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外交关系和苏波边界问题

第一节 苏波复交谈判和1941年7月30日的苏波协定

苏德战争爆发，为“波兰问题”的解决，首先是苏波之间解决涉及双方关系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机会。形势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苏联对“波兰问题”的看法。现在“波兰问题”要放到如何战胜法西斯德国这个大前提下去重新认识了。从这个前提出发，恢复波兰的国家属性有利于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而一旦波兰复国，它的国体、政体以及边界和领土问题，就必须加以考虑。这样，对苏联来说，“波兰问题”就不单单是两块领土和一条边界的问题了，它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只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去逐步解决，从而成为比1939年更具有广泛意义的国际问题。

既然“波兰问题”与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它也就不再是苏波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那些系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于这场战争胜负之上的国家，都有理由把它放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当中。英国——还有后来的美国——对“波兰问题”的态度正是这样。1940年5月接替张伯伦出任内阁首相的丘吉尔，还在1939年就已经把苏联出兵波兰与反对德国的战争联系在一起了。也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他当时并没有激烈谴责苏联的行为。接任首相后，丘吉尔希望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以便掣肘德国，为此他派工党议员、主张英苏接近的斯·克里普斯出访莫斯科，寻求英苏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建立“融洽和互惠的关系”。但是，英苏两国关系的发展无法回避和绕开苏联向西扩展领土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而苏联合并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又是其中的关键。研究过这时期英波关系的安尼塔·J．普拉茨莫斯卡指出：“英国和苏联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双方必须涉及波兰问题上的困境。即使它还不是双方军事努力的核心，但这个问题仍然是回避不了的。在波兰和苏联之间尚未达成一个协定的情况下，英苏关系的进程必将受到妨碍。”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在遭到德国进攻后，苏波之间的问题如同“扎在苏联背上的一根刺”，苏联会要求英国帮助拔掉这根刺，来证明它对苏联的诚意。作为一向宣传“为波兰而参战”的英国政府，如果正式承认苏联的合并，无疑将使自己处于不利的舆论包围之中。同时，英国政府公开支持的波兰流亡政府已经落脚伦敦，它对波兰问题的态度，丘吉尔政府也不能完全不加以考虑，毕竟这是一个盟国政府，它会影响到英国在其他盟国中的“声誉”和盟国间的团结。但从另一方面说，波兰流亡政府的生存现在几乎完全依靠英国的支持，这使英国的政治家们并不缺乏对前者施加压力的手段。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英关系的发展需要克服苏波关系中的某些障碍时，这种压力的作用就表现出来了。

苏德战争爆发当天，丘吉尔即发表广播讲话，表示“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所能够给予的一切帮助”。在讲话中，丘吉尔没有提到波兰，这并非是一时“疏忽”，也许他考虑到触动现在这块多少让苏联有口难言的伤疤并不明智。但这却让十分敏感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政治家们感到非常失望。西科尔斯基决定在他就苏德战争向国内进行的广播讲话中，重申波兰流亡政府对波兰问题的立场，以正视听。但就在西科尔斯基发表讲话之前，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已被任命为英国驻苏大使的克里普斯陪同下，约见西科尔斯基，要求波兰总理注意这篇讲话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英国政府刚刚表明愿意与苏联联合抗德的情况下，作为盟国的波兰政府重申与苏联的分歧显然是不适宜的。艾登从当前政治战略的角度，建议波兰政府先把同苏联的分歧放一放。西科尔斯基接受了艾登的建议，删除了其中带有敌对情绪的词语。在1941年6月23日发表的经过修改的演说中，表示支持苏联抗德战争并提出恢复9月1日前波苏关系，但应废除1939年的苏德条约。波兰部长会议在早些时候已经批准了广播演说的全文。西科尔斯基6月25日在向部长会议汇报的时候说明，“他是假设英国政府将站在波兰一边并协助波兰和苏联之间改善关系”的。尽管如此，西科尔斯基的公开表态，使苏波关系在1939年断交后第一次出现转机。

当然，西科尔斯基的讲话也表明，苏波关系的恢复首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仍然是领土和边界问题。1941年7月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指示驻英大使伊·米·麦斯基，要他参照英苏联合抗德协定的样例，与波、捷等国政府谈判签订同样的协定，同时告诉他，苏联政府收到在苏联的波兰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多方建议，要求在苏联建立相应的民族委员会，并组建民族部队同苏军一起与德国法西斯作战。“苏联政府决定建立民族委员会和组建民族部队，并在武装和装备这些民族部队上向波兰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提供帮助。”就建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民族国家问题，要求麦斯基坚持以下原则：“我们支持在民族波兰的疆界内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它可以包括某些不久前并入苏联的城市和地区，至于波兰国家的国家性质问题，苏联政府认为这是波兰人自己的内政”；苏联大使可以向西科尔斯基声明，“如果他愿意，苏联政府不反对与他们签订共同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斗争的协议。”与此同时，西科尔斯基也提出了波兰政府的要求。在7月4日与英国劳工大臣埃·贝文会谈时，波兰政府总理希望英国政府转告苏联政府，波兰方面建议：苏联政府应停止反波宣传；苏联释放波兰战俘和被流放的波兰居民；承认他们是波兰公民并置于波兰政府保护之下；在苏联建立一支波兰军队；波兰可以考虑在战争结束之后再讨论苏波边界问题；等等。

由于此前麦斯基既没有同西科尔斯基，也没有同波兰流亡政府其他成员接触过，对他们并不了解，“不能确定西科尔斯基政府将怎样对待苏联关于军事协定的建议”，因此他觉得“借助有足够威望的中间人进行试探是适宜的”。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是最合适的人选。就在西科尔斯基会见贝文的同一天，麦斯基在伦敦会见了艾登，转达了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和愿望。艾登和英国外交部积极充当起苏波之间联系人的角色。7月5日，在英国外交事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的办公室，西科尔斯基与麦斯基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会谈，就建立同盟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根据麦斯基向莫斯科的报告，波方首先提出边界问题。由于苏联提出的“民族波兰的疆界”明显地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排除在外，这是波兰流亡政府、特别是政府中右翼势力不能接受的。波兰外长扎腊斯基对此表示了不满。西科尔斯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更为现实，他表示可以暂时搁置此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收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区的要求，因为他希望苏联宣布废除苏德之间所有涉及波兰的条约，此后才谈得上恢复苏波间的外交关系。另外，波方希望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但这支军队在组织上应是“独立的单位”，在作战上服从苏军总参谋部和总司令部指挥。麦斯基注意到，西科尔斯基没有提及在苏联组建波兰民族委员会问题。

搁置波兰国家边界问题，虽然是一种回避矛盾的办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尽快恢复苏波关系惟一可行的办法。因此，7月11日莫斯科告诉麦斯基“在坚持支持在民族的疆界内恢复独立的波兰的同时，苏联政府不反对西科尔斯基的建议，现在搁置关于确定未来波兰国家疆界中苏波共同边界的问题”。同时，苏联同意声明废除1939年苏德间的一切条约并接受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在建立民族委员会问题上，“如果我们的建议是不正确的，我们收回我们的建议并同意接受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同日，麦斯基、艾登和西科尔斯基在艾登的办公室举行会谈，苏波双方达成共识：苏联同意废除苏德条约，恢复苏波外交关系，双方宣布共同对德作战，在苏联领土上组建一支波兰军队。

7月12日，英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了联合对德作战协定，正式结成同盟。英国不希望在自己的两个盟国之间发出的“不和谐音符”，影响到苏英结盟的政治意义，因此对西科尔斯基给予极大支持，因为“不列颠政府的下一步计划还要与他联系在一起”。但在内阁中，西科尔斯基由于主张与苏联签订条约而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以总统拉茨凯维奇、波兰驻英大使扎腊斯基以及国内事务委员会主席卡·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等代表的反对派，强烈反对在英国和美国没有事先对恢复战前波兰边界承担义务的情况下和苏联重建关系，他们指责西科尔斯基“被英国人利用而无视波兰利益”。西科尔斯基不得不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他说，在“俄国赢得太早”并抢在盟军前面进入波兰领土的情况下，这一协定将有望给波兰可以对抗苏联的杠杆。他反问道：“在那种情况下难道协定没有任何含义吗？……不，我并不是说我将（能够）阻止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将有某些我们能够依赖的基础，我们可以有要求某些东西的根据……盟国将会成为目击证人……”西科尔斯基的主张得到了丘吉尔和艾登的支持，艾登亲自出面向扎腊斯基保证：“如果作为我们能够达成的任何安排的结果，我们将表明波兰和波兰的利益能够得到俄国人的公正对待，我们将能够使像不喜欢俄国人那样喜欢波兰人的许多国家感到满意。”在英国政府的协助和西科尔斯基的力主之下，7月30日，西科尔斯基在伦敦同麦斯基签署了苏波互助协议。

协议规定，“苏联政府承认1939年苏德之间涉及波兰领土变更的条约失效”；波兰政府声明，波兰不受它同任何第三方订立的旨在反对苏联的任何协议约束；两国立即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两国政府“在当前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彼此提供一切援助与支持”，苏联政府同意在本国领土上“组建一支由波兰政府指派并征得苏联政府同意的司令官指挥的波兰军队”。同时双方还议定，“苏联政府对所有或是作为战俘或是因其他理由至今仍被关押在苏联的波兰居民，自恢复外交关系时起实行大赦。”

苏波协议的签订，不仅恢复了两国外交关系，而且确定了两国之间的军事同盟，从壮大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角度看具有积极意义。波兰这时的地位有所提高，它的军事贡献由于要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而增加了。但是，也应看到，苏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协议是双方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的一种妥协。在伦敦的波兰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把苏波协议看成是被迫的、临时的和一时的权宜之计。双方为达成协议不得不回避了一系列矛盾，其中包括在一些最重要问题上的矛盾。以后的实践证明，双方对协议中条款的内在含义的解释并不相同。就以第一条为例，波兰流亡政府的考虑是，既然苏德间涉及波兰领土的条约无效了，那就意味着要承认这些领土仍然是波兰的领土，边界线应恢复到1939年9月1日以前的原状。而苏联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条，一则苏德战争爆发后，双方在波兰领土上划出的边界线已遭到彻底破坏，以前所有有关条约和协议事实上均已失效，承认这一点对自己没有任何损害。二则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区并入苏联所履行的法律程序与苏德间的条约和协定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承认苏德间的条约失效并不意味着两地区并入苏联也失去了法律依据。总之，波兰流亡政府从丧失领土的角度把苏德之间的条约看得更重要，苏联政府从收并领土的角度更看重按国内法履行的程序和结果。因此尽管双方在放弃苏德间条约方面迅速取得一致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问题远没有解决。同时，协定的签订只是第一步，波兰流亡政府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说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自己在盟国中的地位，还必须积极参与军事行动，特别是在苏联的军事行动。因为，这里是解放波兰最理想的战场。

虽然边界问题的暂时“搁置”使苏波形成了同盟，但苏波领导人都明白，边界问题终归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西科尔斯基在7月4日同贝文会谈时曾提出，波方可以在苏波边界上做出一些妥协，但它须向西从德国身上得到补偿。苏联领导人在考虑战后波兰的边界与领土问题时，结合未来对战败德国处理，也逐渐形成了一条思路，即让波兰向西扩展。

1941年12月初西科尔斯基以波兰政府总理身份访问了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数次会谈。会谈中，斯大林就保障战后欧洲安全问题，以及防止德国新的侵略的方法，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赞成恢复一个强大、独立和友好的波兰，它可以成为决心堵死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道路的那些国家链条中的坚固一环。斯大林从与德国“东进”政策进行斗争的角度，强调了苏波利益的一致性，提出要使波兰能抵御来自德国的侵略，条件之一就是巩固波兰北部和西部边界。为此，应该把历史上属于波兰的西部土地归还给它。斯大林首次提出“东普鲁士应该属于波兰，波兰的西部边界应该定在奥得河。”至于苏波边界，苏方表示“只要波兰军队投入战斗，两国可以在和平会议前就确定其共同的边界。”联系到苏联当时仍处于异常艰苦的战略防御阶段，急需补充前线部队，因此把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使用与边界问题挂钩，也算是急切之中的一种选择了。但是西科尔斯基感到斯大林很明显的是想把“波兰向西推”，担心一旦接受了斯大林建议的波兰西部边界，就要承认东部边界在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既成事实。所以他宣布，1921年的波兰边界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他不提1939年9月1日的波兰边界而只提1921年的波兰边界，也是用心良苦。正是1921年的《里加条约》划定的波兰与苏俄之间的边界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入波兰版图。同时，它涉及的只是波兰的东部边界，与西部边界没有关系。西科尔斯基强调这条边界，一方面表明了波兰要重新拥有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立场，另一方面又不反对波兰向西扩大；一方面一定要使东部边界恢复1939年9月1日前的原状，一方面又不坚持西部边界也一定要恢复原状。可见西科尔斯基不赞成的是把波兰向西推移，而是赞成让波兰原地扩大。然而对苏联来说，《里加条约》一直被视为是被迫接受的条约，现在西科尔斯基旧事重提，而且态度坚决，这让苏联感到“已不可能与流亡政府解决边界问题了”。于是，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便被关上了。

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谈判虽然没有展开，但双方围绕边界问题的外交斗争始终未停，且愈演愈烈。1941年底，双方首先围绕原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居民应参加苏联红军还是参加正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的问题发生争执，进而引出了两地区居民的国籍所属问题。波方认为上述两地区仍是波兰领土，其居民自然是波兰公民；苏方依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39年11月29日法令和1938年8月19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国籍法》，认定两地区居民已拥有苏联国籍。波方随后指出在苏联对两地区实行占领期间援用苏联国籍法，违反了1907年第四项海牙公约；苏联以国内法为依据，认为是在两地区人民自由表达意志后，才被接纳加入苏联的，并不是占领的结果；对波兰驻苏大使科特把利沃夫、布列斯特、斯塔尼斯拉沃夫说成是“波兰共和国领土上的”城市，苏联政府也表示不能接受。此后双方围绕国籍的争执时断时续。1943年初，双方外交战再掀高潮，苏联指责波兰流亡政府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提出与“苏联主权不符”的要求，宣布取消自1941年底起对波兰族居民的特别照顾；波兰流亡政府马上以“联合国家宣言”和“大西洋宪章”为依据，郑重声明，波兰政府始终未变的立场是：“在波苏边界问题上保持1939年9月1日存在的原状”，警告说“破坏这一符合大西洋宪章的立场会有损于联合国家的一致”。苏联则由塔斯社出面进行答复，说波兰流亡政府不想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要求统一到自己民族国家中去的“历史权利”，是一种“帝国主义倾向”。并第一次公开提到寇松，说甚至对苏联并不友好的寇松勋爵都明白，波兰不应妄想得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这些举动的实际结果只能加深双方的分歧与隔阂，使双方关系中总是缺少真诚合作的气氛，给进一步解决那些悬而未决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边界问题——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二节 1941年底至1943年初苏联与盟国关系中的波兰边界问题

波兰问题的国际性质，在苏联成为反法西斯国际社会的一员后，马上显露出来了。1941年末，苏联领导人首先开始同英国就波兰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

尽管斯大林把波兰向西推移的建议在波兰流亡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但苏联领导人仍然希望得到盟国的支持。1941年12月16日，斯大林在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中，谈到苏联对战后欧洲边界调整的设想，第一个就提到波兰。斯大林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应当包括东普鲁士和‘走廊’，同时，这两个地区的德国居民应当迁回德国。波兰的东部边界（与苏联的边界）应沿涅曼河划定，……由此往南，这条边界大体上应以寇松线为准，有些地方可作局部调整。”斯大林还多次强调，“苏联认为必须恢复自己1941年德国人入侵苏联前夕的边界。”在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为《关于在解决战后问题时苏联和英国相互协商和对德战争结束后为保障欧洲安全采取共同行动的条约》起草的一份补充议定书草案中，说得更明确：“按照1939年的边界恢复波兰，但是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领土留归苏联，其中大部分为波兰居民的地区除外（在把比亚威斯托克和维尔诺划归苏联的条件下将利沃夫市留给波兰，或者反过来把比亚威斯托克和维尔诺划归波兰，而把利沃夫留给苏联），还要通过取得东普鲁士西部而扩大波兰领土。”显然，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在基本保证战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仍归苏联所有的前提下，让波兰从西部战前由德国控制的地区获得某种补偿。如果考虑到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德边界的形成过程，不能说斯大林的设想没有历史依据，从共同防范德国的角度看，也不是没有道理。

作为艾登来说，现在就与苏联领导人详细讨论战后欧洲安排问题还为时过早。“英国政府至今未曾认真考虑过有关德国未来的问题，也未曾考虑过整个战后欧洲的问题。在这方面它远远落后于苏联政府。”同时，艾登还表示，早在苏联参战之前，美国政府就“请求英国政府不要在未同它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就应允承担关于战后欧洲重建的任何秘密义务”。所以，“为了更有效和顺利地进行战后欧洲的重建，自始至终同美国保持紧密接触是非常必要的。”对斯大林希望立即确定苏联的西部边界问题，艾登说，“这个问题和其他一切涉及在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国界改变问题一样，英国政府至今一直设想等到召开和会时再加以讨论。”英国政府“不认为有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前立即承认新的国界。”

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艾登不能不谨慎应对。在没有征得丘吉尔首相、内阁以及美国政府的明确意见以前，他当然无权作出让斯大林满意的承诺。就是在苏方的会谈记录中也不难看出，艾登在这个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并非纯粹是在简单地敷衍斯大林。但是，斯大林不想轻易放弃这次机会。在当时如果能够得到英国政府对苏联在西部边界问题上的支持，哪怕是通过秘密条约的方式，也是苏联外交上的一次胜利。因为，不管怎么说，除了德国之外，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大国承认过苏联1941年的西部国界线。而从1941年6月22日起，希特勒德国也用行动撕毁了与苏联的一切协议，包括对苏联国界线的“承认”与“尊重”。苏联的西部国界线在国际社会已经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了。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斯大林希望从英国人身上打开“突破口”，借苏英两国现在已成为盟国的事实，首先在此问题上“与英国取得一致，以便同英国建立统一战线”。

当然，苏联的西部边界是一个整体概念，苏波边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与艾登会谈中，尽管斯大林表示“现在更为关心的是苏联同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边界”，“决不坚持立即解决波兰边界问题”，愿意“稍晚一点与波兰和英国谈判时再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甚至提议在英苏协议中“可以不涉及波兰边界”而向英国政府和西科尔斯基将军提交有关这个问题的专门信函，但在艾登看来，“要承认俄国西部边界，绝不可能把当前的俄波边界问题排除在外。”不管苏英双方采取什么“私下”措施，仍然会使英国政府冒实际上“承认1941年波兰边界”的危险，让他无法向议会和波兰人做出解释。艾登的谨慎虽然使他的莫斯科之行几乎空手而归，但也让英国政府在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包括苏波边界问题——仍然保持着相对的主动。

另一方面，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实际接触之后，艾登对苏联、当然首先是斯大林的想法有了进一步了解，对苏联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及其理由也有了更直接的感受。作为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艾登根据这些了解和感受对未来英苏关系应如何发展进行了思考。这种思考集中反映在1942年1月28日他给首相和其他内阁成员准备的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艾登从战后欧洲大国可能形成的实力变化出发，认为苏联可能成为一个完全不依赖于英、美帮助的国家，“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现在——在它的政策还不是很明确的时候——与苏联建立密切关系的理由，以便能够对将来它的政策的形成有更大的影响。”因此，艾登不主张对斯大林提出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的要求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是认为把边界问题作为试探英苏关系的现实性的“试纸”，是英国对苏关系最为有利的方针。他写到：“斯大林的要求还是不过分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也许可能要求的多得多，例如，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单方面把俄波边界强加给波兰，通往波斯湾的出海口和靠把挪威及芬兰的领土供给俄国人使之通往大西洋。”英国外交大臣认为，“如果我们同意有必要与苏联在战后紧密合作”，那么就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满足斯大林要求”。艾登的这份备忘录为理解英国政府在涉及苏联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特别是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对苏联能否如愿以偿至关重要。

从苏英两国间就苏联战后边界问题进行的讨论中，有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即苏联领导人在未来苏波边界问题上，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原则立场。它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苏波边界应基本以“寇松线”为准，在考虑到居民的民族构成的前提下，适当做出局部调整；二是用战败后德国的领土对波兰进行补偿，这就意味着波兰的西部国界也要进行大的变动，与东部边界的变化联系起来看，未来波兰的版图将整个向西移；三是在解决上述问题时，苏联政府不排斥波兰流亡政府，愿意并准备与它以及其他盟国政府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看到，如果军事形势不发生对苏联更加不利、甚至是灾难性的变化，上述立场也许很难改变。实际上，这些原则立场以后不断明确，并随着苏联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提升而愈发坚定，形成了苏联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苏联领导人阐述的立场，很快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转达给了西科尔斯基本人。1942年1月26日，回国述职的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在与西科尔斯基的会谈中，向后者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苏联要求英国承认1941年的苏波边界，二是在苏联有关人士中间已经常常提到“寇松线”。克里普斯的意见非常明确，随着苏军取得的军事成就的增加，苏联政府更不会轻易在边界问题上退让了，目前只有接受苏联的条件，波兰政府才有可能与苏联直接谈判边界问题，而且事不宜迟，拖延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在苏波签订恢复外交关系协议后，西科尔斯基一度受到强大压力。在流亡政府内部及其支持力量中间，主张在领土问题解决前不能与苏联签订协议的反对派，纷纷指责西科尔斯基。外交部长扎腊斯基、国内事务委员会主席索斯恩科夫斯基以辞职进行抗议，总统拉茨凯维奇也曾以辞职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更不敢贸然接受斯大林的主张了。西科尔斯基认为，苏军在莫斯科城下的军事胜利的意义被夸大了。随着春季到来，德国人将开始反攻，那时正是迫使俄国让步的时候。这种让步在他看来至少包括两点，一是在立陶宛问题上，要恢复其国家主权和独立，因为它是涉及波兰本身利益的国家；二是要把“波兰的维尔诺（维尔纽斯）归还波兰”。他仍坚持尽可能拖延解决苏联提出的领土问题，否则会铸成大错。对克里普斯提到的苏联有意靠损害德国扩大波兰疆界和以“寇松线”为准划定苏波边界，他明确表示：“把波兰从东往西推，没有波兰的同意不可能实现。”可见，与去年访苏时相比，西科尔斯基的立场没有改变。这说明通过间接渠道解决波兰边界问题的可能性不容乐观。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英国政府恰在此时准备放弃以前的做法，从另一个角度着眼，考虑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1月28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为了对将来苏联深入欧洲的程度及早有个限制，接受苏联1941年边界并马上履行必要的条约手续是适宜的。为了平衡反对意见，英国内阁还拟定了向苏联政府提出的两条可供选择的建议作为缓冲：或者支持苏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邻国境内获得基地，或者支持苏联控制波罗的海各国的国防和对外政策。当美国以维护“大西洋宪章”原则为由对此表示反对时，3月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直接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大西洋宪章”原则作了新的解释：“战争日益加剧的严重性使我感到，不应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做那样的理解，以致否认在德国进攻俄国的时候俄国所拥有的边界。……俄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参加大西洋宪章的。”在丘吉尔看来，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吞并只是出于一种道义立场，但这种道义立场可以视情况需要决定维持或者放弃。

1942年5、6月间，莫洛托夫为讨论缔结英苏同盟条约以及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出访英、美两国。波兰问题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英国领导人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在与丘吉尔会谈中，莫洛托夫把去年苏英两国莫斯科会谈时苏联提出的条件，称之为苏联的“最低条件”，并声明不会同意“缔结那些不包含证明苏联在苏德战争中所作出的牺牲是值得的最低条件和不包含能够保障苏联将来安全的某些最低条件的条约”，而“恢复被希特勒在反苏战争中破坏的苏联边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低条件”。这条边界当然涉及波兰，“尽管苏波关系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一些困难，苏联政府仍希望并准备同波兰政府就最复杂的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准备在考虑我们最低程度利益的情况下这么做。”这个最低程度利益具体到苏波边界，就是苏联“准备与波兰人签订以寇松线为基础但对这条线作些有利于苏联的不大的变动的边界条约。”

正如会谈参加者所普遍感受到的那样，波兰问题，具体说是未来波兰边界问题，是会谈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也是一个双方争论的焦点。争议起自英方提交的条约草案中的第三条款。在这一条款里，英国根据1939年英波互助协定和1941年7月31日艾登在下议院就苏波协定签订发表的声明，表示英国政府对东欧的边界不承担任何保证。实际上，这表明了英国政府支持波兰恢复战前边界的态度。艾登对此的解释是，这样“可以消除波兰人对苏波边界的疑虑”和对英国政府违背诺言的指责。莫洛托夫对此表示难以理解，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在现在还有争议的苏波问题上单方面支持波兰”，并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做就是反对苏联”。莫洛托夫在另一次会谈中对此进行了论证：“苏联同波罗的海各国的边界有400公里，而同波兰的边界长达800公里，也就是说多了一倍。人们会问，当苏联这段边界中的2/3部分仍然是有争议的时候，尤其是在英国政府再次表示它不承认1939年的边界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说条约在恢复边界时考虑到了苏联的利益？如果英国人在苏联西部2/3的边界问题上支持波兰人的立场，那么人们就会问，条约的第三条款算是什么呢？”

莫洛托夫提出三种选择：或是实际上按照“寇松线”来解决苏波边界，或是推迟这个问题的解决，或者走得更远些，“在与英国的条约中把关于苏联的大部分西部边界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并且以书面的形式保证将来用友好的方式同波兰解决这个问题。”莫洛托夫明确表示，这是苏联政府“作出的很大让步”，英国政府也应作出让步，即“不再坚持它在1941年7月31日对波兰人的声明，让波兰政府和苏联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艾登倾向于第二种选择。他一面表示“英国政府无意单方面支持波兰”，一面同莫洛托夫探讨怎样以书面复信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但艾登坚持要在信函中说明英国没有放弃1941年7月31日对波兰政府表明的立场，也不愿意强调波兰边界依然悬而未决，这使莫洛托夫大为不满，说艾登这是“无视既成的事实”；他还提到了1939年的英法苏三国谈判：“在1939年，当时的波兰妨碍了英国和苏联的接近，而现在波兰问题没有理由地再次成为英苏接近的障碍。”这样，围绕条约第三款的讨论暂时搁浅。

在苏英关于战后安排条约的讨论中，美国因素的作用不可小视。在莫斯科谈判期间，艾登多次强调了这一因素在英国政府决策取向上的意义。此次在与莫洛托夫会谈时，丘吉尔又提到了这一点：“边界问题无疑是一个会引起美国与英国和苏联各种误解和分歧的问题”，所以，“如果在英苏条约中能够消除会引起美国误解和怀疑的所有因素，从共同事业的角度看这是极为有利的。”罗斯福政府不想让自己在国民面前丧失信誉，因此坚决反对丘吉尔对“大西洋宪章”原则作灵活处理的主张。为了帮助英国顶住苏联的压力，罗斯福总统催促军方迅速制定出一份美军在欧洲出击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美军最早可以在1942年秋就发动攻击。4月初，带着美国总统亲笔信的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来到伦敦，亮出了上述计划的底牌：“总统认为，我们的主要计划是应该向俄国人泼点冷水，别让他们一股劲儿地向英国提出外交要求。”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背景，丘吉尔和艾登宁愿把边界问题放到战后解决。

对此早有准备的艾登提出了一份新的条约草案。新草案包括了双方已经取得一致的条款，删除了有争议的内容，特别是关于波兰边界问题的内容。艾登解释说，首先，对这样一个条约，“美国没有丝毫理由反对”，相反，它将在美、英两国和所有决心反对和制止德国侵略重演的地方“受到热烈欢迎”；其次，“条约虽然没有涉及那些有关苏联边界的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英国政府承担在20年内援助苏联义务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英国政府希望看到俄国在安全方面是强大和有保障的。”莫洛托夫一开始建议签署一份补充议定书进一步明确苏联和英国的安全利益；但斯大林认为，“条约草案中没有关于边界安全的问题，但这或许不是坏事，因为我们有了行动的自由。边界问题，或者确切地说保障我们国家某些地段边界安全问题，将通过武力来解决。”

斯大林的这段话，尽管不是仅对苏波边界而言，但却对理解此后苏联在处理苏波边界问题上的做法，具有极大价值。在与波兰流亡政府和英国政府就苏联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后，苏联争取让国际社会承认德国进攻苏联前的边界的努力，甚至在盟国中都没有得到明确、肯定的响应。“苏联领导人明白了，边界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于战争结束时形成的力量对比。”在实力不够或不足以让别国接受自己的解决方式和时间表的时候，为此付出再大的努力，恐怕至少是事倍功半。这是客观现实。而这一事实在战争条件下，在只讲武力的环境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最赤裸裸。它大大加强着人们的实力意识。当1945年苏联红军以不可阻挡之势解放了波兰全境并攻克柏林之后，斯大林用他拥有的实力验证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说，边界问题已经成为苏联解决波兰问题框架里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也已经有了明确的选择了。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结束，苏联在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明确。1943年3月10日，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亚历山大·博戈莫洛夫在和艾登的一次会晤中表示，苏联政府力图与未来的波兰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但苏联认为除了西科尔斯基和腊曾斯基外，其他成员都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对边界问题他声明，“就波兰的东部边界而言，俄国将会同意具有寇松线实质的某些东西。”但是波兰流亡政府不希望英国在没有争得它的同意下，与苏联讨论波兰边界问题。相对来说，罗斯福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在3月16日回复艾登有关波兰边界问题的询问时坦陈：“如果波兰能够拥有东普鲁士，而且也许在西里西亚还能获得某些让步的话，那么同意接受寇松线对它来说将是有所收获而不是丧失。无论如何我们美国人应该和俄国人在适当的时候决定什么是公正和合理的解决，如果我们达成一致波兰人就不得不接受它。”这种态度虽然当时苏联并不知道，但这无疑对它的要求解决波兰东部边界问题大为有利。

在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时期，苏联是准备与前者解决边界问题的，并为此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策略，提出西移设想并打算做出某些让步。但也应看到，当时的环境并没有严重到要苏联非得做出放弃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选择的程度。因此，要求国际社会，包括波兰流亡政府承认苏联对两地区的收复，即承认苏波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边界线，是苏联仍要坚持的原则立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放弃。而要波兰流亡政府作出这样的承认，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问题，恰是它最不愿意接受的。对波兰流亡政府来说，尽管苏联现在是盟国，但在破坏波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它与德国没有本质区别，从维护国家利益角度，坚持恢复1939年9月1日前的边界原状，对苏对德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区别。此外，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还有更深一层打算。1942年11月，西科尔斯基谈到当初他没有接受斯大林的建议，不想讨论边界问题，是因为考虑到，“也许波兰政府在不列颠和美利坚的支持下，最终将迫使苏联政府承认我们在东方的权利。”1943年初他访美时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个从波兰一直到土耳其的“东方联盟”，其矛头是针对苏联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加上政府内外的反对呼声甚高，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认为过早确定苏波边界对自己是个约束。一旦苏德两败俱伤，力量对比有利于波兰时，波兰可以在东方更大的范围内寻求自己的利益。这在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目光远大的考虑，而历史证明恰恰这是一种短视。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立足点不同，考虑不一样，一方缺少耐心，而另一方缺少诚意和兴趣，最终使机会一一错过，在边界问题上除了留下一连串的矛盾外，没有丝毫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