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军队（1941～1942年）

第一节 苏波军事协定和在苏波兰军队的建立

苏波外交关系恢复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加强在反对共同敌人上的军事合作。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外交关系的恢复还无法立即消弥苏波之间存留的种种芥蒂，但联合对敌毕竟是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在苏波刚刚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两国政府将在当前进行的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彼此承担义务，相互给予各种帮助和支持。”其具体步骤之一是在苏联领土上建立一支波兰军队。1941年8月1日，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任命安·米·华西列夫斯基少将为红军总参谋部代表，与波兰军事使团就缔结苏波军事协定进行谈判。波兰军事使团由斯·舍什科一博古什少将率领，在1939年9月后一直被拘禁在苏联的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随后被任命为在苏波兰军队司令。参谋长是曾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逮捕过的列奥波德·奥库利茨基上校。

对于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波兰流亡政府相当重视，特别是对这支军队的主权所属，西科尔斯基政府通过舍什科一博古什将军提出了明确的原则主张：“它将是主权的波兰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这支军队的军人将宣誓效忠波兰共和国；……战争结束后它将返回波兰”。它只是在作战方面隶属于苏联最高统帅部，组织和人员上隶属于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这是波兰流亡政府再一次在处理对苏关系上，明确表明波兰国家的主权意识，从另一个角度强调1939年9月17日后波兰领土上的一系列事变，都不能改变波兰作为主权国家存在的事实。而承认和接受这一事实也就意味着否定了波兰领土变化的合理性。

根据8月14日签订的苏波军事协定，在苏联领土上只组建陆军，“部队的数量和人数将依据人员的多少和物质供应的可能性决定”。它们“在达到完全的战斗准备后将开赴前线”；但投入的波兰部队不得少于一个师。在波兰空军和海军服役的应征人员和志愿者，“将被送往英国以补充相应的已有的波兰军队”。提供给波兰军队的武器、装备、汽车等，由两方面予以满足：一是苏联政府自己的储备，一是波兰共和国政府按“租借法”得到的物资，苏联政府应在运输方面给予可能的帮助。与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军队的组建、供应和保障相联系的各项开支，由苏联政府作为贷款提供，在战争结束后由波兰政府归还。

为了协商和解决组建波兰军队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苏波组成了专门的在苏联领土上组建波兰军队的联合委员会，仅在1941年8月16日至12月3日期间，这个联合委员会就举行了8次会议。代表苏方参加会谈的主要是红军总参谋部的潘菲洛夫坦克兵少将和红军总参谋部国家安全大校茹科夫，代表波方参加会谈的是斯·舍什科一博古什少将和弗·安德尔斯将军。双方代表都及时向自己政府报告会谈进行情况。

组建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军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员问题。1941年8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释放现在或是作为战俘，或是其他原因仍关押在苏联领土上的所有波兰公民。”之后，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联合通过决议，“从监狱、劳动教养营、战俘营、专门营和流放地释放波兰公民。”被释放的波兰公民包括：“ （1）所有原波兰军队的战俘和技术性军事人员；2）在监狱和劳动教育营里关押的各种刑期的犯人，以及处在内务部、法院和检察院侦查中的人员；3）被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迁送到专门聚居地的人员。”这些法令和决议，为波兰军队的组建提供了人员上的保证。

8月16日，联合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波方提出，首先应组建两个轻型步兵师，每师7000至8000人；此外，还要组建一个后备队，以补充前线波兰部队的伤亡。两天后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潘菲洛夫转告波方，苏方满足其提出的要求，按红军轻型步兵师的战时规模组建两个波兰师，每师9000人，以及一个5000人的后备团。苏方根据自己当时的实际条件，应允提供一个师的武器和装备。这些人员从有兵役义务及志愿者中征召，波兰部队的战斗准备的时间预计到1941年10月1日。苏方同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格良佐维茨、苏斯达利斯克、南方、旧别尔斯克战俘营成立征召委员会，这里由于关押着大批波兰战俘，“集中着未来波兰军队的主体”。每个征召委员会都由波军司令部代表、红军司令部代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和医生组成。同时，苏方还同意把红军中的波兰志愿者转送入波兰军队。

征召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到8月31日，征召的军人已达20701人，其中军官1859人，下级军官2533人，士兵16309人。到9月25日，据安德尔斯将军的统计材料，在波兰军队组建营地已经有了近38000人，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到10月25日波兰军队已达41560人，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额。根据这一情况，11月6日，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部决定把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总人数确定在30000人，两个步兵师由每师9000人扩大到11000人，后备团人数不变，另增加一所2000人的军官学校，以及1000名军队参谋部和参谋部机关人员。但这仍不能满足应征者参加波兰军队的要求，各地的波兰人，或是有组织或是自发地向波兰军队的组建营地集中，苏联境内波兰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约查·克利姆科夫斯基回忆说：“对于分散在辽阔苏联大地上的数千名波兰人来说，前途无望、看不到曙光的日子和不眠之夜总算结束了……据统计，在苏联滞留的约有30万适于服兵役的波兰公民，因此两个师完全不够，但是都在悄悄传说，这两个师只是未来军队的首批部队。”

西科尔斯基访问莫斯科期间，在他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军事问题是最重要的议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对苏波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问题既涉及到已组建的波兰部队的去留，也涉及到还要在苏联继续组建的波兰军队。

已组建的波兰部队的去留问题是波方首先提出来的。西科尔斯基、科特和安德尔斯就波兰部队的武装、生活条件和供应情况轮番向斯大林表示了不满。之后，西科尔斯基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把部队集训营地迁往其他地方，例如伊朗，以便就近接受英国的物资和武器。为加强自己的地位，他告诉斯大林，他已就此问题与丘吉尔交换过意见。波兰政府总理还表示：“这些师在那里可以完成组建并在4个月后返回苏联，也可能和英国军队一起被转派到苏德战场的指定地段，与红军并肩作战。”波兰政府把在苏的波兰部队撤走的想法早就有了。10月25日，西科尔斯基就曾向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博戈莫洛夫口头表示，想把波兰军队转移到伊朗或是阿斯特拉罕。因此，这对斯大林来说不能算是“新闻”。但斯大林的不满还是显而易见。苏联领导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军队一旦去了伊朗，多半就在那里不回来了。”“英国需要波兰军队”，这是波兰政府受到需要波兰士兵的英国的压力的结果。同时斯大林还认为，波兰人不愿意同苏联一起对德作战：“我们不能强迫波兰人去打仗。……如果波兰人想在靠近自己领土的地方打仗，那就请留在我们这里。不想的话，我们也不能要求这个。去伊朗就去伊朗，请便！我62岁了，我有一个人们对我讲过的生活经验，军队在哪儿组建就将在哪儿打仗。”他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波兰人想不想作战？”莫洛托夫则问：“那些留在苏联的波兰人将怎样理解波兰军队去了伊朗这一事实”。斯大林甚至表示，苏联没有波兰军队也行，“我们军队够用了，没有你们也能作战”，“我们将在半年后拿下波兰并交给你们”。

西科尔斯基对波兰人是否愿意作战的问题当即作了肯定的答复，他说把军队转移到伊朗的建议“仅仅出于让军队尽快投入战斗的希望”。他还特别强调了波兰政府在调动和安排波兰军队上的主权：“波兰在英国的军队是独立的”，如果想把波兰军团从英国调出来，“不需要任何英国人的同意就能做到”。

既然波兰总理明确表示愿意在苏联作战，斯大林于是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去伊朗的将不是全部的波兰人，一部分波兰人要留下来。当安德尔斯说还有60％的后备人员可以加以利用，同时考虑到苏波军事协定不致失效，斯大林决定在苏联继续组建波兰部队。斯大林说：“如果波兰军队在伊朗更好些，那就去伊朗。如果波兰军队想继续组建并在和我们一样的条件下生活，那可以组建3-5个师。……我们可以保证波兰军队有像红军一样的条件。”最后，斯大林与西科尔斯基初步达成协议：考虑到目前战线已接近波兰军队的组建营地，而且随着冬季来临原营地气候日渐恶劣，决定把已组建的波兰军队转移到苏联南部地区；另外继续组建波兰军队，使在苏波兰军队总数达7个师，96000人；苏联同意再武装一个波兰师，波兰军队在完成战斗准备后立即开赴前线；应把所有有兵役义务的波兰公民从其所在地送入波兰军队。12月4日潘菲洛夫和安德尔斯举行了联合委员会第8次会议，双方就再组建波兰步兵师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这4个新组建的师分别集中于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并为此成立联合征召委员会。12月25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军队》的决议，决定把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军队人数增加到96000人，并批准征召1939年前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波兰族公民加入波兰军队。这样，在苏联领土上已有6个波兰师，每师11000人；另有参谋部和参谋机关、军官学校、后备团等共3000人。

从斯大林与西科尔斯基的会谈中不难发现，苏联领土上波兰军队的组建遇到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对这支军队武器装备的供应。在苏波军事协定中曾有规定，这支波兰军队的武器装备由两条途径满足，即由苏联提供一部分，由英美提供一部分。苏联为这支军队的组建提供了一定帮助。用于与组建波兰军队相关的各项开支，从最初的500万卢布，不断增加，到1941年底已达6900万卢布。而且，正如波兰驻苏大使科特所说：“军人们承认，苏维埃当局对他们提供的食品、武器和装备是按最低的价格计算的。”但是，毋庸讳言，对大大超过预算人数的波兰军队的供应，特别是武器装备的供应，苏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效率上都不能令波方满意。在苏德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苏联武器、弹药、装备的生产供应与前线部队的需求之间，常常呈现出紧张状态。苏联一方面寻求外部援助。一方面加紧生产，同时也减少了对正在组建的波兰军队武器、装备的供应。另外由于交通运输上的组织混乱和种种原因造成的迟误，苏联应允的武器装备未能及时送到波兰军队的组建营地。直到1942年2月上旬，安德尔斯在给潘菲洛夫的信中还在抱怨：“直到现在，什么时候能满足已经答应的和我军所需的装备和武器，仍然杳无音信。”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也承认，“10月底出现的严重财政状况，没有调整冬季营房安置问题，供应的中断，建筑材料的困难都引起了安德尔斯的不满。”因此，波方以此为理由要求把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撤往伊朗，去接受其他盟国提供的武器装备，不能说是全无道理。科特在随后解释说，“当时我们请求英国和美国给我们提供食品和武器。一些人宣布准备向我们提供所有必要的东西，但同时要求，我们的军队要被安置在接近于可以提供供应的交通线的地方，例如伊朗和伊拉克。仅仅因为此，我们提出了从苏联撤离我们军队的问题。”“如果波兰军队现在出现在埃及和英国，那这是被迫的。”

斯大林对波方提出的撤离理由拿不出什么强有力的论据予以反驳，这在与西科尔斯基的会谈中表现得很明显。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波兰军队撤离苏联的原因，而在于斯大林对波兰人这一举动动机的认定。很明显，斯大林已经认定，波兰军队一旦撤离苏联将很难返回，而且，英国人也在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促使波兰军队离开苏联。他不怀疑波兰军队在装备了武器弹药之后，会被派到英国需要的地方作战，例如北非战场，或是如西科尔斯基所说，可能加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行动。但这就使他觉得，波兰人也许不是不愿意投入作战，而只是不愿意在苏德战场与苏军一起投入对德作战。如果联系到这支军队中弥漫的“反苏情绪”——这对斯大林早已不是秘密——的事实，问题就更清楚了。

早在刚刚开始释放波兰战俘和组建波兰军队时，对波兰人种种“不良表现和情绪”的报告就纷纷出现了。为执行1941年8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各地的战俘营、劳动营开始释放波兰人。位于摩尔达维亚北部的索罗基劳动营副主任波克罗夫斯基向“古拉格”主任报告了该营波兰人的表现。“这些人刚一知道释放他们，被关押者不同小团体之间的关系立即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军官、官吏、商人和其他原波兰上层，与工人、农民和小职员划清了界线，前者开始支使后者，定规矩。第二天个别原波兰军队被押军官那里甚至出现了勤务兵，他们清洗、整理军官们的制服和靴子，就餐时去打饭等等。被释放者第一件事就是开始缝制自己的军星和领章。旧军帽被翻出来了，上面缀满了原来被收藏起来的‘鸡形章’。”波克罗夫斯基还报告说：“关于战争问题……很少有谁感兴趣。更多的问题是去哪儿更好，哪里生活更好……”他还特别比较了同在这里的捷克人的表现：“捷克斯洛伐克人要求开赴前线的请求感人泪下，并且应当说，在我看来，这些请求是真诚的……”这种现象在距离布祖鲁克不远的托茨科耶组建营地也有。贝利亚稍后得到情报，“在托茨科耶营地没有任何求战要求。他们只满足于获得自由，并很快将站到反对苏维埃政权方面去。”当然，在久经压抑之后，波兰军官们恢复军阶的表现并不难理解，但在当时的政治概念下，苏联当局是绝对不会肯定这些举动的。至于对这场战争的冷漠、对苏联处境的幸灾乐祸以及表现出来的复仇心理，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说这些报告反映的还是某些现象的话，那么来自贝利亚的报告反映出的问题就“严重”得多了。1941年11月30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呈送了一份绝密报告，描述了在苏波兰军队的状况。贝利亚虽然也反映了安德尔斯将军和一些军官对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的感激之情，以及对德国人的仇视，但报告的绝大部分篇幅是列举一系列反苏言论和事例，说明在这支军队中存在着的不良情绪。贝利亚报告说，由于未被允许扩大在苏联的波兰军队，一些原波兰军队的军官下落不明，以及严重的财政状况，“安德尔斯在亲英的舍什科-博古什将军影响下，也开始声称：‘一个自由的波兰只有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才能存在。’”另外在波兰军队的军官中，“有一批对苏联持敌视态度的人”，他们中有人宣称“打败德国之后，波兰不可避免地要与苏联开战”，“我们与美国一起，利用红军的削弱将统治苏联”；还有的军官打算直接跟红军作战：“布尔什维克在死亡的边缘，我们，波兰人只需等待。给了我们武器，我们就了结了他们”，“我们将不与苏联一起对德作战。……在这场战争中，波兰人将完成国内战争年代捷克军团的作用”，“如果征召我们上前线，我们的武器就对准红军”。这种情绪的普遍性有多大，根据现有的材料还不能准确地做出估计，但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其危险性是毋庸置疑的。对此，贝利亚建议采取两条措施：一方面向安德尔斯将军通报波兰军队中的反苏情绪，另一方面责成红军后勤部主任赫鲁廖夫改善对波兰军队的各种供应，采取必要措施弥补不足。国防委员会当天便通过了相应决议；潘菲洛夫和茹科夫也很快执行了上述决议。但是，从1942年3月初贝利亚的报告看，反苏情绪在波兰军队里仍然大有市场。

既然波兰军队中存在着危险的反苏情绪，为什么斯大林仍然同意继续扩大波兰军队的规模？从军事意义上看，7个师、近10万人的波兰部队，在仍然承受着德军巨大军事压力的苏联领导人那里，并非是一支可有可无的军事力量。同时，随着释放波兰人进程的加快，如果听任大批波兰人在苏联各地的盲目流动，无疑将给本来就混乱的社会秩序和紧张的供应状况雪上加霜。从政治意义上讲，波兰军队在苏联参加对德作战，除了可以进一步巩固苏波军事同盟外，还可以使波兰按照斯大林的意愿，成为横在德国东侵走廊上的一道屏障。因为，苏波共同对德作战这段经历，将对三个国家的民族心理与感情，产生深刻影响。在贝利亚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引起像安德尔斯将军这样的波兰军官不满情绪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及时解决波兰部队的扩征和供应问题。也许斯大林认为，这些问题解决了，波兰部队中不满情绪也就自然化解了，至少可以有所缓和。因此在与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科特等人的会谈中，斯大林特意把潘菲洛夫召来，当面指示恢复对波兰军队原有的定量配额，并保证使波兰部队享受与红军同等的条件，同意在南方为波兰军队选择新的组建营地等等。因此，波兰军队的人数继续增加，到1942年3月上旬的统计，在苏波兰军队的官兵已达65274人。苏联政府用于组建这支军队的开支也由6500万卢布增加到了3亿卢布。

第二节 波兰军队撤离苏联

在1942年最初的三个月中，苏波双方对在苏波兰军队的安排和使用显然有着不同考虑。波方希望给这支军队创造尽可能完备的参战条件，要求在一切必须的武器装备都得到充分保障后，才能投入苏德战场上的战斗。因此，在苏联的波兰军事领导人，主要是安德尔斯将军，把能否及时得到武器和装备——不管是从苏联还是从英美——看得非常重要，并以此作为讨论波兰军队的安排和使用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从扩大和提升在苏波兰军事力量的政治军事影响的角度，波方还很在意对波兰军队的使用方式，他们坚持波兰军队要以整体姿态独立参战，而不是个别部队混杂在苏军部队里作战。当苏联方面提出能否让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第5师首先投入战斗时，遭到了安德尔斯的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单独一个或两个波兰师开赴前线，将使“波兰部队淹没在众多的苏联师中，并且这一行动的政治和军事效果将等于零。”而“全军的出击可以取得显著的作战成果，并具有比一个师的行动更大的政治意义。”安德尔斯的主张得到了西科尔斯基的支持，他明确告诉安德尔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使用单独的师，即便他们完成了战斗准备，……在苏波兰军队只有在将军先生亲自负责指挥下作为一个整体使用。”

苏联政府在战争初期极为不利的环境下，期望有更多的部队投入前线，缓解兵力不足的压力。它在武器装备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答应武装两个波兰师，并为波兰军队的组建投入了一定的物力和财力，自然希望能把这支部队尽快派往前线。为我所用——这恐怕是苏联对这支波兰军队最关心的一点了。既然首先着眼于“用”，那采取什么形式是次要的。只要在苏的波兰军队参加了同德军的战斗，苏波的同盟关系就从纸面变成了现实，苏波并肩对德作战的政治意义也就由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而且，波兰军队与红军共同作战，对转化波兰军队中的不良情绪也是有利的。因此，苏联更看重的是波兰部队的实际行动。而确定波兰部队正式投入战斗的日期，就成了衡量波兰部队在对德作战问题上是否积极主动、是否诚心诚意的一个关键之点。西科尔斯基在巡视了最先组建完毕的波兰第5、6师后表示，1942年6月15日前，波兰军队可以投入苏德战场前线作战，因为波兰军队在3、4月份才能全部收到从英、美送来的武器，而士兵也需要一段时间熟悉这些新式武器如何使用。在他看来，“在此之前，有可能开辟第二战场，这无疑为波兰军队的顺利行动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942年2月初，安德尔斯也向奉命询问此事的茹科夫表示，今年6月1日前波兰军队将完成战斗准备。据茹科夫汇报，安德尔斯提出的理由是，应征前来的人员身体状况不佳，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体力；茹科夫则代表苏联政府希望波兰军队加快投入战斗的准备。但在安德尔斯随后给西科尔斯基的报告中，说他同时还向茹科夫提到，自莫斯科会谈以来的两个月已经丧失掉了，“在这种条件下，我不能确定我们军队准备的确切日期，因为这完全取决于苏联当局——换言之，问题在于能否保证我军的联络工具和创造得到英美物资的条件。”西科尔斯基在给安德尔斯的复信中支持后者的态度，认为6月1日作为波军参战日期，“只有在苏联政府对在苏组建的所有部队提供了充分供应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他还告诉安德尔斯，战斗准备的日期应这样确定，即在得到充分供应后的四个月参战。

苏波双方对在苏波兰部队的安排和使用上的着眼点和考虑，虽然在对德作战这个大前提下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具体的环境下，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正常的。双方的考虑和要求，应当说都不是没有道理。这就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无法让对方按自己的逻辑思考问题，说服对方按照自己的考虑与安排行事。在对立当中，双方各有自己向对方施加压力的手段。波兰军队作为另一个主权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在没有参加军事行动之前，并不受苏联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的调遣，这在双方军事条约中有明确规定；它以什么形式和规模参战，决定权在波兰政府和在苏波兰军队总司令安德尔斯手中。一旦西科尔斯基和安德尔斯坚持这支波兰军队必须以整体形式出战，苏联方面是无权单独抽调其中部分波军参战的。军队主权上的独立，使波兰方面可以坚持自己的要求并自行其是。这是波方的优势。但波方也有其弱势：它的武器、装备和日常供应主要靠苏联解决，苏方可以以此向对方施加压力。苏联的优势除了“地利”之外，还有“天时”，即要求波兰军队及早参加对德作战，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前提和盟国的最高政治军事目标是一致的。也许，正是认为自己的要求的“正当”性，在实际操作中，苏方在物质上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其最明显的做法就是减少对波兰军队的各种供应。

由于波兰军队没有正式参加前线作战，对它们的供应标准并不高。1942年1月22日，维辛斯基通知科特，在波兰部队上前线之前，将按后方第三类配额标准向波兰军队发放食品；发放根据波兰军队的名册进行，但不超过已经确定的96000人。但3月8日，赫鲁廖夫告诉安德尔斯打算缩减波兰军队的数量。在留下一部分约4000人的部队外，另一部分部队将转入后方工、农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活动。上面提到，正是在2月初，安德尔斯和西科尔斯基都再次表示波兰军队参战日期难以确定，并把责任推给苏方，而且坚决反对波军个别部队参战。这之间恐怕不无联系。深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的安德尔斯致电西科尔斯基，后者命令他除了把原定要撤离的海、空军人员送走外，把所有超过4万人以上的波兰军人也撤到伊朗。有了政府的指示，安德尔斯3月18日赶到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斯大林对苏联政府准备从3月21日起把给波兰军队的食品配额减少到4万份进行了解释，他说，在9月份苏、美、英莫斯科会议上，英美承诺每月向苏联提供20万吨小麦，然而，直到现在仅提供了6万吨。没有完成计划的原因是由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由此引起了未曾预料到的食品不足，迫使我们靠减少非作战部队，不仅是减少波兰军队的配额数量，而且还压缩了组建新的红军部队，来保证作战部队的需要。”在安德尔斯的争取之下，斯大林同意，现在的配额数量发放到3月底，从4月1日起发放44000份配额；多出44000人的波兰军队按安德尔斯的建议转移到伊朗；在苏联组建的3个波兰步兵师中苏联将装备两个，英国装备一个；如果在伊朗组建和装备完成后的波兰军队将来被派到苏德战场，苏联将保证他们的供应。在科特后来概述的会谈内容中还有，斯大林确认，“将继续征召波兰公民加入波兰军队，已在红军部队和建筑营中的波兰公民将被放出并送人波兰军队，然后随所有被征召的超过定额的人员一同撤离。”

斯大林提出的理由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对德意日轴心国宣战，德国的潜艇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美国的运输船队实施打击，在大西洋，两个月内就有132艘美国轮船被击沉。“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那几个月里，美国人根本未能按照也已商定的日期把供应物品送出去。”1942年1月中旬，罗斯福在给负责船只调配的兰德将军的信中，对“至今还不能凑足船只替俄国运送物资”感到“非常担心”，要求他“一定要设法立刻调拨几只船来办俄国的这种事情”。但1942年最初两个月，运往苏联的“货运数量仍未达到每月10万吨，而按照协定每月应达到20万吨。”虽然在罗斯福的亲自干预下，到同年4月，装运送往苏联物资的船只数量有所上升，但是由于此时北极地区开始进入白昼季节，且货物运抵地摩尔曼斯克距德军占领区不到35公里，运输船队极易遭到德军海军和空军力量的攻击。据统计，1942年4月至6月间，从美国启航的84艘船只装载着52.2万吨物资驶往摩尔曼斯克，其中只有44艘船只载着30万吨物资到达了目的地，有23艘被击沉，其余的船只把货物卸在了苏格兰。同时，在莫洛托夫1942年5、6月份访美期间，罗斯福把对苏援助问题与苏联最关心的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挂上钩，“建议苏联政府考虑将所需要的租借物资从410万吨削减到250万吨”，这样，“就会腾出大量船只来把第二战场所需的军需品和装备运到英国，从而加速那个新战场的开辟。”

这个理由看来安德尔斯也是认可的，他并没有在这一点上与斯大林争论。而且苏联也为波兰军队的撤离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安排。在与斯大林会谈后的第二天，潘菲洛夫告诉安德尔斯，英国人将在伊朗北部的巴列维给波兰军队提供27000份食品配额；茹科夫作为红军总参谋部代表负责波兰军队撤离事宜，他将就地解决与撤离有关的一切问题。同时，就第5步兵师的补足装备和第6步兵师的武装问题，潘菲洛夫说，红军负责给养的机关马上就会下达相应的指示。随后苏方制定了比较详细的撤离计划，安德尔斯为此甚至向苏方表示感谢。可见，苏方并不想为波兰军队的撤离设置什么障碍，换句话说，这次让部分波兰军队撤出苏联对苏联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对于波兰人而言，撤离比继续留在这里无疑是更现实的选择。

正是由于双方在撤离问题上的一致，使这次撤离进行得比较顺利。在从3月25日至4月3日不到十天里，从克拉斯诺沃茨克乘船经里海抵达巴列维的波兰人共42254人，其中军人30099人，波兰平民12155人；另外在克拉斯诺沃茨克医院里还有147人。据波方统计，3月25日至4月5日，共撤离了43858人，其中军人33009人，平民10789人。

就在撤离工作进行当中，波方要求继续征召在苏联的波兰公民加入波兰军队。3月31日，茹科夫报告说，安德尔斯将军打算征召所有在苏联波兰公民。在茹科夫看来，“如果这么做，不久前确定的44420人的限额将被突破，并再次出现还要把波兰人撤往伊朗的问题。”他建议向安德尔斯说明，征召波兰公民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目前第一阶段只征召按正式规定补充部队所必需的数量”，而其余波兰公民的征召将在第二阶段，即“当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开赴前线时”进行。如果说苏联最初同意部分波兰军队撤离是被迫的，那么当波方把征召与撤离联系起来后，苏联领导人发现不能不考虑事情发展的进一步后果。虽然，波兰公民的大批撤离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供应上的负担，但也将使苏联失去一部分宝贵的人力资源；而且，撤离到伊朗的波兰人越多，就会使盟国更有理由减少对苏联的供应，或是在物资分配上做文章。无论是人员的流失还是物资的流失，是苏联都不愿意看到的。更何况在把波兰军队送出去后，苏联能获得什么回报，什么时候获得回报，在苏联领导人眼里还都是一个问号。应当说，这些考虑也是现实的。显然，安德尔斯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反而遇到了相当的阻力。波兰政府不得不于4月30日发表声明，希望“苏联政府不要给征召入伍和波兰武装力量的士兵撤离制造困难”。科特也向莫洛托夫提交照会，说波兰政府希望明确，“波兰和苏联进行对德斗争的利益要求能把一切有能力拿起武器的波兰战士，派往有可能供应和武装他们的波兰部队所在的地方。”对波兰政府的要求，莫洛托夫在复照终予以拒绝，他指出由于在苏联的波兰军队已经确定为44000人，因此不可能再继续征召了；至于科特所说斯大林在与安德尔斯会谈时认可继续征召红军部队和建筑营中的波兰公民加入波兰军队，然后撤往近东，莫洛托夫认为显然是弄错了，“实际上约·维·斯大林在与安德尔斯将军会谈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

波兰政府并没有放弃继续征召的努力，但策略有了变化，开始力争把在苏联的波兰军队调往苏联南部和近东地区。6月10日，波兰外交部长腊曾斯基照会苏联驻伦敦的各盟国政府大使博戈莫洛夫，表示波兰政府完全考虑到苏联现在在粮食供应上的临时困难，不坚持提高在苏波兰军队的粮食配额数量，也不谋求增加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基于军人。它希望有可能在苏联继续招募有能力拿起武器的波兰公民入伍，“以增加在大不列颠和近东的波兰军队的基干军人，给每一个能够从军的波兰人积极在波兰部队里服役的可能。”为此波兰政府准备承担44000人定额以上的那部分部队的粮食供应，但他们须转移到里海南部各港口或是到阿什哈巴德和麦什德。腊曾斯基作了这样的计算：在苏联的波兰公民有12.3万人，现在留在苏联的波兰军队4.4万人，加上已经撤离的3万人，只有7.4万人，这就是说，波兰政府认为在经过招募后，还可以把4.9万人送往近东。同时，安德尔斯也不断向伦敦的政府报告在苏部队的困境。他在6月底报告，“自2月份以来已有3600名士兵死亡，16000多平民住在军队附近，每天都有大批人死去。”这样的消息对伦敦的波兰政府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个要求撤离的理由。

英军在北非战场上重要据点之一托卜鲁克的失守，客观上帮了波兰人一个忙。33000名英军携带大量物资被隆美尔俘虏，剩下的英国部队一路后撤到距埃及亚历山大只有90公里的阿拉曼，英国在北非战场的形势岌岌可危。丘吉尔政府在国内遇到了执政以来第一次重大危机，下议院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指责政府和军队的声音不绝于耳。在下院的激烈辩论中，一位议员甚至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无数名其他国籍——捷克、波兰和法国——的将军，他们都受过使用这些德国武器和运用德国战术的训练。……难道不能将其中某些人临时调去指挥作战？”这也许是一时的愤言，但至少代表了一种情绪，即英国军队现在需要别人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撤到近东地区的波兰军队，对英国来说，其利用价值便大幅度提升了。

对北非战局的变化和丘吉尔内阁在国内遇到的危机，苏联极为关注。很明显，这两者中哪方面发生重大变故，都将会给苏德战场形势造成无法预计的影响，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苏联需要为自身的、也是为盟国的共同利益做些什么。另外，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已经对这支波兰军队在苏德战场参战不抱幻想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主动提出把留在苏联的三个波兰师调往近东。7月8日，维辛斯基在会见科特时提到这一问题。他向波兰大使表示，“考虑到近东形成的状况，苏联政府不反对在近东利用尚在苏联的3个波兰师。”丘吉尔也就此向斯大林表示感谢，他在1942年7月中旬给斯大林的信中写到：“你好意地提议让三个波兰师到巴勒斯坦去同他们的同胞联合起来，而在那里我们能够把他们全副武装起来，我确信这样做对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好处。这些军队在未来的战斗中，以及使土耳其人感到南边增加了军队因而加强士气方面，都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丘吉尔还不失时机地把这一问题与苏联最关心的开辟第二战场联系起来，暗示这其中对苏联也并非全无利益：“假如我们得不到波兰人，我们就不得不抽调目前正在为英美大军攻入欧洲大陆而大规模准备的力量来补偿空缺。这些储备力量已经使得德国人把两个重轰炸机大队从俄国南部撤到法国去。请相信我，为了帮助你们巨大的斗争，我们和美国人将不惜做任何一件有用处的和有益的事。”安德尔斯也对身边的军官们说，“波兰人的任务是粉碎隆美尔。”

这次撤离从1942年8月9日开始，到9月1日基本结束。据苏联驻巴列维代表科普捷列夫统计，到达巴列维的波兰人共有69917人，其中军人41103人，在编人员28814人。而到9月4日，已从巴列维送走了34985人，其中12000人前往英国，其余的经伊朗最后到达伊拉克。后者改编组成波兰第二军团。在1944年1、2月间调往意大利参战。在撤离过程中因伤病死亡239人，可见撤离行程的艰难。

尽管撤离苏联是许多波兰官兵和平民梦寐以求的，但是仍有部分军人没有选择这条路。一些军官担心，撤到近东之后，波兰军队会变成英国的殖民军队；有的年轻军人则盼望早些在苏联投入战斗并光复祖国，对安德尔斯迟迟不认真进行战斗准备表示不满，甚至准备逮捕他，要求波兰政府任命新的指挥官，并请求苏联政府尽快把他们派往前线。结果，以西格蒙德·贝林格上校为首的部分军官拒绝撤离苏联，在1943年5月组建新的波兰军队时，他们成为新的波兰军队的军事骨干。

第三节 波兰军队撤离苏联的影响

1942年夏秋，正是苏德战场军事形势对苏联极为不利的时期。此时德军在从顿河中游到伏尔加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展开强大攻势，苏军正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艰苦的防御阶段。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不仅没有投入战斗而且几乎全部撤离了苏联，至少在时机的选择上不很恰当。在苏波复交和苏波军事协定签订一年的时间里，这支波兰军队没有以任何形式参加一次战斗，不能不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对它的信任和肯定性的评价。在波兰军队撤离两个月后，苏联在给波兰政府的照会中就说，“波兰流亡政府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波兰政府不想把自己的师——不管是首批组建的，还是随后组建的——派往苏德战场，拒绝在这个战场上使用波兰军队与苏联师团手挽手对付德国人，从而逃避履行自己承担的责任。”苏联领导人由此认定波兰流亡政府和军事领导人都不愿意与苏联一起对希特勒作战，并且以此作为指责波兰流亡政府不履行盟国义务的一条主要根据。联系到以前了解到的在这支军队中弥漫的反苏情绪，苏联领导人很自然地会把这支军队不战而走的全部原因归结于此。而且，这支军队中的反苏言论和行动，一直受到苏联有关部门的注意。在苏的波兰军队撤离苏联的实际结果，只能进一步加深苏波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使建立在共同反对德国基础上的政治军事联盟，因缺少真正有效的行动的维护而遭到削弱。

当然也不能否认，波兰军队在苏联组建的条件和物质保障都不理想，其中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艰辛，是双方都始料不及的。这部分原因要归于当时残酷的、变幻莫测的战争环境，部分原因在于两国间刚刚经历过的那段敌对状态不可避免地留下的种种负面影响。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说，可以暂时搁置某些不好解决的问题，如领土和边界问题，以求达成政治和军事协定，但对于那些刚刚从战俘营、劳动营、流放地、甚至监狱获释的普通的波兰人来说，让他们一夜之间忘记昨天的一切，是不大现实的。更何况在释放和组建波兰军队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在波兰军队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反苏情绪”，并不难理解。作为军人，安德尔斯相当看重自己军队的军事准备和军事行动的效果，这不能说是错误；然而，这也使他的有些要求和期望常常与现实产生矛盾。加上苏联军事部门在落实达成的协定时，并不总是高效和到位，矛盾的积累和隔阂的加深是必然的。安德尔斯也有权利为自己的军队争取尽可能充足的装备和武器，尽可能好的物质保障。但是他似乎不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用行动——具体点说就是开赴前线投入作战——去争取这一切会更有把握。遗憾的是，他实际上是把波兰军队的参战当成了向苏联争取利益的筹码和王牌。因此，他坚持不把单独的波兰部队投入前线，坚持不断扩大征召波兰公民入伍，要求满足一再扩大的波兰军队的粮食配额。这就使急于看到波兰军队开赴前线的苏联领导人和军事机关，越来越感到他们的投入在不断扩大，却迟迟见不到实际效果。以当时在苏联的这支波兰军队的数量和质量，应当说，安德尔斯手中的筹码和王牌还不足以让苏联领导人对他的要求必须无条件接受，甚至于不惜一切代价。换言之，安德尔斯讨价还价的资本并不充足和雄厚，这就使他不得不早早启用了最后手段。

他的最后手段就是把他的军队和一部分波兰人带离苏联。如果说安德尔斯的目的——像他后来所说——是要使自己的同胞“摆脱苏维埃制度”，那是达到了。不过仅此而已，他能做到的只是让这部分军民从一种战争环境转移到了另一种战争环境当中，这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可以进行比较，但不容争辩的是，战争环境的本质是相同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撤离苏联是为了给在苏联的波兰人“找一条生路”。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1941年冬到1942年春夏，苏联的供应情况的确非常严峻。而波兰军队在苏联南部选择的组建地点，本身就不是苏联的发达地区，气候条件比北方要好些，但交通和通讯条件并不理想。成千上万人来到这里白手起家，其困难和艰辛不难想象。当英国政府允诺可以在近东为波兰军队提供更好的供应后，选择去那里是很自然的。但在撤离上同样有个“度”的问题。苏联政府多次保证，它将提供44000份粮食配额。也就是说，在这个限度内，波兰军队的生存是有保障的。波兰政府把超过此数的人员撤走，名正言顺；但全军都撤离苏联，仅仅用供应短缺来解释，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并且在舆论上很容易被抓住把柄，陷入被动。还有，波兰军队未经任何战斗撤离苏联之后，给因各种原因仍留在苏联的波兰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他们身边的社会舆论，一方面来自他们内心的耻辱感。当波兰爱国者联盟后来宣布要在苏联重新组成波兰军队与德国法西斯作战时，这些波兰人赶到如释重负、“减轻了沉重的耻辱”，就是这种压力再好不过的真实写照。

值得庆幸的是，波兰军队的撤离比较平静地完成了，没有伴有或是引发更严重的事件。这要归功于苏波双方以及苏联与盟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协商机制。尽管在苏联领土上组建如此规模的外国军队尚属首次，但实践证明，苏联政府和有关军事机关与波兰政府和安德尔斯之间的沟通与协商，还是畅达和及时的。正是斯大林与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科特之间，潘菲洛夫、茹科夫与安德尔斯之间，维辛斯基与科特之间，以及斯大林、莫洛托夫与丘吉尔、艾登之间一系列接触与协商，才使这一事件比较顺利、一定意义上也算完满地得到解决。

从开始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到它的最后撤离，整个过程的最重要影响不在军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如前所述，苏联把它作为波兰政府执意要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标志。苏联领导人除了在意这支军队是不是真心抗德外，还在意它在什么地方投入对德作战。而且前者越不成问题，对后者的在意程度就越大。苏联之所以一再催促安德尔斯把部队派往苏德战场前线，绝不是因为苏军指望用波兰军队一两个师的兵力去稳定战线，扭转战局，而是要造成一种苏波军队并肩作战的局面，来渲染苏波联合、共同对德的政治意义。这既是对1939年苏德联合那段历史的某种否定，也是为战后对欧洲进行有利于苏联的调整奠定基础。苏波两国军队在同一战场上共同对德作战，军事目标首先是一致的；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之间内在的联系，将使波兰面临在苏联、德国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客观上会受到一定的、有利于苏联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影响的最佳效果，就是使波兰在战后成为抵挡德国向东侵略的屏障，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充当“走廊”。但是，安德尔斯的军队不战而走，苏波两军并肩作战也就无法实现。虽然这也可能是暂时的——波兰人反复表示在完成武装和战斗准备后将返回苏德战场，不过随着到达巴列维的波军部队很快被送往离苏德战场越来越远的地方，苏联领导人的预感被证实了：这实际上是在“逃避”，不是逃避对德作战，而是逃避与苏联一起对德作战。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斯大林在思考问题和讲话时引导自己和他人的思路的习惯方法，如果他在这里也这样提出问题的话，那他又将得出什么结论呢？是武器装备不充足吗？不是，苏联已经按照红军的标准提供了给波兰人至少一个师的武器装备了；是战斗准备的时间太短而没有完成吗？也不是，新组建的红军部队的准备时间比安德尔斯用的少得多，也照样上前线投入战斗。波兰人宁可千里迢迢、携带家眷去接受英国人的武器装备，去跟英美军队并肩作战，也不愿意在这里，在距离他们祖国最近的地方作战，惟一的解释就是他们不信任苏联，甚至敌视苏联。以后的事实证明，斯大林的确持这样的看法。

安德尔斯军队的撤离，对苏波关系的发展和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考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支军队是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结成同盟的主要象征和惟一的军事联合纽带。两国政府之间的联盟因领土和边界问题本来就不很牢固，因此，这支军队从一开始就被寄予希望，希望它成为进一步改善和巩固苏波关系的促进因素。现在，不仅这个因素不复存在了，而且还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其结果使苏波关系的基础愈发脆弱了。

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考虑中，对波兰各种政治力量作用的评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为了达到目的，联合谁、争取谁、孤立谁、反对谁，是任何一位政治家要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苏联与波兰政府恢复外交关系初期，苏联领导人试图把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力量，作为争取的对象，以期让它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内发挥作用。为此，斯大林同意暂时把边界问题搁置起来，接受安德尔斯为在苏波兰军队的总司令，没有同意部分在苏联的原波兰共产党人单独组建波兰军队的建议。但是，波兰政府和安德尔斯在处理这支军队上的态度，使苏联领导人认为波兰政府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力量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中的角色，也就发生了变化：从争取、联合的力量，变成了要孤立和反对的力量。为了达到解决波兰问题的目标，苏联会再寻找和扶植新的依靠力量，重新安排解决波兰问题基本框架中的力量对比。随着苏联在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提升，在波兰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中，有没有苏联的支持，在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其分量绝不可能一样。因此，流亡政府的处境不仅会更加艰难，整个波兰问题的解决也会由此出现另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