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交流的特点与意义

第四章　18～19世纪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交流的特点与意义

如上所述，本书意图通过朝鲜文人的燕行、中朝文人通过笔谈和诗文唱酬的相互交流、热情款待和友好交流等方面探寻并揭示两国文人相见、相互沟通的具体场面，重点阐释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身，从时期上来说，集中在两国文人可以相对自由见面交流的18～19世纪。

我们重点考察了洪大容与严诚，李晚秀与张裕昆，洪良浩、柳得恭与纪昀，洪敬谟与纪树甤，洪显周与陶澍，金老商与张际亮，金正喜、申纬与翁方纲，李尚迪、金奭准与孔宪彛，朴珪寿与董文焕等十多个事例，其中洪大容与严诚、金正喜与翁方纲的交游等已众所周知，但是李晚秀与张裕昆、金老商与张际亮的友情此前并不为人所知。在考察金老商和张际亮交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此前一直作者不详的《赴燕日记》和歌辞《西行录》作者分别是李在洽和金老商。此外，李晚秀和张裕昆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沈阳进行的交流也非常特殊。

通过对18～19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的全面考察，我们可以将其特点归纳如下。

首先，在这两个世纪，两国文人的交流情况多种多样，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倾向，即天涯知己之间的交流、文化上的沟通以及学术、艺术上的交流。朝鲜方面的洪大容、柳得恭与朴齐家、金正喜分别是这三种倾向的代表。如果从与清朝文人建立友谊、相互招待和交友、唱酬诗文、讨论学术来看，在两国文人交流中，这三种倾向都各占一部分，但是从两国文人友情的本质来看，可以分为人（友情）、文学、学术和艺术三大类。交游的内容从友情和文学转变为学术和艺术，这说明朝鲜文人看待清朝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而值得注目。清朝的学术从朱子学转入考证学，在文章方面，从文艺性的文章转为学术性文章。朝鲜文人与中国文人相见，最初是建立友情，与他们进行文学上的沟通，最终则是一起讨论学术和艺术，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换言之，通过文人交游，朝鲜文人与东亚文明同进步，共呼吸。

第二，18～19世纪与清朝文人进行交流的朝鲜文人数不胜数，不过大体来说，主要出自两大集团，即北学派和试图继承北学派传统的后代文人以及金正喜和属于金正喜集团的人士与译官子弟，这两大集团主导着当时的中朝文人交流。洪大容、柳得恭和朴齐家、朴趾源、朴珪寿等人都属于北学派，金正喜及其后的申纬、李尚迪、金奭准等人是金正喜集团的主要成员。当然，前面提到的洪良浩、李晚秀、洪显周等人的事例也表明，除了北学派和金正喜集团之外，还有多种倾向的人物积极参与中朝交流，也就是说，中朝交游也存在着不少支流。但是，要通过燕行与清朝人士建立并保持紧密的交往，需要积累人际关系，北学派和金正喜集团作为建构起了这种团体性的人际关系网，即使是新的一代，也可以通过互相交换信息，长期发挥文化交流的主流作用。此外，朴珪寿等北学派的后裔及李尚迪、金奭准等金正喜的弟子继承了上一个时代的成果，自觉地继承并发展中朝文人交流的传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期。

第三，通过燕行交流知识信息，与清朝人建立友情的主要是朝鲜的士大夫阶层，但是到了18～19世纪，译官、庶孽、军官等多种阶层的文人也参与进来，使体验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特别是19世纪参与使行的李尚迪、金奭准等译官及随行人员在各个方面极为活跃，这是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些译官具有运用口语与中国人沟通的语言能力，兼具迅速与清朝文人进行诗文唱酬的文学素养，因而与清朝的权力阶层能够进行深入的交游。可以说，他们超越了作为服务人员—翻译的身份限制，成长为两国文人交流中实际上的主角。

中朝的文人交流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自北学派形成之后，朝鲜文人参加燕行时大都抱着在文明中心体验先进文化的决心，朴齐家的《北学议》就是其中的代表作，19世纪的“阮堂风”也是对清朝学术和艺术产生共鸣的结果。18～19世纪的清朝文化比朝鲜文化先进，就如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清朝的文化自然而然地流入了朝鲜半岛。朴齐家等人的《韩客巾衍集》得到清朝文人的热烈响应，并将朝鲜的学术在一定程度上介绍到了清朝，但是这一时期中朝文化交流大体上是从西向东流动的“东传”过程，这是18～19世纪东亚的大历史背景。

中朝文人交流的过程与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照应，但是内容上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发现了很多互惠平等的友情，与朴齐家和金正喜看待中原文化的单一视角形成对比，如年轻的诗人张际亮离开北京返乡时，作诗表达了不能再与朝鲜使臣相见的悲伤，将其命名为“四别诗”，把与朝鲜使臣的离别与老师、朋友、仆从的离别并列，做出了长篇组诗四首。杭州书生严诚与洪大容偶然相见，却成为其一生中的大事，同乡作家汪启淑在《严铁桥传》中突出了严诚与洪大容的交往，并以“洒泪而别，约来生再见”结尾。

国与国、不同的文化圈存在着势力强弱之别，但是人与人的交往中会表现出人类的共性。在18～19世纪的燕行录中，两国文人见面并进行笔谈的记录比比皆是，我们从中挑选了建立友情的十多例重点进行了考察。中朝文化交流具有单向性，而文人交流却带有相互性，18～19世纪中朝两国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动力就是两国文人用共同的书面语进行了感情上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