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略》

《三　略》

作者简介

《三略》旧题黄石公撰，传与汉初张良得以问世，传说黄石公将此书传给张良时说，“读此书者，‘当为王师’”，即你读了此书既可以作帝王的老师了。黄石公授书与张良是一个传说故事。经学者们考证，认为《三略》既非黄石公所著，也不是张良当时所受之书，可能是西汉末年熟悉张良事迹、精通兵法的隐士所著。

成书背景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为《武经七书》之一。

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上略、中略、下略3卷。关于三卷的各自特点，《中略》中有一论述：“《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

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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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

1.“民本”的政略和“义兵”的军略。历代兵家大多对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所认识。《孙子》的“道”，《吴子》的“教百姓而亲万民”，都是讲人民群众和统治者保持一致是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三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指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意思是英雄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认为“为国之道，恃贤与民”、“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它在讲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时，明确地说：“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谋及负薪，功乃可述。”正因为《三略》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所以它非常重视民事，指出：“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强调不要违误农时，主张减轻赋税徭役。《三略》论述人民群众是胜战之本的观点，多处可见。

《三略》认为“兵者”为“不祥之器”，战争有“义”与“不义”之分，这同先秦诸家论兵思想是相通的，但它没有拘泥于前人思想之内，而提出一个“天道”的概念，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战争本身是杀人之物的凶器，“天道”厌恶战争，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这是“天道”。《三略》把“义战”和“天道”结合起来，在自然本质上抹上了政治色彩。其意昭示人们要“义战”，法“天道”，以此去制止和消灭“不义”的战争。不仅如此，《三略》指出既然“义战”不可避免，那么那些指导战争的人们就要善于“通晓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设法争取“义战”的胜利。告诫一切指导战争的人们，要尽量减少和避免战争的残酷性，不要实行惨绝人寰的战争，主张对敌国军队也要“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愿意归顺就招抚他，已归顺的要安置他，投降的就要解脱他。《三略》反对诛杀敌国人民和俘虏的思想，不仅使敌我双方的人民、军队不受或少受伤害，物资不受或少遭受损失，而且可以争取民心，达到政治上瓦解敌人的目的，在此条件下进行“义战”。

2.上下同心、赏罚必信的治军方略。《三略》在治军问题上的突出之处是既重视将帅的指挥作用，又重视士兵的战斗作用。认为将帅是统率全军，创造有利态势，战胜敌人的指挥者；士兵则是奋勇战斗、消灭敌人的主力。为此，将帅要做到“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滩，能制军权”。《三略》重视士兵的战斗作用，强调将帅要爱护士卒，尊重士卒。指出将帅要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它还提出了“士卒欲一”的思想，就是要使士卒的思想统一，使他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上下同心，“士众一，则军心结。”在此前的兵书中，还没有一部能像《三略》这样重视士兵的作用，全面论述将帅与士卒的关系。

为鼓励士气，《三略》认为必须坚持“赏罚必信”的治军原则，说：“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军队中不能没有赏罚，“军无赏，士不往”。罚则是一种惩戒，“使人知耻而不犯。”但是，对赏罚要用得适“度”，当赏则赏，当罚必罚，“当赏不赏，是为沮善；当罚不罚，是为养奸”，所以，《三略》强调“赏罚必信”，奖不遗小，罚不避亲，赏不违仇，刑不畏贵。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如天如地”一样公正，那么“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3.“因敌转化”的指挥策略。《三略》指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统兵将领在作战之前，要充分掌握敌情，以使“伺其空隙”，从敌人防御薄弱之处进行突破。自然界的奥秘要依据事物的推移去了解，军事行动是变化无常的，要依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不要事先刻板规定，要针对敌人的行动随机应变，即所谓的“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三略》还提出了许多作战指导原则，诸如“获固守之，获扼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等等。

影响评述

《三略》成书之后，受到了社会的重视，流传甚厂。该书书目著录始于《隋书·经籍志》，之后历代书目均有著录。唐代魏徵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皇帝治国安邦参考。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颁定为武学的“经书”，并被与宋廷对立的西夏国译成西夏文。《三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也有深远的影响。公元889—897年，日本天皇敕命藤原佐世撰辑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就著录有《三略》，陆续出版了许多抄刻本，后来又传到了朝鲜和其他国家。1993年美国学者拉夫尔·索耶将《三略》等《武经七书》译成英文。

《三略》一书杂采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甚至还有谶纬之说，说可以说是诸子百家思想的融会贯通。它在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道德与人治、战略与治军、将领与士卒等方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四库总目提要》称赞它是“务在沈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也有不少人把此书视为“警世要决，乾坤大略”。它不仅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六韬》也有许多糟粕，如《兵徵》中的“望气”就是一种迷信方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