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卡廷事件”和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

第一节 波兰驻苏大使馆代表处的设置及其撤销

苏波结成联盟一年多以来，虽然有不少表明双方关系比以前有所改善的成果，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每项成果的背后都牵连起一系列的矛盾和分歧。在双方愿意接受对方并对加强合作怀有希望与诚意的时候，这些矛盾分歧会受到抑制并被小心掩盖起来。一旦上述条件遭到剧烈冲击和破坏，后者就会随时暴露出来。而矛盾的积累和表面化，最终会对苏波关系造成深刻影响。

就在波兰军队逐渐撤离苏联的过程中，苏波之间围绕波兰驻苏大使馆代表处问题，争执也日趋激烈。

苏波外交关系恢复后，如何有效地向苏联境内的波兰人提供帮助，成为波兰流亡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些波兰人在被苏联政府几次大规模迁移后，分散在苏联的不同地区，其中绝大部分是偏远地区，生活十分艰难。另外，由于要在苏联领土上组建波兰军队，这部分波兰人自然被列入了征召的对象，但他们的具体情况波方并不完全掌握。有鉴于此，波兰驻苏大使馆希望在苏联各地——主要是波兰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派设代表机构，履行向波兰人提供帮助和了解情况的职责。对此苏方表示同意。1941年12月23日，苏波双方签订了《在苏联的波兰大使馆代表规章》，确定了波兰大使馆代表及其机构的性质和义务。规章的总则规定：“在有大批波兰公民聚集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波兰共和国大使馆代表，是大使馆的一个机构，目的是要在与苏维埃政权密切合作下，完成1941年7月30日协议中提出的有关波兰公民的任务。大使馆代表的作用是临时的。他们的活动将持续到在上述地区清理了聚集的波兰人或是代表们完成了他们在波兰公民方面的任务。”大使馆代表有义务向大使馆通报波兰公民的需求和他们的情况；向波兰公民通报消息并本着1941年7月30日苏波协议精神对波兰公民施加影响；对代表管辖地的波兰公民进行登记，并根据他们的入伍或劳动年龄及其专业，安排他们的转送；把死亡人员情况通知其家属和亲属；配合地方苏维埃政权分派给波兰公民符合现行苏维埃劳动法的相应工作；向没有工作能力的波兰公民提供生活保障，分发现金和用品；向波兰公民提供必要的文件，如护照、证件等。大使馆代表还可以在一些地区指定自己的代理人。

规章还对大使馆代表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合作做出明确规定：“大使馆代表、他们的副手以及代表的随员由波兰共和国大使馆任命，他们的姓名应立即告知外交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把对他们的任命以及他们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告知上述加盟共和国和地区苏维埃政权，责成当地政权给大使馆代表提供必要的帮助。大使馆代表的工作要与其活动所在地相应的苏维埃政权组织，特别是与外交人民委员会地方代表、州执行委员会和区执行委员会，以及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州和区机关密切合作。大使馆代表向地方苏维埃机关介绍波兰公民的情况和要求，并就一切与改善波兰居民状况相关的技术性问题与地方苏维埃机关进行协商。”

这一规章为波兰大使馆代表及其机构在苏联领土上的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使波兰大使馆可以把它的触角，通过各地的代表和代理人直接延伸到波兰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并逐渐形成一整套沟通网络。应当说，这一机构的建立有利于对处境艰难的波兰公民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并及时了解他们的情况。如果双方真能按规章体现出的合作精神处理问题，这种机制完全有可能成为加强双方合作的纽带和推进友好关系的桥梁。

但是另一方面，规章对大使馆代表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它不是常设机构，在完成赋予它的任务后它的使命也就中止了。因此，对波方而言，这就无形中形成了某种“紧迫感”，希望它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哪怕其中有些作用超出了规章规定的范围。其次，虽然它被视为是大使馆的一个机构，但并没有规定大使馆代表或是其工作人员和代理人，享有外交特权，换言之，这些人员虽然在为大使馆工作，但他们只享有同其他普通公民一样的权利，要接受苏联现行法律法规的制约和制裁。再次，规章中特别强调了大使馆代表与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合作，除了对大使馆代表的任命外，在规定的合作中，苏联政权机关的主导性非常突出。实际上，大使馆代表被置于从属地位，成了地方苏维埃政权办理“波兰人事务的专员”。最后，大使馆代表的职能更多的是事务性的。正是这些限制，使苏波双方不断产生摩擦，矛盾日益加深。

规章制订后不久，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为开设波兰大使馆代表处指定了20个城市和地区。波兰大使馆也很快任命了相同数目的代表。同时，外交人民委员会还认同了大使馆指定的421位大使馆代表代理人。在这些代表机构存在时期，有1500余人在代表处进行工作。

一旦开始工作，大使馆代表便马上感到了某些不适应，在与地方苏维埃机构的共事中，他们希望有更自主的权利。而波兰大使馆也发现，规章中没有给予大使馆代表以外交官同等的权利，是一个很大的疏漏。于是，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B．阿尔列特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第4欧洲局局长尼·瓦·诺维科夫转达科特大使的请求，要求苏联当局把所有大使馆代表作为大使馆外交人员看待，他们有权得到外交官证件和使用外交官特权。但这一请求未被苏方接受，第4欧洲局副局长格·马·普希金提出的理由是，“为给波兰公民提供帮助的大使馆临时代表的设置，不是外交实践中的通常设置，现行的国际法条文没有规定赋予其相应的外交官特权。”同时，大使馆临时代表的设置在1927年1月14日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在苏联领土上的外国外交和法律代表机构的规章”中也没有规定。

几天后，科特在与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会谈中，为争取赋予大使馆代表以外交权利和特权再次进行了努力，他说，“当大使馆提出有关在地方上的代表问题时，它已经假定这些代表将被任命为大使馆的外交工作人员。”由于大使馆人手不足，这些代表必须从居住在地方上的、并不是大使馆工作人员中选拔，但“大使馆认为不能在这些和另一些人之间，在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地位上作出某种区分”。他提出这些人的权利和特权应包括人身的不可侵犯、个人文件档案的不可侵犯，以及与大使馆通信的权利。维辛斯基坚持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用他的话说，“这一问题的另一种决定将意味着在地方上建立起20个波兰领事馆。”至于保证代表的人身的不可侵犯、他们的通信、财产、文件档案的不可侵犯性，这“已经由我们的宪法对每一个公民做出了保障，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再谈对波兰大使馆代表做出此类专门的保证。”但是维辛斯基也承认，“如果波兰大使馆外交组成中的某位工作人员作为波兰大使馆的授权人被临时派往地方上，那么谁也不能剥夺这位代表的外交地位。”这样，利特虽然没有为代表争取到正式的外交官地位，但却找到了一条迂回的解决办法，即尽可能地派大使馆工作人员出任大使馆代表。波兰大使馆几位一秘和二秘纷纷出任了大使馆代表。

大使馆代表与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冲突，在1942年3月底第一次引起了双方最高外交机构之间的交涉。3月30日，诺维科夫向阿尔列特提交声明，指责有些地方的大使馆代表把自己的权利扩大到了苏联公民身上，其主要表现是非法向苏联公民发放证明，把他们列人送往波兰军队的人员名单，或是把本该应征加入红军的苏联公民送往波兰军队。诺维科夫指出这类事件严重破坏了“规章”，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此后，随着波兰军队的第一次撤离和双方在进一步征召波兰公民入伍问题上分歧日益严重，波兰大使馆和在各地的代表机构与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先是1942年5月底，苏方以从事敌视苏联利益的活动为由，要求把大使馆随员罗拉一扬尼茨基驱逐出苏联。7月8日，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波兰大使馆代表马特维·扎伦斯基、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大使馆代表尤素福·克鲁亚，因从事敌视苏联的活动被逮捕。由于扎伦斯基是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克鲁亚是二等秘书，两人很快被释放，但被要求尽快离开苏联。到10月下旬，已有78名大使馆代表和在地方上的代表处工作人员因同样理由被驱逐出苏联，另有16人被送交法庭审判。而“波兰大使馆的地方代表和一些属于波兰大使馆编制的人员，在组织和进行在苏联领土上某些波兰公民的上述犯罪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大使馆代表及其代理人既然已经被苏联当局所不容，那么，大使馆代表处这一机构设置也就岌岌可危了。早在这年7月3日，外交人民委员会在接受波兰大使馆取消在阿尔丹大使馆代表处建议时，就同时以当地波兰居民人数已经不多，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外提供的慈善捐助物资也已停止等理由，要求撤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的大使馆代表处。波兰大使馆要求在布哈拉、萨拉托夫、斯大林格勒以及高加索地区增加代表机构的建议，也遭到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拒绝。由于在上述城市和地区还有部分波兰居民，科特希望把这些人征召加入波兰军队，以便把他们撤离苏联；另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还有一些国外运来的捐助物资未发放完毕，因此波兰大使反对关闭这些代表处。他直接问维辛斯基，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由谁来收集、运送和分发捐助物资？谁对那里的波兰公民进行监护？他从副外交人民委员口中得到的答复是：“仓库管理主任可以按照大使馆的直接指示从事安排物资事宜”，“保护所有公民的利益，无论是波兰公民还是苏联公民，在苏联领土上可由我们国家的机关来实现”。可见，苏联当局关闭大使馆代表处的决心是难以动摇了。而以从事反对苏联活动为由逮捕一些大使馆代表及其代理人，又为进一步行动找到了口实。

7月20日，维辛斯基向波兰临时代办索科尔尼斯基提交了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声明，指出“已查明，所有被逮捕的大使馆代表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不是合法地履行自己由专门‘规章’确定的、在与苏联地方机关密切合作中给予波兰公民帮助的义务，而是从事敌视苏联的活动并进行了间谍工作。因此，苏联为了给予地方上波兰公民帮助而允许存在的波兰大使馆代表的设置，结果证明是不正确的。因上所述，人民委员会认为大使馆代表处不能继续存在了……”

对苏联当局的指责，波兰人有自己的看法。索科尔尼斯基认为，在被逮捕的波兰人当中，有一些是向波兰公民提供帮助最积极的人，他们毫无疑问不敌视苏联。在临时代办看来，“也许，他们说得太多了，也许，他们向地方政权提出了某些要求或是就这样那样的问题批评了地方政权，但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从事敌视苏联的活动，而是在已有的规章范围内进行工作。”索科尔尼斯基的解释还是可信的。当那些真心想尽力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同胞及早摆脱不利处境的大使馆代表或是代理人，在被各种各样事务性工作搅得终日忙乱、疲惫得有些麻木的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里遭到冷遇，当他们在那些已经习惯把波兰人视为“二等公民”、“被流放者”的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中遭遇歧视和无动于衷时，可以想见，那些大使馆代表和代理人是什么心情，他们的激烈言辞也许正是迫切要求公正待遇的真实反映。

当然，大使馆代表事件是复杂的。其中并不排除一些代表和有些代理人，包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从事了侦查和间谍活动。10月2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向波兰驻苏大使馆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列举出27名从事敌视苏联侦查和间谍活动的波兰驻苏军事和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及其他们的代理人。其中包括波兰军事使团首脑沃利科夫斯基将军，大使馆一等秘书阿尔列特、扎伦斯基，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亚、戈罗科夫斯基，使馆随员罗拉一扬尼茨基、斯洛维科夫斯基、普洛斯基等等。对其中一些人的指控，科特本人也是认可的。例如，他曾承认“罗拉一扬尼茨基的活动对苏波关系完全是不容许的和有害的”，“这些都是军人，不懂得我们关系的性质并还生活在自己的老眼光和过去的感情里”。而沃利科夫斯基在离开苏联后，很快成为波兰驻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的领导人。

波兰大使馆在各地方代表机构从设立到取消，反映了苏波关系从结盟到破裂这一过程的一个侧面。尽管从一开始这些代表机构就被定位为临时性的，它注定要在一段时间后被取消。但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代表机构的使命，恐怕是双方始料不及的，也不符合双方当初建立它们的初衷。这种结果对苏波关系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在波兰军队撤离留下的阴影尚未驱散的情况下，它只能进一步加深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如果说前者表明双方的军事合作是失败的话，后者则说明他们在民事方面的共事，也远不是那么默契和顺利。科特的话有一定道理，一些波兰人——其实很多苏联人也是如此——还“生活在自己的老眼光和过去的感情里”，用这种眼光，带着这样的感情，去观察和对待对方，当然很难实现真诚有效的合作，也不会推动双方关系向着日益巩固和完善的方向发展。

第二节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现有的材料已经使“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严格地说，“卡廷事件”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二是1943年4月，德国公布发现被害波兰军官遗体一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苏波关系产生影响。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战俘营为送走被判决人员要做好准备；2．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3．在什么地方向押解部队移交被判决人员，在战俘营还是火车站；4．途中的业务工作；5．后勤保障。”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对此事的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可见，当时有关部门对一些问题考虑得已经比较细致了。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和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由“3人小组”之一、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定的简单表格。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交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3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的几个指定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3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https://www.daowen.com)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来到加里宁州监狱，与该州警备司令鲁巴诺夫一起安排了行刑过程。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布洛欣选定的，也是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应当说，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的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了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一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那么，德国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被害者的呢？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价值的。卡廷森林：调查书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进行研究并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进行视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在现场发现的及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辫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

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取了大量经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击时枪口是紧压着后颈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

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

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服饰，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

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到：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约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廖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会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四月份这个地方进入春季，五月初树木变绿。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4月8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

一个现居伦敦的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11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看起来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用他们的双手干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1942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1943年4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致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辫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在1943年春，这些事实真相没有、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白于天下。人们还只能就此进行猜测和推断，但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却立即显现出来了。

第三节 苏波中断外交关系和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

柏林电台在1943年4月13日就卡廷森林的发现播发的消息，对波兰流亡政府来说，既出乎意料，又多少在意料之中。尽管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确切验证那些被害者的真正身份，但流亡政府曾多次请苏联政府查找一些著名军官的下落而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一事实，以及在苏联宣布释放几乎全部战俘后这些人仍无音信的不正常现象，已经足以使它对这些军官的命运作出最坏的推测了。因此，德国人公布的消息，在伦敦的波兰人直觉上感觉是可信的。加上在此之前，由于安德尔斯的军队以及苏波双方在大使馆代表处问题上的摩擦，苏波关系已经日益紧张，它们之间已经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来容纳这一突发事件了。4月17日，流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准备向国际红十字会寻求帮助，以弄清真相。同时，还由国防部长马里安·库基耶尔将军出面发表报告，介绍了自1941年7月苏波协定签订以来，波兰方面为寻求一批军官下落多次努力未果的情况。流亡政府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出面调查此事的书面文件与德国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几乎同时送交到瑞士洛桑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客观上它使波兰流亡政府陷入了被动。在苏联政府的猛烈攻击之下，流亡政府只好又于4月30日宣布，它们认为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已经失效。

与此相反，苏联政府在这件事上却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应当说，“卡廷事件”对苏联政府完全是一个意外。在1940年春处理这批波兰人时，大概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结果。4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沉默两天之后才发表公告，对德国的宣传给予反击。公告中说，“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苏联反击的理由是，第一，在1941年夏，在红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从事建筑工作的波兰战俘和大批苏联公民一起落入德军手中；第二，德国人所说的发现大批遗骸的格涅兹多沃村是历史上有名的“格涅兹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国的宣传对此避而不提。

客观地说，苏联提出的上述理由并不具有多大的说服力。被德国抓住的波兰战俘和被苏联处死的波兰战俘，完全有可能是不同的两批人。因此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批人的情况下，德国人所说的被害者和苏联所说的被抓者之间，并不一定就是同一关系。其次，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当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时，波方数次询问过一批波兰军官的下落，当时苏联当局——包括斯大林的回答，都是苏联已经释放了这些人，而从没有提起过他们被德国人俘虏了。人们会问，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当局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波兰政府这一点呢？至于考古挖掘的理由就更经不起推敲，证明哪些是年代久远的遗骸，哪些是刚刚掩埋了两年的尸骨，对于法医和生物学家来说并不困难。苏联反驳中的这种漏洞当时就被戈培尔及其宣传机器抓住了。在4月17日由戈培尔主持的会议上，纳粹宣传部长说，“布尔什维克昨天犯的一个大错就是他们编造了‘考古遗物’。在那里国际委员会将进行考证并将戳穿这一无耻的谎言。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说到的那些成了德国俘虏的波兰军官，就是现在波兰人多次、甚至向斯大林本人问询过下落的那些军官。”戈培尔因此建议，“现在我们应当等待国际委员会，我们自然不应信口开河，而应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苏联在反驳中出现的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漏洞，再次说明了这件事对苏联来说，的确来得突然，令它措手不及。

但是苏联迅速利用了自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并由刚刚结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大大巩固的有利地位，把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与希特勒分子的恶意污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污蔑发生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更显得合情合理。虽然流亡政府在最初的声明中就有意划清自己与戈培尔之流的界限，但苏联仍把它指责为与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污。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卡廷事件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已有的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纳粹政权以往犯下的桩桩罪行，倒是比什么都具说服力。另外，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也在无形之中帮了苏联的忙。

还在4月6日，即德国正式公布卡廷森林发现前的一星期，戈培尔的亲信就决定要把“取证立即用于宣传目的”，并希望找来在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红十字会的人。4月14日戈培尔指示：“我们宣传的中心近几天将更集中于两个题目：大西洋壁垒和布尔什维克卑鄙的屠杀。要用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向世界证明苏联的这一兽行。在评论中就像经常做的那样，应当特别指出：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信任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改变了政治信仰。这就是已经从英国人那儿得到统治东欧和向欧洲进行布尔什维克渗透绝对权利的布尔什维克。”戈培尔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不仅要用“卡廷事件”攻击布尔什维克，而且还要以此“在敌人阵线里制造巨大的分裂”。这就足以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警觉了。这种警觉是与战争的结局，换句话说，是与盟国的整体利益和当时最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像“卡廷事件”这样的具体问题上，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真相一时无法弄清楚的时候，孰轻孰重是不难做出判断的。尽管这些判断现在看来并不准确，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

就是凭借这些因素，苏联不仅变被动为主动，而且首先反戈一击：4月25日，莫斯科照会新任波兰驻苏大使罗梅尔，宣布苏联政府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照会除了指出，波兰政府的一系列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它与德国政府之间“在进行敌视苏联的运动中进行接触和勾结”，而且还把此事与苏波边界问题挂上钩，认为波兰流亡政府是要借此“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作出损害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和苏维埃立陶宛利益的领土让步。”这就表明，苏联已经看到，在与流亡政府不能进行军事合作之后，也不可能跟它解决边界问题了。

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其中包括军事合作关系——的33个月中，苏联曾试图解决“波兰问题”，包括确定苏波边界、解决未来波兰领土问题，以及建立苏波军事联盟共同对德作战等等。但最终上述问题都未能彻底解决。可以说，苏联的尝试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其一，是大环境并不十分有利。这个时期正是苏联在整个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苏联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地，使它不可能把战后的政治安排问题放在首位。而军事上的不利局面，也使它在谈判中至少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并不像以后那样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苏联提出的某些设想，如让战后的波兰“向西移”等，也因德国法西斯风头正劲，而在现实性上打了折扣。其二，“波兰问题”既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苏联在战争初期非常需要英美的支援——从提供武器装备到开辟第二战场，这就增加了英美两国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分量。无论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还是在安德尔斯军队撤出问题上，英美两国都没有支持苏联的立场，相反，他们借助某些问题向苏联施加压力。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缺少了主要盟国的认可与合作，是难以办到的，更不用说它们的掣肘和反对了。其三，波兰流亡政府无论是在边界问题上，还是在苏联境内的军队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顽强。这固然有西方大国背后支持的因素，但也应看到，从它的立场上看，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一则，波兰流亡政府作为一个由四党联合组成的政府，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二则，在这样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将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直至断送整个政府的政治前途。同时，历史上俄国对波兰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的一系列做法，也确有伤害波兰民族感情的地方，这对流亡政府的决策也会产生一定作用。

尽管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努力并未取得有益的结果，但这段经历对它来说也并非全无意义。它至少体会到，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对按苏联的意愿解决“波兰问题”多么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苏联领导人更加相信，波兰流亡政府虽然可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缔结军事合作协定，也可以签署友好互助宣言，但从骨子里还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的仍然是战前波兰政权所维护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执行的对苏政策也自然难有根本的改变。“两个敌人”的口号虽然不再公开宣传，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放弃。那些曾经积极推行反苏政策的人仍然在流亡政府中占居高位要职，在流亡政府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这样，对苏联来说，解决“波兰问题”的几个基本要素逐渐清晰了：苏波两国的武装力量要共同对德作战，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奠定战时与战后苏波对德同盟的基石；未来波兰边界的确定首先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同时波兰的领土可以考虑用从德国收归部分领土的方法向西扩展，这是解决波兰边界领土问题的最佳方案；波兰必须要有一个对苏友好的政府，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关键，也是建立苏联概念中的民主、独立新波兰的必备条件；另外，在解决“波兰问题”过程中，争取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也是必要的，这是由于“波兰问题”本身与这场战争、与战后的政治安排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它不仅仅是波兰内政的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

这样，共同对德作战，边界西移，对苏友好的政府以及争取大国合作等要素，就构成了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在与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后，苏联在解决“波兰问题”方面的种种实践，都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