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

作者简介

李世民画像

唐太宗即李世民（599—649），唐代皇帝，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后世居于陕西武功。他自幼聪颖干练，博文精武，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曾镇压窦建德、刘黑达等农民起义军，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武德九年（公元年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帝位。公元626—649年在位，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注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晚年由于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重役繁，加深了阶级矛盾。

李卫公即李靖（571—649），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军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旧唐书·李靖列传》记载，其舅父隋代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隋末李靖任马邑（今山西朔县）郡丞。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祐起义军。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故称李卫公。

成书背景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大宗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是记录唐大宗李世民和卫国公李靖，以问答形式讨论军事、兵法的一部经典兵书，《武经七书》之一。

内容概要

全书分上、中、下3卷，有98次问答，共10300余字。该书全篇举出的战例事例多达52个，为中外同期兵书所罕见。它通过一问一答的讨论式结构，对用兵原则，当时和以前战争的评论，以及军制、阵法、选将、军事教育、边防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关于它的作者，旧题为李靖撰，但从今天的考证看，后人整编成册的可能性更大。(https://www.daowen.com)

军事思想

1.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战略思想。《李卫公问对》以“兵法孰为最深者”为题展开论述，明确提出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战略是最为精深的兵法思想。首先，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提出了以德服人的思想。它将《孙子兵法》提出的“道、天、地、将、法”分别列为三等，认为“道”是第一等，“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即将不用暴力、以德服人，从而达到国治民安助战略作为最佳治国方略；“天地”是第二等，“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即将上应天时，下顺地利，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战略作为次一等治国方略；“将法”是第三等，所谓“任人利器”、“得士者昌”是也，即将任用将帅，斗战法，利兵器，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战略作为第三等治国方略。其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提出了不战而胜的思想。它将军事战略也分为三等，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李卫公问对》继承了中国古代兵家的主流思想，它对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三分”之论，可谓真知灼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

2.奇正相生，变而神之的作战指挥思想。《李卫公问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做到“奇正相生，变而神之”。第一，奇正相变的主要方法是“示形”。“示形”就是给敌以假象，而将真实企图和行动隐蔽起来，以造成敌人的失误，从而给我可乘之机，“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意思是说，给敌人以假象，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我的正兵；战胜敌人的是我的正兵，而不是我的奇兵。对此，它还进一步阐述道：“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也就是说，把奇兵变正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奇兵，而我却以正兵打击它；把正兵变为奇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正兵，而我却以奇兵打击它。要做到出奇制胜，如不成功地采取欺骗敌人的“示形”办法是难以奏效的。只有“先形之，使敌从之”，诱使敌人中我圈套，产生失误，才能进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第二，奇正相变的目的是“致敌虚实”。《李卫公问对》的“奇正相变”是建立在敌之虚实的基础上的，“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奇正相变是为了察明敌之虚实，进而避实击虚。倘使不明敌之虚实，是不可用奇正的。最后李靖对运用奇正原则结论是：“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李靖的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武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第三，奇正相变的运用在于“分合适宜”。“分合”就是兵力的分散使用和集中使用。《李卫公问对》认为，兵力使用上既不能过分分散，也不能绝对集中。要“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李卫公问对》还引证正反两个战例阐述这一原则。它认为，淝水之战符坚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兵力过分集中，“能合而不能分”，有正无奇，应该分散而没有分散，进退失据、左右受制，结果百万之众，顷刻瓦解。相反，吴汉灭蜀的成都决战，汉军的胜利就在于“兵分而能合”，做到了依据战场情况当分则分，当合则合，吴汉与副将刘尚原来分兵隔锦江而屯，在初战失利情况下，吴汉果断与刘尚会合，秘密地集中兵力，从而大败蜀军，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李靖画像

3.攻防兼备，攻心守气，变易主客的制胜思想。进攻和防守是战争的两种最基本的作战形式。《李卫公问对》在攻防问题上大致有三个观点：第一，攻防兼备。它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胜而已矣。”这就是说，进攻可以由防守转化，防守是为了进攻；防守时要善于把握转入进攻的时机，进攻也要善于以防守相配合；进攻和防守，作战形式虽有区别，但二者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同时，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从而在攻守问题上，提出了“攻防兼备”的思想，并在作战目的上把两种对立的作战形式统一起来。正因为进攻和防守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指出：“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第二，攻心守气。它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这就是说，进攻不能只是单纯地攻城掠地、破阵陷敌，而应当同时打破敌人企图、摧毁敌人意志；防守也不能单纯地完壁坚阵，而应当首先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进而待敌之隙而攻之。它还认为，如果进攻时做到了“攻其心”，能够打破敌人企图、摧毁敌人意志，这才真正达到了“知彼”的境地，如果防御时做到“守其气”，能够保持高昂斗志，这才真正达到了“知己”的境地。这就深化了《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其三，变易主客。“攻防”是军队作战形式的一对范畴，“主客”是军队所处地位的一对范畴。它在论述攻防问题时，看到了二者的联系，将攻防问题引伸到主客问题上，提出了在攻防作战时要善于变易主客的观点。它认为，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关系于胜败得失的核心不在于采取何种作战形式，而在于是否掌握了主动权，是否处于有利的作战态势，即军队的主客地位。因此，它指出用兵作战必须“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就是说，用兵作战必须善于比较和估量敌我双方主动与被动、有利与不利的攻防态势，因此而努力创造条件改变我之被动和不利为主动和有利，改变敌之主动和有利为被动和不利。所以，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有主客之分，其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善于变易主客，变我之客为主，变敌之主为客。

4.教得其道，士乐为用的治军思想。《李卫公问对》认为首先要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密切官兵关系，要“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就是说，恩威并施、赏罚并用的治军原则中，恩是威的前提，要以爱兵为上。“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是难以到达治军目的的。其次，要注重训练方法。它说：“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数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它指出，训练要有简单到复杂，由单兵训练到小分队训练，再到阵法训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另外，他还强调训练要区分对象，做到扬长避短，对汉族士兵训练弩战，对少数民族士兵训练骑射，对将领进行“奇正”、“虚实”及其运用等军事理论教育。

影响评述

《唐大宗李卫公问对》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园地中的一支奇葩，而且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它是隋唐时期兵学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是我们了解和认识隋唐时期军事思想及发展脉络的重要资料。它内容丰富，论点新颖、独到。书中对中国古典兵学中诸如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许多重要范畴作了精辟的阐发，这对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侧重探讨战役战术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古典军事学术研究，开始不仅重视战略的问题，而且还重视战役战术层面的问题。它或多或少改变了《孙子兵法》“舍事而言理”的传统，转向“事理并重”，结合战例阐发兵学基本原理。所有这些都表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古代兵书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价值。宋代《将鉴论断》评价该书道：“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当非过誉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