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炼意：以意为主
第一节 命题炼意：以意为主
在中小学阶段，语文老师都会要求同学们归纳文章的中心思想。学习写作之初，老师也会要求文章必须要有中心思想。随着同学们对写作活动认识的深入，尤其是对文学写作有了切肤之感，关于“中心思想”的概念，就会让位给“主题”，或者让位于“意”。笔者则更倾向于用“意”这个概念。因为它不仅仅可以包括文章鲜明突出的“中心思想”，也包括那些不易直观得到但却可以领会到的深层“意义”。判断一篇文章的高低优劣，第一个审美标准就是它的“立意”是否鲜明，或者是否深刻，是否蕴藉，是否很好地表达出了“意”。
“意”，指文章的主宰、灵魂、核心。这一术语是从中国古代汉语中借用的。古籍中的“意”，所指较为宽泛：或表示“意思”，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引申为“意图”，如“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楚辞·卜居》）；或为“意味”，如李煜词《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它也被作为动词使用，表示“料想”、“猜测”的意思，如“废尺寸而意长短”（《商君书·修权》）。[1]在这里所取的是名词意义上的“意思”、“意图”、“意味”等。如按其在文章中体现程度的强弱，它们则可按从显到隐的顺序重新排序为“意图”、“意思”、“意味”，与“意味”具有同等意义的还有“意蕴”等。在总体上可称它们为“意义”。
古人非常重视文章中“意”的统率作用。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已经强调：“语之所贵者，意也。”唐代诗人杜牧在《答庄充书》中有非常形象的说明：“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圜圚，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2]在这里，“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从整体上考察了文章的意、气、辞彩章句之间的关系，确定了“意”在文章中的主体地位。
杜牧之论，大概源于魏文帝曹丕的相关说法，据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载：“魏文帝曰：‘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传乎？”晋人陆机在《文赋》中，也有类似表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这里所谓“理”，正相当于“意”，而“文”，则指“文采”。后来的千余年中，相似之论不胜枚举，足以证明“为文以意为主”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早已深入人心。最著名者要数清代文学家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所论，他说：“诗文俱有主宾。无主之宾，谓之乌合。”[3] 又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处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4] 在这里，王夫之将诗文比作部队，而“意”是其“统帅”，其他方面的因素则只是“兵”，如没有“意”做统帅的部队，不过是“乌合”之兵。他认为李白和杜甫之所以堪称大家，就是因为他们的诗作有“意”作为统帅。而齐梁时的文学作品和宋人追求无一字无来处的形式主义作风，都只能称为“小家数”，所以他又认为：“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5]
更有趣味者，中国古人所谓的文章之“意”，层次之丰富，也令人叹为观止。有所谓全篇之意，有所谓一句之意。如南宋学者蔡梦弼集录《杜工部草堂诗话》中《诗眼》评价杜诗：“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韦见素》诗，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迟迟不忍去之意，则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其道欲与见素别，则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此句中命意也。”[6] 有所谓一句多意之“复义”现象。如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云：“东坡《煎茶》诗云：‘活水还将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遗卒奴，五也。”“意”还有雅俗、浅深、新旧、高下、直白与含蓄之分，如宋代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 [7]清人刘熙载认为：“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脑，而主脑有纯驳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则差若毫厘，谬以千里矣。” [8]清人吴乔则说：“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围炉诗话》）。
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中国古人关于“意”的多种观点，是为了说明，今人进行文学创作，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借鉴。一篇文学作品的“意”，就相当于人的“精神”或“灵魂”。文学作品所有的内容组织及其结构形式和语言表达，都要围绕着“意”这一中心点来进行。于是，考察文章的“立意”，就成为判断文章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了。(https://www.daowen.com)
对于文学创作主体而言，他的首要任务是确立“文意”，这就是“立意”。文章立意的一般要求是正确、集中、鲜明、高远。对于不同的文体，在“立意”上又有不同的特殊要求，比如诗歌的立意贵含蓄蕴藉，小说的立意贵深刻多义，散文的立意贵新颖真切，文学剧本的立意贵深刻富于张力等。
立意最难的是要新颖、要有独创性，也就是说要发他人之所未发，感他人之所未感。怎样才能使文章有新意呢？除了创作主体自身的智能结构和综合素养方面的因素会造成影响之外，善于变换立意的角度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客观事物本身就具有性质、特征上的差异，具有直观形象上的多面性，再加上创作主体自身的特殊性，都会导致人们面对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体悟时，会有不同的发现。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创作过与春天、秋天有关的题材，而人们读到它们，不会感觉到文意上的千篇一律，其重要原因就是不同的文人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写春景和秋景的。杜甫笔下的春雨，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李煜笔下则是“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同样是写春色，王安石笔下是“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春夜》）；叶绍翁笔下则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同样是写秋风，杜甫笔下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笔下却是“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徐志摩笔下的秋是“可爱”的（《天国的消息》），而郁达夫笔下的故都的秋，却是“悲凉”的（《故都的秋》）。因此，从不同角度出发立意，创作主体往往能使旧的题材焕发新意。
同样的道理，从反面立意出新，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典型例子有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在词的小序中说他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而陆游词中的梅是这样的形象：“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主要表达了梅的孤洁自赏的品质。毛泽东“反其意”，用“不争春”来比喻革命者的宽广胸怀，词作新意顿出。
在确立“文意”之后，还必须“炼意”，即进一步提炼它。“炼意”的过程既体现在创作主体的不断地思索过程中，也体现在具体的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过程中，因为“炼意”是一个反复进行的过程。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对所有的材料内容，以特定的结构形式进行精心安排，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全部指向“文意”，突出“文意”。 布封认为：“必须对题材加以充分的思索，以便清楚地看出思想的层次，把思想构成一个联贯体，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每一个环节代表一个概念；并且，拿起了笔，还要使它遵循着这最初的链条，陆续前进，不使它离开线索，不使它忽轻忽重，笔的运行以它所应到的范围为度，不许它有其它的动作。”[9]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艺术品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它应当有一个焦点才成，就是说，应当有这样一个点：所有光集中在这一点上， 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并说“黄金要经过淘洗才能得到，精辟的、被表达得很好的思想也是这样。”这就是“炼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