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与燕行录—会友的记录

第二章　燕行与燕行录—会友的记录

所谓“燕行”，是指朝鲜时代外交使团出访中国的首都燕京（即今天的北京）。燕行的首要功能是维护朝贡的政治外交关系，除此之外，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也有重大意义。具体来说燕行是朝鲜与清朝进行贸易的重要方式，卞承业等很多译官通过燕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此外，燕行是朝鲜人体验并吸收先进文化的唯一渠道以及认识世界的窗口。因此，参加燕行的朝鲜文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燕行的体验和见闻用记录的形式保留下来。

从仁祖在位时期到朝鲜王朝末年的250多年间，朝鲜大约向清朝派出使团500多个。当清朝建都沈阳的时候（1637—1644），朝鲜王朝就每年定期派出冬至使、正朝使、圣节使、岁币使、年贡使几个使团；清朝迁都北京之后，从1645年开始，这些使团被统一为冬至使，每年定期派遣一次；从1637年至1894年，朝鲜使团共出使清朝507次，而在同一时期，清朝向朝鲜派出勅使169次。

一、 使行的种类

朝鲜出使北京的使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定期使行和临时使行。定期使行有已经成为定例的三节年贡使和皇历赍咨使。三节使是在冬至时期派出的冬至使、祝贺新年的正朝使、祝贺皇帝和皇后生日的圣节使。年贡使是缴纳每年上贡岁币的使节，把三节使和年贡使合并在一起，就成为三节年贡使。自清朝迁都北京的第二年—1645年起，正朝、冬至、年贡使三种使行不受原定日期的限制，通常在正月初一赶到，此外还有圣节使。清朝统治中原之后，对自身的实力更有自信，便减轻了朝鲜的朝贡负担，改变了制度，在大部分文献中，三节年贡使一般被记录为冬至使，每年阴历十一月出发，第二年四月回国。皇历赍咨使是将中国册历带到朝鲜的使行，简称为历行，每年八月出发，十月到达北京，将清朝的时限历带到朝鲜。

临时使行中包括对清朝的政策或外交行动表示感谢的谢恩使，关于国家的重大事件向中国皇帝上奏或申请的奏请使，皇帝即位或70岁、80岁寿诞时派遣的进贺使，中国皇室有丧事时派遣的进慰使，国丧时上香的进香使。此外，辨诬使是清朝对朝鲜产生误解或者朝鲜发现清朝官方文献中有误时为了阐明事实所派遣的使节；问安使是清朝的皇帝出行前往先祖墓地所在的盛京等地时，朝鲜派往皇帝行宫进行慰问的使节；参核使是两国之间发生刑事案件时，为了解决问题，朝鲜向清朝指定的场所派遣的使节；告讣使是为告知朝鲜国王驾崩所派遣的使节。

《万树园赐宴图》。描绘了在避暑山庄举行宴会的场景。1754年是乾隆皇帝即位第19年，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蒙古族的归顺大摆筵席，清朝著名画家郎世宁画下了当时的场面。26年之后，朝鲜文人朴趾源也访问了“热河”。

《燕行图》。描绘了朝鲜使臣和随行人员正在走进北京城。藏于韩国崇实大学博物馆。

二、 使团的组成

使团的正式人员由正使一人、副使一人组成，有时候仅仅有正使一人。但是赍咨行的任务如果不太重要，可以不派正使和副使，只派译官中人品和素质出众者出使。派遣使臣无论对清朝还是对朝鲜都是一种经济负担，因此双方经过商定，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和派遣的时期，采用通过定期使节携带有关书面材料和方物的兼行制。

按规定，定期派遣的冬至使人数一定要在每年6月15日确定，按照惯例，与冬至使相比，临时使节的官阶更高，正使通常任命丞相级的大臣或正1品的王族、宗室，副使是将副2品临时提拔为正2品的官员，书状官是从正4品临时提拔为副3品的官员。冬至使成员构成可参照表2-1。谢恩使、进贺使等表示感谢或祝贺的使臣常常由王室成员担任，而奏请或者辩诬等不仅限于礼仪还需要获得成果的使行，则选派名望很高、文采出众、办事能力很强的人员。

表2-1　冬至使行的成员

续表

三、使臣的住所

使节的住所在法令中有明确的规定，汉阳（今首尔）到义州是古代两国使臣的必经之路，因此宿舍建得很好，每隔一定距离就设有驿站，在景色优美的地方还建起楼阁，让使臣能够欣赏景色。饮食由附近郡县负责，食物的质量取决于郡县的财政和地方官的诚意。由于清朝在鸭绿江边到栅门地区留置空地，禁止居住，因此进入栅门之前，使团只好露宿野外。在边境城市栅门有些人家，使团可以租赁一些房间解决住宿问题。从鸭绿江到辽阳的东八站，地形险恶，住宿条件也很差，进入辽东之后，情况逐渐有所好转，辽阳、锦州等大城市有按照惯例指定的住所，进入山海关之后，富裕的民宅比馆舍居住更加方便。辽阳、沈阳、山海关等地的古地图上绘有称为“朝鲜馆”的馆驿，据说是朝鲜使臣的馆舍，朝鲜使团也的确居住过。但是现在只能找到遗址，完整保留下来的建筑已无处可寻。

朝鲜使节燕行的路线

使团到达北京后居住在朝鲜馆，这个建筑原本位于玉河桥后面，被称为玉河馆。朝鲜馆中朝鲜人并不常住，只在使团居住期间使用，馆门则只在三使（正使、副使和书状官）进出时打开，平时关闭，只在侧面开一个使门，供使团一行人出入。

朝鲜使团在燕京（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 ）停留的时间，大体上在明朝时是40天，到了清朝可以延长到60天。这一期间，除了官方活动之外，使团成员可以以个人身份接触中国学者，访问书店和有名的地方，积极地开展文化活动。例如，1765年北学派学者洪大容随书状官洪檍燕行，在北京停留62天，其中有33天和清朝学者进行交流，并寻访了书店遍布的琉璃厂和天主教教堂。洪大容把当时的见闻整理为《燕记》和《乙丙燕行录》。这些燕行录作为见闻录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中还详细记录了当时流通的知识和信息，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18～19世纪燕行录代表作

朝鲜对清交涉的部分成果就是朝鲜文人创作的300多部燕行录，这些资料最初被影印为《燕行录选集》 （上下2册，韩国成均馆大学，1960），形成了“燕行录”这一学术概念，此后《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 （1～150册，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8）和《燕行录选集补遗》 （3册，韩国成均馆大学，2008）连续刊印，形成了朝鲜时代的文献群之一。其中18～19世纪的燕行录从1701年作者不详的《闲闲堂燕行录》到1890年洪钟永的《燕行录》，共有170多种流传于世。

在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的《乙丙燕行录》、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金景善曾经指出这三部燕行录的特点如下：

“适燕者多纪其行，而三家最著，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岩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赡丽宏博。”^[1]

金景善认为，这三部燕行录分别代表编年体、纪事体和传记体，金昌业的文字平顺踏实，条理分明，洪大容的文章典雅细密，朴趾源的记录文辞优美，内容丰富，知识渊博，三部作品都自成一家。

《老稼斋燕行日记》是1712年金昌业作为冬至使兼谢恩使正使的随员访问北京的记录，作者金昌业当时已是55岁高龄，但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大致而言，燕行记录都采取向朝廷报告旅程的报告形式，但是金昌业的北京之行没有正式的任务，因此他可以自由地进行记录。这一燕行日记是当时代表性的朝鲜文章大家对中国文物的观感记录，非常有趣，与《乙丙燕行录》和《热河日记》一起成为朝鲜后期燕行录的典范。

洪大容燕行后留下了《燕记》和《乙丙燕行录》。1765年，他作为冬至使兼谢恩使书状官—叔父洪檍的随行军官开始了中国之行。他在北京停留了两个月左右，与中国学者潘廷筠、严诚、陆飞建立了友谊，对学术、历史、风俗等进行了讨论。他还前往天主教堂，接触到了西方的文物。对当时北学派学者来说，这种深入的访华体验还是第一次，他的燕行记录对后代的文人、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湛轩燕记》没有采用日记体，而是按照不同的主题记录了燕行的体验，《乙丙燕行录》是一部长篇韩文纪行文，按照燕行的日期写成。此外，他的《杭传尺牍》主要记录了与中国知己的交游过程，收录了与中国好友的书信和在干净洞笔谈的情况。

《热河日记》是1780年朴趾源作为进贺兼谢恩使正使朴明源的子弟军官访问北京后撰写的燕行录。1780年6月24日，朴趾源从汉阳出发，10月27日回国，为祝贺清高宗的70岁寿诞，使团一行在中国盛京、北京、热河等地旅行后返回，与当地文人交游，体验了中国的文物制度，其过程都记载在这一燕行录中。《热河日记》的内容不仅涉及中国的山川、风土、文物、制度，还有关历史、地理、风俗、考据、建设、人物、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学、艺术、古董，等等，被称为燕行文学之翘楚，受到朝鲜王朝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与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的《燕记》^[2]一起被称为朝鲜后期最高水平的北京纪行文，它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文辞华美，内容丰富。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朱瑞平校点的《热河日记》。这本书收录了韩国实学研究大家—李佑成教授的序文及燕岩朴趾源先生事迹碑。

五、燕行录，会友的记录

燕行录堪称中朝名胜地游览记，也是古代朝鲜观察并接受先进文化的记录，同时又是古代文人对中国局势的观察和记录，此外，它也具有清朝和朝鲜文人交游记录的性质。朝鲜燕行使节有机会与中国文人直接见面并交流，因此在燕行录中描写了很多两国文人的交往，收录了他们的笔谈内容和唱酬的诗文。燕行使臣不仅在北京停留期间与中国文人相见，建立友谊，归国之后双方继续书信往来，保持联系。两国文人见面时，还互相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通过燕行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人际关系网，进一步扩大了两国古代文人交流的广度。

两国文人的交游记录多存在于燕行录中，但是除了燕行录之外，文集和杂录中也存有不少他们相互唱酬的诗文和会友的记录，尤其是清朝文人非常重视与朝鲜使臣的交游，在文集等文献中留下了不少记录。如董文焕（1833—1877）从1861年起8年间一年不漏地记录了与朝鲜燕行使节见面、唱酬诗文及交游的过程，堪称其中的代表。

【注释】

[1]金景善，《燕轅直指》，《序〈燕辕直指序〉 》。

[2]18世纪朝鲜文人洪大容所著的燕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