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词造句：以变为美

第三节　遣词造句：以变为美

这里所说的“变”，隐含着“变”和“化”的两层含义。“变”，意味着突破常规和超越惯性，它指向自由创作的艺术精神。“化”，谓“变”达到不落痕迹不相凑泊的艺术追求，它指向艺术创造的和谐之境。文学文本之美与不美，从形式上而言，往往要看它是否能摇荡多姿，变化莫测。特别是在遣词造句上，它主要是直接诉诸读者的目力眼识，所以更要求变。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双子星座。他们的诗作不仅在内容、意蕴上凌跨于众人之上，在诗艺上也堪称千古独步。古人以“入神”评价李杜之诗（严羽《沧浪诗话》）。何为“入神”？在诗艺的层面可理解为不守陈法，敢于变化，即所谓“变化不测之谓神”。具体而言，杜诗之“入神”，在于他能集前辈之大成，又不固守陈法，用意、章法、句法、字法、声律等各个方面均能极尽变化。故宋人严羽评杜诗曰：“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10]沈德潜《说诗晬语》亦评曰：“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11]清代诗论家叶燮也在《原诗·内篇上》中对杜诗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高、岑、王、孟诸子，设色止矣；皆未可语以变化也。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犹清、任、和三子之圣，各极其至；而集大成，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惟夫子。杜甫，诗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变化。”^[12]老杜于诗法堪称“通”，“通”而能变化，故有“自得之妙”。李诗之变化，在于其多率然而成，想落意外，是能在诗歌创作上达到自由境界的典范，故得“诗仙”之美称。严羽评价李白诗曰：“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材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13] 沈德潜《说诗晬语》亦评太白诗曰：“太白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力也。”^[14]李杜之诗，最高境界或许正是在于以“变化”通于“神圣”之境。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评曰：“李杜才力甚大，而造诣极高，意兴极远，故其五七言古体多变化，语多奇伟，而气象风格大备，多入于神矣！”^[15]在许学夷看来，李杜诗能“入神”，是因为二者以天才造诣，“加以变化灵异，遂为大家”，“太白歌行，窈冥恍惚，漫衍纵横，极才人之致。子美歌行，突兀峥嵘，倜傥瑰伟，尽作者之能。此皆变化不测而入于神者也”^[16]。

李白和杜甫在诗歌艺术上取得的伟大成就，足以启发我们，在文学文本的审美追求上，要求“变”。正如刘勰所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文心雕龙·通变》）。萧纲所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

古人重“活法”，其基本精神与追求“变化”之审美境界相关联。如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曰：“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昔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17]宋人俞成《文章活法》曰：“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故为死法；生吾言者，故为活法。”^[18]宋人刘克庄在《江西诗派总序》中评杨万里的诗说：“后来诚斋出，真得所谓活泼、所谓流转完美如弹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见耳。”^[19]

古人重“随物赋形”，其基本精神同样与追求“变化”之审美境界相关联。如苏轼在《文说》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20]

古人重“气韵”、重“神韵”，其基本精神也与追求“变化”之审美境界相关联。如谢赫《古画品缘》所谓“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萧子显之所谓“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南齐书·文学传论》）。对于绘画而言，画中万物的神态要能够达到活生而灵动的程度。至于“神韵”之说，堪称洋洋大观，其取径之道，在于“化工”，不“通”不“变”，不“变”不“化”，不“化”就不可能达“神韵”之境。

把握了“变”的精神实质和审美上的价值与意义，就能理解为什么“为文需放荡”，理解为什么千古文人，会在篇章辞采上精心“推敲”，会想方设法“务去陈言”，追求“戛戛独造”。

具体到文学文本上来看，怎样的遣词造句才称得上符合“变化”的审美要求呢？有“陌生化”对于正常语法的扭曲之法。有句法丰富之变，表现为长句、短句，复句、单句交错使用。词汇量越是丰富，则越有“变”的基础，要避免用字用词的单调和反复（艺术性的重复则是必须的）。有语言风格之变，即简洁、繁复；质朴、绮艳；厚重、轻巧；尖锐、随意等等。总之，遣词造句须根据文体的基本规范及创作主体的表达意图来求变。

【注释】

[1]王力：《王力古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1页。

[2]杜牧：《答庄充书》，选自《中国历代文论选》（二），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3]王夫之：《姜斋诗话校笺》，戴鸿森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4]王夫之：《姜斋诗话校笺》，戴鸿森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5]王夫之：《姜斋诗话校笺》，戴鸿森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6]蔡梦弼集录：《杜工部草堂诗话》，选自《历代诗话续编》（上），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7页。(https://www.daowen.com)

[7]见《诗法》三条，选自《沧浪诗话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08、122页。

[8]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页。

[9]［法］布封：《论风格》，范希衡译，载《译文》1957年第9期。

[10]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71页。

[11][清]沈德潜：《说诗晬语》，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页。

[12]叶燮：《原诗》，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13]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73页。

[14]沈德潜：《说诗晬语》，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

[15]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16]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194页。

[17]吕本中：《夏均父集序》，选自《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页。

[18]俞成：《萤雪丛说》（卷一），选自《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下），傅璇琮编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49页。

[19] 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选自《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下），傅璇琮编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51—452页。

[20] 苏轼：《文说》，选自《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