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
《尉缭子》
作者简介
《尉缭子》开篇即称，“梁惠王问尉缭子”、“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臣以为”等语句，书中引证内容在年代上止于战国前期的吴起，国别上引述吴起在魏之事较多，这种情况大致符合梁王晚期的魏国国情。因此有学者认为，《尉缭子》是当时见过梁惠王且姓尉名缭的人所著。梁惠王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姓姬名莹，谥惠，在位期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故称梁惠王。
成书背景
《尉缭子》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据现有资料推断，成书似在战国中后期。
内容概要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残简。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宋代《武经七书》本。《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但卷、篇数不等，有5卷、6卷之分，有31、29、24、32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传世本共5卷24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部分，前12篇主要是对战争观和政治观的论述；后12篇主要是论述军令和军制。这两部分在内容上紧密联系，互为补充，互相渗透。
军事思想
1.战争与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的战略观。《尉缭子》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考察战争与国家的关系，从而说明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好坏互为影响的道理。《尉缭子》透过当时军事上所面临的问题看到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国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它首先指出，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即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行是靠战争来保证的；国家法令的实施也是靠武力作后盾的。书中写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认为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政治，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认为政治清明是战争取胜的先决条件，强调战争目的是“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实现封建统一。
战争要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作者对此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总结出“国富”、“国治”可威制天下的规律。书中论述说：“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禁、舍、开、塞四项，是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多与经济有关，禁止奸邪行为，赦免小的过失，开辟财路，杜绝财政漏洞。做到荒芜的土地都充分地开辟利用，把流民召集回来，让他们勤力于生产。达到土地广辟，人口众多，国家管理有序，经济富足，这就是“富治”。若能有如此雄厚的国家实力，那么老百姓不用劳苦出征，军士不用披戴盔甲出暴于旷野，而可以制服天下。有强盛的国力即可获得军事上的胜利，故作者称为“兵胜于朝廷”。作者还从军事、政治、经济三者的密切关系中，总结出国家兴亡胜败的几种类型：“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以上满下漏，患无所救。”能使国内百姓富足的，为最上等的，是足以称王的国家；使军士富足的，为次一等，是足以称霸的国家；百姓穷困而官员富足的，是前途危险的国家；不顾百姓死活，搜刮大量财富堆放在国库里的，是必定灭亡的国家。如果是上层贪占财物、富足有余，下面百姓穷困不堪，这样的国家必定灾祸临头。反之，要想军事上取胜，就必须革除经济上种种弊端，达到百姓富足。
另一方面，《尉缭子》还指出军事对政治、经济具有反作用，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战胜于外，福产于内”。在起兵作战上，作者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https://www.daowen.com)
《尉缭子》影印件
2.“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观。《尉缭子》认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这种战争是正义的，不可避免的。因此要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的不义之战，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尉缭子》认为“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所以王者之师“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只诛杀暴君一人。虽然这是难以做到的，但作为兵家的理论又是必须竭力倡导的。
《尉缭子》在论述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的同时，又指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即战争是凶残而危险的，是在政治治国不能正常进行时采取的手段。所以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既要“备战”，又“不得已而用之”。
3.“道胜”“威胜”“力胜”的制胜思想。《尉缭子》认为，凡统兵作战有三种夺取胜利的方式，即“以道胜”、“以威胜”、“以力胜”。但是“以道胜”是用兵作战取胜的最高境界。所谓“以道胜”就是，通过讲武料敌，使敌人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即“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这样就能达到“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以道胜”为本，并不排斥其他的取胜方式，即“以威胜”、“以力胜”。
所谓“以威胜”，就是要采取严明法令制度，明确赏罚措施，改善武器装备，激励士卒的必胜决心等措施，显示出强大的国威和军威。这种国威和军威必须建立在富国的基础上，即国家富庶而且安定，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不用出动军队，不用使用武力，就能威服天下。所以说，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取决于国家政治的昌明，取决于民众的同仇敌忾。
所谓“以力胜”，就是要由高明的将领统兵出征，进攻敌人的国土、城镇，歼灭敌人的军队，擒杀敌人的将领，夺取敌人的军阵，取得胜利后就班师回朝。
由此可见，《尉缭子》的制胜理论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力争“以道胜”，其次“以威胜”，不得已时才动用军队“以力胜”。这三种胜利方式都必须要以国家的富强、政治的清明、国力的丰厚为基础，否则都是空想。这与《尉缭子》战争与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的战略观是相互呼应的。
4.丰富的治军思想。《尉缭子》认为，“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主张法制不但是治国的根本，也是治军的根本。任何一支军队，只有先制定各种制度，有了统一的制度，官兵的作战训练才能有秩序地进行而不混乱。号令明确，制度健全，官兵的行动就统一，作战时就能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其次，依法治军要执法严明，赏罚公正。书中提出贯彻法治应该做到“有功必赏，犯令必死”，“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即犯令该杀者，虽系权贵也不可避免；有功当赏者，虽系牛童马圉也不遗漏。由此激发全体官兵的必死争先，英勇奋战的尚武精神。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并施，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尉缭子》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认为将帅身负指挥全军的重任，面临危难时就要毫无畏惧地与敌决战，短兵相接时就要与敌拼杀。将帅要有独立指挥作战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外界条件的制约和干扰，即“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将帅要发挥模范作用，借以激励士卒，垂范三军。将帅要同士卒共甘苦，亲身体察士卒的饥饱、劳逸和冷暖，废除繁文缛节，并把“信狂”、“耳聋”、“盲目”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
《尉缭子》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尉缭子》反复强调在治军和作战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论述了重视“人事”的道理，反对迷信做法，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并总结了治军12条：（1）将帅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造成悔恨于优柔寡断；（2）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招来祸害在于屠杀无罪的人；（3）当机立断在于随机应变，不能公正处事在于私心太多；（4）战胜敌人在于鼓动士兵的斗志，战败在于团结不好；（5）进攻获胜在于出奇制胜，给养危机在于耗尽民财；（6）防守牢固在于阵容坚不可摧，听信奸佞堡垒就会不攻自破；（7）不犯错误在于按客观规律办事，劳而无功在于轻举妄动；（8）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先准备，孤陋寡闻在于嫉贤忌能；（9）谨慎在于防微杜渐，罗织灾祸在于贪得无厌；（10）明智在于能决断大事，危害来自任用奸人；（11）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丢失领土在于没有良好的防守措施；（12）众人拥护在于谦恭待人，指挥不动在于将帅无威信，反复无常。
影响评述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高度重视，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除《汉志》、《隋志》、《唐志》著录的《尉缭子》书目外，《尉缭子》还以多种形式被兵家引用，对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世民在与名将李靖问对兵法时，也多次提到《尉缭子》。贞观初年，魏徵等人奉李世民诏谕编纂《群书治要》时，选录了《尉缭子》中的《天官》、《兵谈》、《战威》、《兵会》四篇内容。到了明、清，注、评的《尉缭子》就有50多种。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所说：“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埔洽，首推尉缭。”
《尉缭子》也是最早流传至国外的兵书之一。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0年），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30多种。日本于天明七年（公元1787年），刊印了包容《尉缭子》在内的《群书治要》。之后，日文本的《尉缭子》注、译本多达30多种。此外还有朝文本《尉缭子》。传入西方最早的是法国神甫阿米奥翻译的法文本《尉缭子》，集纳于法文本《中国军事艺术》中。1969年，联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出版了尤克·韦甘特（Jurg Weigand）撰写的博士论文《〈尉缭子〉关于国家与军事的论述》（Staatv und militar Imaltchinesischen Militurtraktat Wei Liao Tzu）等。《尉缭子》的广泛流传，对于扩大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影响，产生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