纷，妨害工作。向忠发亦愤愤不平：“我非常反对远东局的工作方式，他特别注意许多小问题，不注意侧重在政治上的指导，专门吹毛求疵地来指责中央。”⁽²⁴⁾后经再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表示不同意远东局决议关于中国问题部分的表述，另外还就此向远东局发去了抗议信。12月10、13、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连续举行联席会议，然而，双方各执己见，最后决定提交共产国际解决。

为洗刷右的污名，当时的中共中央朝着“左”倾的方向进一步调姿。12月2日发出的第59号中央通告尚且还宣称：“党在这一形势下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至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第60号通告，仅隔6天就要各级党组织付诸行动。该通告专论“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将“武装保护苏联”的革命任务推向全国。令人困惑的是，就在数日前张学良迫于丧师失地的危局，派人与苏方签订和平草约，苏联明明是战胜方。李立三认为，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是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在国内则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火拼一触即发，只要同苏联命运与共，李立三对即将到来的劳资大搏战满怀信心。第60号中央通告力图自圆其说：“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中国国民党各派军阀在进攻苏联的旗帜之下依然要加紧内战的发展”，为此仍将“积极宣传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作为党的两大任务，只是强调由宣传时期“进到动员群众马上就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有鉴于中央第49号通告明示现在革命形势并未高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第60号通告在强调路线一贯的同时，指出“不过这次通告是更进一步的策略”，要求各地定出立即执行的工作计划。12月14日发出的第62号中央通告，系中共中央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又强调“全国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起来”，要求“加紧赤色工会的发展”，“要能实现夺取黄色工会内大多数群众，驱逐黄色领袖，消灭黄色组织”，“发展工人武装组织和武装训练”，“坚决反对取消倾向”。

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周恩来修改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进一步为“左”倾错误推波助澜。决议指出中国取消派、调和派与国际取消派、调和派是“一条路线，一个系统”。文件以中国情况印证“帝国主义的一切根本矛盾同时尖锐化”，强调主要的世界矛盾还“是世界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两个经济政治系统的冲突”，为此认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目前主要的危险”的会议结论，嘲弄“只有取消主义者陈独秀们”“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决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无疑的群众革命斗争要更快的成熟为世界的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为此，“党必须提出更坚决的策略与政治口号来领导群众斗争更快的发展，所以全体会指出‘政治罢工，成为直接的时代的坚决问题’，是异常正确的。特别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尽量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

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周恩来努力将自己的思想调整到与共产国际同步：这封信总的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在政治分析、策略制定上将对中国党有极大的帮助。对革命形势的解释，我们过去认为高潮即是马上武装暴动，所以译成浪潮，以免同志误会，而国际认为浪潮即是高潮，要以直接革命的形势来说明。在目前的形势下，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是为武装暴动而组织的。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接受这一指示信的决议，认同“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

12月24日，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过完西方世界的平安夜，第二天便是圣诞节，又一个沪上外国人欢庆、时尚市民跟风的洋节。正是在这一天，经中央特科多方营救（“线人”鲍君甫对巡捕房假称任弼时是自己的手下，⁽²⁵⁾洪扬生则是买通探长陆连奎，直接送了一百元现洋到浙江路七浦路陆的小老婆住处⁽²⁶⁾），任弼时得以走出公共租界的提篮桥监狱。40多天的牢狱之灾，永久摧垮了他的健康，帝国主义主宰下的西方文明在他背上留下可怕的电刑创伤——两个深深的大窟窿，3个月时间都没能痊愈。

12月底，来沪汇报工作的刘少奇又匆匆离开上海，赶回奉天。刘少奇在沪时向中央提出要派一些干部到中央训练班学习，翌年初就有10名东北干部分批来到上海，其中一人身材矮小，相貌朴实，名为赵尚志，在上海也就待了三个月左右，⁽²⁷⁾他正是那位后来日寇惊惶所言的“小小的满洲里，大大的赵尚志”。又有多少事是在跨年间实现。1929年内，广东同志在香港设立了中共中央的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翌年初上海的电台与香港分台通报成功，通过这一分台，中央给苏区的电报就能转递过去，后又在天津设立分台。⁽²⁸⁾

1930年注定是非常之年。

新年伊始，《红旗》第66期刊发中共中央致刘仁静的信，这其实是一份组织处理的预告。刘仁静因为签发中央委员不属所驻地方的通告激起团内风波，伤心之下，他1924年4月以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由放弃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职责，此后处境日渐尴尬，1926年9月组织送其赴莫斯科学习。公开信指刘从苏联归国逾期已久，终不见把自己的意见提出，亦不告知中央自己的住处，“又据王平一说你回国时经过欧洲，曾找见托洛茨基，并受托命回国活动”，并以其近期化名发表的《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为凭，指出刘“不仅在宣传反对派的意思，且公开承认你在进行第二党组织”，要求他三天内予以书面答复，公开表示对党的六大决议及中央路线、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如逾期再不回答，中央即认为你已经默认，根据以前事实作最后决定”。刘仁静是1928年8月从国外回到上海的，当时就用暗语在报上登广告，中共中央派恽代英与他联系。刘流露出托派的观点，作为刘的老友，恽代英一时不便反驳，只是要求对方写出自己的意见供党研究。不料刘仁静一意孤行，对于中共中央的警告不理不睬，就这样脱离了党组织。⁽²⁹⁾

在一步步滑向“左”倾偏执的同时，中共中央加紧自身力量的整合。为争取群众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力量，努力促成左翼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壮大武装力量，着重加强对红军与苏维埃建设的指导。相关工作早在岁末年初展开，1929年11月的一天，设在先施公司旁边芝罘路（今浙江路）的中央秘密机关，当时参与10月刚成立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吴黎平（即吴亮平），迎来了一位神秘来客。吴黎平从苏联归国不久，他1925年11月受恽代英的推荐，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旋即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没料到在中宣部工作不久，就从中央领导那里直接领受了任务。来者正是直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李立三。

李立三要言不烦，向吴黎平传达了三点中央意思：“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吴黎平既非创造社又不是太阳社成员，没有参加过围攻鲁迅的论战，所以让他联系鲁迅是合适的。不过，吴黎平与鲁迅并无交往，他就去找冯乃超。冯虽然也写文章与鲁迅论辩过，且他文章曾出现的“鲁迅老先”一词令鲁迅尤为不快，但那其实是排版错误所致，经解释很快获得了谅解。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吴黎平见到了鲁迅，传达了党中央有关左翼作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意见，鲁迅极表赞同。⁽³⁰⁾在此前后，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等也为之积极奔走。

革命文学论争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为此专门研究鲁迅在各个阶段的历史，认为鲁迅一贯站在进步方面，因此指定李立三和鲁迅作一次会面。在与鲁迅秘密会谈前，为统一党内意见，李立三先去找创造社的党团负责人谈话，指出他们围攻鲁迅是错误的，并在创造社党团开会纠正错误。与鲁迅的晤谈应该是在创造社的党组机关，李立三坦诚表示，“我们要实行广泛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他向鲁迅指出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并分析了无产阶级为什么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³¹⁾鲁迅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可信赖的战友。鲁迅先是参与中共推动的自由大同盟，该盟于1930年2月12日成立；进而促成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于同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底楼教室成立。鲁迅从此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左联的带动下，在一两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等先后成立。为加强对左翼各联的指导，又于1930年10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左翼文化狂飙从上海发源，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

对红军建设的关注，持续且愈益深沉。11月间，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通海特委有关通海如泰地区游击运动情况的汇报，中央常委周恩来、项英、李立三应邀出席指导，同意将该地区游击队编组为工农红军，并确定调派一批干部去加强领导，此为红十四军的由来。

192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讨论农村游击战争问题后，由中央军事部制订《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明确在已有“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之际，“扩大红军与有计划的组织兵变成为我们目前在军事工作上的两大任务”。进而提出“扩大红军的策略”，注重“健全红军的质量与扩大红军数量应同时并进”，“应坚决的执行进攻的策略”。最为突出的是擘画了“六大红色区域的布置”，分别对朱毛红军（闽粤赣）、湘西鄂西红军（湘西贺龙部，鄂西红军）、赣西南红军、彭黄（彭德怀、黄公略）红军、赣东北红军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红军提出扩大策略、发展路线与联络方法，明确“坚决纠正过去以党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路线，要以群众的革命组织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来指挥红军，党只是从党的组织上去指挥红军中的党，以党团作用来领导红军”。要求朱毛红军等发动群众斗争，帮助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

11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我病已好”，两日前已到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足见“九月来信”功效显著。同日，毛泽东还写了一封信给李立三，接续二人的友谊，并写到自己对妻儿等亲人的思念之情：“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³²⁾

毛泽民当时已在上海隐身。他是1927年冬奉令由汉回沪工作的，仍是经办印刷所，1929年夏险遭不测。20多名巡捕房密探如狼似虎地闯进派克路（今黄河路）的协盛印刷所，发现车间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立时封锁弄堂口，对印刷所进行大搜查。毛泽民没有跳窗逃跑，他自称“杨老板”来应承一切。“包打听”将毛泽民铐走，押到一家旅馆四楼，开口就要1万大洋的赎金。毛泽民佯装答应，先甩出300元稳住对方。经过一番软磨硬泡，毛泽民最终仅以800元化解这场危机。不过，鉴于协盛印刷所已经暴露，中共中央认为毛泽民不宜继续留在上海，决定调其到河北省委工作，印刷所也必须及早转移。于是，毛泽民在《新闻报》刊登拍卖印刷设备的广告，几天后“主顾”上门，装箱打包，全部拉走。毛泽民随即消失，翌年初他出现在天津的街头……⁽³³⁾

无论毛泽东的信是否及时传到上海，中共中央时刻牵挂着朱毛红军这支红军主力。12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党在目前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已不仅限于宣传准备的范围内了，而是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明确红四军“最大的任务就是尽所有的力量以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暴动”，并就扩大红四军策略提出几个路线方案，其中提到“要你们抽调出一批干部士兵来加强其他各地的红军”。不过，指示信还是持有一份理性，信中两次否定“七次冲锋梅县”的战法，强调“硬战只有在条件成熟之下方可应用的”。

1929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致湘西红军前委的指示信。这是中央数日前接到贺龙9月20日的报告后，开会讨论形成的湘西红军发展的计划和策略。指示信要求扩大红军，推动游击区周围广大的农民斗争，发展地方暴动。派陈昌等三人到湘西工作。跨入新年（1930年），中共中央1月8日发出致四川省委并转军委的指示信，对四川军事工作路线作出布置：工农革命斗争正在复兴的形势加重了党对军事工作的任务。目前四川的军事工作首先须着眼于全省的工作布置，应特别注意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并扩大红军。⁽³⁴⁾在1930年1月16日给福建省委、广东省委的指示信，又强调指出：“目前红军的发展与扩大要有极大的可能。”

1月间，郭述申巡视鄂豫边和豫东南后回到上海。一个穿长袍大褂的人来找他，“这个地方环境不好，不便于谈话”。说完，那人就带他到街上边走边谈。郭述申详细汇报巡视的情况后，那人表示要向中央汇报。约在2月底，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接通知到法租界的一个地方开会。这回穿长袍的人又来了，他自我介绍：“我是周恩来。”四人围坐一张桌旁，佯装打麻将，周强调了中央加强鄂豫皖苏区的决心，三年前已派徐向前去，进而传达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以郭述申为书记的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以许继慎为军长的红一军军部，这就是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³⁵⁾许继慎在平定夏斗寅叛乱中腹部受伤，周恩来不批准伤势未愈的他参加南昌起义的战斗，起义胜利后许来沪养伤，后两度受中央指派密返皖西建立革命武装，遭到敌人搜捕，又重回上海。许继慎近期刚参加完中央军委在上海举办的军事训练班，⁽³⁶⁾总算是盼到了用武之地。

指导建设赤色武装，红四军是中共中央力推的典范。1930年1月15日创刊的《军事通讯》全文刊登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加编者按：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春节期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拟写的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2月1日发出），毫不掩饰对红四军的嘉许。同时，该信指出红四军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下级干部缺乏”，“上海能去的人已搜罗殆尽，而全国红军依中央规定已成立有八军”，都紧缺干部，接着话锋一转又是表扬红四军，“自然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

1930年1月间从广西赶回上海的邓小平，向党中央汇报了广西工作情况。正遇张锡瑗临产，邓小平到宝隆医院照看。然而，却是难产，女儿总算降生，不幸接踵而至，爱妻患产褥热去世，几天后婴儿也夭折。强忍巨大的情感创痛，邓小平惦记着广西的革命斗争，匆匆离沪南下，料理妻子后事还是在途经香港见到李强时托付的。

1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接受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为了实现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现在就要准备群众。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阀大战即将爆发前的政治局势，李立三指出，“这一混战的确有可能爆发——直接革命形势”，他主张：“我们目前总策略路线应针对这一前途，‘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不仅为宣传口号，而且变为动员群众的直接口号”，“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李立三要求首先“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会议提出这四个口号，决定以武汉、上海、广州、顺直和满洲为五大暴动中心，创造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局，派任弼时巡视武汉。2月26日发出的第70号中央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强调指出全国危机日益深入，革命新浪潮日益开展，明确党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汇合群众斗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目前的总的政治路线”，“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再度强调“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

2月4日发出的第68号中央通告，将八七会议以来各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实践推到一个新的高度。通告由周恩来起草，是对1月20日、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落实。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遭了失败”，南方的农民土地革命反因此开展“艰苦深入的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于是从秋收暴动“蔓延发展成为整个南方的游击战争”，“从海陆丰醴陵琼崖等地方苏维埃之成立”，近两年以来“农民苏维埃的政权，始终未尝绝迹于中国”。通告豪迈地宣告：“及最近，遍长江及珠江流域各省，几无不有苏维埃区域及游击战争的存在。”在强调“全中国革命高潮将要来到之最主要的象征，还是大城市的工人斗争的复兴”的前提下，通告指出，“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为此坚信“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并不是很远的将来的事”，“因此党的策略必更须注意于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联系”，由此“中央特号召全国各级党部尤其是农村地方党部在群众中公开宣传今年五一节将开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通告明确此大会由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的发起者，确定大会的主要任务：“首先要解决的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之更一致的联合行动，他要在无产阶级坚决的领导之下实行工农联合，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这一大会要使这些任务都能有具体的规定，有实际策略的讨论”，“有每一区域及每一红军之发展方向的决定”，等等。通告明确：“中央拟定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的重要代表，将先集一地开一预备会议，讨论并起草一切议案，然后再开大会于某一被指定的苏维埃区域，同时举行全国拥护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示威运动，会议的代表除工会代表外各苏维埃区域应有二人以上之主要代表，红军如军应有一人以上之主要代表，其他游击区域及农民斗争区域亦应有一人以上之主要代表，至其他群众代表农民赤卫队代表则由各地酌选，但每区至多不得超过五人。”并要求各地报送苏维埃及红军的材料，工运、互济会、青年团开展相关宣传运动，“要使这一运动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成为爆发全国革命高潮的主要信号之一”。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了提交给全国苏代会的决议草案，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³⁷⁾

然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交涉不利，远东局强硬表示：批评中共右倾的“这一决议是对国际的，给中国党看是礼貌”。拒绝中共中央的修改意见，还对项英在1929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说“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大为不满，要求中共中央解除他的职务。⁽³⁸⁾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直接申辩。护照由党组织通过上海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来申请的，只是用了假名；照片是他本人的，但有意照得既像又不像。启程在即，周恩来提议缩小政治局常委权限，成立组织局，采取集体指导的工作方式，更适合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可以避免常委组织法存在的“滥费、重复、迟缓”的毛病。他指出政治局应集中政治的指导，鉴于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夺取政权的前夜，有红军、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军委一定要健全，军事部与军委合而为一，直属政治局。为此，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由向忠发、关向应、任弼时、罗登贤组成的组织局，后又决定周恩来参加组织局；并将中央军事工作部改组成九人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为常委，后以关向应为书记。周恩来还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为中共中央起草第70号通告，分析蒋、冯、阎军阀大战即将爆发前的国内政治形势，肯定第60号中央通告确立的“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路线”，防止“右倾危险”，解释了党的中心策略，其中还指出“武汉及其邻近的省区”表现着“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的“更多的可能”。邓小平匆匆来沪，向中央报告其与张云逸、韦拔群、贺昌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情况，中央指定以邓小平为红七军前委书记。行前，周恩来还指示李卓然等在上海秘密组办兵运训练班。李卓然从苏联归国不久，明确表态想去中央苏区工作，周恩来让他办完训练班再走，训练对象是从国民党军队偷跑出来的人员，晚上训练，秘密送来又秘密送去，主要宣传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³⁹⁾同时，周恩来还要准备赴苏汇报有关中国红军、赤色工会的材料。一统计数据，欣喜地发现：红军已有62700余人、38900多支枪、13个军，分布于鄂豫皖湘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内又有162个游击县，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势。

3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隐语写道：“冠生（周恩来化名，引者注）病入院。决：准假两月。”实者周恩来已动身坐船离沪，由欧洲辗转赴莫。周恩来离开上海前所做的最后一事，可能是为朱瑞接上组织关系。朱瑞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又在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两年，毕业考试和实弹射击获第一名，随后归国。1930年1月，他回到上海，住在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等待党组织的接头，却迟迟不见人影。正是在3月的一天，在静安寺附近的一条大街上，朱瑞偶遇邓颖超，告知自己从9月离开莫斯科，滞留德国，栖迟上海，已有半年无法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如同失去母亲的孤儿，在外边过着流浪的生活，请邓大姐及时向党组织反映上述情况。如此，朱瑞才得以进入中央军委担任参谋工作。⁽⁴⁰⁾因为周恩来的离沪，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

周恩来走后不久，始发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波及上海，资本主义社会气息奄奄，中共中央继续加紧对红军的指导。1931年3月10日，中央致信红三军前委，在鼓动扩红的同时，指出“红军游击战术是根据目前政治形势及红军总的任务而转变的”，强调“在目前如果条件成熟”时，“仍然应该作有胜利保证的硬战”。3月18日，写信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师委及全体同志加以具体指示。4月3日发出的第103号中央通告，有意统一各地红军指挥系统，明确“以后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鉴于“中央与各地红军距离太远指挥不灵便，中央军委将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如最近拟在南方及武汉设办事处）代表中央军委工作，如距办事处还远的地方，中央军委当委托各军委指挥”。

这时，中共中央为红四军设定了攻打武汉的任务目标。4月3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去信。指示信强调“目前的革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明确，“红军是推动全国高潮尤其是争取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直接动力之一，因此，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为此，中央对红四军渐向大庾、信丰进展颇为不满，指出：“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广东当然也是一先胜利的区域，然而以全国范围言，当不及扼长江中枢的武汉之更有意义。故党配合先胜利的工作，必然要以湘鄂赣为最主要区域。四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它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为此，批评红四军“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的历来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指前者为保守，后者为不可能。此外，对红四军微弱的扩红行动也予以批评。

“省军委自从中央派克明（柳直荀，引者注）同志前来巡视后，先后的确有很多工作发展”，4月12日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并转省军委的指示信以表扬开笔，仍旨在布置攻打武汉的任务。指示信再度强调，“争取湘鄂赣数省的先胜利，红军无疑的是主要的直接动力之一。故在湘鄂赣数省中的红军，必然是以进攻武汉为共同的目标”，“总之，包围武汉周围的红军，你们要很迅速的使他们在争取湘鄂赣三省先胜利的前途的任务下猛烈的扩大起来”。并重提“党员军事化”，要求“军事工作系统的健全”。

1930年4月15日，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至24日闭幕。李立三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和政治报告结论，乘势将此会开成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全国总暴动的动员会。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远东局仍指大会有些提法“会妨碍党的发展，导致奉行消极等待的政策”，“你们不应该热衷于对革命作出预言，说什么革命应该首先在中国‘爆发’”。⁽⁴¹⁾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制定军事工作计划大纲。大纲明确：国内革命形势“成熟的复兴，尤其是直接革命形势的快要到来，一省数省的先胜利，显露了明显的象征。因此党的主要任务加重了准备暴动夺取政权的实际行动意义”。大纲以建立工人纠察队为“目前军事工作最中心的任务”，接着讲到红军问题，强调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为适应斗争环境各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给十九路红军（从第一军到第十四军，另有赣东北红军、琼崖红军、湖南游击队、四川红军、安徽红军）指定了任务，其中红三军、红四军是夺取吉安、南昌、九江，确定：“在苏代会之前，必须召集全国的红军与政治委员的联席会议，决定一切扩大发展的策略与路线与争取全国政权的实际问题，以及一切编制组织等等问题。”规定了各军及赤卫队、游击队、农民武装到年底的递进扩大数量指标，有意从目前的104000之众在大半年内猛增至518000。“我们曾记得斯大林与中国代表团谈话说，‘你们中国要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建立五十万红军，就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关向应在这时期发表的《中国红军问题》一文中如此倡导，“我们的口号是迅速的来实现‘五十万’红军的使命！”⁽⁴²⁾正道出扩红50万的来历。此外，中共中央还因为邓小平回去后一时没有得到红七军的报告，于4月20日致信红七军指示发展路线。红五军政委滕代远来沪报告，⁽⁴³⁾4月24日中央又发出给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的指示信。

“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迄至今日，毛同志还未到沪，不知迭次调毛同志出来的信是否收到，或者毛同志业已动身，或是因事牵制不能出来。中央认为此次毛同志无论如何，必须出来一次，因为这一行不但对四军以及三、五军可以帮助中央充分解决其一切问题，即对全国苏维埃亦必然得到许多贡献。而且苏代（业改期）万一过期，毛同志亦必须出来一次。”4月3日、4月24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频频催促毛泽东来沪赴会。

筹备苏代会、组织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实在是迎接革命高潮到来的一事两面。中共中央快速推进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建议，其中的奥义后由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中揭示：“目前全国范围内还不是革命的高潮，但显然的是逐渐接近于这种革命高潮的形势。因为如此，所以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在目前便应该使广大群众严重注意，因为他造成了最近斗争的目标，他已经有了实际的策略意义”，“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还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但他必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经过“更激烈的争斗，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经过一省或几省的政权，过渡到全国范围内之苏维埃政权的胜利”。由于筹委会主席任弼时受命赴武汉巡视湖北省委工作，中央指派全国总工会负责人罗章龙接任，另从武汉调来原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林育南到沪，担任筹委会秘书长，加紧推进此项工作。3月20日，《红旗日报》刊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大纲明确“中央准备委员会为全国最高机关，设在苏维埃区域的中心地点”，并在各地设立各级准备委员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由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召集之，全体会议选举委员二十五人组织之”，进而规定了“苏维埃区域的组织”“反动统治区域之组织”。

这时期中共中央对相关省委的指导，也是置于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宏图设计。云南省委自信“云南工农革命首先取得一省政权的前途”，但中央仍觉其有封闭保守之嫌，3月20日写信指出云南一省首先胜利的前途问题：“一省首先暴动开始已经是全国直接革命的开始，一起来便要向着全国发展”。4月16日，就满洲群众斗争形势和中东路斗争策略，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发去补充指示，同样宣称：“全国革命的成熟复兴以及快要逼近革命高潮，在满洲决非例外”，“如果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满洲同样的是直接革命形势，现在同样的是要准备武装暴动，没有什么‘除外’”，“所以满洲党应坚决的按照党目前的中心策略路线与策略任务，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创立红军，来布置满洲的工作”。

同步推进工会、党的建设、中央机构建设，亦围绕此工作重心展开。3月20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的全总特派员会议，李立三在讲话中指出现在革命高潮随时都可以到来。3月22日发出的第73号中央通告，宣称：“目前全国革命新的浪潮，正在日益开展，统治阶级的政权，日趋崩溃，军阀战争牵动了全国范围，经济的危机一般的加剧，群众的革命斗争普遍的发展，这些现象的汇合无疑的是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通告要求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特规定从4月到“红五月”间各省委发展工人及产业工人的指标，要求各省在6月初将新发展的工人及产业工人统计数据报告中央。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与机会主义取消派作斗争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信，继续宣扬“革命的形势愈加发展”。革命浪潮鼓荡而起，势必招致反动当局的镇压，在上海“最近每次斗争武装冲突，无情的屠杀和压迫，甚至在法租界举行择段挨户的检查”，为此中共中央4月19日给中央各部委去信，要求严格执行有关秘密工作的规定，诸如每一机关必须指定一同志为房长以督促秘密工作，准备口供与警号，“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机关要注意适合环境的布置，绝对禁止私人来往，不得直接乘车至机关门口与附近，“遇到纪念节或特别事件示威行动时，如不经中央之允许，概不许自由去参加”，“在途中遇到同志，绝不应互相招呼”，等等。指示信结末措辞读之令人尤为感奋：“斗争已至肉搏的时候……”

“在这一形势之下更应坚决的去组织红色五月的政治示威运动，‘五一’以后，应特别注意‘五九’与‘五卅’的反帝国主义的全国大示威。”4月25日，中共中央紧急发出第75号通告，以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公共汽车公司与法商电灯电车公司的同盟罢工为示范，号召红五月运动的开展。同日，革命青年殷夫写成短文《暴风雨的前夜》，即时记录这场正处于进行时的上海电车工人罢工运动：

在四月二十五日早晨，工人群众公开的在杨树浦厂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虽然在三道头、洋走狗的森严包围之中，群众毫无畏惧的宣布罢工，高呼口号；当时有几个巡捕，把两个工友拉了去，但群众立刻把他们夺了回来，声势汹汹的责问：

“我们要罢工加工钿，关你什么事？”

“好，好，不要紧，只请不要哗啦哗啦的叫……”

走狗唯唯的屈服了。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工人的团结足以打破白色恐怖的暴压！

在短文结末，殷夫激情澎湃地召唤道：

作战呵！兄弟们，暴风雨要到了，准备起来作战呵！只让取消派去疾首痛心地埋怨我们吧，我们是要向前去，大刀阔斧的杀向前去呵！我们要从“五一”到“五三”，“五三”到“五四”、“五九”，直走向“五卅”、“八一”去哟！

动员起来呀！

红五月就此展开。1930年5月1日，彭修道乘长江轮由上海溯江而上。他两三月前还在烟台军阀刘珍年部做兵运工作，因身份暴露，中央军委急命其撤回上海。彭向中央军委要求“到红军中工作”，“痛痛快快的干一场”，于是，就有了湘鄂赣边之行，正是在此行程中彭改名为“雪枫”。⁽⁴⁴⁾5月5日，中央政治局致信共青团中央，指出“现在革命形势的发展日益接近高潮的时候”，“但是青年团的活动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进而提出改进意见。值得一提的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这天举行预备会议，10日闭幕。会议通过号召全国民众拥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正式召开的宣言等。

就在努力拼搏的红五月，形势发生了极为有利于共产党的新变化。5月1日，蒋介石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11日蒋下达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自蒋桂战争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日渐抱团反蒋，双方争论摩擦不断，兵戎相见时有：蒋冯第一次军事冲突，粤桂战争，蒋桂张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但均不如此次来势凶猛，战争规模之大在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绝后。时机到了，李立三自信他的政治直觉。

5月7日晚，李立三在潘汉年的陪同下，来到坐落于汉口路与福州路之间西藏路上的爵禄饭店。那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开设的中档饭店，上层人物、达官显贵不屑去，寻常百姓又去不起，因而较为安全。开了房间，李立三、潘汉年就进去坐等。鲁迅在冯雪峰的陪护下来了，二人热切握手，鲁迅这才注意到这位政治强硬人物的手这么软。李立三开始纵论形势，革命高潮，国际国内，国民党反动派，取消派，红军、工运、农运，归根结底，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就像巴比塞不久前曾经发表宣言那样。鲁迅默默地吸着烟，没有同意，他开始表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中国革命是艰巨的，不能不长期的，为此不赞成赤膊打仗，要“韧战”、持久战、壕沟战、袭击战，等等。“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两枪，继续战斗。”二人大约谈了三刻钟，终究是各说各的。⁽⁴⁵⁾

5月15日，《布尔塞维克》刊载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这是李立三将发表在最近几期《红旗》上的短文汇集起来重新刊发，以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文章起笔即称，“现时革命斗争的发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下文对诸多问题都有惊人之论。有关“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李立三提出“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主要柱石之一”，“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中国革命要在这一最后的搏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李立三强调，“我们提出革命高潮问题是有严重的战略转变的意义”，不能“离开党的战略而斤斤于现时是否是革命高潮的争论”，大有英雄造时势之意。因为是旧作，李立三文章当时还认为，“在全国范围内的确还没有表现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主要的标志”，但他又强调“在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的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文章批判“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并倡导“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李立三还阐释了“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有些倒果为因：“首先要了解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在中国客观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的暴动，兵士的哗变，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绝对不会有革命的胜利。”在论述“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时，李立三跳不出“城市中心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他提起“特别注意”：“就是要认识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无可解决的经济政治危机迅速的加深，无疑的要使到统治阶级统治的力量继续削弱，更促进工人斗争力量的飞速发展，而造成革命高潮的更成熟的条件。”最后，是论述“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转变”：“现时全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的前面。紧随着这一问题要同时，而且必然同时提出的就是革命转变——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李立三憧憬着“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的美好前景。

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正式会议。会场设在公共租界卡尔登大戏院后面白克路（今凤阳路）的一座四层楼房（原建筑已不存）里，⁽⁴⁶⁾中央特科在此临时开设医院，各地代表装成病人先后住院“治疗”。然而，到沪的正式大会代表寥寥无几，这才发觉拟议的计划大部分苏区没有收到，加之各苏区正贯彻中央关于进攻政策的指示，重要领导人实在分身乏术，毛泽东就没有来，红四军派来的是该军代理政治委员熊寿祺。不管这么多了，时间不等人。上午9时，曾山、李文林、滕代远、何长工等被引入会场，他们是苏维埃区域、红军与游击战争区域派来的代表，还有中共、全总和各地赤色工会代表，再就是共青团、自由大同盟、左联、上海反帝大同盟、互济总会等革命团体代表，总共49位代表出席大会。柔石作为左联代表，亲证了这场白色恐怖下的盛会，那是一个赤色世界。会场中高悬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像下摆放着血红的鲜花，四壁围满了红布，四周密密地贴满了疾呼火与血的革命标语，桌围、灯罩也一律是红色的。共青团、上海工人联合会、上海纱厂总工会、市政工人等送给大会的旗帜在前台矗立：“中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功万岁”、“建立中国工农兵政权”，等等，氛围炽烈。

中共代表项英主持大会开幕式，解释原定“正式大会是要在苏维埃区域开的，可是参加正式大会的代表，现在报到的只有平汉、浏阳两处”，而“预备会原定代表五十人，现在已经到了四十七人了。在这种猛烈的阶级斗争与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情势之下，正式代表大会恐难召集了。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决议，把这次预备会改为正式大会”。全体起立唱《国际歌》，静默三分钟，追悼死难烈士，推举主席团，随后由李立三致开幕词。⁽⁴⁷⁾李立三脱稿说的一句“等我们打下武汉的时候，再告诉第三国际”，当时语惊四座。大会共开了三天，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全国的政治形势及苏维埃区域之任务》《土地暂行法》《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告全国工人书》等9个文件草案，再加上宣言等总共11份文告，确定了中国苏维埃的十大政纲。最后一天会议，主席团作出一项重要决议：在1930年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集中革命的指挥力量，统一全国各苏区的政权和法令。为此，大会主席团还决定，特邀请全国45个单位派代表组成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苏准会），以领导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工作。苏准会拟于8月20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之前先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左联、社联、上海总工会、自由大同盟、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总会等9个革命团体，组成苏准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代行苏准会职权，开展筹备工作。⁽⁴⁸⁾筹备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这更激增了李立三加速实现政治工业中心城市革命胜利的紧迫感。⁽⁴⁹⁾

会议期间，还组织红军代表单独举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熊寿祺在会上作了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其中汇报了红四军的“三条纪律六项注意”。⁽⁵⁰⁾会议讨论通过《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等有关红军问题的文件。会议提出：“红军的编制应该是强大的充实，准备与敌人作殊死战。”红军应组建正规兵团，实行“军以下有师、团、营、连、排、班的编制，各军都采取三三制的编配法”，“两军以上须有军团的组织，在这一组织中成立指挥处，指挥两军的军事工作”。⁽⁵¹⁾正是遵照此会精神，6、7月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军团，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先后成立。李立三开此会的用意就是尽可能扩大红军，以集中军力进攻中心城市，为此会上通过了在各苏区和游击区建立22个红军集团的计划，不惜削弱游击队与游击战争。⁽⁵²⁾

对于中共中央背着自己将此小型秘密会议由预备会议宣布为正式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据通过的文件，定名为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准委员会体会议），共产国际远东局大为恼怒。远东局留守代表埃斯勒（罗伯特）指责中共中央“犯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因为正式会议既已开过，“已无法号召群众投入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向忠发反驳道：“相反，这以后更容易发动群众投入建立中国苏维埃的斗争”。埃斯勒后又指责“集中一切力量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的观点是公然的地方割据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貌似激进，但实际上它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⁵³⁾然而，经斯大林、莫洛托夫审改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6月19日发出，电文对原稿“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时过早，因为苏维埃政权尚未扩展到任何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作了重大修改：“我们认为，只要保证我们在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内的影响，就可以成立这样的政府。苏维埃政权要扩展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这样的城市应成为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基地。”⁽⁵⁴⁾ 6月22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又敦促中共中央集中全力开展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活动。

共产国际同意成立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哪怕在尚未占领大城市的情况下，但是为了免于“地方割据”的批评，中国同志还是要积极地去夺取大城市。总之，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进一步刺激了李立三夺取大城市的雄心。5月21日发出的第77号中央通告专论城市贫民运动，宣称，“目前全国的革命斗争日益接近革命高潮”，“在骚动与最后的决战（武装暴动）中，城市贫民的力量亦是非常之重大”。5月22日发出的第78号中央通告，宣扬“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震动全世界，引起全世界革命运动爆发，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可能”。为反对帝国主义在上海、青岛镇压工人的暴行，布置反帝运动的新策略，准备在8月底召集全国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会议。为召集6月底举行自由运动大同盟全国代表大会，又于5月24日发出第123号中央通知。5月29日，指示广东省委：加紧反帝斗争，反军阀战争，并强调要“组织政治罢工”。

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的报告。他亢奋地宣告：“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到我们前面来”，进而又解释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目前革命形势的估量”“一省与几省政权首先胜利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他指出“高潮已经爆发，选择武装暴动举行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革命高潮到来，随便哪天都可以暴动”，明确“要承认上海是全国的领导”，暴动“最有可能的是上海，其次便是武汉”。由于第70号中央通告曾指武汉最有胜利的可能，为此又解释了客观条件的重要性，进而预见“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取得，马上会爆发进攻苏联的战争”，因此“一定要注意国际的宣传”和动员。“至于全国配合的问题，仍是非常重要，在政治局已经注意到了。在上次政治局会上讨论上海兵变与南京配合的问题是非常正确的”，李立三滔滔不绝，指责不足，“应将他与各地配合，在整个计划之下来讨论”。就“革命转变问题”，他说明“建立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开始即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至于“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的问题”，第一是“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的路线。第二是“以政治口号号召斗争”，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只有简单的经济口号会使群众感觉没有出路。“过去群众说，‘暴动时通知我’，我们过去只是告诉他要准备罢工暴动，”李立三今昔对比指出不足，“现在这样已经不够，现在应当告诉他组织暴动的时候，快要到了，必须坚〈决〉组织起来，这并不是以暴动来号召群众，这更足以坚决群众斗争的勇气。”第三是“组织政治罢工问题”，他还提到工人武装问题：“要特别动员赤色工人群众组织武装纠察队”，以及“扩大赤色工会问题”。第四是“地方暴动问题”，强调“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五是“猛烈的扩大红军问题”，他批评毛泽东“一贯的游击观念”，认为“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等等。

两天后（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案，题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纵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对于中国革命发展是比大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优越的条件”，进而重复了李立三主张的“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顺带批判了取消思想与右倾观点。决议强调“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因为帝国主义各种根本危机的影响，特别是两年以来继续不断的国内军阀战争，已进到异常激剧的恐慌。”并明确，“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是革命的先进阶级，一般的甚至落后的群众对政治斗争的积极，伟大的政治罢工在主要的城市中爆发起来”。决议指出，“并不是每一工人群众的大的斗争，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必要的条件的配合”，但因为“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决议批评“割据一省或几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决议提出：“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认为革命形势“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文件还明确：“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同时，批判了“取消派轻视农民，取消红军”的“反动思想”，进一步抨击了改组派与取消派。决议还论述了“准备革命的转变”，进而明确了“党的任务和策略路线”，李立三在既有表述上更有新的惊人之语：“执行这一路线，首先要注意到中国革命的国际任务。中国革命的爆发，不只是要促起帝国主义一致的压迫中国革命，而且要促起帝国主义更积极的进攻苏联。”这分明是要将苏联拖入世界战争。“在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加紧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决议，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运动。”为斗争确立政权的目标。其后布置组织工运、建立工人群众武装、组织地方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发动兵运等任务，其中明确，“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这一任务的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最后，决议指出“党的组织问题”，主要是“党的组织力量的不够”，工人党员发展缓慢，“还表现着一种小资产阶级浪漫性的危险”，“不注意秘密工作”。

远东局对此提出批评，禁止公布，说现在共产国际正在讨论中国形势，研究一个决议，材料很快就会发过来，应该等一等。然而，李立三不以为然：其一，革命形势一日千里，不允许我们浪费时间；其二，李立三坚信自己的观点正是共产国际的主张，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精神；其三，罗伯特竟然在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上发生动摇，李立三从心底里不相信他。于是，坚持向全党发出此决议。⁽⁵⁵⁾随后，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去信，“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

同时，李立三开始制定并推进组织全国政治大罢工、发动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而掀起世界大革命则是其终极战略。围绕此宏大计划，中共中央加紧对各级各方的督促。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批评对方“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在纵论形势后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进而批评红四军存在农民意识，抨击“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与割据思想，对于其以“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为由，拒不执行“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尤为恼火：“你们只看到帝国主义要压迫中国革命的事实，并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动摇的加速。”指示信还申明：“我们现在所提出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的战略，与你们过去有的同志主张打大城市的理论完全不同的。”要求前委须坚决执行“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6月19日发出的中央特别通告，则是催促组织兵士暴动。项英新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6月在武汉成立的长江办事处书记，越发积极起来，20日他制订工作计划，要求红军向武汉进逼，会师武汉，饮马长江。⁽⁵⁶⁾

在这紧要节骨眼上，向忠发重病缠身，以致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关向应、徐锡根也病倒了，6月25日向忠发给周恩来写信，催促周尽快归国。

对于李立三“左”的激进，向忠发不但不反对，反而很赞赏，这分明是自己“调教”的结果。是向忠发率先提议反对党内右倾；当李立三还在含糊其辞说“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主张中央文件要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就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明确表示反对：“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他指出，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向忠发强调，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⁵⁷⁾现在李立三浑身热力四射，犹如一团烈火，就放手让他去干吧。

李立三果然有魄力有担当，就在6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对远东局来信指出中共中央不事先通报即擅自通过6月11日决议的质疑，李立三如此答复：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⁵⁸⁾会议还要求远东局撤销罗伯特的职务。⁽⁵⁹⁾他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一军出兵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憧憬着最终“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委托项英赴汉为全权代表。对此向忠发也是心向往之，他早就对党内同志拍胸脯许诺：“打到武汉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饼！”

留苏联的一批军事人才被紧急召回，施学民归国不久即承担秘密军事训练工作，在潭子湾培训工纠队员使用盒子炮、步枪，还预备训练机枪。⁽⁶⁰⁾黄埔生左权三年前由粤中转上海赴苏学习军事，1930年4月抵沪，5、6月间即被派往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⁶¹⁾此前于2月下旬辗转来沪的黄克诚则被派往鄂南游击区，中央命其携带密写的指示信，让鄂南特委截击蒋介石从南京运往汉口的一批军火。⁽⁶²⁾ 7月间，李立三又指派刘伯承到武汉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聂荣臻6月底从天津到上海向中央汇报顺直省委工作，就被留在中央特科工作，⁽⁶³⁾随后派往镇江组织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聂荣臻带伍云甫与涂作潮前往，接头不久镇江县委即遭破坏。聂回沪后向李立三汇报，说镇江根本没有发动起义的可能。李立三起初还不相信，让顾顺章派人去核实情况。同时，李立三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总同盟罢工，使之演变成起义，实现武装占领上海，但总是不能如愿。⁽⁶⁴⁾

李立三转而对南京投去希冀的目光。7月13日他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他承认“南京并没有到武暴”的形势，而是希望发动兵暴，“南京兵暴之胜利，必然紧接着上海八十万工人之大罢工，掀起全国之大风暴”，因为“南京是反动统治的最高机关，推翻南京政府即是动摇帝国主义之统治”。他批评江苏特委“不特不是兵暴，而且是失败观念”，批评孔原昨天的解释是推托之词，要求“南京兵暴必须联系党的总路线，配合党的策略的总方针”，“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与全国各地工作、反帝反军阀战争工作，与加紧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工作等联系起来。“在我今天的了解，”李立三不得不面对现实，“以为武装暴动不一定在武汉首先爆发，但这绝不是在别处先来一盲动。”他希望80万上海工人都有暴动的决心。“但无论如何，”他紧接着又作一转语，“武汉的武暴，必是很密切的紧接着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必不是很远的到来。因此各省都应实际的加紧准备武暴。”李立三又展开他的宏愿：“但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的紧接着的爆发以争取武汉的首先胜利，同时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由此他对武汉、上海、皖、浙、鲁南提出工作要求，并宣称上海武暴“并不是很远的”，且“不一定在武汉之后”。翌日，江苏省委即改组为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李立三亲任江苏省总行委书记，命曾中生领导学兵营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⁶⁵⁾

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通报组织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⁶⁶⁾李立三向苏联请援的底牌，闪烁纸上。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仍是强调：“武汉首先胜利，必紧接着全国革命高潮。”⁽⁶⁷⁾ 7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要求党的组织军事化，并提出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以加紧执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实际任务。

7月21日发出第84号中央通告，宣称“一切事变的发展，都在证实或已经证实六月十一日政治局通过的政治决议对于政治局势估量的正确。已经成熟了的中国政治经济与革命的危机，都在加速转变的过程”。指责对此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是目前党内主要的右倾危险”，要求全党“夺取广大的群众，更实际的加紧准备全国武装暴动”，为此布置“各省须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扩大宣传，拥护苏代会，组织总同盟政治罢工，建立赤色先锋队，实现党员军事化，等等。7月21日发出第147号中央通知，提出建立红色区域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这不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而且是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时期战争区域必然要采用的指挥形式。”规定“红军的指导机关是直接隶属于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战区的工农革命委员会，一开始即是由地方性过渡到全国性的”。

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决议。决议从组织建设方面积极呼应李立三的宏伟计划，宣称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大革命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这一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为此，明确党的策略总路线，“以最大力量来布置以武汉为中心附近省区首先胜利，准备第一次苏维埃正式大会，建立全国政权，坚决实现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为准备夺取政权而确立党的组织路线，“扩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发展”，党的组织形式“必须要采取更严密更集中的原则”，并指“要求扩大党内民主，这是削弱党的力量”，进而倡导“党员军事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要求“全党形成一个军营，一切指挥绝对集中，完全以军令行之”，且称“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动组织方式”。文件还提及，“目前党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中央政权，这是与目前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几省首先胜利是不可分离的”。

总行委在上海外滩一家外国大银行大楼里租了一间大房间，作为办公室。那里进出都是上流社会人物，衣冠楚楚，下班后经常到附近咖啡馆去消费，总行委成员虽然手头拮据，为安全起见，有时也不得不去光顾，吃面包、喝咖啡。有一天，陆定一见李立三稍事空闲，且写字间仅有他们两个，就忍不住问道：“上海赤色工会会员只有600多人，咱们有什么力量在上海搞暴动啊！”“不要紧，只要一暴动，工人就都会起来和反动派斗争。”李立三仿佛胸罗百万兵。⁽⁶⁸⁾话虽如此说，但是，4月间中央4次号召并着手准备上海总罢工，5月间又号召了5次，仅有4月底上海发动的一次电车工人罢工艰难获胜，还有就是组织五一游行稍见声势。4月27日，却发生了准备五一暴动的107名同志被捕的大案。⁽⁶⁹⁾是时运不济还是上海工人太能忍受了，五卅运动的风雷何时再起？80万上海工人怎么就不能实现第四次武装起义！

并非所有同志都能容忍李立三的胆大妄为。

张琼与李立三是湖南老乡，但政策争执并不相让，张气愤之下，一拳打掉了李立三的一颗门牙。⁽⁷⁰⁾为此，张不能再在宣传部工作，自谋生路。恽代英、何孟雄，还有王明、秦邦宪、王稼祥等刚回国不久的留苏生，则对李立三“左”倾错误主张展开“文斗”。恽代英参加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视察闽西苏区后于4月间返沪，发觉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加以抵制。他严肃批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主观主义地组织全国暴动，这是儿戏！为此，他遭到打击报复。中共中央以让其到群众中“去锻炼、去学习”为名，将恽代英调离中央，先后任沪中区行委书记、沪东区行委书记。5月6日，恽代英短衣工人装扮，带着一包传单，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门前等候工人代表来联系工作，因怕与环境不合未戴眼镜，结果突遭租界巡捕搜查躲避不及。为防止被人认出，恽代英乘乱抓破自己的脸，一时鲜血满面。

何孟雄早在1929年的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就公开发表不同意李立三、李维汉等人的观点，由此引发一场争论，被李立三扣以“调和派路线”的大帽。随着“左”倾冒险主张越来越左右中共中央政策，何孟雄在5月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6月的江苏省委会议，以至8月的上海区委和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沪中区委会议、市政委员会会议等，多次起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一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李立三作报告，说工人要大干，只要有领导，一呼百应，罢工就能罢起来了。何孟雄时任沪中区委书记，基于长期做实际工作的经验，当时就说：“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同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李初梨谈话，“黄浦江里这么多帝国主义军舰，你看上海能拿得下来吗？”何孟雄忧心忡忡。他曾以“周子敬”的笔名写信给《红旗》，指出：“现在就全国来看，农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动要快得多”，进而认为，“若我们依然是将大部分的力都用在城市中，实不如用在农村中为好，在农村中一定得的效果更大。若是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他还是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着胜利”。⁽⁷¹⁾在接下来召开的区委书记联席会上，何孟雄又对中央路线提出不同意见。“好啊，现在有人对中央路线发生怀疑。”李立三俨然以中国革命领袖自居，哪容得下批评。⁽⁷²⁾

对中央政策持异议的王明、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留苏生，被向忠发用阶级斗争术语外加江湖脏话好一顿臭骂。为扫除障碍、统一认识，7月9日李立三召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举行政治讨论会，表示如有不同意见可留待党的七大来解决，不可进行小组织活动。留苏生竟敢批评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案，卖弄俄文知识，对“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的形势”的提法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结果被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的帽子，向忠发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中央宣传部秘书职务。王明散会前即口头声明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议，但一月后又给中央写长信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王明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则给以严重警告的处分。⁽⁷³⁾

晴天霹雳！7月下旬，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7月18日拍来的电报，批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6月11日决议，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

李立三彻夜难眠，思来想去，最后认为可能是远东局罗伯特错误地通报中国革命形势，也有可能是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报告时低估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在他的这通解释下，中央政治局一致支持李立三的意见，并通过了他起草的向共产国际解释的电文。当晚，向忠发与李立三一起去找罗伯特。罗伯特虽然批评了他们，但还是同意将中共中央的电报转发给共产国际。⁽⁷⁴⁾

天从人愿，几天后，从报上看到湖南消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7月27日占领长沙！两湖向来不分家，长沙既下，武汉也是指日可待，积极进攻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共中央激奋了：全国革命的时刻已经来到，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叛徒！⁽⁷⁵⁾事实岂非胜于雄辩？8月1日、3日中央政治局连开两会商议此事，不少人纷纷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如果我们对总的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李立三情绪激动，“但对中国革命则是罪恶。”“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他主张，“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李立三甚至说：“拿下汉口，再同共产国际交涉会容易一些。”⁽⁷⁶⁾向忠发也认为共产国际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进而指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向忠发亦坚持认为中央此前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⁷⁷⁾

就在8月1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党、团、工会组织合并起来，组织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各地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3日，又决定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下设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和江苏四个行委，并推出更为冒险的军事行动部署，其中以项英为长江局书记及长江局“总行委”书记，迅速赴汉。⁽⁷⁸⁾为了显示军事冒险行动的正确性，李立三有意搬出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归来的刘伯承，提出要用六个军向北进攻，组织发动郑州、开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动，消灭正与蒋介石混战的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力量。刘伯承确实说过如果南京暴动成功可守一个月的话，这经李立三一推导成为，“我们无疑地可以在这一月中发动全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起来拥护南京苏维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决胜负”。⁽⁷⁹⁾李立三展开狂想，不仅谈到北京、天津、哈尔滨、河南、广州等地的起义，甚至还提到几乎没有党组织的云南、贵州等地的起义问题。在讲到东北起义时，李立三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要出兵帮助中国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向苏联进犯，苏联就应当采取进攻性战略，共产国际也应采取积极措施动员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无产阶级声援中国革命，等等。李立三还建议给斯大林拍发电报，因为共产国际尚未回电，估计是不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需要斯大林进行干预。⁽⁸⁰⁾会议进而决定举行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调整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并布置南方局在广州组织暴动，分明是孤注一掷。

8月5日，向忠发签发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报告要求共产国际重新讨论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路线。报告通报了最近军情，“全国二十二军计三十余万人”，“第五军已与长沙工农暴动汇合占领长沙”，“第三、四两军即可攻克南昌九江，第二、六两军已攻取沙市，第一军已截断京汉路，第八军已下大冶，都在向着武汉进攻”，等等。报告还称“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处工人的罢工运动，都在猛烈的发展”，“全国有组织的武装农民有五百余万，有组织的群众三千余万，农民暴动普遍全国，而且都坚决的要求夺取中心城市”。还有，“军阀军队极端动摇，到处哗变”。经此铺陈，报告提出：“这一客观形势，无疑的是武装暴动的条件正在成熟，因此党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自我检讨：“我们觉得最近五个月来革命高涨的猛烈发展形势，未向国际报告，而前一电报又极简略，使国际无从明了实际情况”，“所以再将现在革命猛烈发展的情形电告，〈请〉求国际批准中央的决定，并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予我们以实力的援助”。而所谓请求共产国际给予“实力的援助”，据8月4日至7日远东局向共产国际的揭发，李立三在8月1日和3日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苏联红军支援在武昌、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组织暴动。⁽⁸¹⁾

就在中共中央发送此报告后的第二天（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作报告，题为《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停止正常工作，中央总行委代行相应职权。“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已经显然是推翻统治阶级与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使着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更加重大。”李立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继续分析全国政治形势，作为总行委今天讨论的基础。他讲到了“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强调“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的崩溃”，阶级斗争尖锐，农民革命兴起，红军发展，并通报，“现在长沙、南昌、九江、大冶、黄陂、沙市这些围绕武汉一切重要城市，或是已经被红军占领，或是完全在红军的威骇之下”，虽不能预料日期，“但占领武汉的形势是非常的显明，并且有很大的可能”。为此，李立三阐明“全党的总任务”：一是准备武装暴动，二是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最令其关切的还是“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李立三要求“更迫切的准备武汉暴动的任务”，辩白“党绝没有单纯以红军进攻的观念”，同时讥讽“夺取武汉仅只能组织武汉工人暴动，在武汉工人还未暴动之前，红军便不应向武汉进攻”的想法“完全是一种书呆子的见解”；并要求“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争”：“龙州、大冶、岳州、长沙的经验都告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断定，在夺取武汉以后，马上便要到来的便是更残酷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为此，李立三指出武汉胜利不仅“要有全国的配合”，而且“更必须特别加紧在国际无产阶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以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此后，他还谈到了“兵士暴动问题”，谈到“怎样组织工人群众”的策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历史上之大转变的前夜，到了中国革命之最紧张的关头。”他如此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我们必要使全党的同志都认清目前这一政治形势，认清党的任务的重大，将全党同志都动员起来，在一致的战斗的精神之下，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

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却仍受掣肘。这天，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举行联席会议，远东局提出：“在共产国际下达新的决议前南京和武汉的暴动暂缓。”⁽⁸²⁾向忠发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煽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亦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向忠发越听越来火，这时远东局秘书杰克插了一句威胁的话：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像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向忠发终于怒火喷发，冲杰克嚷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对方当即大吵。向忠发站起身来，大声告诉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⁸³⁾

同远东局吵翻终非好事。向忠发在次日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这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但他又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相信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当天政治局会议还通过决议等，为李立三辩护，称远东局8月5日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8月1日与3日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并严重抗议远东局“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摘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⁸⁴⁾向忠发代表政治局8月8日至9日致电共产国际，继续夸大己方力量，“所有的红军都向武昌方面挺进。上海、武昌、天津、广州工人的罢工运动，正是在革命化”，“工人群众要求武装暴动，迅速发展……中国的工人纠察队——500万武装农民，3000万有组织的群众。全中国的农民暴动……在前线影响巨大。武装暴动的条件业已成熟。因此［已作出］关于南京、武昌暴动，上海总罢工和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扩大的决定”。⁽⁸⁵⁾他还亲自写信给斯大林，“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⁸⁶⁾

尽管李立三信心满满：“等我们拿下武汉，我们就可以同共产国际和兄弟的俄国党谈谈”，⁽⁸⁷⁾然而，红军攻克长沙仅有9天就被迫弃城而退。这不啻兜头一瓢冷水，但中共中央并没有清醒过来，8月10日给长江局发去指示，指责长江局没有“采取积极进攻，消灭何键力量，向武汉发展，反采取防御政策，固守长沙，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并通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认为“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只是诸如此类，连同“如南昌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应在南昌建立，并可暂由毛泽东任主席”云云，都是过于理想化的设定。

8月15日，《红旗日报》刊载中共中央14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宣言向工农兵、全中国的劳苦群众指出：“目前的世界，是整个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剧烈动摇崩溃的时代。”正处于“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危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由此在中国造成“两个政权的对立”，同时进行着军阀战争与革命战争两个战争。宣言抨击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进而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统治，建立全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等29条“中国革命的总要求”，并“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都积极的组织起来，准备着全中国之伟大的武装暴动”。翌日，中共中央还致信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其三天前来信对红军撤出长沙的质疑与批评，足见远东局其实也迷恋攻占大城市。

8月中旬发生的南京兵变失败，让李立三尤为备受打击。近10名区委和士兵工作委员会干部遭逮捕，中共南京市委要求中央批准立即起义的计划。李立三认为，南京起义必须和上海、苏州等地起义相配合，因此总行委派吴黎平为中央特派员赴宁传达中央指示并视察起义准备工作。两天后，接到南京市委发来的急信说，南京驻军的一名同志通告市委，驻军总部决定处决所有被捕同志，要挽救这些同志就必须立即起义。南京市委书记曾中生要求立即起义，营救同志。吴黎平则反对：“如果仓促起义遭到失败，就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李立三让总行委如此指示南京市委，“为了挽救同志，应安排执行处决命令的那部分士兵当场起义，其余部队则应尽可能推迟起义，以保存实力、保证未来起义的成功”。南京市委收到这个看似高明的指示时，那些同志已经就义，南京兵运工作彻底动摇。红三军被迫撤离长沙的消息也令人沮丧，好在其与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会合后，决定再次向长沙进军。李立三因此向总行委建议，趁红军向长沙进军之机，在南京、上海和汉口等举行起义。⁽⁸⁸⁾

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九七纪念大示威通告》，仍然希望利用五卅运动期间发生的九七惨案纪念日5周年的契机，组织发动群众大示威，在武装暴动前夜动员千百万群众与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决战的预演。而就在前一天，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令从苏联辗转回到上海，与其同船归国的有帅孟奇等人。⁽⁸⁹⁾

周恩来回到上海，面对的是气壮如牛的向忠发、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同志早在8月1日、3日会议上就抨击周恩来右倾，使共产国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当时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甚至还说：“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⁹⁰⁾

既要纠正“左”倾错误，又要团结同志，周恩来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在经过参加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同向忠发、李立三作两次谈话等一系列铺垫活动后，周恩来8月22日始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他解释道：中共中央与国际绝没有路线上的不同。国际对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没有丝毫的怀疑，只是在武汉暴动问题上，感觉中国共产党只顾到客观，不注意主观，担心党的主观力量的领导能否实现这一任务，所以来电反对暴动。周恩来批评中央近半年对苏区、红军注意和领导得不够：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另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他着重指出：根据地绝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发展。目前在中国赣西南、闽粤边等处最适合做苏维埃的根据地，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便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与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

面对周恩来讲理得法、语重心长的批评，李立三委婉地认错了。8月24日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李立三表示：“听了伍豪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他不免还是有些自我辩解，“中央特别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准备，当然亦没有放松苏维埃的工作；国际的指示特别加紧苏维埃的巩固、红军集中，然后争取中心城市。这一着重点确是不同。这一不同从哪里发生？这不是在发展不平衡这点上发生”，“我们如仅注意弱点，而不利用优点，确是不妥当的，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这一点”。⁽⁹¹⁾不过，还是承认国际指示“确与中央策略的决定有程度上的不同”。向忠发作结论说：应有一电报去国际，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周恩来回来后，政治局已讨论两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此电文由周恩来起草。

8月26日，瞿秋白由莫斯科归国回到上海。瞿秋白直言不讳地相告：共产国际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李立三大吃一惊，沉思一会儿后说：我可以承认是错误，但说是路线错误，党中央的威信会受到严重影响，能不能说是策略错误。瞿秋白说，等开会时考虑。⁽⁹²⁾此后，周、瞿二人协力，在扭转党的大政方针的同时，注意维护中央的权威。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政治局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并请求不要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⁹³⁾ 30日，刘伯承一身灰绸长衫、戴墨镜、执纸扇，化装成大学教授的模样，翩然前往武汉，去制止贸然发动暴动。⁽⁹⁴⁾

然而，李立三“左”倾错误指令所导致的冒险行动一时不可能全面制动。8月29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新近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其后两次强攻长沙，均未奏效。敌我实力比拼，残酷地证实全国直接革命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何键疯狂反扑，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红军战士与革命群众，杨开慧被捕入狱。⁽⁹⁵⁾武汉的党员不超过200人，寄希望所在的两个兵团突遭缴械，汉口起义由此流产。从莫斯科军事学院毕业回国的鲁易，刚被中央派到汉口即遭逮捕杀害。上海起义计划暴露，原定起义当夜只听到一些零乱的枪声，就此无疾而终。⁽⁹⁶⁾九七大示威活动按计划进行，有2000多人参加游行，宣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实行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拥护红军等口号，有9人被捕。

纠正“左”倾错误，刻不容缓。革命济难会调查数据更加骇人：近半年来，全国20个省遭国民党捕杀的革命者多达64720人，其中乡村屠杀6220人，城市杀害58500人，秘密杀害者无数。红三军攻长沙损失四五千人。⁽⁹⁷⁾十几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致长江局的指示信。书信在肯定“整个的形势是有利于革命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前提下，指出：“但实现这一胜利，以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在分析湘鄂赣豫四省政治形势后，指示信明确，“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并强调不容许过低估量敌人力量，而夸大我们自己力量。同日，邓中夏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洪湖苏区。在苏联因同情反对王明小宗派的中山大学多数学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遭到“清洗”，邓中夏6月20日与陆定一启程归国，此行则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红二军团和鄂西苏区，去制止进攻武汉的冒险行动。⁽⁹⁸⁾

三天后（9月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武汉工作问题致长江局指示信，仍为周恩来所起草。信中指出长江局“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从斗争中锻炼自己，从斗争中组织自己，从斗争中认识党的领导与接受党的口号”，并要求：“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

9月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指示信，要求军事干部必须以派往三、四、五、八、二、六军去为第一等工作。对于攻长沙受挫的红一、红三军团，提出“是否可调转头来，击破赣边敌人，以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阵线”，并指示：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三天后（12日），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而去。同月，刘伯坚与其妻王叔振为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⁹⁹⁾正是践行“第一等工作”。刘伯坚8月间刚回到上海，他在大革命时期辅佐冯玉祥将西北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任政治部主任的经历，在一年多后的宁都起义发挥了特殊的情感纽带作用，原属冯玉祥部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对刘伯坚颇念旧情。

在基层一线的同志，更能感受李立三“左”倾错误政策所导致的极大危害。为参加苏准会及全国总工会工作，张金保8月间离开白怖血腥的武汉，匆匆来到上海。

抵沪接上关系，张金保才知道现在党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更没想到向忠发会来看望她这位故友。纺绸大褂，小口袋边还露出怀表链子，向忠发解释说这是为了工作需要，否则出不了三天就得进龙华警备司令部，并提醒张也要变一下打扮。张金保始觉刚才自己有些孟浪，现在向忠发不再是汉江码头的老大了，就开始向他汇报武汉近半年的种种失利。“武汉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向忠发摆了摆手，“你们在武汉冲锋陷阵，有功劳，更有苦劳，至于工作上的失败由党中央负责。武汉的情况你不必说了，要说也不是一时半时能够说清楚的，今天就先由我说吧！我是代表党中央来的。因为你改名叫余冬生，党开六大时没有找到你，但全体到会代表选你为六届中央委员”。说到这里，向忠发站起身和张金保握手，表示祝贺。张金保当时就急了：“我是一个织布女工，怎能当得了中央委员？”“你当中央委员已经当了两年了，当得还很像个样哩！”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就是要起用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向忠发扳着指头，告诉她六届中央委员的名字，跟你来接头的余茂怀是中央委员，现在安排你住在史文彬家里，老史就是中央候补委员。北伐军攻打武昌、吴佩孚北逃时，老史带领铁道大队卸掉横店车站钢轨夹板，吴贼列车脱轨颠覆，大快人心，为全党报了二七惨案的血仇……⁽¹⁰⁰⁾

几天后，张金保按通知来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转角处的一幢俄式豪宅（今北京西路690—696号处）。南洋富商李敬塘出迎，仔细一看，认得，原来是林育南。再看他的阔太太，烫发、丽服、皮鞋，这不是张文秋吗？张文秋从济南出狱来沪，前不久产下一女（刘思齐），明显胖了。她与林育南扮成假夫妻，在7月间以月租60两白银的高价租下此豪宅作为工作密点。一会儿，向忠发领着两人来到，宣布自己为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主任，他手一指与他同来的其中一个：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徐锡根，是工人代表；又指另一位：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是共青团代表。这时才告诉张金保：你是妇女代表。再加上苏准会秘书长林育南，我们五人负责起草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会议决定，由林育南执笔写出宪法草案初稿。此后每星期以聚餐为名，到那里开一次常委会逐条讨论修改。苏准会另外还在愚园路庆云里15号（今静安寺市百九店附近）设有机关，全苏一大文件起草工作主要在那里进行，周恩来、瞿秋白、任弼时等都曾前去看望工作同志，并一起商讨工作。而在此俄式洋房，则是对会议文件草案作最后的修订。林育南不厌其烦地逐条念宪法草案，反复进行讲解，大家认真讨论，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一旦意见统一，林育南就高兴地说：“加餐！今天喝点酒！”然而，说归说，从不见加菜上酒，⁽¹⁰¹⁾这个华侨“富商”实在是阮囊羞涩。(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在上海的党内，公开批评李立三错误还是不容许的。何孟雄在9月1日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上，当面指责李立三的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认为现在“发生许多工作上的弱点，是立三指导路线得来的结果”，这根本不是什么“新工作方式运用不好”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是否正确”的问题，被李立三指为取消派暗探，当场禁止继续发言。4日，江苏省总行委根据中央意见，撤销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¹⁰²⁾

何孟雄愈挫愈奋，以“布尔塞维克党员应有的态度”，9月8日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递交了自己的政治意见书，系统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就在这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电报表示接受反帝需要策略、加强红军、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的发动群众以代替空喊的冒险”等共产国际指示，还报告：“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团工会的经常领导机关。”同时，通报在政策转变中，右倾机会分子借机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将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对立起来”的情况，为此中央政治局找到理由：“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中共中央有意维护李立三，加大对何孟雄的打压，12日召开上海党的活动分子专门批判何孟雄，8月15日由《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创刊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9月22日、24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

何孟雄仗义执言遭处分与批判，引起上海工联和沪中、沪东等区不少党员干部，特别是苏准会同志的不满。苏准会工作在“左”倾冒险行动被制止后依旧推进，建立苏维埃政府可是共产国际的来电指示。9月9日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决定召开苏区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为临时中央政府。周恩来在会上作苏区军事报告，还提出苏区的组织系统，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军区，苏区拟划分6个军区和若干游击队。

面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造成的巨大损失尤其是白区工作力量的惨重损失，党内意见纷纭，实有必要加以统一。加之共产国际9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催开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扩大中央全会，“以便以进行公开的集体自我批评来纠正自己的错误”。⁽¹⁰³⁾瞿秋白负责起草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草案，9月16日瞿为该会定下基调：第一，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第二，中央在策略上有相当错误，主要是对工农斗争力量的估量、红军力量的配合，犯有冒险主义的危险。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酝酿三中全会的补选问题。当日，周恩来在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总结组织南京、武汉等地暴动的教训：我们对于策略的决定与分析，有时离开了辩证观点，因此也可走到抓住一方面的可能掩盖了全部的危险。过去对于速度与程度有过分的估量，策略上也有错误。我同意指出这一点，给全党以教育。为了确保开好此会，远东局给了切近的指导。

在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插空于9月12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7月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地苏区、各部红军、各个群众团体共45个单位发出了邀请书，原定在8月中旬召开苏准会成立大会。与会代表先是安排在旅馆住下，先进行审查了解以确保没有问题，待到会代表人数超过原定的2/3，会议就在上海公共租界爱文义路、卡德路的那幢俄式洋房开幕。

与会代表由七八个交通员负责用汽车接到开会地点。代表坐在车里看不到马路，进了会场窗户都是双层窗帘，也看不到马路，一个来自哈尔滨的青年代表发牢骚说这像是坐牢，揭开窗帘向外瞧，结果挨了批评，并给警告处分。进会场后，代表吃住都在屋里，晚上就铺草垫子、被褥，睡地板。张文秋分别由三个门进出买菜，且都是坐汽车以防敌人注意，见豪宅前后有红队队员保护，做饭菜则全靠两个大师傅，系由党内同志的父母充任。⁽¹⁰⁴⁾

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工作报告、政治宣言、选举条例，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全苏一大的宪法大纲草案、劳动法草案、土地法草案、经济法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草案等。大会还作出两项决定：一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延至1930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3周年纪念日召开；二是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转移到根据地，以公开号召群众和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¹⁰⁵⁾

9月22日晚，周恩来约陈赓来到四马路跑马厅西北不远处的一个弄堂。聂荣臻夫妇住在那里的楼上，楼下是房东，厢房住的是欧阳钦夫妇。聂夫人张瑞华已临产，仍挺着大肚子一早去买菜，点上两个气炉子，忙着准备晚饭。客人来了，四人围着饭桌，边吃边商量工作。饭毕，聂荣臻就跟周、陈一起出去，待回转家中已是半夜。腹痛阵阵袭来已经很久，张瑞华告诉自己的丈夫：今晚怕要生了。聂荣臻赶紧外出喊来两辆人力车，送妻子到一家美国人开办的慈善医院，住进8人一间的产房。聂荣臻却不能陪在妻子的身边，因为明天还有要事。⁽¹⁰⁶⁾

就在第二天，张瑞华产下一女。聂荣臻还是没有来，只是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前来探望。直到第三天（9月24日），聂荣臻才出现在妻子、女儿的床前，但也是来去匆匆。这天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上海的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幢洋房里召开，⁽¹⁰⁷⁾聂荣臻列席大会。那幢洋房四周空旷，相对静谧，中央特科红队成员全体出动保卫，⁽¹⁰⁸⁾陈赓就待在厨房里随时准备应对不测。⁽¹⁰⁹⁾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4人，中央审查委员和候补审查委员各1人，以及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及全总党团等代表20人，还有远东局的奥斯藤（雷利斯基）出席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议程共4项：一是“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及党的任务问题”，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另有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运动问题、苏维埃问题的两个议决案，也一并讨论通过；二是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三是职工运动问题；四是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¹¹⁰⁾

“同志们！”向忠发西装革履，但与气质不合，他开腔道，“红军正在湖南江西作战，农民战争扩大到很大的规模，城市工人的斗争也在日益高涨……”向忠发开始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开讲不久，他就幽了一默，“只看今年在庐山避暑的大人物和豪商绅士，已经没有当年那样‘安心’了，天气还没有十分凉快，就赶紧逃回租界里去了！”当时引起全场大笑。为安全起见，向忠发有意将开会地点的上海说成是“庐山”。向忠发充分肯定“党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的工作成绩”，“开始战胜了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等取消派，坚决的进行反调和派的斗争——在苏代会上打击了何孟雄的调和派的主张”；“领导着全国革命势力得到大的发展”，苏区扩大至300多县、5000多万人口，红军人数超过10万、枪支7万以上，赤色工会会员超过10万多人，农民群众组织约数百万，青年群众组织有160万，互济会组织有86万；党组织数量发展增至122318人；“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在国际指导下坚决的纠正了某些部分的策略错误（如富农问题，职工会问题等）”。“同时在国际的指导之下，坚决的执行自我批评。”他肯定中国共产党“正如国际的估量，已开始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但也不得不承认“全党在中央指导之下，乃至中央本身”也有错误、缺点。⁽¹¹¹⁾

与二中全会相比，现在向忠发的精气神显然没有以前充沛。他随后较为简单地回顾了“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的中央工作”。肯定从二中全会后到1930年1月“是革命开始新的高涨时期”，党中央以“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为中心的策略是正确的。“从今年二月到现在，是中国革命新高涨更加成熟的时期”，中央的策略路线“是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仍证明是正确的，是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随即在一“但”字后实现逆转：“但中央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后三月中，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在六月十一日决议案上已开其端），在它发展的速度与程度上，却犯了过分的与不正确的错误，这就使对于目前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有所轻视，这在策略上便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如此有理论高度又点到为止的自我检讨，真难为想得出来。⁽¹¹²⁾

讲到同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向忠发稍感轻松。但很快又不得不面临“国际的指正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一大段：“首先要说到，在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中央确实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错误，最近两三月来，这种政治错误，犯得更其严重。”巧妙的是紧接这句话：“在每次的错误中，都得到国际坚决的指正，中央在切实的讨论与检查之后，亦都是坚决的执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纠正的。”如此说来，中央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向忠发自顾自地说下去，他举了国际对富农问题、黄色工会策略问题，以及对于反改组派问题的指正为例，声称中央立即接受遵行。“最近两三月因为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国际几次指示，都是坚决的纠正这些错误”，这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了。不顾一切地搪塞过去，向忠发又转批何孟雄：“右倾机会主义者孟雄竟利用中央某些错误，加以造谣污蔑，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且在江苏区书联席会议上，更发挥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的向党进攻。中央指出何孟雄同志这一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在客观上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全党必须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同时也要克服党内对何孟雄右倾路线发生动摇的调和倾向。”何孟雄覆盆之冤，似无昭雪之日。向忠发匆匆结束他的报告：“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完全是一致的，一年多的中央工作，虽犯了不少策略上的严重错误，但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的确有很大的进步”，“现在中央要更加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反右倾也反‘左’倾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的主要危险……只有这样，党才能更加巩固列宁主义的路线，才能……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以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¹¹³⁾

接着，周恩来作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他指出中央在路线上和国际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批评此前中央机械地认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或至少在长沙、南昌等大城市；并说明国际所以反对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计划，“不是在原则上反对，而是指示我们如何去准备，反对在今天或明天就做”。周恩来倡导自我批评，指出：“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即如南京镇江的兵士暴动的问题，我自己也犯了错误”，但同时也“指出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多负责一些”，并指“孟雄同志那样说‘立三主义’等话”是“挑拨”，“也是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的”。他认同《红旗日报》所登载李维汉对何孟雄的批判，认为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主要还是反右倾。最后，他还谈了革命转变的问题，反对托派所说中国革命已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妄谈。

李立三被安排在报告人后第一个发言。这也是远东局会前提出的要求，就是要“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意识了自己的错误和准备改正这些错误”。⁽¹¹⁴⁾李立三被迫在国际指示之下检查过去的策略与工作，同意向忠发、周恩来在两个报告中指出的“中央过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他承认：“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更］负更多的责任。”李立三表示要痛究“错误思想的来源”，但同时“绝对不允许右派分子利用来反党反国际”。他的自我批评首先谈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其中谈及“与陈绍禹等斗争”：“他们只看见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忽视了世界的总危机，实际上就是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取消了世界的总危机。因此得出对中国革命的悲观和投降政策。现在右派何孟雄等的一切观念，便是从这样错误的理论出发，证明我们过去坚决反对这样除外主义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李立三当时一定想不到这个陈绍禹就是未来的王明，将会对中国革命产生多大的影响。李立三避重就轻地说“提出了中国革命必然掀动世界革命”错在“没有明白指出斗争的过程”。

“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李立三解释说，6月11日决议案“提出目前总形势日益接近革命高潮，同时反对认为现在已经是全国革命高潮”，“这一总的估量与国际完全一致”。错就错在一是“发展不平衡问题”，“过分估量了全国总危机，认为如果在任何中心城市大斗争的爆发，马上可以成为全国革命形势”；二是错误“估量工人斗争的形势”，“以为工人非但认识武装暴动的必要，并且已经有决心实行武装暴动”；三是“对革命发展速度的估量”，“以为只要有一个伟大罢工的爆发，马上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关于“党的总路线”，他呼应周恩来的报告，强调与国际总路线一致，自我批评对苏区“注意不够”。关于“苏维埃区问题”，“过去反对割据偏安”，却“没有想到立刻要根据地”；至于建立中央政权，李立三仍囿于城市观点，他自我批评道：“而不知道在山上建立是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在吉安、长沙、南昌这些城市建立，为什么一定要在武汉呢？”等等。此外，他还对非苏维埃区域工作、党的组织建设、革命的转变等问题作出检讨与解释，承认组织总行委“总行委的组织可以说明我们的幼稚”，“党的组织军事化”口号又“发生命令主义复活”。他还是强调：“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应深刻自我批评来肃清这危险。”既而反指何孟雄“取消派暗探利用时机来反党”。最后，李立三表态：“我对错误应多负责任。”“我们必须切实讨论与学习进攻策略，检查过去工作来学习进攻的策略，这是三中全会的任务。”

讨论中，不乏有人附和会议主报告。罗章龙按捺不住，发言批评向忠发、李立三政策错误，作风不正，又无辨别分析错误的能力，且兼缺乏承认错误的勇气，从来不知正视革命利益，只知各逞宗派私图，建议党的政策改弦更张，目前群众工作应放在第一位。既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史文彬等也起来对向、李平日工作提出批评。⁽¹¹⁵⁾中央“左”倾冒险政策错误明显，党遭受的挫折重大，张金保沉痛地说道：“‘左’倾不比右倾好，右倾也不比‘左’倾好，左右摇摆对党的事业都是不利的。”⁽¹¹⁶⁾有的与会者情绪激昂，说着说着嗓音就大起来，连屋外都能听到动静。周恩来不得不特别提醒，在秘密工作环境中要注意安全，并关照特科一科的人员维持秩序，发言声音过高者，须予以制止。⁽¹¹⁷⁾会议期间，远东局的罗伯特还致信三中全会，指出报告存在的不足之处等，并提出积极建议；⁽¹¹⁸⁾奥斯藤也讲了话，对李立三的发言予以认可。

经过一通讨论，最后由瞿秋白作政治讨论的结论。他肯定了向忠发、周恩来的报告，以及各位同志的讨论，评价李立三的发言“尤其能够用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来批评检查自己和政治局过去的错误”，进而对与会者讨论的中心问题进行总结。在总结“中国革命高涨的估量”问题时，瞿秋白提到张国焘在1928年冬及1929年春的消极主张，强调“中国革命必然是世界第二次大革命（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次）极大的推动力”，中央政治局估量目前形势的错误源自“将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中革命发展的速度估量得过分”，对目前形势、对革命力量估计也不正确。他还讲了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强调当前关键问题所在：“怎样在过去的错误上得到正确的教训，来学习进攻。进攻的方针丝毫没有错，错在进攻的方法不对。”瞿秋白如此总结，与李立三所说保持了口径一致。

顺此思路，瞿秋白又讲了“策略问题和革命高涨的新时期”，其中称扬红军攻长沙“是革命战争局部的开始”，批评罗章龙“认为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现在不应当占‘第一位’”的观点，解析“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和土地革命问题”，并及“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还有“苏维埃区域土地政策经济政策上的问题”。论述“新的革命高涨和党的任务”，强调建立巩固发展苏维埃根据地为“目前党的第一等重要任务”，又称“苏大会准备运动”“是目前一个最重要的具体任务”，“这一运动在十月十号即要做起广大的群众示威，广州暴动纪念日就要开会”，而“苏维埃大会是建立中央政权的最严重的问题”。其后，他还谈到了组织问题、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指出：“要知道‘左倾’决不会比右倾好”，同时又强调“我们现在要集中于反右倾”，并号召“为坚定党，强固党，使党更布尔什维克化而作两条战线斗争”。

大会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组织问题、职工运动的三个议案，以及政治局报告等。《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结末对相关革命术语作了规范：鉴于中共六大后将“革命高潮”等同于“直接革命形势”，而“高潮”和“高涨”极易混淆，而“直接革命形势”与“高涨”实质大不相同，因此，主张废除“高潮”；规定今后“凡是表示革命运动向上生长的普遍意义的，一律只用‘高涨’”。“凡是表示可以有武装暴动直接袭击统治阶级的统治之形势的，应当用列宁的名词‘客观革命的形势’，以后不用‘高潮’。”

大会接受共产国际7月决议，并改选了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为中央委员，补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王克全、袁炳辉、黄平为中央候补委员。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毛泽东重新进入政治局，朱德进入中央委员会，体现了大会对苏区红军的重视。周恩来归国前与斯大林约谈时所提建议正是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在完成上述议程后，六届三中全会于9月28日结束。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倾冒险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支配地位和作用。列席的刘伯承见证了全会的整个过程，他为此从武汉短暂回沪，并抓紧返汉前的间隙时间与吴景春结婚。⁽¹¹⁹⁾

然而，林育南、李求实、龙大道等同志对六届三中全会继续对何孟雄的错误批判深为不满。林育南受命赴任赣东北特委书记，并将苏准会准备的“一苏大”会议材料带去中央苏区。林育南在临行前给中央写去一信，申述反对意见，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决执行新的正确路线”，并准备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置之不理，林育南偶遇向忠发问起，向推诿并不知有此书信。⁽¹²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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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7—609页。

(2)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版，第166页。

(4)　《杨靖宇传》编委会编：《杨靖宇》，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2页；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2页。

(5)　此引起托派“我们的话”派发表《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同志书》进行抵拒。陈思训：《党内反托派斗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7年合订本，第19页。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625页。

(7)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等：《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民志书局1929年版。

(8)　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见唐宝森、陈建宇主编；《纪念陈养山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9)　张沈川：《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建情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151页。

(10)　郭德宏编著：《彭湃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466页。

(11)　陈孟熙：《两次难忘的相会》，见广日编：《陈毅》，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12)　唐纯良：《李立三全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13)　《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14)　郭德宏编著：《彭湃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465页。

(15)　李光达：《旷继勋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121页；《大事年表》，见吕进：《旷继勋传略》，贵州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16)　李思慎：《李立三红色传奇》上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294页。

(17)　《周逸群生平活动简表》，见唐承德、姜之铮：《周逸群传（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214页。

(18)　一作罗伯特（真名爱斯勒）、雷尔斯基（又名奥斯汀），《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页。

(19)　阎启英：《江上青》，西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20)　《江上青年谱》，见张自强、杨问春：《秋山红叶：江上青烈士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21)　《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1929年11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513页。

(22)　《刘瑞龙同志谈江苏省“二大”》，管文蔚：《回忆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革命史料选辑》第4辑，1982年印。

(23)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25)　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见唐宝森、陈建宇主编：《纪念陈养山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10页。

(26)　洪扬生：《中央特科一科的工作情况》，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27)　赵俊清：《赵尚志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7页。

(28)　张沈川：《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建情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151页。

(29)　刘威立：《刘仁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265页。

(30)　吴黎平：《长念文苑战旗红——我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点滴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6页。

(31)　李立三：《李立三的谈话纪要》，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32)　江西省邮电管理局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33)　曹宏、周燕：《寻踪毛泽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15、433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35)　访问郭述申谈话记录，1983年5月16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36)　《许继慎年谱》，见鲍劲夫：《许继慎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51页。

(37)　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上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页。

(38)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9年12月1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39)　李卓然：《我的回忆》，见中共湘乡市委宣传部、中共湘乡市委党史办主编：《李卓然文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40)　《朱瑞大事记略》，见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朱瑞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510页。

(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5月1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140页。

(42)　关向应：《中国红军问题》，见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苏维埃》，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版，第12、15页。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编：《滕代远（1904—1974）》，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44)　冯文纲编：《彭雪枫年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45)　朱正：《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见朱正：《朱正书话》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35页。又据胡愈之《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当时李立三向鲁迅表明党要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请鲁迅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鲁迅以没打过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到自己人为由婉拒。葛涛：《从新发现的史料谈李立三鲁迅的会见》，《博览群书》2009年第8期，第92—98页。

(46)　一说在卡尔登大戏院隔壁一幢楼房。奚金芳：《何孟雄年谱》，见奚金芳、邵敏：《何孟雄研究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又一说“苏准会的会场是在上海跑马场（即现在的人民公园）右侧一条弄堂里，是两幢五层楼房，楼房门外挂着医院筹备处的招牌。会场纪律规定，参加会议的代表开会和住宿，只许在四、五两层楼”，会议时间则是在1930年7月。章夷白：《我参加“苏准会”工作及被捕入狱的有关情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546—547页。

(47)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开幕日情况报导》（1930年5月20日），《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第41—43页。

(48)　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上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8页。

(49)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页。

(50)　陈伙成：《关于红军的十个问题的研究》（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23页。

(51)　姜廷玉：《红军如何进行正规化建设？》，《中国国防报》2012年7月17日，第10版。

(52)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页。

(53)　《向忠发给周恩来的信》（1920年6月25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5页。

(5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6月19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55)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4—605页。

(56)　王辅一：《近看项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57)　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1，转引自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45—246页。

(58)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25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59)　一说6月21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将罗伯特撤走。《李立三年表》，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60)　施学民：《关于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697页。

(61)　《左权军事年谱》，见陈浩良编著：《左权军事年谱和文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62)　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63)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64)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2页。

(65)　《李立三年表》，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66)　向忠发：《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1930年7月16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

(6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7月20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

(68)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154页。

(69)　叶进明：《我的革命生源》，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页。

(70)　金振林：《见证毛岸英》，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71)　《子敬来信》（1930年4月15日），见奚金芳、邵敏：《何孟雄研究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4页。

(72)　曹仲彬：《何孟雄传》，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167页。

(73)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3页；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47页。

(74)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611页。

(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

(76)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

(77)　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 1，转引自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48页。

(78)　王辅一：《近看项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79)　《刘伯承传》编写组编：《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80)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614页。

(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4—7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82)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联席会议记录》（1930年8月6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83)　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1，转引自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49页。

(84)　同上，第250页。

(85)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8—9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86页。

(86)　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1，转引自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50页。

(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8月7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88)　《李立三自传》，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14—615页。

(89)　帅孟奇：《回忆一次难忘的谈话》，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92)　黄玠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9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27—28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94)　《刘伯承传》编写组编：《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95)　陈冠任、冯光宏：《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杨开慧》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96)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15—617页。

(97)　奚金芳、邵敏：《何孟雄研究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98)　《邓中夏年谱》，《邓中夏全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4页。

(99)　刘豹、刘虎生：《刘伯坚》，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100)　王健英：《第六届中央领导成员和中央机关高级领导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101)　张金保讲，黄鹤逸、刘静辑：《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155页。

(102)　曹仲彬：《何孟雄传》，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170页。

(10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不早于1930年9月4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104)　《踏遍青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210页。

(105)　《1930年9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见张静如、梁志祥、镡德山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648页。

(106)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107)　一说会址在威海卫路石门路口的一幢房子里。当时负责收拾会场的顾玉良如此忆及。顾玉良：《关于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

(108)　洪扬生：《中央特科一科的工作情况》，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页。

(109)　张金保讲，黄鹤逸、刘静辑：《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110)　《引言》（1930年10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

(111)　特生：《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353页。

(112)　同上书，第353—354页。

(113)　特生：《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358页。

(1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1930年9月16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115)　《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

(116)　张金保讲，黄鹤逸、刘静辑：《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117)　洪扬生：《中央特科一科的工作情况》，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118)　《埃斯勒给中共三中全会的信》（早于1930年9月28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353页。

(119)　中国人民解放军学院《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年谱》1983年版，第23页。

(120)　《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50—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