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诗学发生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五节
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诗学发生

如果说同源共祖神话解释的是不同群体在过去的源流问题,那么这种发生在东亚大陆的普遍文化现象,是不是只有“后世因为互利诉求强化同源神话”这一种成因解释?显然,这种同源共祖观念未必只是在认识到差异之后的共同体表述,也有可能是古代人类文化的一种固有表达。以下将以《诗经》为例,通过旁证来看看神话里的“同源共祖”和当代中国提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没有文艺发生学意义上的依据。

许多论著在谈及中国韵律文学早期形态(乃至整个中华文学的早期形态)时,除了文献中“弹歌”“葛天氏之乐”这样零碎的记载外,无一例外都将目光聚焦在《诗经》上。《诗经》的编订、成书、审美、族属;包括“风”“雅”“颂”“南”等文类辩体,这些问题,历来都是文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但是,“诗经”在“文本”层面上,至少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指汇编《诗经》,作为一部书面化的诗歌总集而被讨论。第二种,是指“诗经”背后的活形态(或至少是口头)文学演述传统。《诗经》里的三百余个诗歌文本,只是这个先秦“口头艺术”意义上的文学传统,在文本化之后看到的面貌。

如果将《诗经》文本的活形态问题单独提出来,置于商周易代的历史环境中考察,我们会发现“诗、乐、舞、祭一体”的文体特点,是“诗经”作为传统的魅力所在。这种“诗、乐、舞、祭一体”,恰恰是上古神话比较主要的存在形态。将这种类似于“巫”的文化,与今天少数族群中众多的“踏歌”“乐舞”“古歌”比较来看,这样的体裁或演述传统是从上古一直流传至今的,能够说明今天中华大地各民族在上古文化的相似性。

《诗经》的文本化过程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传统诗学认为有“删诗”“献诗”“采诗”等假说。这305篇文本在文本化之前的来源问题更为复杂和难以探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诗经”口头文本的产生时间一定早于《诗经》的文本化,即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

《诗经》305篇写定文本,无疑对后世文人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诗经》体例,大致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二南、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七部分。其“赋”“比”“兴”的语言特点,“兴”“观”“群”“怨”的哲学内涵,“温柔敦厚”的审美范畴都深刻影响着汉文诗歌的发展。它与楚辞并称“诗骚”,被认为是中国诗歌乃至文学的南北双源。

传统诗学研究已达成共识,认为《诗经》文本源于口头文学,《诗经》作者包括从官至民各色人群。可是古代文学学者往往说不清楚“口头文学”是什么样子。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诗经》的文类(genre)问题。

关于《诗经》文体/文类的研究,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者韩高年的著作《〈诗经〉分类辩体》是一个代表。他认为形式上,四言体是《诗经》的标志。四言的选择是语言、乐器音阶、舞蹈、审美心理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内容上,农事诗、史诗、燕饮诗、战争诗、哲理伦常诗、风俗诗是其最显著体裁划分。这些文体的集结是夏商周文化酝酿的成果,是文化精英充分吸收民众智慧和历史传统的结果。在地域上,韩氏着重探讨了《周南》《召南》《陈风》《郑风》等篇的地域文化问题。

韩高年这部著作注意到周代生活主题的表述形式不同。“周代社会生活中的祭祀、战争、农事、婚恋等社会生活的主题构成《诗》的主要内容层面,而上述主题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表述方式很不同,这就使得它们在《诗》中呈现出不同的诗体样式。”(1)他还引入了“口头程式理论”来研究《大雅》五篇周族史诗和《商颂》三篇商族史诗。这无疑是借鉴民俗学/民间文学前沿理论的创新做法。

对《诗经》来源的问题的研讨,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和陈致的《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最具代表性。叶舒宪运用“四重证据法”充分阐释了《诗经》文本的“法术思维”“信仰和观念基础”“主题言语能力”的问题。(2)陈致则因其文献、考古、海外汉学的研究背景,使其能够站在更为扎实的文献、文物、海外汉学、古文字基础上,用“二重证据法”阐发《诗经》的形成过程。他提出《诗经》“最初经历了一个从礼仪化到世俗化、从标准化到地方化的过程,才得以将不同的文化遗产融为一体。”(3)

事实上,南、风、雅、颂所代表的文体特征,包含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传统的音乐文学形式。例如“宗庙之音”的“颂”,它是一种将祭祀仪式、祭歌、乐舞、祭祀场所、参与祭祀人员等要素综合在一起的文本。《毛诗序》说“颂”的文体功能是:“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4)《诗经》所记载的主要是祭歌的“辞”部分。这些“辞”只有还原到文本语境的演述场域(5)中,才能洞见“颂”的庄严和感染力。

例如,《商颂·那》诗,就是一个典型的表演文本:

猗与那与,置我鼗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舞者起舞,鼗鼓表演。)

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鼗鼓渊渊,嚖嚖管声。(鼓乐伴管乐,歌并小舞。)

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编磬加入,合奏。)

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庸加入,表演万舞。)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唱赞辞,歌颂祖先。)

顾予烝尝,汤孙之将。(终场合唱。)(6)

阮元和王国维都曾言及“颂”有“舞容”,即颂诗具有表演的仪态的反映。在《那》诗中,音乐、舞蹈、祭歌、仪式组合成了一次祭祖大典的演述文本。于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颂”就是“祭歌”,因为文本中不仅有商汤勇武的传说、赞颂祖先的诵辞,还有小舞、万舞的舞蹈表演,更有鼓、管、磬、厥、庸等古代乐器的演奏。不仅如此,这个文本的“演述场域”还包括了演述者(表演者)的在场、仪式传统的在场、表演程式的在场、受众的在场和研究者(记录者)的在场。(7)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上古神话发生的场域,巫者在沟通天人的仪式中演唱祭歌,也就是神话中“绝地天通”之后人间与天界的交通祭祀仪式。

《诗经》的《玄鸟》《生民》两篇也是学者们经常谈论的,这是两篇商人和周人的史诗,讲的是始祖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这两句也是比较典型的感生神话。对《生民》,袁珂先生也有一段评论:

《史记·周本纪》也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叙:“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长养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这段记叙几乎就是上面所录那段诗的译文,文字明白晓畅多了。但作为最早的记录,前面那段诗,还是大有可取的。诗说“先生如达”,“达”是什么意思呢?“达”就是羊胞胎的意思,小羊初生,胞胎完具,胞胎落地后,始破胎而出。言后稷生时像羊胞胎那样是一团肉球的形状。这样《史记》所说的姜原“以为不祥,弃之隘巷”才有了根据。姜原“以为不祥”者并非是因为践了巨人迹,无夫生子的缘故。原始母系社会,“民知母而不知父”者多矣,伏羲之生,也传说是他的母亲华胥氏在雷泽践了大迹之故但未闻遭弃。后稷遭弃,实在由于他“先生如达”,形体异常,这一点《诗经》的记叙就大有可取。后面写“鸟覆翼之”,因其是团肉球,所以不仅温暖它,还有孵育它的意思,比《史记》所写单是温暖为佳。末后“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四语,写得也非常形象生动,并且还似闻其声。毕竟是文学描写,不同于简单的原始记录。(8)

袁珂先生也试图还原《生民》始祖神话的社会语境,通过具体的文化情境来理解始祖神话的意义。描述英雄祖先的神圣诞生是东亚大陆上古诸民族共同的文化现象,祖先崇拜也是构成中华文明的根基性、核心性思想。在这种思想史基础上,同源共祖神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离开了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来谈论诗三百各个篇目的文体特征就容易流于片面。二南与国风的分别,如果仅仅从“语词”的书面文本来看,似乎非常接近。但是,如果考虑二南是关中音乐与江汉流域音乐的“涵化”的产物,二南与风诗相比就有的“演述传统”和“族群文化”的区别特征。“从西周初年开始在江、汉、汝流域先后分封了不少姬姓诸侯国。”(9)这说明河流水系的沟通和西周的分封制度造成了以秦岭为中心的区域,在西周时期出现文化上的交流甚至融合。例如今天陕西汉中、安康等地的方言,明显带有西北方言和西南官话兼容的特点。《周南》《召南》文本的来源地大致就是今天的湖北、陕西南部、河南西南部。二南诗所表现的爱情、婚姻主题,不得不让我们联系到同时期楚文化阴柔的气质。

《诗经》文本的语境不尽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十五国风、二雅、三颂这三类文化语境。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文本呈现的演述场域就不同。由此分出了史诗、祭祀歌、农事歌、燕饮歌、战争歌等内容的差异。但是就文本语境而言,《诗经》大多数作品都有共同特点,即音乐、舞蹈、仪式与语言的结合。历来关于《诗经》就有“诗乐舞一体”说,不仅如此,祭祀仪式与乐舞也是密不可分的。《诗经》辑录只是对“诗、乐、舞、祭”一体的演述文本的文本化,而不可兼顾其他活态部分。

“诗经”演述传统的活态文本不仅是汉语文学的早期文体形式,更是延绵至今,但往往被人为分割的体裁。在文本化之前,这种演述传统具有明显的民间文学特质,这种活态性、立体性也是世界其他古文明的早期文学的普遍特征。因此,我们需要在传统《诗经》研究的基础上,用新的视野,探讨这种“超级文类”(这是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的概念)的文类传统。

“诗经”演述传统是一个活态的文体概念,主要指将音乐、言辞、舞蹈、仪式作为演述内容,将特定时空作为演述场域的文本体裁。从叙述分类的角度看,“诗经”演述传统即是民间文学意义上的文类生产的那个“传统”,也是民俗学所谈论的诸多仪式民俗事象的“传统”。先秦的雅乐、大舞、祭歌、踏歌等都属于不可细分的综合性活态文类。

《尚书·舜典》有云: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0)

语言、音律的和谐可以育人,诗歌的节奏让人不禁动情舞蹈。这段记载如果去除“声教”成分,可见“动情”是诗歌魅力之关键,“神人以和”“百兽率舞”无不是音律和语言让人“情动于中”的神话学“迷狂”表现。《魏风·园有桃》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11)情感的触动是人发出“咏叹”的生理动力。《毛诗故训传》注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今天民间文学文类——“歌谣”,便是滥觞于此。是故《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行语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2)而《礼记·檀弓》卷九又云:“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13)这种文艺发生的现象,也许就是户晓辉所言民间文学体裁与民俗事象的“人的自由意志的统一性”(14),是一种天人合一状态下的诗学创造冲动。

《礼记·乐记》中关于“诗乐舞”的典型记载还有:“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5)可见传统诗学已经充分认识到上古文艺的“超级文类”“活态文体”的特点,各种文艺要素的统一性不可分割。它作为文学“源头”,必然具备可生长性和强大生命力。

“诗经”的活态性除了韵律之外,也离不开肢体(身体)语言。舞蹈往往在重要的祭祀场合表演,起初多是“娱神”“通神”“迎神”之用。《左传·宣公八年》记载:“辛巳有事于大庙,仲遂率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龠。”杜预注云:“绎,又祭。陈昨日之礼以宾尸。万,舞名。龠,管也。”孔疏云:“此舞者,左手执楯,右手执斧,故谓之武舞。”“故吹龠而舞谓之文舞。”(16)万舞是周代最重要的礼乐舞蹈,它是沟通神人的媒介。《礼记·祭统》载:“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孔疏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乐亡也。”(17)舞蹈作为一种叙述方式,是一种动态直观视觉,它与音乐的动态直观听觉、口头语言的动态客观听觉、符号语言的静态客观视觉一起构成一个活态整体。

《周礼·春官》记载周代“六代之乐”的六种大舞,分别是祭祀黄帝的《云门》,祭祀尧的《咸池》,祭祀舜的《大韶》,祭祀禹的《大夏》,祭祀商汤的《大濩》,祭祀武王的《大武》。(18)“而其中真正见于三礼,用于大飨、大射诸礼的只有《大武》和《大夏》两种。”“《大武》显然是周人在商末学自殷人的颇具规模的武舞形式。”(19)舞蹈在祖先祭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需要“龠”等管乐器提供旋律,需要“庸”等青铜打击乐器提供节奏。伴随着万舞,祭祀进入高潮,祝词的唱诵最终使“诗经”演述得以成形。

因此,如果要谈上古文艺的“演述(performance)”问题,核心就在于体认其立体综合的文本形态,而不是人为割裂的诗、歌、乐、舞、祭这些亚概念。《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20)这是“诗经”演述传统的文本一体性反映。 《周礼·大乐司》记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上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将,可得而礼矣。”(21)这是演述活动经验时空的典型反映。可见古代文人一直都将“诗经”看做一种综合文类,我们是因为受到西方文学思想影响,才将散文、诗歌、音乐、舞蹈分开理解。这种“分科思维”对理解中国古代文明是大有害处的。

“诗经”演述传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渐渐世俗化和生活化。 《陈风·宛丘》云:“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22)这是讽刺陈国君主“以巫为戏”。可见在这时,祭祀舞蹈已经出现由“娱神”向“娱人”的转化。在周代青铜器中,出现大量燕射图像。这证明在作为宗庙祭祀的同时,“诗经”演述传统的乐舞也作为燕饮礼仪的重要部分。《小雅·瓠叶》就是一首燕饮礼宾歌词:

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23)

瓠叶是下酒菜,带毛裹泥烧烤烹制的兔头则是招待宾客的上等食材。这一首酒歌借用席间食物劝酒,这是仪式化的表现。今天中国很多民族的席间劝酒歌仍保留着这样的起兴方式,并且“酒歌”背后的内涵仍然是一种处于礼仪的仪式。在世俗化之后,“诗经”演述传统原先祭祀的部分演化为礼仪,但是祭祀作为原型,仍然是仪式歌的情感基础。

像诗经这样的“口头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地传承,而是在一代代人民的自由意志中生长。从“诗经”到《诗经》,只是这种演述传统在“文本化”这“一条”道路上的演化。文字语言相对口头语言的保存优势,使得“书面文学”大有遮蔽“口承文学”和“活态文学”之势。事实上直到今天,“诗经”的演述传统,在当代口头传统层面上并未消失。

河湟地区是商周民族的发源地,也是氐羌族群的祖籍地。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个舞蹈纹彩陶盆。共3组舞者,每组5人。属于马家窑文化,距今5000年。1991年,甘肃省武威市磨嘴子遗址出土舞蹈纹彩陶盆。共2组舞者,每组9人。1995年,青海省同德县宗日文化遗址又出土舞蹈纹彩陶盆,共2组舞者,一组11人,一组13人。

甘青彩陶中多次出现踏歌舞蹈图像,说明像“诗经”这样的活态演述传统远在商周以前就作为远古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巧合的是,这三件舞蹈纹彩陶盆的舞姿都是一样的,即“圆圈舞”。

这样的图像在云贵高原诸多春秋战国以降的墓葬中多次出土。从甘青到云贵,正是横断山脉南北迁徙通道的走向。这些遗存中较为重要的包括:贵州省从江县高增寨出土的“4女1男联手踩笙踏舞”的踩歌堂石刻浮雕;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的“圆形镶玉铜扣饰”上,有18人联袂歌舞图像;贵州省荔波县水浦石板墓葬群有9人一组踏歌浮雕;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古滇国“人物屋宇铜饰”,有数人吹笙踏歌形象;另石寨山“铜鼓”有吹笙踏歌纹饰。

这种舞蹈形态的传承,通过历代文献可以为证。《吕氏春秋·古乐》记载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就是“踏地为节”的写照。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载:“又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趣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璧,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24)《太平广记》记载裴某饮醉酒被误葬,醒后言其在阴间“闻群婢连臂踏歌”。宋代学者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载,瑶民“十月朔日,各以聚落祭都贝大王。男女各成列,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瑶”(25)。这种踏歌传统在各民族中的脉络,似乎隐隐说明中华大地上的许多民族,在上古时期共享一套仪式文艺。

今天氐羌族系诸民族皆有这样的“踏歌”。比如藏族的“锅庄”“达嘎尔”“路卓”;彝族的“左脚舞”“火把节舞蹈”“跳跌脚”“打歌”;哈尼族的“阿迷车”“嘎尼尼”“罗作”;独龙族的“卡雀哇”;羌族的“萨朗”;傈僳族的“哇其”“勒巴”;纳西族的“哦热热”“霍蒙达”“打跳”;白族的“哩格高”等等。从今天这些各民族的“踏歌”“打歌”“打跳”的活证,依稀可以看到“诗经”演述传统的影子,因为在这些活动中,音乐、舞蹈、歌词、仪式仍然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

甚至今天氐羌系民族中众多的“酒歌”都能找到与上述的《大雅·瓠叶》相似的表现方式。例如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76—1982)》的藏族《劝酒歌》(搜集者:于乃昌):

南方印度的竹器酒杯,黄铜镶边的竹器酒杯。(https://www.daowen.com)

看在黄铜镶边的面上,亲人啊,请你喝上一杯。

北方藏区的瓷器酒杯,松石镶边的瓷器酒杯。

看在松石镶边的面上,亲人啊,请你喝上一杯。

家乡门隅的木器酒杯,银子镶边的木器酒杯。

看在银子镶边的面上,亲人啊,请你喝上一杯。(26)

如果说“诗经”演述传统可以看做一类整体的文本体裁,就如劳里·杭柯所言的“超级文类”。那么先秦以降,这种演述传统就一直在演化。后世的辞赋、乐府、曲子词直接承袭《诗经》的“诗”艺术。《大雅·生民》这样的“神话史诗”代表着口头史诗演述的传统,后来演化为“创世·造人”的演述方式。《小雅·六月》这样赞美英雄的古歌对应着“英雄”母题的史诗传统。《召南·野有死麕》这样的婚恋歌演化为后来像甘青“花儿”这样的情歌演述。《商颂·殷武》这样的祭祀仪式歌,在今天太湖“赞神歌”、上海“太保书”这样的活态祭坛古歌仍可找到线索。

但无论如何演变,今天这些被分别置于“歌谣”“长诗”“神话”“史诗”“祭歌”“乐舞”等文类形态下的“诗经”演述传统,仍然不是单一文本。他们都必有特定的演述场域,也往往是音乐、舞蹈、语言、仪式中至少两者的结合。例如太湖流域的“吴越神歌”,歌手同时也是祭司,他不仅要主持仪式,还要演唱赞词,还要与观众和“神”交流。“神歌文化既是吴越民间神灵信仰的载体,又是吴越民间艺术的载体。”(27)

哈尼族“阿迷车”即是一种类似“诗经”演述传统的文本形态。它主要流行于云南省墨江、绿春、江城、元阳等县。在今天的学者表述和政府表述中,“阿迷车”被称作“乐作舞”“舞蹈”“歌谣”“儿歌”“民歌”“舞蹈歌”等。显然,歌词、音乐、舞蹈、仪式综合一体的“阿迷车”遇到了体裁的困惑。因此,在将“阿迷车”打造成为“文化品牌”的时候,原本的“阿迷车”就被人为地肢解了,它的舞蹈、歌词、唱腔被分别作为一种体裁单独发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诗经”演述传统的艺术分化也是自然而然的现象。我们今天的诸多文学文类和民俗事象,就是“诗经”所代表的文类传统人为专门化的结果。

《诗经》里的305首诗,代表的是不同族群文化的艺术,他们作为单个文本都可以归属于“诗经”演述传统的大文类里。但是作为《诗经》的整体,为什么这些诗篇能够集结到一起?集结它们的标准是什么?

毫无疑问,音乐性是《诗经》的灵魂。《诗经》按照不同文本的不同音律分类。在祭祀、燕饮、射猎、婚恋、战争等不同的场景,文本的音乐各有特点,相应的舞蹈也不同。我们虽不能断言“风”诗是否配有舞蹈。但可以肯定“风”诗相较“雅”“颂”来说更加生活化。既然是世俗生活,肢体语言也就更加自由和随性。

春秋时政局破碎,思想纷纭。宗周的知识分子们寄希望于用文化复古这样的“文艺复兴”来挽回“正统”。于是,礼乐的声教作用被提高,最终形成《诗经》的辑录活动。305篇诗中,有的是对殷商高度发达音乐的继承,有的是假托夏朝正统创造的周代音乐,有的是周朝雅乐与地方特色结合的产物,还有的是远古口头神话和史诗演述的孑遗。

“诗经”演述传统中,演述者是一个隐含的存在。《周颂·有瞽》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28)盲乐师在商周礼乐中扮演特殊角色。叶舒宪认为,“巫师跳舞与瞽人奏乐兴歌同样是交通人神的必要符号手段”(29)。宗教祭司不仅要掌握仪式和口头文本,还要掌握音乐和舞蹈。因此《诗经》文本的演述者必须适应“诗经”演述传统综合性要求。

有了文本、演述传统、演述者、受众、记录者的在场,“诗经”演述传统就具备了特定的演述场域。这样的“表演”在今天仍可以看到,比如满族萨满的“跳神”仪式、彝族毕摩的“勒俄”演唱、纳西族东巴的“东巴经”演述、哈尼族摩批的“叫魂”仪式、吴越神歌手的“做会”祭祀。这些演述活动不仅是宗教性的,更是族群历史、文化和哲学观念意义上的“传承”。叶舒宪认为:“如果我们还记得‘兴于诗’的原初境界本是一种仪式性歌乐舞浑然为一的、全身心沉醉其中的体验境界,那么孔子有关‘兴于诗’的说法同当代存在哲学家们为反抗抽象理性异化而倡导的‘我舞故我在’的时代命题之间,不也就获得了某种超越时空的共识与沟通吗?”(30)

今天,我们又一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举起“复兴传统”的大旗。当我们寄希望于“失礼求诸野”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认识中国文学传统的“文类/体裁”本质。这不仅是回答“诗经是什么”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挖掘文学遗产巨大价值的需要。当《诗经》不再是“诗歌”,而是一笔活态文学传统的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新的认识。从春秋时代的“复礼”运动开始,秦汉的“一统”、魏晋的“自觉”、唐宋的“复古”、元明清的“民族融合”、近代的“新文学”和“西学”,无不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策略。文学“文类/体裁”的形态和传统正是这些文化变革运动里,最基本的话语手段,尽管它毫不起眼。

西村真志叶认为:“传统体裁学事实上取消了一个事实,即: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主体正在进行两种不同的体裁游戏。”(31)那么面对《诗经》,其“被研究者”固然已逝,但这不是放弃探寻的理由。“诗经”既然是“活态”和“传统”的,就不能仅仅用“作家文学/民间文学”的陈旧文学观来看待。“诗经”曾经是活态的,它是上古演述传统的一个遗传和呈现,它承载的是中华文明自我调适和自由生长的话语力量。因此,“诗经”传统没有死亡,也不仅仅是文学文献,它仍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流淌不息。

以上对《诗经》的另类阐释,从一个旁证说明了中华创世神话在上古时期的演述语境,也提示了这种“巫”的文艺传统一直在流传、演化,直至演化为今天各民族的活态祭祀文艺。虽然还缺少更为严苛的证据链,但已经可以勾勒出一条今日多民族同源的线索。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是基于文化事实提出来的。“同源共祖”神话是表述这一文化事实的路径之一,和《诗经》的诗学传统一同说明中华文化的源流体系。在《诗经》中隐藏着的那些祭天降神的神话信息,也隐隐透露出中华创世神话文化精神的诗学特质。


(1) 韩高年:《〈诗经〉分类辩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6页。

(2)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页。

(3) 陈致:《从仪式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吴仰湘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4) 《毛诗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版,第568页。

(5) “演述场域”概念是对“语境”概念的细化,参见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6) 此演出序列参考了王国维:《说周颂》(《观堂集林》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该排列版式引自陈致:《从仪式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吴仰湘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那》诗文本参见《毛诗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版,第1339—1341页。

(7) 巴莫曲布嫫在论述“演述场域”的“五个在场”,主要针对史诗的演述活动,而这里笔者将“几个在场”的演述理论借用到对《那》诗的分析。参见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廖明君、巴莫曲布嫫:《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巴莫曲布嫫访谈录》,《民族艺术》2004年第3期。

(8) 袁珂:《中国神话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59页。

(9) 赵逵夫:《序》,载韩高年:《〈诗经〉分类辩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序第1页。

(10) 《尚书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276页。

(11) 《毛诗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758页。

(12) 同上书,第563页。

(13) 《礼记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2824页。

(14) 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15) 《礼记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3330、3310页。

(16) 《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二,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4067页下。

(17) 《礼记正义》卷四十九,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3481页上。

(18) 《周礼注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700—1701页。

(19) 陈致:《从仪式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吴仰湘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20) 参见《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6年版。

(21) 《周礼注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705页。

(22) 《毛诗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800页。

(23) 同上书,第1072—1073页。

(24) 《古今逸史精编·西京杂记》卷三,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25) (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2页。

(26) 转引自黄涛:《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27) 顾希佳:《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28) 《毛诗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281页。

(29)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30) 同上书,第437—438页。

(31) [日]西村真志叶:《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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