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苏波关系史上的一幕悲剧

第一节 被俘的波兰军官

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将军、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关押在指定的旧别尔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1939年11月初，三个战俘营开始接收专门战俘；同月底分配和接收工作基本完成。此后直到1940年春，这三座专门战俘营及其关押对象都保持稳定。

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营的基本是波兰军队的原军官，他们的军衔从将军到上尉，军种也不同。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如军医、教授，以及记者、画家和随军神父等。奥斯塔什科夫营主要关押着波兰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苏政党和团体的积极分子、地主、公爵、工厂主、定居者和难民等。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情况见下表。

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人数在1939年11月底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对这批“特殊”战俘的集中工作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已完成。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数略有减少，为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对他们最终的处理决定后，3月16日的一份人数统计为14854人。不过，这并不是最后被处决的人数。

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一开始在这三个战俘营反映比较普遍的生活待遇问题慢慢减少，另一类问题，即战俘们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政治待遇，则日益突出出来。

战俘们对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提出质疑。曾在1939年9月指挥了利沃夫保卫战，后向苏军投降的弗·尤·西科尔斯基将军，1939年10月20日从被关押地旧别尔斯克战俘营致信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说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没有理会“德军统帅部在给我们的书面建议中曾许诺给我们最优厚的投降条件”，“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而是毫不犹豫地与苏军进行谈判，是因为“贵国与德国相反，保证对各民族和个人采取公正的原则”。他提请铁木辛哥注意，“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并且个人自由在这里受到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他希望苏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们尽快获得自由”。1940年1月7日，关押在同一个战俘营的一批波兰上校上书战俘营领导，要求确定他们的地位和按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这次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请向我们说明，苏联政府怎么看待我们，确切地说，就是：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如果认为是，“我们请求根据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准则对待我们”，首先就应当“使我们有可能自由求见受权驻苏联政府、负责保护波兰公民利益因而也保护战俘利益的大使馆”，“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与在苏联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布战俘名单，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适当发放津贴等等。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是被捕者，“那么请通知我们，我们因为什么罪被剥夺自由，请对我们正式提出公诉”。如果他们是被拘捕（拘留）者，“请向我们说明，我们哪些行动导致了限制我们的自由，况且，我们是在波兰领土上被拘捕的”。另外，一百多名军医和药剂师也致信伏罗希洛夫，声明他们是在“履行医生职责时被苏军俘获的”，他们要求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关于军事行动期间医生和药剂师权利的有关规定，将他们送往中立国家。但是，这些呼吁和要求在苏联当局那里不是遭到拒绝，就是不予理睬。

要求公正待遇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关押制度的抵制与抗拒。旧别尔斯克营的梅·约·埃韦特大尉、路·亚·多梅尔少校、斯·亚·克沃列格等人，组织了“文化学习活动”小组，鼓动“只用波兰语交谈”，“不为战俘营上工”，“战俘营的情况越糟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以此让战俘营管理当局和战俘营制度，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国际调查小组面前出丑”。这些言论在战俘营的上报材料和战俘管理局的通报中，被定性为“进行旨在反对战俘营内部制度和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反革命活动”。在奥斯塔什科夫营，一些战俘以蹲禁闭室为荣，能够“不去干活，而且说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干活”，在他们的“同事”看来这差不多是“功劳”。在该营1940年1月上半月统计中，各种违反战俘营制度的事件有75起，其中拒绝干活约占1/5。在科泽利斯克营，1940年1月21日，大批战俘开始绝食。虽然绝食的起因是因为战俘营伙食质量低劣，给战俘食用变质食物，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有关部门中断了对战俘营的供应。据该战俘营政委马·阿列克谢耶夫报告，上级1月份没有给该营及时发来食品，又不允许以集中方式领肉，“所有这一切不仅使战俘伙食变差，而且简直有中断战俘伙食的危险”。还有的战俘暗中准备逃跑。1940年2月19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总局特别处第2科科长洛尔基什报告，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中发现了一系列企图逃离战俘营的事实。一些战俘策划在夏天逃出战俘营，而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是芬兰，因为“它正与苏联打仗，如果我们出现在芬兰领土上，何况我们还是军官，芬兰人将不会出卖我们，相反，会接收我们参军，委以军官职务”。为此，战俘们设法买到了地图，“开始研究苏联西部的地形，即他们从战俘营逃跑时路经的那些地方”，“并将通往原波兰与芬兰边界的所有居民点、公路、铁路作了标记”。有些战俘讨论逃离战俘营计划时认为，需要用卡车逃跑，因为卡车离开战俘营时任何人都不会认真检查。除准备实施单人和小组逃跑外，某些战俘还有组织全部战俘大规模逃跑的企图，为此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对这一事件，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指示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采取措施加强警卫，除掉为首分子。”这种情况也在科泽利斯克营发现过。

战俘中表现出的爱国情绪，也受到了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极大关注。在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中，有不少这类事例。战俘们在交谈时认为，“波兰还会像过去的波兰一样存在”。他们寄希望于英法两国来帮助“波兰复兴”，关心“未来波兰”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并表示出对“正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拼杀”的士兵崇敬。与这种爱国情绪很容易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苏联的不满。一些战俘结合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指出，“苏联成了红色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用嘲讽的口气向战俘营政治指导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为什么与芬兰打仗？”“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国与芬兰那样一个小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还有的战俘自己编辑了“充满了反苏精神”的报纸，在战俘中秘密传阅。

应当指出，上述情况并不是战俘营非常普遍的现象，或者说不是各战俘营汇报材料里反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上述言行被战俘营管理当局处理的人员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数量并不是一个问题意义的全部。正是在这些似乎不是普遍发生的问题上，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与波兰战俘之间的矛盾。在对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后，从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这就注定了这些战俘势必成为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下被管制的重点和这一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在苏联已经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且坚持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管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使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甚至反映出这种渴望的言论和表明具有这方面潜在能力的举动，都会对苏联的现状构成威胁，因而为这一体制所不容。对此，战俘管理当局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在战俘中招募暗探，来掌握战俘的思想动态和地下活动，并对发现的“反苏和反革命分子”严厉处理。从这批被关押的战俘角度看，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对此战俘们从心理上很难接受。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之所以落入现在的境地，并不是由于和苏联进行了交战，而是恰恰相反；决定他们没有被释放的理由，也不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反苏的现行活动，而仅仅是原来所从事的职业和具有的职衔。另外，这三个战俘营的战俘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使他们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个人目前的处境与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形势以及与苏联政治体制之间的种种关系，从而唤起他们更强烈的爱国情绪和复兴波兰国家的愿望。这种感情和愿望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言行，正是苏联战俘管理体制要严加防范的，也是苏联政治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在这三个战俘营中反映出的矛盾，不仅仅是关押者与被关押者的矛盾，而是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无疑处于这对矛盾的主导地位。它握有选择解决矛盾的方式的决定性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权力掌握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决策者手中。苏联当时的体制提供了这种可能，即他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和论证，仅凭个人意志来使用这一权力，包括选择用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式使用它。在这样的体制下被置于这样一对矛盾中，并在矛盾双方中处于从属地位，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第二节 苏芬战争和贝利亚12月31日的指令

1939年11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联召回驻芬大使，声明与芬兰断绝外交关系，不断恶化的苏芬关系终于彻底破裂。30日，苏联军队开始进攻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这是苏联继9月出兵波兰后两个半月内第二次针对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尽管这次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那样配合行动，但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时间内再次取得战争的胜利。按照常规，苏联将不得不又一次面临随之出现的大量战俘问题。为给接收战俘早做准备，贝利亚于12月1日签署命令，指定在摩尔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境内建立9个战俘接收站；并要求尤扎、尤赫诺夫、普季夫利、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达州的格里亚佐维茨等4座战俘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卡拉干达劳动营准备安置26500名战俘。前三座战俘营刚刚把关押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波兰战俘处理完毕，接收一部分芬兰战俘（按贝利亚的命令是11000名）应当不成问题。不过，在上述贝利亚估计的芬兰战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批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对这些人员与普通士兵区别开来处理，正是苏联当局处理战俘的既定政策。那么把这批芬兰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里呢？

这是贝利亚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的选择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众多选择中，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顺理成章的，是把这部分战俘集中到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一个去。因为，无论从看管环境、管理人员配备、警卫力量、保障系统等“硬件”上，还是从管理者的经验、相关规章制度的健全等“软件”上，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都有其他战俘营暂时不具备或不全具备的条件。贝利亚和苏联战俘管理部门选择这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个作为将来关押芬兰“要害分子”的地点，应当是很正常的。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11月下旬，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在对三个专门战俘营进行实地调查后，向贝利亚提出了进一步处理这些战俘的建议。战俘管理局局长先简单介绍了他所管辖的各战俘营（包括从事劳动的）波兰战俘的数量，接着讲到在释放了一部分前波兰军队士兵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会议作出关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并苏联的决议后，战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绪急剧增长，有鉴于此，他建议：“一、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会议的决议精神，可将在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矿山管理局劳动的战俘转为雇佣工人；预先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愿意作为同苏联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反正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三、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里虽然没有提到安置芬兰战俘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贝利亚还有这么多波兰战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近9000名军官有待进一步确定对他们的使用。现有的材料还无法准确地说明贝利亚当时的想法，也许这永远是一个谜了。然而，现有的材料却表明，贝利亚和战俘管理局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对关押波兰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的三座专门战俘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12月4日，按照贝利亚的命令，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侦查员斯·叶·别洛利佩茨率领的侦查组，到当月月底这个侦查组已有14人。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尽快准备好该营全体战俘的侦查案卷，并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有关材料。特别会议成立于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决议，对案件进行最终审理的机构。30年代中后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审理都是在被告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特别会议做出判决，既成为终审判决，被告和辩护人无法上诉。因此，命令把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案卷上交特别会议，这就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已经决定对这些战俘要进行最后的处理了。战俘管理局对别洛利佩茨侦查组的工作高度重视，索普鲁年科于12月4日、7日和23日三次指示奥斯塔什科夫营，除了“保证侦查组的工作条件并执行别洛利佩茨同志的业务指示”，“为其安排住处，必要时并提供制服”外，为防止侦查组工作期间，“营内关押的警察、宪兵及其他战俘可能有所举动及过分行为”，他还特别要求战俘营“加强对战俘的监视”，“加强营地四周的值岗及巡逻”，甚至“从战俘住所收走斧头、铁镐及其他劳动工具”。由此可见，战俘管理局对此事丝毫不敢怠慢，它从侧面反映出这次行动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被派到奥斯塔什科夫去的工作组也同样不敢懈怠，到12月底，他们办理完成侦查案卷2000份，给特别会议发去500份。全部工作预计在1940年1月底结束。

12月31日，贝利亚连续发出指令，三个专门战俘营均被涉及。贝利亚命令索普鲁年科率领1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员前往奥斯塔什科夫，其任务主要是：第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对原波兰警察战俘案件及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报告的工作进展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侦查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内办完所有在押警察战俘的案件。”第二，“从全部警察战俘中挑出有业务价值的人员的案件，就这些案件认真侦查，查清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全部联系，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当时派往苏联的原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第三，了解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进行的间谍情报工作情况。“注意现有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据此对各类战俘的情绪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贝利亚还要求对战俘与营外的联系，搞好战俘营登记机关的工作，保证登记质量，战俘营的警卫状况和战俘的纪律情况等进行检查。

同一天，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二处处长罗季奥诺夫前往旧别尔斯科，命令战俘管理局副局长约·米·波卢欣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一处处长雅·阿·约尔什前往科泽利斯克，其任务与索普鲁年科的基本相同。

贝利亚如此兴师动众派“要员”亲临战俘营，目的绝不仅仅是检查工作。从贝利亚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真正关心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其一，对战俘侦查案卷和登记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战俘中寻找和发展谍报人员工作的进展。就前者而言，侦查和登记的过程，也就是确定战俘真实身份、核实其以前的工作经历、发现和揭露战俘中所谓“反革命组织和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后一个环节，可以为在特别会议上最终决定战俘们的命运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根据。换句话说，贝利亚要的是上报给特别会议的“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在他规定的时间内——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时的真实准确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与完成前项工作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贝利亚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达的一道指示，在这道“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在战俘中进行业务和肃反工作的指示”中，规定要在战俘营“建立间谍情报网以查明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情报机构要查明并特别注意一些特定人员，对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进行登记，为他们建立谍报档案并保证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因此，落实这道指示，本身就是为第一项工作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对已有的情报网进行检验，从而发现一些确有利用价值的情报人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这也是对战俘的一种进一步处理，尽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战俘，但对贝利亚及其领导的部门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https://www.daowen.com)

说穿了，这两件事就是这些波兰战俘的“去”和“留”的问题，即哪些战俘应该从战俘营中清除出去，而哪些战俘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关系到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每一个战俘的命运，这个命运在一个月内就要由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作出初步裁定。当然，最终的判决还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但要知道，特别会议仅仅是面对整理出来的材料做出判决。

贝利亚在1939年最后一天下达的指令，已经很难说与正在进行的苏芬战争有多大关系了。就在贝利亚下达上述指令的前两天，战俘管理局向副内务人民委员瓦·瓦·切尔内绍夫报告，按贝利亚命令准备好了6个可容纳27000名芬兰战俘的战俘营，另3个营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战俘。但由于现在芬兰战俘很少（150名），因此战俘管理局请求批准只保留两个战俘营工作人员的全编制，其他各营只保留10%～20％的编制。这就是说，为新的战俘腾出营地的问题现在并不迫切。苏芬战争也许只是一个契机，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战俘的注意，并联系到各战俘营出现的种种反抗现象，开始着手全面、彻底解决波兰战俘问题。但是，仅从贝利亚的命令中，还无法看出苏联当局准备用什么方式解决战俘“去”的问题。从以往的经验看，即便是送到特别会议的案卷，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保全了性命。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第三节 关于战俘营政治情况的通报和为战俘营“减轻负担”的建议

其实，在整个12月份，各个战俘营就已陆续上报了一些“反面材料”。在科泽利斯克营11月份工作总结报告中专门谈到了战俘的政治精神状态，说有些军官表现爱国主义情绪，有信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企图。旧别尔斯克营在相同的总结中报告了所查明的4起“反革命活动”：战俘们组织了“文化学习小组”和“互助会”，进行祈祷，以及诬蔑苏联等等。12月7日战俘管理局就科泽利斯克营战俘巴·安·扎哈尔斯基自杀事件给贝利亚呈送一份专门报告，说他因思念家乡和家人长期情绪消沉。12月10日，据科泽利斯克营报告，他们三天前挫败了一起战俘企图逃跑事件，三名战俘受到惩处。此外，在扎波罗热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各劳动营，也都出现劳动纪律松弛，战俘逃跑，拒不出工和怠工等现象。从各种报告上看，上述事件和现象还是个别的，涉及的战俘人数不多。

但是，在贝利亚12月31日指令下达后，情况有了变化，无论是战俘管理局还是各战俘营，对各营出现的不良现象和事件的注意程度都大大提高。战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中的不良现象和特殊事件》的长篇通报，列举了各营反苏情绪和言论、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逃跑和企图逃跑事件以及各营工作人员情况。虽然通报中的材料都是从各营工作报告里汇总起来的，但把此类材料集中在一起，对战俘管理局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换言之，正是由于通报不是对战俘营情况的全面反映，而是某一个方面问题的汇总，所以它在无形中就把这类问题放大了，很容易使人形成“问题严重”的印象。1940年1月9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奥斯塔什科夫营在侦查中不断发现一些战俘的真实身份指示该营领导人，要求把战俘构成方面的变化“反映在相应的登记案卷中”，并把“定性材料有改变的战俘名单”上报局里。11日，战俘管理局就“尼科波尔锰矿”矿区和“十月采矿”矿区发生的战俘罢工和绝食事件，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写出专门报告，其中列举了“拒绝出工的战俘中的反苏挑拨性言论”。13日，就罗夫诺营战俘企图逃跑事件大大增加，战俘管理局下文指示该营“严格战俘关押制度”并“立即给战俘管理局写一份战俘逃跑的专门报告，说明逃跑发生的次数、促成逃跑的原因”等。22日，战俘管理局又收到科泽利斯克营的紧急政治报告，反映部分战俘因食物质量差而绝食并“造成了混乱”。31日，按照贝利亚一个月前的指令来到旧别尔斯科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组也大有收获，他们“在战俘中查出了许多原波兰各种政党的成员，以及许多边防军、定居者、地主、富农等等。”2月1日，被派往奥斯塔什科夫的索普鲁年科也向贝利亚报告，对关押在这里的警察的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办理了6000份案卷”，“已着手将案卷发给特别会议”。4日，科泽利斯克营在例行报告中再次谈到了战俘中的“错误情绪”和“反革命现象”。这类情况在旧别尔斯克营的例行报告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19日，一份关于奥斯塔什科夫营战俘准备逃跑的专门报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整理完成。

原来只在各战俘营例行报告中以“政治思想状况”为题出现的那些内容，现在直接换成了“不良情绪”、“反革命现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汇集起来写成了通报和专门报告，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文风上的某种转变了。它如同一架风向标，指明苏联领导人开始对哪类材料感兴趣。这种兴趣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证明，它与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决策密切联系在一起。

到1940年2月中下旬，苏军在苏芬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击溃了芬军在主要防御阵地“曼纳海姆防线”上的抵抗，苏芬战争接近尾声。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俘获的芬兰军人仅1100人，就连为芬军战俘准备的若干战俘营中最小的格里亚佐维茨营，容纳这些战俘都绰绰有余。显然，为接收芬兰战俘而处理波兰战俘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按说，关押在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波兰战俘可以继续关押下去了。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大小小干部在三个专门战俘营“蹲点”一个月整理出来的材料，仍然按照已经启动的程序向上传送着。看来，不管苏联当局原来是怎样设想的，自从贝利亚把一批干部派到战俘营去，对波兰战俘的处理就被纳入了一条单独的轨道，至少它不会仅仅根据苏芬战争的结果改变运行方向了。

1940年2月20日，索普鲁年科向贝利亚请示，要求给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减轻负担”。在贝利亚1938年11月25日接任内务人民委员后，给其管辖的监狱和各种集中营“减轻负担”，是他推行的一条“新路线”。1939年，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各监狱的在押犯人数量下降了近1/3。因此，索普鲁年科提出为战俘营“减轻负担”的建议，完全符合贝利亚的政策。在报告中，索普鲁年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将军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残废者、结核病患者、60和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0人）全部释放回家。将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材料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与技术员、教师释放回家。据初步材料估计，这类人员可能释放400～500人。”对另一类人员即边防军军官、司法人员、地主、“波兰军事组织”和“射手”党派中的积极分子、原波兰总参谋部二处军官、谍报军官（约400人），他提议办理好他们的案卷，“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查”。战俘管理局负责人还建议，“对这类人员的侦查，最好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若不行，则将上述所有人集中到奥斯塔什科夫营进行侦查。”实际上，这是又一个分类处理方案，但却不是涉及两个战俘营全体战俘的方案。被建议释放的700～800人，加上需要继续审查的人员，不过1100～1200人，只是两座战俘营人员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战俘——主要是军官——怎样处理，索普鲁年科没有提及。也许，在索普鲁年科的意识里，军官和上述那些人员也要区别对待，前者除老弱病重者外，不在“减负”之列。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受到贝利亚的重视，他召来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就此事进行协商。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发现留下文字记载，但很有可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位领导人就“减负”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做出了决定。仅仅两天后，即2月22日，梅尔库洛夫便向战俘管理局、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州局、斯摩棱斯克州局和加里宁州局，转达了贝利亚的指示：“将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别尔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营中的原狱吏、谍报人员、奸细、定居者、司法人员、地主、商人及大私有者全部转押至监狱，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侦查部门进行侦查。这些案卷今后如何处理将另作指示。”次日，战俘管理局给各战俘营下达了相应指示，要求在5天之内查清上述人员的准确数目，上报人员转送的地点，并继续在营内查找相同人员。战俘管理局的指示特别强调：“将战俘转送至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应严格保密，此点务望注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没有涉及军官战俘。

把上述指定人员送往监狱，对战俘营来说当然是“减轻负担”，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不过是把他们从一个关押地点转送到另一个关押地点，并没有真正“减负”。从真正“减负”的意义上看，索普鲁年科2月20日建议的前半部分似乎更切合实际，可是贝利亚并没有采纳，而是把战俘管理局建议释放的人员也统统送入了监狱。以往的实践表明，监狱也可以进行“减负”，这里“减负”的出路无非就是三条：释放、送劳动营和处决。在无法了解贝利亚当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仅有的材料和常理上去揣摩贝利亚下达如此命令的意图。如果他觉得这些人员最终可以释放，那么把他们转送到监狱并在那里继续侦查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如果是打算把这些人员送往劳动营，且不说没有必要非要经过监狱绕一个圈子（那些现在仍在一号建筑工地和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所属企业劳动的波兰战俘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其中的那部分老、弱、病重的战俘，也明显地不适宜。这也就是说，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对索普鲁年科建议的第一个正式反映，就已经显露出要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这部分波兰战俘问题的意图了。

第四节 处理战俘范围的扩大和政治局1940年3月5日的决议

2月下旬和3月初，战俘管理局的中心工作就是督促三个专门战俘营上报关押人员的分类统计数字和战俘个人履历登记材料。战俘的登记工作从战俘一入营就开始进行了，为此各战俘营的机构序列上还专门设置了登记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营登记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尚不能准确、详细地反映战俘真实情况。在贝利亚1939年12月31日的指令下达后，战俘管理局“为了获得各营中关押的战俘的完整资料”，又制订了一份补充履历表，于1940年1月5日下发各营，要求为战俘逐人填写。这份表格分为5栏，除要填写战俘在原波兰军队和其他机构担任的最后一项职务和掌握的外语外，还应“十分详细地填写战俘在苏联居留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在苏联居留期间从事何种工作”；“战俘在苏联生活的所有亲属和熟人的情况”，以及“战俘在国外（原波兰境外）的情况，必须写明具体地点、起止日期及从事的工作”。在给各营的指示中强调，应特别注意后三项的填写。2月下旬，战俘管理局连续下令，要求战俘营在近期内完成此项工作，“须知此项工作不容拖延”。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第二处（登记处）处长伊·鲍·马克利亚尔斯基在2月27日同一天致电科泽利斯克营，要求立即上报该营在押军官的登记材料和侦查材料。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俘管理当局准备进行处理的战俘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在2月20日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中，他是把军官战俘与警察、狱吏等类战俘区分开来，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者身上的话，那么现在前者——原波兰军队军官——也被纳入了“视线”。有两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其一，2月底3月初，战俘管理局整理了一系列的统计材料，统计范围不仅包括三·个专门战俘营的全体在押战俘，而且对军官进行了单独分类。其二，3月2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其中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今年4月15日起，将被镇压和关押在战俘集中营中的原波兰军队军官、警察、狱吏、宪兵、情报人员、原地主、工厂主和原波兰国家机关高级官员等的家属，共22000～25000户，悉数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地区，为期10年”。可见，无论是对待被关押的战俘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苏联当局都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上述材料说明，苏联当局在1940年2月下旬已经决定了对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战俘一并处理。这是不是前一阶段整理出的专门“材料”起了作用，目前尚无法证明；但有了这样的“材料”，无疑使苏联当局更有理由做出对这些战俘给予最严厉处理的决定了。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决议，直接导致了三个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和关押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监狱内囚犯的悲剧命运。贝利亚的信和政治局的决议几乎完全相同，而且是在同一天完成的，这说明苏联最高决策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第一个签名并写下“同意”，对这个决议如此顺利获得通过，也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1）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2）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二、审理案件时，不须传唤被告，也不提起公讼，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1）对战俘营战俘案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2）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材料审理。

三、由梅尔库洛夫同志、科布罗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

政治局的决议没有说明对上述人员采用极刑的理由，不过贝利亚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待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地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的机关，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动组织。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谍和暴动组织的参加者。”

贝利亚没有进一步列举这些反革命组织、间谍和暴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的具体事例，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质，而不是论证性质。仅凭这些人们似乎无法判断这些人“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的程度和“反革命活动”的规模。如果政治局委员们没有从别的途径和渠道了解到更多有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情况——可惜，这样的途径和渠道至今还没有得到文件的证实——而只凭贝利亚这样一段文字，就在决定剥夺25700人生命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极其轻率的！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战俘们的个人案卷、侦查案卷和补充履历表由战俘营送到战俘管理局，经审查合格并签署处理意见后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在这里复审，其中一部分提交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进行裁决；其余的则由按照政治局3月5日决议成立的3人小组处理。由梅尔库洛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组成的3人小组，最多时一天“处理了”1287份案卷，这使他们哪怕对案卷进行稍微细致的研究都不可能。可以想象，他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单上加盖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7305名犯人，也一同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另有395人未被处死，而是转送到了尤赫诺夫营。在这些幸运地被“留下”的人员中，应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要求留下的47人，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贝利亚、梅尔库洛夫）要求留下的258人，应德国和立陶宛要求留下的66人，其中德国人24名。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战俘当局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和“有用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关部门执行贝利亚1939年10月8日命令的工作成果。

苏联当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对上述人员实施肉体消灭呢？这是一个就现有材料还难于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贝利亚所说的战俘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等，更准确地说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当然，考虑到在此之前汇集起来的那些通报和专门材料，不能说贝利亚的话毫无所指，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是战俘与战俘管理制度之间矛盾的正常反映，是战俘管理体制运行当中不可避免要显露出来的现象。它不是仅仅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独有的现象，就是在波兰战俘中，这也只是个别现象，而非贝利亚描绘的那样似乎成了普遍现象。对三座专门战俘营的大多数战俘来说，给他们扣上这样一顶定了性的“帽子”，是不公正的。

可以说，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命运，从决定对波兰战俘实行“分类处理”的时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成了苏联体制下最难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对从波兰“收并”回来的地区进行改造的需要，都使他们对这些战俘身上隐藏着的“潜在威胁”格外警惕和敏感。苏联领导人也许一开始对“改造”这些战俘仍抱有希望，因此没有在抓获他们的最初几个月就处决了他们。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苏联领导人在“改造”这批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俘上缺乏应有的耐心。缺乏耐心，说到底，还是信心不足。前面说过，在苏联当局与被关押战俘这对矛盾中，前者处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战俘的抵制甚至反抗固然增加了取得“改造”成果的难度，但这不是导致以肉体消灭方式解决矛盾的主要原因。苏联领导人对“改造”这些战俘丧失了信心，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