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俄国、苏联与“波兰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简要回顾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波战争

“波兰问题”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在18世纪后30年当中，波兰曾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其中俄、普两国不仅是三次瓜分波兰的参加者，而且起着决定性作用。俄国从波兰获得了大约4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大量人口、经济资源，并巩固了自己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从18世纪20年代北方战争之后，俄国在欧洲，特别是东欧逐渐确立起自己的霸权，加之这时的波兰一立陶宛国家因内部矛盾而陷于分裂，“波兰王国变成了军事行动的地方和大国对外政策的对象”。波兰既然成为欧洲大国强国觊觎的目标和宰割的对象，“波兰问题”也就同时具有了国际意义。这个问题，不仅与参与瓜分的那些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受这些国家影响的欧洲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格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保持波兰被瓜分的现状还是恢复它的独立，构成了“波兰问题”的核心，成为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20多年欧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俄国和德国、奥匈帝国分属不同的参战集团，“波兰问题”成为它们削弱对手，加强自己的可用武器之一。1914年8月，德、奥、俄三国军队总司令部纷纷发表告波兰人民书，以赋予波兰自由和独立为诱饵，“力图争取波兰人来为自己的掠夺计划服务”，并在它们控制下由“内部‘解决’波兰问题”。1916年11月上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奥匈帝国皇帝弗·约瑟夫一世分别发表宣言，宣布“由摆脱俄国统治的波兰地区”组成“承袭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2月俄、英、法等国也公开表示，愿意帮助建立一个自由的波兰。1917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考虑到几百万美籍波兰人的存在和获得他们支持的重要性，也提出建立统一、独立和自由的波兰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一年后被正式写入了“十四点计划”，要求“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它必须获得一个自由的和稳固的出海口”，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由国际条约来保证”。这样，伴随着大战的进程，波兰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它的解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战争的结局，以及各种各样的国际因素的影响。

就像“波兰问题”的形成一样，“波兰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俄国这一重要因素。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成立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率先宣告“波兰在国家和国际关系上享有完全独立的权利”。与苏维埃并存的俄国临时政府也宣称允许“在居住着多数是波兰人的全部土地上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但条件是波兰同意与俄国形成“自由军事同盟”。这样，波兰摆脱沙皇俄国的桎梏，恢复独立与主权国家地位的进程排除了一个严重障碍。而不久爆发并取得成功的十月革命，无疑是这一进程的又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力量。在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和平法令》、《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等一系列文件中，宣布了恢复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各民族人民有形成独立国家的自决权等原则。在1917年底至1919年初的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的独立与自决权问题，在苏俄代表团发布的宣言和谈判的发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苏俄代表团把从这些地方撤出军队、恢复其政治独立，通过全民投票自由地解决其归属或独立建国问题，作为实践《和平法令》和《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各项原则的试金石。在这些倡议被德奥集团拒绝后，1918年8月29日，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决定废除沙皇俄国有关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和文件。它为恢复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奠定了国际法基础，同时也使其他大国利用波兰问题进行秘密交易变得更为困难。

协约国的主要政治家们一方面提出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波兰国家在未来欧洲要起的作用和将充当的角色，都有各自的打算。波兰对战败的德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引起法国的兴趣。法国政府和国防部在1918年底制定了一个恢复一个强大的波兰的方案，指望它将来取代俄国成为威胁德国的东方敌人，并同时成为防范布尔什维克俄国的防疫带。在法国政治家眼中，一个强大的波兰首先要拥有足够多的领土和人口。它们设想波兰领土向东应包括赫尔姆申纳、东加里西亚、沃伦西部和部分波多利亚地区，它的东部边界沿戈伦河划分。法国“在波乌划界问题上持极为亲波的立场，这不仅意味着由波兰和俄国瓜分乌克兰，而且西乌克兰大部分领土要归入波兰……”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恰恰是法国在波兰的建立和战后安置，包括领土安置问题上最直接地庇护了波兰国家”。美国也是波兰复国的积极鼓吹者，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话说，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作为波兰的热情的同情者来到欧洲的”。

1918年11月18日，波兰组成联合政府并很快得到美、法、英等国的承认。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的波兰代表团，提出了恢复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波兰边界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巴黎和会上的十人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由法国外交家儒勒·康邦领导的波兰事务委员会。在确立波兰西部边界，即波德边界问题上，康邦遵循抑制德国的方针，支持波兰人的主张，把波兹南、上西里西亚、东波莫瑞这些所谓历史上属于波兰的领土，无条件地归还波兰，而东普鲁士则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但是这一解决方案遭到不愿看到德国被过分削弱的英美两国的反对。在最终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波兹南、中西里西亚划归波兰，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东西里西亚各一部分，以经济需要为由归属波兰。这样，波兰通过一条“走廊”获得一个出海口。波兰对它的边界仍感到不满意。在和约规定需要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归属的上西里西亚，波兰最后得到的只有占该地区30％的领土和46％的人口。同样，德国也对这种人为的划分一直耿耿于怀。别的不说，单就是德国军界领袖人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出生地都是波兹南这一点，就不难想象德国上层对该项规定的态度了。1922年秋，德国军方领袖冯·泽克特将军在一份备忘录里写到：“波兰是我们东方问题的核心。波兰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是与德国生存条件不相容的……”因此，波兰的西部边界虽然由《凡尔赛和约》作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波德之间的问题远没有彻底解决。它终归首先是大国利益相互平衡的结果。

在确定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如何建立反苏俄的“防疫线”，是西方大国的考虑之一。与处理战败的德国领土不同，巴黎和会认为“要分配曾经属于俄国的领土超越了它的权限，所以只满足于提出建议。”1919年11月，协约国大国领导人举行会议，讨论了把东加里西亚交给波兰进行委托统治的问题。波兰要求把这一地区永久并入波兰，得到法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但由于这一地区乌克兰居民占多数，因此遭到英国的反对。英国开始提出托管的时限为10年，但最后让步同意延长到25年。可是波兰代表团拒绝接受这一决定，坚持永久拥有东加里西亚。此时波兰军队不仅完全控制了西乌克兰，并且占领了维尔纽斯，士气正盛。12月8日，协约国大国领导人会议宣布，波兰有权把自己的行政机构设立在直到原俄国和匈牙利边界，即直到东加里西亚以外的原俄罗斯帝国领土上。实际上，这等于事实上承认了波兰国家的行政界限，而把从法律上最后确定波兰东界，推迟到了以后。在波兰军事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它无疑客观上鼓励了波兰依靠其军事实力去解决东部边界问题。当时波兰的国家元首毕苏茨基将军正是这样认为的。它的直接后果就是1920年的那场波苏战争。

波苏战争是巴黎和会政治结果的延续，也是波兰政府在战胜国大力支持下，试图用军事力量解决“波兰问题”的首次尝试。同时，它也是“作为俄国与波兰之间历史上的、从中世纪把波兰骑士引向基辅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到瓜分波兰并在19世纪末把它部分土地并入俄国的纷争的继续而产生的。”加上它发生在帝国主义各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背景下，自然引人关注。波兰总的战略目标，是想按民族特征分解俄国，把一个个单独的民族区域，组成受波兰控制和领导的联邦。这一“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计划，自然遭到苏俄的反对和抵制。

苏波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受两国以外种种因素的影响。就在波兰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时候，在波兰政府请求下，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从正在斯帕举行的协约国与德国代表会议上，发给苏维埃政府一份照会，重提协约国最高委员会1919年12月8日就波兰东部临时边界发表的宣言，要求双方参照此线撤回各自军队，实行停火。这条很快被称为“寇松线”的边界线，在波兰看来与它的要求相差甚远；用毕苏茨基的话说，“寇松线”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也是不能接受的。波兰的东部边界应包含一切“波兰成分”，不管它有多小。相反，在苏维埃政府看来到是出乎意料地有利。可是不仅波兰，就是苏俄当时也没打算接受它。列宁认为这“完全是一个骗局”，是敌人缺乏一致，软弱和分裂的标志。他认为，“在这里开始了波兰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事实上是和平向战争的转折。”他建议正率领红军朝华沙进军的斯大林，“迅速下令猛烈加强攻势”，他还对寇松把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划给波兰表示不满。尽管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有一种意见，如托洛茨基、契切林等人，赞成接受英国的条件，但占上风的意见是拒绝寇松的建议。后一种意见由1920年7月16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予以肯定。而这一决议引起的后果，无论是当时对苏俄的战争进程，还是对以后长时间苏波关系的影响，都是悲剧性的。正像许多历史现象所表现出的那样，在苏波关系中，“寇松线”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寇松本人的第三国官员身份，以及这条边界线相对合理的民族成分依据，都使它的意义得到加强。

红军在华沙城下的军事失利使波兰有机会提出比“寇松线”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谈判条件。1921年3月波兰与苏联签订的《里加条约》正是这样。根据条约，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划归波兰。这两块地区的领土尽管比苏俄政府准备作出的让步要少，而列宁也首先从这个意义上说，“胜利者是我们”，“战后我们的领土比战前扩大了”，但“苏维埃政权是在对它不利的时机签订和约的”，也是事实。因此，它对苏联来说，很难说是合理和公正的。从和约规定的边界线向西的土地上，有200万白俄罗斯族居民，波兰居民的人数仅是他们的10%；归入波兰的前俄国的沃伦县以及东加里西亚地区，即西乌克兰，有500多万乌克兰族居民，在当地居民中占压倒多数，波兰族居民在沃伦县为16.6%，在利沃夫县为42.3%。而且，在最后确定边界线走向时，波兰还要求在一系列地方再向东作出二三十公里的偏移。应当说，“里加条约”“使这场战争的关键问题——领土问题——在现实军事力量对比基础上得以解决”。它为苏波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波兰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为急需休养生息的苏维埃国家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创造了必要条件，但是，苏波之间的问题远没最终解决。到了一定的时候，具备了相应的条件，这些问题就会被重新提出来。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人预见到了。1920年3月，一名在英国的波兰使馆工作人员就向华沙报告：“波兰提出的与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条件，英国政府认为是不明智的，一旦苏俄接受它，就构成了将来战争的威胁……主要问题是担心，俄国一旦转入正常轨道就将力图恢复自己的疆域，并为此目标与德国接近。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害怕被拖入欧洲新的紊乱之中。”

历史上的“波兰问题”，从来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它的产生、发展，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国际法意义上的解决，一直都没有离开国际力量的介入，受制于国际力量、首先是欧洲大国之间力量的平衡与消长。作为一个国际问题，它的解决需要依靠一定的国际环境和特定的国际力量，这也决定了要保持现有的结果，同样需要相应的国际环境和保证力量。在解决“波兰问题”过程中——包括它已取得的解决成果，波兰的利益，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以及它在欧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和要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波兰自主决定的，而是由别人安排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既要充当阻挡布尔什维克主义向欧洲蔓延的“防疫线”，又要作为阻断战败的德国与被孤立的苏俄之间建立联系的隔板，同时还要成为防范德国的“东线卫兵”。不管波兰人主观上愿不愿意扮演这些角色，客观上，这只能导致它与东、西相邻的两个大国——苏联和德国——无法真正建立起睦邻关系。如果再考虑到它与两个邻国在历史上结下的宿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决“波兰问题”时留下的种种隐患，应当说，旧的“波兰问题”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在新的内容上延续下来了。

第二节 20世纪20、30年代的国际关系和新的“波兰问题”的酝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成了希特勒战争机器的第一个受害者，它的领土被德、苏两国共同占领从而导致国家的灭亡，使“波兰问题”在新形势下再度出现，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

波兰虽然正式立国并在20年代最终确定了国界，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国家中幅员最大的国家，但它所处的地位也最脆弱。它与东西两个受世界瞩目的大国苏联和德国之间、与东北和南方两个邻国立陶宛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都有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中领土、居民等方面的矛盾与纠葛。当然，造成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全在波兰，在解决19世纪以来形成的“波兰问题”的过程中，大国的意志有时候的确左右了波兰的选择，但是不管波兰愿不愿意，它只能面对和承受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麻烦和问题。

作为法国在东欧的一个主要盟友以及《凡尔赛和约》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波兰无法摆脱与德国问题的种种联系。随着法国在欧洲的地位逐渐削弱和德国在美英扶植下的复兴，波兰的处境日益艰难。德国对由《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德波边界，虽然从程序上已经接受，但魏玛共和国的领导人中，没有谁真正相信这条边界不可以改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25年10月签订的“洛迦诺公约”。德国与法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签署了保证条约，缔约各方应个别地或集体地保证“德国和比利时间、德国和法国间的边界领土维持现状，按照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上述边界不受侵犯……”但是德国与“波兰走廊”的边界以及东普鲁士与波兰的边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保证。德国西部边界的有保证与东部边界的无保证形成的反差所隐含的意图，再清楚不过了。波兰自己也明白这是德国谋求恢复其失去的波兹南和西里西亚领土的有力证据。这与德国外交秘密制定的任务是吻合的。就在洛迦诺会议召开前夕，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长施特莱斯曼在1925年9月7日的一封密信中提到近期德国外交面临三大任务，其中一个就是“修改东部边界，将但泽和波兰走廊归还德国，修改上西里西亚边界，将来还要合并德属奥地利。”实际上，波兰西部边界的命运，在洛迦诺会议上就已经决定了。就在洛迦诺公约草签的前一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就电告莫斯科：“法国已全线让步，德波边界无保证，……这表明法国已把波兰出卖了。”而作出这种决定的，仍然是国际的力量，其中包括波兰的盟国。如果说在大战爆发后，波兰被它的盟友弃之不顾的话，那么应该明白，这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开始。换句话说，英法也好、德国也好，它们很早就已经开始着手“制造”新的“波兰问题”了。

在整个20年代，苏波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在1924年以前，波兰虽然是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1920年那场苏波战争的影响，以及1922年热那亚会议之后苏德关系的发展，都使苏波之间的猜疑与隔阂大于富有诚意的合作。其中最大的症结就是《里加条约》。苏联一直为修改这个“被强加的”条约寻找机会。1924年12月，波兰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捷聂巴乌姆表示波兰打算同苏联进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立即引起苏联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在当月18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决议，同意与波兰进行谈判，并准备为此派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名代表前往波兰，不排除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亲自前往的可能性。同时决定“在进行谈判的情况下不放弃修正苏联与波兰边界的原则”。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保证东部边界的安全，波兰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积极寻求与罗马尼亚及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军事合作。1925年3月，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在里加召开总参谋部代表会议，罗马尼亚和芬兰派观察员参加。消息传到莫斯科，引起俄共（布）中央的关注，政治局在3月26日通过决议，由外交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军事情报局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详细研究和整理所掌握的有关邻国拟议中的行动的情报，包括有关总参谋部会议和协约国在这一会议中的作用的情报。”同时，“如果这一联盟确实存在，委员会要向政治局就瓦解这一联盟的可行的措施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该委员会于4月3日召开会议，确认了在里加召开的上述会议的事实，认为“总参谋部代表会议是在与苏联西部交界的国家建立统一的反苏联盟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法国指使的波兰在这一会议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协约国对在我们西部边界建立反苏桥头堡很感兴趣”。委员会的结论是：“由波罗的海各国、波兰和罗马尼亚建立联盟的事实，对苏联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为化解这一危险，委员会建议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措施，其中包括利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纠纷，向后者说明，波罗的海国家与波兰的联盟对立陶宛将构成直接威胁；由相应机构全力利用波兰和罗马尼亚国内存在的民族矛盾；在德国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与法国和波兰的矛盾；大力加强红军的战斗准备和动员，采取措施加强国境线的保卫。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得到政治局的赞同。

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苏联为了减少公约对自己的消极影响，同时也是贯彻上述战略意图，与德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就在洛迦诺会议举行期间，苏联与德国于1925年10月12日签订了经济条约。这一条约涉及范围广泛，包括两国公民在对方领土内的法律地位和共同享有法律保护的协定，经济协定和铁路协定，通航、税务、商业仲裁、保护工业资产协定等等。用契切林的话说，这一条约“是苏联与德国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标志”。1926年4月24日，苏德又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友好中立条约。条约除了规定缔约一方在遭到第三方进攻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外，还规定缔约一方不得参加以抵制缔约另一方为目的而建立的经济或财政联盟。同时，在签订该条约时两国还有一份换文，其中载明德国保证在加入国际联盟后，对国联内部有违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矛头针对苏联的企图，将尽最大努力予以反对。

苏德关系的改善，对欧洲国际关系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英法外交当局希望沿着洛迦诺道路再走一步，让德国与东欧邻国缔结类似洛迦诺的保证条约。这个被称为“东方洛迦诺”的设想，得到波兰的响应和支持。一旦“东方洛迦诺”成为现实，也就意味着波兰与德国将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波兰的地位会因此而大大加强。到时候，波罗的海各国对波兰和对苏联的态度，很有可能发生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的变化，这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1927年4月准备与波兰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苏联考虑到“把谈判富有成效地进行到底的必要性”，事先在内部规定应“从那些最有希望达成协议的各点内容开始谈判”。但是，苏联进行谈判直至取得成果的决心在同年6月7日受到严重挑战：苏联驻华沙全权代表彼·拉·沃伊可夫在华沙被原白卫分子科维达尔暗杀。西方的一些舆论对此评论道：“华沙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改善。对于那些指望英苏断交会造成反苏联合行动的人们来说，破坏这种良好关系并重新挑起两国的战火，是非常必要的。”苏联一面提出抗议，一面通过波兰驻苏特命全权公使斯·巴德克建立起“个人秘密”渠道，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波兰领导人也清醒地看到，这时加剧与苏联的冲突并不明智。波兰政府对凶杀事件表示遗憾。两国恢复了谈判。

1928年8月27日“非战公约”在巴黎签署，苏联虽然不属于首批参加公约的国家，但它表示愿意在这项公约上签字。8月2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苏联政府关于参加公约的决定。为使公约尽快生效，同年12月29日，苏联向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提出建议，即使其他国家尚未批准公约，在这些国家之间也应认为公约具有了约束力并已生效。经过谈判，1929年2月9日，苏、波、罗、爱、拉五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使非战公约在这些国家立即生效的议定书。就苏波关系而言，这些举动并不能证明两国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它却说明了苏联对与波兰关系的重视。毕竟，波兰是苏联西部最大的邻国。

20世纪30年代苏波关系取得的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两国于1932年7月25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避免彼此采取任何侵略行动，在缔约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不得给予第三国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双方不得参加反对另一方的协定。同时，这一条约还有保留条件，即双方在本条约生效前所承担的义务不受本条约的限制。双方的争端按专门的调解程序专约解决。同年11月23日，该调解专约签订，一个根据专约成立的4人委员会随后也组建起来。这一条约的有效期为3年，1934年5月双方同意把有效期延长到1945年。一直以条约为标志，波兰外交在几乎整个20世纪30年代奉行的“平衡政策”开始成型。这种政策在毕苏茨基时期就已经初步奠定了，到了约瑟夫·贝克1932年11月出任波兰外交部长后，得到全力推行。它“要使波兰在对德俄两国关系上保持平衡——力求是波兰的这两个邻国不会如此友好，以致于这两国可能商定瓜分波兰，又力求使德俄两国不会如此敌对，以致于可能迫使波兰支持一国去反对另一国。”它的目标是与“苏联和德国建立超脱的、平等关系的政策和必须在有损尊严的投降与悲观的、乃至毫无希望的两线作战之间进行艺术的选择。”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欧洲国际关系不断发生复杂和急剧的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改组。在纳粹领导人看来，修改与波兰的边界，只是迟早的问题。也就是说，尽管现在不提，但“波兰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希特勒德国复仇和扩张的欲望表现得越强烈，波兰在反德阵线中的地位就越显重要。1933年12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回答法国的询问时提出，苏联不反对在国联范围内签订区域性防止德国侵略的相互保卫协定。在列出的一些可以参加这个协定的国家中，苏联特别强调法国和波兰必须参加。在路易·巴尔都任法国外长期间，他倡议的“东方公约”中，波兰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在巴尔都遇刺后接任外长职务的皮·赖伐尔，从另一条思路出发，准备由法、德、波三国签订一项保证条约，其中，波兰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以及1939年3月德国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震荡。希特勒曾经希望把波兰拉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但是波兰推行的“平衡政策”，使它不愿意明确地与德国绑在一起。捷克斯洛伐克落入德国之手，给波兰造成了巨大压力，但同时也把波兰和欧洲推到了悬崖边上：“要限制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冲突已不可能。换言之，如果说希特勒要用军事力量使波兰屈从于自己，在1939年3月12日之前它能在有限的欧洲战争条件下相对迅速地达到这一点的话，在此之后，它就只有指望世界大战了。”德国在1939年3月之后对波兰不断加强的舆论攻击，使人们不难看出，该轮到波兰了。还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的第二个月，德国就向波兰提出，要它把但泽归还德国，并要求在波兰走廊修建德国享有治外法权的铁路和公路。在波兰政府拒绝后，1939年3月德国向波兰提出最后通牒。与此同时它出兵占领了立陶宛的梅梅尔，从北、西、南三面形成包围波兰之势。波兰问题一下子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英法不得不考虑结成军事同盟以对付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并认识到在对德战争中“波兰的突出意义”。随后，英国和法国先后向波兰提出了单方面保证，只是这些保证要么缺少具体措施的补充，要么附加有保留条件。与此同时，英、法两国还与苏联就缔结双方或三方同盟条约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磋商。在从1939年3月到8月近半年间，围绕是不是向苏联西部所有邻国提供保证，怎样提供保证，以及在战争爆发后彼此给予什么样的援助等问题，英法与苏联之间争执不下。其中，波兰的态度有时成了决定英法苏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在8月12～21日，英法苏三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围绕缔结军事协定问题举行谈判过程中，波兰态度的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波兰拒不同意给与苏联军队“过境权”。苏联提出，鉴于苏德之间没有共同边界，一旦德国发动战争，苏联要向被侵略国提供军事援助，首先需要波兰等国允许苏军拥有“过境权”。尽管英法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却遭到波兰政府的坚决否定。三国军事谈判在多方面陷入僵局。苏联也为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对苏维埃国家的“敌意”，找到了又一个证据。

英法苏三国谈判也成为推动德国迅速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因素之一。德国竭尽全力阻止英法苏三国结盟，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加紧了针对苏联的外交活动。还在1939年5月中旬，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就毫不掩饰地公开表示，德国有意与苏联缔结针对波兰和英国的条约。6、7月间，一度停滞德苏经济贸易谈判重新恢复；双方签订政治条约即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也随着经济谈判的顺利进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当英法苏三国谈判已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时，8月19日，德苏两国一项为期7年的贸易贷款协定在柏林正式签订。第二天，希特勒通过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把一封电报交给斯大林，表示接受苏联提出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相信“如果能有一位负有重任的德国政治家亲自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澄清苏联政府所期望的补充议定书的内容。”他建议斯大林在8月22日或23日接见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德国外长有最充分的代理权来拟定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斯大林马上复电希特勒同意德国外长来访莫斯科，并表示“我希望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将成为从根本上改善我们两国政治关系的一个转折点”。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一份《秘密附加议定书》，它规定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当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边界将成为两国各自势力范围的界限；当波兰发生同样变动时，苏德势力范围的界限将大体沿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划分。

这个条约及其议定书为纳粹德国发动侵波战争铺平了最后一段道路，也为日后苏德两国共同瓜分波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