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39年9月：苏联与波兰问题的产生

第一节 苏联入侵波兰的准备和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波兰的西、东边界相继遭到破坏开始的。波兰很快成了大战中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被德、苏两国共同占领从而亡国的国家。不过，在德国大举进攻波兰之初，苏联并没有马上出兵，甚至在德国多次要求下，苏联仍拖延了近两个星期，这让许多人感到费解。

8月23日签订的《秘密附加议定书》既然划定了苏德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也就意味着双方要在这里体现出各自的存在并发挥影响。因此，在进攻波兰两天后的9月3日，德国方面就希望苏联也赶快介入波兰事物，采取行动。德国显然不愿意“对当时驻在属于俄国利益范围的波兰领土上的波兰武装力量继续采取行动”，不想“一直追到俄国边境去消灭波军残部”。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在里宾特洛甫指示下，几次面见莫洛托夫转达德国政府的急切心情。但莫洛托夫以苏联政府正在进行研究，需要时间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及希望找一个“可以使苏联的干涉在群众面前师出有名，同时使苏联不暴露出侵略者的形象”的借口等理由予以搪塞。当然，苏德秘密议定书里没有对苏德双方出兵波兰的方式和时间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德国不能把苏联的拖延视为违约。尽管德国方面很着急，苏联的准备工作仍然有条不紊。9月9日，在莫斯科的德国人得到消息，苏联军事机关开始从45岁以下的预备役军人中征召技术人员、医生，进行物资储备，把一些建筑改为医院等等。

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已经着手进行战争准备了。在8月31日为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莫洛托夫在谈到苏联的中立立场后，还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考虑苏联人民的利益，考虑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利益。”报告整体上给人的印象是，“解决欧洲问题，确切地说是解决东欧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是不可能的”，“苏联过去奉行并继续奉行以它的利益、仅仅是以它的利益为目标的独立政策”。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就关于修改普遍兵役法作了报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把陆、海军部队初级指挥员服役期限从2年增加到3年；把入伍年龄平均下调了1年，从19～20岁，改为18～19岁。这样，苏联武装力量的人员一年中增加了两倍，达到420万人，相应的军需开支占国家预算的百分比，从1935年的11%，增长到1940年的32.5%。因此，伏罗希洛夫说“新的普遍兵役法将是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红军和海军将更加壮大，将更有力量，更加强大。”

苏联出兵的具体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从国民经济部门抽调出数量可观的骡马和汽车等运输工具提供给部队；自9月2日起，乌克兰内务部一些机关开始移向边境地区，并对其领导人进行了加强与调整；9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从9月10日至20日缩减铁路民用货物和旅客运输的决定，显然这是为了优先保证输送部队及军用物资的需要；同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下令在乌克兰特别军区组建5个由内务部工作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每组50～70人；在白俄罗斯特别军区组建4个同样的小组，每组40～55人，上述小组都要配备由300名战士组成的行动营。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弗·尼·梅尔库洛夫亲自来到乌克兰，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处长博奇科夫来到白俄罗斯，协调落实贝利亚的命令。

斯大林对德波战争、对如何处置波兰的看法，不仅直接决定了苏联出兵波兰，而且也决定着出兵的性质。9月7日，针对各国共产党纷纷发表声援波兰、谴责德国的声明，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说：“战争正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集团之间进行……他们要重新瓜分世界，统治世界！我们并不反对他们狠狠地厮杀一番，相互削弱。”在谈到波兰时，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其境内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受到压迫，因此“在现在条件下，消灭这个国家就意味着减少了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如果由于摧毁波兰，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扩大到新的领土上和居民中，这有什么不好呢。”第二天，季米特洛夫起草了给各国共产党的指示，其中说：“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支持战争。国际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保卫法西斯波兰，因为它拒绝了苏联的帮助，压迫各个民族。”由此可见，斯大林对波兰国家的政治定性是持极端否定态度的，他把波兰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物来看待，因此他希望波兰的灭亡。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苏联在消灭波兰中扮演什么角色，但有了上述的政治定性，苏联也就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找到了基本定位。同时，这种政治定性和角色定位，也决定了苏联出兵的首要目的和性质，它首先是为了消灭实行法西斯制度的波兰国家，继而把另一种制度推广到新的地区。实际上，这是一个“破与立”的过程，对波兰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破”得越早、越彻底，对确立苏联的影响和确保苏联的利益就越有利。政治局委员、被认为是深得斯大林信任的拉·莫·卡冈诺维奇表述得更坦率，他说，苏联就是要把与德国的相互条约属于苏联的利益范围“抓到手里”，同时尽可能置身大战之外。当然，苏联最终并没能置身大战之外，但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谈到的解决波兰问题的思想，在苏联卷入大战之前就已经付诸实施了。战争的爆发使苏联没能最后完成“立”的过程，“破”的成果，或者说“抓到手里”的东西，也因希特勒的“背信弃义”而丧失殆尽，但苏联领导人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思路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它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决波兰问题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这条基本思路，为苏联进一步构建解决波兰问题的整体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话说得很清楚，获得苏联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规定的利益与参加大战是两回事。出兵波兰以及其后建立所谓“东方战线”一系列行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都属于前者。既然已经有协定在先，而且又是苏联自己的事情，什么时候去实现这种利益，主动权在苏联手里。这可能就是与参加大战最大的不同之处了，因为后者往往是不以一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德军侵入波兰第一天起，苏联对双方的交战一直密切关注，它之所以没有马上出兵，是在利用手中的主动权等待一个最佳时机。衡量时机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其一，德波战争的进程。当战斗还在距与德国划定的分界线很远的地方进行，或者说德军的推进并不顺利的情况下，苏联出兵将会冒相当的风险。因为这要么意味着苏联帮助德国火中取栗，要么意味着有可能遇到尚未崩溃的波兰军队及其居民的顽强抵抗。从军事上说，不论哪种情况都将使苏联付出较大代价。其二，政治条件。既然要出兵，就要有一个可以说得出去的理由。在与德国的秘密协定还不为世人所知的条件下，赋予出兵以“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的使命，是最好的政治借口了。但在波兰国家还没有崩溃，政权还行使其职能的时候，这个借口就显得有些牵强，而且也很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其三，避免两线作战。9月初，苏联与日本在诺门坎地区的战争还没有最后画上句号。直到9月5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军大将还致电陆军参谋本部总参谋长载仁亲王，请求允许在已被苏蒙军队控制的哈拉欣河右岸清理战场，收敛日军尸体，然后再“撤出纷争地区”。实际上，这是以收尸为由，寻机复仇。只是在9月6日，这个请求被严厉驳回后，植田才被迫下达了“在诺门坎方面的攻势作战被终止”的命令。但尽管如此，他在给下属的电报中，除了要求执行命令，保持慎重，防止轻举妄动外，还指示“万一发生战事，还是要进行的。……也绝对不能把将士的士气衰落下去。”可见，关东军上上下下并没有放弃再战的企图，对苏联来说，远东地区的形势并没有最后稳定，新的战争危险仍然存在。9月9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茂胜开始与莫洛托夫就停战举行谈判，9月16日双方终于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可以说，直到这时苏联才基本免除了两线作战之忧。

苏联密切关注德波战争的进程。外交人民委员部奉命收集与波兰局势有关的一切材料并及时上报。苏军总司令部还请求德军最高统帅部提供红军将要进攻地区波军的构成及配置情报。德军的迅速推进出乎苏联的预料。9月9日，有消息说德军已进入华沙，为此，莫洛托夫向德国政府表示祝贺。一旦德军占领华沙，波兰政府不是被推翻就是被迫流亡，苏联需要的政治条件便具备了。正是在这天，莫洛托夫在会见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时，第一次明确表示，“苏联的军事行动将在最近几天开始”。尽管这一表示在第二天又被莫洛托夫以军事领导人要求延长准备时间为由实际上推翻了，但9月9日由国防人民委员克·叶·伏罗希洛夫和红军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拟定了一道重要命令，确是事实。按照最初拟定的命令，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应在9月11日“黄昏前秘密集结部队并准备好坚决进攻，以求用闪电般的突击摧毁当面的敌军”。两个特别军区也于当天分别改组为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成立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负责全面领导方面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这一变更意味着承担出兵波兰任务的苏军部队的作战统率机关已组建完毕，作战体制开始运作，它可以随时调动和部署部队完成军事任务。

华沙保卫者用英勇的战斗暂时打乱了德军的进攻时间表，也使苏联的出兵时间不得不进行更改。9月11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上报的材料中认为，由于德国已经占领了波兰40％的领土，控制其一半的人口和所有主要的经济中心、军事工业资源、港口和铁路运输线，波兰在经济方面已经不可能支撑战争了；政治上，波兰处于被封锁状态；军事上的失败已不可避免。9月14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正式下达了开始进攻波兰的命令。与此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开始为出兵进行舆论准备。同日，《真理报》发表文章，评论波兰溃败的原因时指出，这不仅是由于德国军事优势和失去英法的实际帮助，而且还在于波兰的内部软弱。首先是对占居民40％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犹太人的民族压迫。甚至德军的快速进攻也被苏联政府考虑作为出兵的借口之一，用舒伦堡转达的莫洛托夫的话说，“苏联政府当然有必要去帮助受到德国威胁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这样，波兰的崩溃，德军的迅速推进，日苏谈判基本结束，执行出兵任务的红军部队准备就绪，使苏联最终确定了出兵波兰的日期。

第二节 苏军在波兰的军事行动

担负进人波兰任务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方面军接到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的命令后，在开始进攻的前一天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9月16日，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部队发布命令，其中对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进行了解释。命令说“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在奴役着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劳动人民。他们用白色恐怖、战地法庭及讨伐队镇压革命运动，进行民族压迫和剥削，制造饥荒。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向波兰人民提供了分离出去的权利，但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却镇压了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夺取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使这些地区的人民脱离了自己的苏维埃祖国，使他们落入被奴役和受压迫的枷锁之中。大地主的波兰统治者现在又把我们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弟兄投入到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绞肉机中。民族压迫和对劳动人民的奴役导致了波兰的军事崩溃。现在波兰被压迫的各族劳动人民正面临彻底破产和被敌人大批屠杀的危险。”命令向全体军人发出呼吁：“立即向我们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弟兄提供援助和支持，使他们免遭破产和免遭敌人屠杀，这是我们的革命天职。”命令“白俄罗斯方面军各部队全线转入决定性进攻，以闪电般的毁灭性突击粉碎大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军队，解放西白俄罗斯的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与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的命令相比较，这份命令更强调出兵波兰的政治性质，更突出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存在的民族压迫，同时也更明确地指明了粉碎波兰军队和救援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人民是此次军事行动的两大任务。应当说，这种表述更接近斯大林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思路。

这项命令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特别提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时，我们并不打算破坏苏联与德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只是不容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敌人给他们带上新的剥削和贫困的锁链，使他们遭到屠杀和侮辱。”在两国军队即将在同一个国家的领土上迎头相进的情况下，从避免战事扩大，避免被卷入大战，——也就是卡冈诺维奇说的既要得到应得的利益，又要置身大战之外的角度，做出这种说明，并非全无必要。与此形成印证的是，9月17日凌晨2点，舒伦堡被请到斯大林那里，后者亲自通知德国大使，红军准备在4小时后越过苏波边界；苏联领导人建议，为避免误会，德军飞机不要飞越比亚威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利沃夫一线以东。只是在1小时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才向刚刚被从床上叫起赶来的波兰驻莫斯科大使格日博夫斯基，宣读了莫洛托夫签署的致波兰政府的照会。

照会首先对波兰国家的现状进行了描述：“波德战争表明波兰国家内部是软弱无力的。华沙已经不再是波兰的首都了。波兰政府瓦解了，失去了生存的征兆。这就是说，波兰作为一个国家以及它的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状况，“可能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为“波兰失去了领导，听其自流而变成了极易发生种种偶然及不测事件的场所。”照会表示，苏联不能对波兰的事态继续保持中立，为此苏联政府已授权红军总司令部下令部队越过苏波边界线，“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的生命财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无论是莫洛托夫的照会，还是波将金与格日博夫斯基的谈话，都没有明确表示对波宣战。尽管苏联的行动事实上是一种公然的入侵，但至少在外交辞令上，苏联和波兰政府都没有承认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也许苏联领导人觉得，既然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无从谈起对波宣战。而波兰政府由于情况不明，对苏联的真实意图也一时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https://www.daowen.com)

但格日博夫斯基大使还是反驳了照会中对波兰军事和政治局势的评价。大使认为，“波兰一德国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不能说波兰国家已经瓦解。波兰军队的主力还保存完好，正准备坚决抗击德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越过波兰边界是对波兰共和国无缘无故的侵犯。”波兰大使认为苏联的照会“用随意编造的事实为这种侵犯辩护，似乎波兰已被德国彻底粉碎，似乎波兰政府已不复存在。”因此，格日博夫斯基拒绝将照会通知本国政府。

波兰大使的申明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华沙并没有被德军攻占，波兰首都的保卫战一直持续到9月28日；波兰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军事领导仍在国内，他们还好在力图调动部队并重新组织力量反击。例如，为掩护从德军包围圈突围出来的波军部队，波兰第9军奉命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至平斯克一线建立防线；波军统帅部还向洛夫诺、科韦利、卢茨克、杜勃诺等地派去高级军官组建部队。“但是乌克兰方面军越过国境线破坏了波兰统帅部的这项部署。”由此可见，莫洛托夫照会中提出的出兵理由，并不符合事实。这也再一次证明，苏联出兵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灭波兰国家。

为了迅捷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苏联投入了强大的力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方面军共出动了28个步兵师和7个骑兵师、10个坦克旅、7个总司令部后备炮兵团，总兵力达46.6万人，近4000辆坦克，5500门火炮和2000架飞机。而与之相对的波兰武装力量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原来部署在苏波边界的部队，不少已被调去投入对德作战，并在作战中受到极大削弱。9月5日前，在波兰东部各省共有34万名波军官兵，540门火炮，70余辆坦克。这种力量对比，实际上也就决定了苏联出兵的结果。

上面说过，苏联并没有对波宣战，波兰政府一开始也没有宣布与苏联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对于苏联的入侵行动，波军没有、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虽然波兰政府在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已经知道了正在加剧的反对波兰的德苏合作的危险”，而且在同一天也秘密进行了动员，但是它更多地是注意了“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可以加速德国的侵略”，“然而接下来却没有考虑到苏联对波进攻的可能性”。除了莫洛托夫照会外，波兰政府及军事领导机关当时没有更多的材料对苏联的真实意图进行判断。它能看到的只是苏联出兵的目的之一——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在战争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德军正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迅速推进的情况下，如果按照正常的理解，这种“保护”的潜在含义应该是针对德国的。不难理解，正是德国的侵略，才给波兰造成了苏联照会里所说的那种严峻形势，并使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面临危险处境。这种逻辑关系，既是客观存在，也是波兰领导人更愿意相信和更乐于接受的。波军最高统帅雷兹-西米格威元帅要求部队与苏军脱离接触，“从最短的途径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撤退”，“不与苏联人作战，除非他们企图解除我方部队的武装”。对接近波军住地的苏联部队，“应当同他们进行谈判，以保证部队撤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

绝大部分波兰军队的确只与德军作战。最典型的是利沃夫和华沙的保卫者。利沃夫的波兰守军在兰格涅尔将军率领下与包围该城的德军展开激战，拒不投降。9月22日，在接到雷兹-西米格威元帅的命令后，兰格涅尔将军亲自来到已进抵这里的乌克兰方面军东部集群指挥部，要求把利沃夫交给苏军，并表示：“我们还将与德国人作战。……德国人是我们全体斯拉夫世界的敌人。”在华沙，得知苏军越过苏波边界后，华沙城防司令罗梅尔将军即向苏联代办切贝绍夫提出，应该怎样理解苏联的这一举动，这是帮助波兰人还是帮助德国人？当切贝绍夫表示苏联将在波德战争中严守中立，苏联的行动是帮助波兰人民摆脱战争状态并过上和平生活后，波方代表表示，波兰人和俄国人都是斯拉夫人，容易达成协议，最好“由俄国、而不是德国人占领波兰领土。”罗梅尔将军在给切贝绍夫的信中表示，波兰司令部不把红军越过边界视为苏联与波兰处于战争状态。9月25日，在与华沙市长、首都民防委员会主席斯塔任斯基和罗梅尔的代表会谈后，切贝绍夫得出结论：“波兰华沙城防司令部每时每刻都期待着我军向华沙推进，并且很显然，想把华沙交给我军。”

波兰上上下下对苏联出兵的这种认识，以及基于同属斯拉夫人而产生的认同感，客观上极大地减少了苏军推进的阻力。副国防人民委员格·伊·库利克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报告中说：红军转入进攻后，除波军个别部队“进行过零星的微弱抵抗外，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绝大部分居民热情地欢迎红军”。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斯坦尼斯拉沃夫，知识分子和商人对红军的态度很谨慎。”但这并不妨碍苏军的快速推进。正是在这种快速推进中苏军顺利完成了消灭波兰军队的任务。苏军进入波兰的最初几天，在苏军各级指挥部的命令中，有大量关于封锁波兰与邻国的边界，不允许被击溃打散的波兰军人和部队撤往别国的指令。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谢·康·铁木辛哥9月19日给基辅特别军区边防部队下达命令，要求立即封锁兹勃鲁奇河以西的国境线，“任何情况下不允许波兰士兵和军官从波兰撤往罗马尼亚。”乌克兰方面军东部集群指挥部也于9月21日下达命令，要求不仅要粉碎波兰人的抵抗，而且要迫使他们放下武器投降。这样兰格涅尔金将军在主动交出利沃夫后，并没能按照谈好的交换条件把部队撤往罗马尼亚或者匈牙利，他和手下的大部分军官被送往苏联设在旧别尔斯克的战俘营。

这些准备撤往邻国的波兰军队，实际上已经在苏军面前放弃抵抗了，他们对突如其来的苏军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在有不让抵抗的命令、而且腹背受敌也无法进行有效抵抗的情况下，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或是作苏军的俘虏，或是撤往相对安全的地方。不言而喻，要想保持波兰军人的身份，后者是惟一的选择。苏军一旦把这条出路“堵死”，也就等于剥夺了他们作为波兰军人的权利，剥夺了波兰军队存在的权利。

比封锁边界更能体现消灭波兰军队目的的，是苏军与德军军事上的配合行动，这种行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波兰武装力量。早在9月19日，苏德一些部队之间就已经建立了接触，以使两军在相接地区协调行动。9月20～21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与德国驻苏使馆武官科斯特林格少将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德军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制止在转交给红军的城市和农村“可能出现的挑拨离间和波兰匪帮的暗中破坏活动”；红军司令部也有责任在必要的情况下，抽调力量消灭德军撤离地区的“波军部队或匪帮”。两天后，伏罗希洛夫给在波兰境内的苏军部队下达了与上述协议精神完全相符的命令：“在德国代表向红军司令部提出对消灭出现在小股德军部队前进道路上的波兰部队给予帮助时，红军司令部，纵队首长，在必要的情况下要抽调必要的力量，确保消除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当9月23日德军向苏军通报在格鲁别舒夫城西聚集有大量波兰军队，希望苏军参加消灭波军行动时，铁木辛哥在请示了莫斯科后指示乌克兰方面军东部集群司令员戈利科夫，抽调一个骑兵团和一个坦克旅，“在敌人大股力量出现在第8军战线前时实施攻击并俘虏他们”，不允许他们向利沃夫方向突破。这样，“得到莫斯科批准的红军和第三帝国直接配合行动的结果就是粉碎和俘虏了波兰军队的一个大集群。”在消灭由瓦·安德尔斯将军指挥的波军诺沃格鲁德旅上，苏军与德军的配合行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这支波军在与德军顽强战斗后向罗马尼亚边界突围时，苏军从背后向其发动攻击。安德尔斯受伤，与绝大部分官兵一起被苏军俘虏。

各方面的因素使苏军在波兰领土上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在入侵第一天苏军就全线推进了50～70公里，乌克兰方面军部队则达70～100公里。至9月28日，苏军在波兰作战的12天中，共向西推进了250～350公里，占领了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间居民约1200万人。在快速推进中，苏军俘获了大量波军官兵。据乌克兰方面军统计，被俘和主动投降的波军军官为1万人，士兵18.1万人。白俄罗斯方面军仅在9月18日占领维林城后就俘虏了上万名波军官兵。在12天作战行动中，被苏军俘虏的波军官兵近25万人，另有3500多名波军官兵和居民被打死，近2万人受伤。相比之下苏军的损失要小得多，死亡996人，负伤2383人大约8.8万名波军官兵从苏德的包围圈中突围到了立陶宛、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第三节 波兰流亡政府和国际社会对苏联出兵的反应

在德军的猛烈攻势之下，波兰政府从9月5日就开始陆续撤离华沙。雷兹一西米格威元帅的统帅部也转移到了布列斯特。9月6日，波兰政府与罗马尼亚政府就过境问题开始谈判，16日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出兵后几小时，波兰政府越过边界进入罗马尼亚境内。正在与德国人谈判用石油换取被缴获的波兰武器的罗马尼亚政府，很快拘留了波兰总统伊·莫希齐茨基和总理费·斯瓦沃伊一斯科瓦德科夫斯基，两人被迫辞职，并于9月30日指定原波兰议会议长弗·拉茨凯维奇为新的波兰国家元首；同日，拉茨凯维奇在巴黎宣誓就职，并任命瓦·西科尔斯基将军为在法国的安热尔组建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在巴黎于1940年6月被德军占领后，波兰流亡政府遂迁往伦敦，“成立了第一个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英国保护之下的大陆国家的流亡政府。”

构成波兰流亡政府政治基础的是由四个政党，即国民党、劳动党（民主党）、农民党和社会党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由国家民主党改组而成，是波兰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属右翼；劳动党由基督教民主党等组成，反映中产阶级教徒和农民党右翼上层的政治观点；农民党和社会党在战前是“萨纳齐”政府的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在9月事件之后，两个党都发生了分裂。农民党公认的领袖温岑特·维托斯被德国占领当局逮捕，列宁格勒一位领导人马采伊·拉达伊被害，另一些党的著名活动家如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杨·科特等流亡国外，正是该党后一批活动家成了流亡政府中的主要领导人。社会党右翼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左翼在斯坦尼斯瓦夫·邱布亚、阿达姆·普鲁赫尼克、爱德瓦尔德·奥苏布卡等人领导下，与后来成立的波兰工人党合作，在国内开展抵抗斗争。由于有后两个政党加入，流亡政府得到相当一部分波兰居民的拥护。1940年3月，上述四党代表在国内秘密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和由四党代表组成的代表机构：代表处。代表处在地下状态形成了一整套国家机关，按照伦敦流亡政府的指令进行政治活动，当然主要是组织抵抗运动。波兰流亡政府在国内外都有受其领导的武装力量：1940年5月在法国建立了两个波兰师和两个独立旅，官兵总数67000人；之后这支部队在苏格兰改建为波兰第一军团。在国内有“武装斗争联盟”，1942年改称国家军。另外，农民党在国内也组建了“农民卫队”，后改名为“农民营”。社会党右翼“自由、平等、独立”派也拥有称之为“近卫军”的武装组织。1942年8月15日，西科尔斯基发布命令，要求国内所有地下军事组织都归入国家军系统。但这一命令并没有被所有地下军事组织接受。

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力量，一直公开宣称德国和苏联1939年9月28日的边界友好条约，是对波兰的第四次瓜分。它们对苏联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处理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不承认苏德之间在波兰领土上划定任何界线，坚决主张收回被苏联吞并的全部领土。因此，流亡政府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1939年9月1日前的边界内，完全恢复波兰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主张波兰面临着德国和苏联“两个敌人”。但是也应该看到，波兰流亡政府自始至终并没有向苏联宣战，甚至没有就苏联的行为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而在西部波兰，反对西科尔斯基的力量也只是在一段时间后才谈论起与苏联的战争的。苏联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战争刚刚开始不久，争取力量对比的斗争还在进行当中。具体说，英、法还对把苏联拉到自己一边来寄予希望。出此考虑，“英国政府劝告当时的波兰外交部不要弄僵与苏联的关系。”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它为透视和解释复杂的国际形势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战略角度。正因为如此，也就更加有必要指出，波兰流亡政府当时的对苏态度，并非真正出于本意，而是一种策略考虑，或者说是在某种程度上使流亡政府的政策去适应它所依靠的大国的战略取向。从本意上，它更愿意把苏联视为敌人、侵略者和占领者，因为只有对苏联的这种“定位”，才更有利于波兰国家在9月1日前的领土内复国。然而，英国政府的战略取向和它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劝告也不能不考虑，毕竟英国是波兰复国的最大希望和强大的支持力量。尽管流亡政府也没把握到底英国能为波兰复国做些什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只能把自己紧紧绑在英国这辆战车上。这大概是一个丢了国土的流亡政府惟一的选择了。由此可见，西科尔斯基政府从成立之初就身不由己地陷入了矛盾之中：它渴望恢复波兰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但却没有能够同时抗衡两个大国的力量；它希望实行明确、彻底的政策，以争取更多的同情与支持，但又不能不顾及“盟国”的战略考虑；对苏联它已经把它与德国视为一类，但在具体政策上又要保持必要的分寸……加上组成政府的四个政党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远非政见一致，流亡政府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十分激烈。如果说在对待德国上流亡政府内的分歧还不突出的话，在对待苏联上情况就不同了。西科尔斯基本人在对待苏联上属于“温和派”，他能理解并基本接受英国的战略考虑；但政府中“萨纳齐”分子大有人在，包括总统拉茨凯维奇、国内事务委员会主席卡·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等人在内的“强硬派”，常常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当西科尔斯基希望英国政府出面，建议在苏联领土上组建一支波兰军队时，结果引起了一场流亡政府内部的危机，强硬派指责这是叛国行为。这就使西科尔斯基不得不在政府内部各种力量及其政见之间寻找平衡。而来自反对力量的掣肘，也使西科尔斯基政府在日后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时，错过了一些机会。

国际社会对苏联出兵并与德国一起瓜分波兰的反应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国际舆论普遍承认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是对波兰国家主权和独立的破坏与践踏；也有的评论直接把苏联作为德国的盟国看待。但是，一些西方政治家从苏联的出兵中期待着出现新的意义。当时任苏联驻英国大使的伊·米·麦斯基，在日记中记叙了苏德9月28日边界友好条约签订后英国舆论和政府的不同反应。苏联大使感到，尽管英国政治界对这一条约更多的是气愤，但英国政府的反应却相对平静。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不列颠内阁的大臣们自然不想在和德国进行战争的条件下与俄国争吵并因此把它推向希特勒的怀抱。”当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10月1日的广播演说中指出，红军现在的战线“对抵挡德国的威胁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不管怎样，阵地已经布防，东方战线已经开辟，纳粹德国也就不敢向它发动进攻。”英国首相尼·张伯伦宣布同意丘吉尔的讲话。丘吉尔在与麦斯基第一次会见时甚至表示：“让德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德国。……共产主义比纳粹要好。”曾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一乔治在给波兰驻英国大使的信里表示：我“担心我们受别人的影响，以为俄国的干涉在性质上同德国的一模一样，……因而轻率地发动对俄战争。如果把俄国的推进和德国的推进相提并论，这就是罪恶的丧失理智的举动。”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赫尔也写道：“虽然苏联对波兰的进攻可以被认定是一次军事行动，总统和我决定不对俄国适用中立法。我们不想把俄国看成与德国一样同时参战的国家，因为这么做，我们就会把俄国更快地推进希特勒的怀抱。”这些考虑与上面所说的战略力量对比的考虑，应该是相符和的。从根本上说，也符合英美两国的利益。英法既然已经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不到迫不得已不会放弃争取苏联的努力；在法国败亡后，英国愈发感到争取苏联的重要性。英法的确是“为了波兰”向德国宣战的，但它们并没有采取有效行动阻止波兰的溃败和灭亡；那么，为了一个已经被灭亡了的波兰，它们还值得给自己再树立一个敌人吗？暂时置身战外的美国不想卷入欧洲的战争，而惟一的办法就是让英法两国、后来是英国一国支撑下去。因此，罗斯福政府积极呼吁国会修改中立法，以使美国既无须正式参战，又能帮助英法抵抗希特勒。在防止战争扩大和维护一些弱小国家独立的目标不能兼顾的情况下，“罗斯福便优先考虑前者”了。对苏联出兵的态度，就是美国政府上述政策的典型表现。

但是，丘吉尔也好，罗斯福也好，他们并未因此而认为波兰问题已经就此解决了。现在的波兰问题，不仅仅牵涉到苏联，而且涉及纳粹德国，涉及欧洲大陆上一系列疆界及领土变更。而英美两国对“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变更，两国不愿意其实现”，“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并且“待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两国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大西洋宪章》中的这种表述，尽管时间稍稍靠后，但对于了解英美两国对波兰问题的态度，仍然很有意义。

可见，1939年9月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波兰，与后者共同消灭了波兰国家。在苏德两国看来，“波兰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这种“解决”的结果，既没有得到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波兰合法政府的波兰流亡政府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公认。虽然，西方国家一些政治家出于战略考虑，主张对苏德两国在波兰的行动区别对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承认苏联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准则。他们只是不想在这时候“追究苏联的责任”，这与要他们接受在波兰形成的既成事实是两回事，特别是这个既成事实还涉及纳粹德国。波兰流亡政府对苏联的态度也充满矛盾。它的根本利益要求和它本身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它不会接受东部领土被并吞、居民被掠夺的事实，在它眼里波兰面临的是“两个敌人”，这两个敌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利用价值上有程度上的区别。因此，无论是对波兰流亡政府，还是对国际社会，“波兰问题”现在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它远远没有解决。而且，波兰问题既然已经与英法美等国的战略考虑联系在一起了，它的进一步解决也就不可能完全孤立于战争和国际大舞台之外。波兰问题的国际性质，使它更加复杂，也更加引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