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声
上海，我们会回来的

就这么走了？上海，我们会回来的。

时光回旋至1931年底，周恩来站在船舷边，望着沉沉黑夜中的上海，思绪万千。在党组织危难之际离开上海，这是第二次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动之际，周恩来被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二师诱到师部谈判，即遭软禁。周恩来愤慨已极，痛斥二师师长斯烈背叛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将桌椅推翻，桌上的花瓶、茶杯摔碎在地。黄逸峰受罗亦农派遣火速赶来，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协力营救，⁽¹⁾周恩来脱身后，一时避居江湾徐家宅孙津川家，⁽²⁾后转移至黄浦路上的礼查饭店。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成果，被扼杀在血泊之中。在1927年4月15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周恩来指出“蒋的力量并不大”，武汉只要“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蒋的势力”。翌日，从武汉赶到上海的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特务委员会，周恩来在会上首先发言说：“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³⁾会后，周恩来起草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的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建议“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周恩来没去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留在上海处理工人纠察队的善后问题。直到5月间，从难产分娩死亡线侥幸逃生的邓颖超从广州来沪，夫妻会面后，周恩来这才动身前往武汉。在一个漆黑的夜，周恩来乔装来到虹口码头，搭乘一艘英国轮赴汉，同行者很多，其中有毅然拒绝蒋介石拉拢从江西来沪的黄埔生军官王尔琢。当时周恩来心中默念：上海，我们会回来的。

四五年过去了，1931年的白色恐怖反而比那时更为险恶。党组织为了确保周恩来行程的安全，颇费心思。黄平负责安排中央的全部交通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护送周恩来去中央苏区，走的路线正是周恩来这年初领导打通的交通线。一天夜里，黄平来到山西路海宁路拐角的一家小店。一条木制的窄楼陡陡地直通二楼小阁楼，叩开房门，一盏电灯发出幽微的光，使十来平方米的小屋一览无余，周恩来、邓颖超，还有丈母娘杨振德就栖身于此，尽可能为党节省经费。黄平向周恩来汇报进苏区路线与安排后，递上了一封作掩护身份用的介绍信。周恩来展看，轻声地读了起来：“敬启者：无别……”周恩来转头问黄平：“‘无别’是什么意思？”精通外文、啃惯洋面包的黄平，对文言信札原本就不经心，诚实回答：“不知道。”周恩来转问邓颖超，小超也摇头。还是当过小学老师的杨振德有旧学基础，她接话说：“这是生意人的话，就是这封信没有别的意思，想说的就是下面这件事。”“既然我们会发生疑问，”周恩来对黄平说，“敌人也可能产生疑问，那就不好了，还是改一下吧。”于是，黄平将信带回改写，翌晚送上重写的书信。

同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当黄平又一次叩开周恩来住处的门时，周恩来早已穿戴完毕。他下巴留着一绺浓密的胡子，手拎一只小提箱，上身是中式蓝哔叽短上衣，下身穿中式蓝哔叽裤子。身为广东人，黄平觉得周恩来已化身为广东一带的熟练工人模样。好像还缺点什么？没有帽子。周恩来请黄平去买一顶便帽。黄平赶紧到附近的北四川路去买，周恩来戴上正合适，就拎着小手提箱出发了。为安全起见，邓颖超没有下楼送行。送别饭早就算是吃过了，还是在聂荣臻的家里，专请周、邓夫妇，⁽⁴⁾又是有劳张瑞华下厨。

黄平雇了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直奔十六铺码头。已经通过关系找英商诺曼·沃特斯打通关节，太古洋行的客货轮愿意接受这位神秘旅客。⁽⁵⁾验过船票，周恩来登船，在统舱内他一眼便认出以前就熟悉的“小广东”黄华，他扮作挑夫；另一交通员是肖桂昌，他打扮成商人。他俩负责周恩来赴苏区的一路安全。黄平与交通员接上暗号后，就同周恩来紧紧握别，随后离船登岸。⁽⁶⁾(https://www.daowen.com)

汽笛一声，轮船缓缓离岸。

上海，我们会回来的。对这座英雄的城市，周恩来有着太多的割舍不下。万国旗乱舞，舰炮正对林立的摩天大楼。银行、教堂、舞厅、影院、跑马场、大马路、幽暗的街灯；乞丐、娼妓、饿殍、瘪三、包打听、帮会流氓、巡捕、红头阿三、外兵水手、康白度、拿摩温、抄靶子、剥猪猡……进步与罪恶并存的远东第一大都会，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丛生，中外民族矛盾、东西文明冲突汇聚，却在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劳工阶级觉醒的表征、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终于找到马列主义真理的必然结果，凝结着中华民族不死的心气，铸造成国运回斡的斗柄。上海对于中国革命，太过重要了，对于中外反动势力也是利害所在，面对强大的反扑，留下来的同志还能坚持下去吗？想到自己即将前往的中央苏区，一丝不安涌上心头：大同幼稚园是办不下去了，岸龙夭折了，毛岸英、岸青去哪呢？到苏区，可怎么跟泽东同志交代？

1931年，屈指一算，年届三十三，不算年轻，却日臻成熟，胜利的希望哪怕再渺茫，也还要继续奋斗。这时，船至江海交汇处，风急浪高，心潮澎湃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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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逸峰：《我了解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页。

(2)　徐梅坤：《忆起义前后》，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32页。

(3)　《特委会议记录——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1927年4月16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3册，1979年印，第521页。

(4)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5)　翟亚柳编译：《1931年帮助周恩来上海脱险的一位外国人》，《百年潮》2010年第9期。

(6)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0页。吴基民：《黄平：中共党史上不该遗忘的人》，《世纪》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