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朝鲜京华士族的燕京体验
第二节 19世纪朝鲜京华士族的燕京体验
一、 三代世交：纪树甤与洪敬谟
洪敬谟（1774—1851）是朝鲜后期文臣、学者，原籍为丰山，字敬修，号冠岩、耘石逸民，是曾任吏曹判书的洪良浩之孙。1830年他作为谢恩副使、1834年作为进贺使出使清朝。朝鲜宪宗在位时，他历任大司宪和吏曹、礼曹、户曹、兵曹判书，直至判敦宁府使。他爱好读书，藏书丰富，擅长文章和书法，著作有《冠岩全书》32册及《冠岩外史》、《冠岩游史》等。
洪敬谟1830年、1834年两次燕行，第一次燕行与纪树甤、陈延恩、陆庆颐等中国文人进行了交往，第二次燕行时与纪树甤、帅方蔚交流，并与卓秉恬、卓秉愔、陈瑾光、叶志诜等建立了友情。
罗聘的《行旅图卷》全图 （上）和部分 （下），作于1789年冬。也许因为题目是“行旅图卷”，所以没有引起关注。图中描绘的是朝鲜使臣的队伍，戴纱帽穿官服的骑马者是正使、副使和书状官，戴大笠用布围着脖颈的是三使的裨将。这幅画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1830年，洪敬谟作为冬至兼谢恩使副使参加了燕行，他在此次燕行中与纪昀之孙纪树甤进行了交往，并通过纪树甤结交了陈延恩、陆庆颐等几位中国文人。纪树甤是纪昀的第五个孙子，洪敬谟的祖父洪良浩曾经与纪昀交游，到了孙子辈，他们又建立了世交。洪敬谟燕行结束回国之后，与这些人继续保持书信联系，并互赠礼物。
洪敬谟到达北京后，立即拜访纪树甤，谈起纪昀与自己的祖父洪良浩的交游，提出结交的建议。
“年前，舍叔熏谷公，奉使赴京，与足下讲好而归，而敬谟亦曾有承闻于趋庭之时者，居在海外，无由一登高门，以遂识荆之愿。今幸以年贡副使，昨才入都，可谓天借之便，拟效孔李通好之事，将欲诣门而纳刺。足下推念旧之意，许进身之路，当于公后之暇，一进承安，先此替申。”[50]
洪敬谟说，自己去北京之前就从祖父洪良浩那里听说了与纪昀的世交，但是因为身在异国，不能寻访，此次前往燕京，正是天降良机，请与纪树甤一见。
洪敬谟还通过此前燕行的洪锡谟介绍与陈延恩、纪树甤相见，陆庆颐恰好在陈延恩家中做客，因此能够相见。陈延恩提起自己的家族与洪敬谟家族之间是世交。
“先君子，曾与尊王父耳溪先生相识于数十载前矣。仆于尊季父乔梓，暨阁下之来，并使弱弟弱子出而相见，是我家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皆得游于君家祖孙父子叔侄兄弟之间。似此两家清芬，累世挚谊，即在中华，不可多觏。”[51]
他还把陆庆颐介绍给了洪敬谟，陆庆颐也由于陈延恩的介绍结识了洪敬谟。
“道光十年庚寅冬，朝鲜洪侍郎冠岩，充年贡副使，来京师，侍郎与陈君登之有旧。辛卯正月使事既竣，来访登之时，颐客登之寓，并访颐侍郎，一见欢如平生，悦若旧识。”[52]
在北京与他们结识后，洪敬谟回国也常常思念他们，并与他们保持书信往来。
“国子监石经，亦是天下之壮观，立碑昉于何代，而必有榻本之行于世者，金石铺或有之否？”[53]
看到国子监的石经，洪敬谟对其由来和拓本的有无非常感兴趣，于是寄信给纪树甤。收到信后，纪树甤回信说：
“太学十三经石刻为拙老人孙蒋中和书，拙老人为浙省名儒布衣也。向年榻本金石铺间亦有之，因卷帙浩繁，价值甚昂，购者遂鲜，此时琉璃厂中竟无有矣。”[54]
除了书信往来，他们还常常寄送书画艺术品或者互赠文房器物，以表达友情。从洪敬谟的记录来看，除了赠送古董和笔墨纸砚之外，洪敬谟常常从中国文人那里得到篆刻印章。第一次燕行时洪敬谟提出需要印章，陈延恩给他镌刻，回国后洪敬谟还拜托纪树甤给他刻印章。
“呈之以一封信，伴之以琼帖印章，惊喜倾倒，殆如身在来可阁中，更与登之足下，联茵剧谈也。……且篆面之心印二字，即心心相印之谓，足下以此心而赠之，仆亦以此心而受之，则虽在天涯万里之外，此心无所障碍，而炯然相照。”[55]
在这封信中，洪敬谟对陈延恩随信寄来琼帖和印章表示感谢，而且说明收到陈延恩所赠的礼物，回忆起了以前的情景，感觉就像在来可阁共坐畅谈一样。他还说，篆面上“心印”两个字就是心心相印的意思，即二人虽天各一方，也是心心相印，虽然不能经常见面，但是通过书信和物品的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对对方的思念之情。
在北京期间，洪敬谟努力向中国文坛宣传祖父洪良浩和自己的诗文，并从中国文人那里获得了自己诗文的序文。
“曾于宣力四方时，有纪游之作，并此附呈，留置案头，以替日后之颜面，亦赐弁文，追继文达公序耳溪集故事，则可作将来佳话，而亦使后人知吾两家之世好也。”[56]
洪敬谟把自己的诗文给纪树甤看，并提到洪良浩和纪昀的关系，请他撰写序文。纪树甤为洪敬谟的诗文集撰写了序文，并向洪羲俊和洪敬谟赠送了纪昀的文集《文达公遗集》。洪敬谟还把洪良浩的诗文集赠送给陈延恩，托他在中国文坛广为传播。1832年1月底，纪树甤给洪敬谟寄送了一双璧玉和自己的著作，1832年12月又寄送了堂兄纪树森的著作。
第一次燕行之后，1834年2月洪敬谟作为进贺兼谢恩使正使第二次燕行。一到北京，洪敬谟立即给纪树甤寄信：
“敬谟于本年正月，又应进贺正使之任，仲春旬二起身，行到龙湾。昨冬贡使始回，伏奉惠音于路中，审知吾世兄勤止安健，欣幸万万如获良晤。弟之今者重来，可谓天送之缘，拟于下马后，即地造门，以叙数年萦缠之怀。”[57]
洪敬谟告诉纪树甤自己已经到达北京，并称再次燕行是上天赐予的缘分，希望能够再次聚首，畅叙离情别绪，因此一到北京就立即联系。
收到洪敬谟的书信后，纪树甤又惊又喜，他给洪敬谟回信，再次提起两家的世交，也认为这次再相逢是天作之缘。
“忆自辛卯新春，我世兄奉贡使入都，弟得识荆，并修三代新交世好，饮酒清谈，赓歌酬唱，何快如之。曾几何时，与吾兄分袂后，弹指四易裘葛矣。古人虽有天涯比邻之句，而后会茫茫，期难豫必，吲弟与兄均近耆年，弟又复多病，从此不得相晤，亦未可知。自三月中旬，弟卧病已廿余日，昨尊使贲临据云，吾兄现奉正使之任，重来京师，弟闻之，不禁矍然兴而跃然喜，以为真是天作之缘。”[58]
纪树甤先是回忆起洪敬谟第一次来到北京时双方见面修三代神交之好，清谈、唱和、唱酬的情景，接着说明自己本以为再见无期，却没想到四年后能够再次相见，心情无比喜悦。
洪敬谟也给陈延恩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来到北京，但当时陈延恩在松江任通判，未能见面。
洪敬谟赠纪树甤的诗作如下：
左海千山隔，
中州一士豪。
风流余俊及，
文藻继迁皋。
癯鹤传神逼，
疎梅得韵高。
还怜百年宅，
乔木漫萧骚。
秋山今夜月，
如见所怀人。
旧契仍三世，
残年已八旬。
天涯心共印，
梦里语非真。
一种此生恨，
芝眉更难亲。
洪敬谟在这首诗中说明两家结为三代世交，遗憾的是难以再见，表达了悲凉之情，但是不知何时再相见的处境反倒使人的思念更深。洪敬谟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反映在了诗中。
洪敬谟第二次燕行时结交了帅方蔚、卓秉恬、卓秉愔、陈瑾光、叶志诜等中国文人。
洪敬谟给帅方蔚的第一封信寄于1834年5月回国之前，洪敬谟和帅方蔚的交游虽然开始较晚，但洪敬谟希望与帅方蔚继续交往下去。除了《外史续编》之外，《韩客诗存》中还收录了帅方蔚给洪敬谟的三封书信和洪敬谟给帅方蔚的三封书信，反映出二人的交往情况。
“夫人之相交，原不在颜面，不以心而以面，是面友也。不以面而以心，是神交也。苟能以心而相诩，千万里如庭除，千万载如朝夕，何必拘拘于颜面之知与不知，聚散之久与不久乎？仆于足下，甫经一面之间，而犹有忖度者，足下犹以妄人视仆，而必不谅此心矣。仆之前言，实出于戏耳。而足下之所答，亦出于戏耳，则此诗所云，善戏谑兮，而有以知足下之心，心既知矣。异地同心，不亦为神交乎？仆今东归，纵未更面，托以心契，时寄楮墨，如犀之通，如镜之照，可为天涯之比邻也。且相见于颊舌，与相见于楮墨一而已。”[59]
洪敬谟在这封信中把不以面交而以心交称为神交，虽然他只与帅方蔚见了一次面，但是认为帅方蔚心有忖度，归国后虽然不能再见，但如果依托心契，借助笔墨可以知心，即使远隔千万里，也与见面一样，嘱咐帅方蔚在自己回国后继续保持联系。洪敬谟与帅方蔚互赠楹帖和扇子，加深友情。回国后，两个人继续保持书信往来。
通过郑元容的介绍洪敬谟给卓秉恬写信，表达希望结识的愿望。洪敬谟后来的确与卓秉恬见了面，但是由于卓秉恬有事，很快就离开了。返回后，洪敬谟看到卓秉恬在其弟卓秉愔所画笔谈图上的诗作，认识到以前洪显周与郑元容对其赞誉并非虚言，就赠送纪行诗，请求对方撰写序文。对此，卓秉恬回信说：“大著纪行诗卷，其中有绝妙者，今以一律奉题书，请削正。附以拙书楹帖、徐安槎石刻、拙作吴中留别诗、《省吾斋集》 。”卓秉恬的这首诗收录在《冠岩游史》第1册开头：
地僻绝纤尘，
简编终日亲。
画图聊写我，
花木亦娱人。
退食了无事，
幽居别有春。
定知摊卷处，
云护朗吟身。
洪敬谟也向卓秉愔赠送了书信和礼物，请求一观画作。卓秉愔赠了他一幅画，和卓秉恬的作品一样，题在这幅画的诗篇就是收录于《冠岩游史》卷首的第一篇绝句。
除了纪树甤之外，洪敬谟第二次燕行时交往最多的当属陈瑾光。陈瑾光和洪敬谟的交往得益于陈延恩的介绍。一天，陈延恩不在家，陈瑾光代替他收取了洪敬谟的书信并回了信，由此二人开始交往。陈瑾光是陈延恩的族祖父，洪敬谟提起祖父洪良浩与纪昀等交往并得到诗文集序文之事，请陈瑾光为自己的纪行诗撰写序文。陈瑾光答应了下来，接着洪敬谟又请他为自己写一幅字。
“仆之订交于玉士足下，登之为之因，而登之之官三吴，今无以复续旧缘，则以托契于登之者，可不移之于玉士乎？翰墨亦有因缘，丽合亦有因缘，唐人小说有诗云，但存金石契，风月两相忘，足可以借用。文章知遇，固不在形迹远近间，然相见既晚，相别太遽，宁不黯然而消魂？欲存笔迹于案下，以纪行诗一篇，用替万里相思之仪，未知玉士其能置予于怀否耶？所愧者，文荒笔拙，无足以当大雅，惟望斧政。”[60]
对于与陈瑾光的交往，洪敬谟说相见恨晚，离别过促，表示要把对方的笔迹置于自己的案头，来消解不能常见的遗憾，表明自己深厚的友情。
洪敬谟在第二次燕行中也与叶志诜建立了友情。到达北京之后，洪敬谟给叶志诜寄去了书信：
“往岁庚寅，某以年贡使入京，丕拟造请于门屏，而迹涉唐突，不敢直进，且无先容，未遂识荆之愿，拘兹耿耿，空还海上，今幸以使命又赴上都，斯可以少伸前日之恨矣。兹因卞君之请，安庸布所怀，倘先生不鄙夷之，肯许容接，谨当诣门。”[61]
洪敬谟与叶志诜交往后，二人经常交换诗文。叶志诜为洪敬谟写了刘文清公楹帖，祝愿其多福多寿，洪敬谟在扇子上写了《海月铭》，叶志诜赠送了龙井茶答谢。洪敬谟回国后，把自己游览金刚山所做的纪行诗2卷寄给叶志诜，请他作序。叶志诜回信，并寄来了《海岳诗集》的题词。此后，洪敬谟任咸镜道观察使，也用书信告知，并向叶志诜赠送了礼物，叶志诜也告诉洪敬谟自己两个儿子出仕的消息，寄送了礼物，二人一直保持了持续的交流。
二、 陶渊明的后代与朝鲜驸马：陶澍与洪显周
洪显周（1793—1865）是19世纪清代与朝鲜文人交流中值得瞩目的人物。此前，他的活动不太为人所知，但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首先是因为洪显周未曾燕行，却通过燕行使节间接与清朝文人进行了沟通。
洪显周，朝鲜文人，字世叔，号海居斋、约轩，原籍是丰山。曾祖父是曾任礼曹判书的洪象汉，祖父是曾任领议政的洪乐性，父亲是户曹参议洪仁谟，19世纪代表性的学者和文章家洪奭周是其兄长。1804年，年仅12岁的洪显周与正祖之女淑善翁主结婚，被封为永明尉。他文章出众，并且擅长山水画，著作有《海居斋诗抄》。
从洪显周晚年的诗作来看，他非常重视与清朝文人的交往。
神交少日在中原，
头白燕云枉断魂。
翁卓张吴陶蒋叶，
诸家今有几家存？
第一句中说明他自年轻时起就与清朝人士“神交”，但是如今上了年纪白发苍苍，却因消息不通，思念到了失魂落魄的程度。所谓“神交”，不是见面交往，而是通过书信进行精神上的深层次交流。洪显周提到了与自己交往很深的七位清朝文人，他们是翁树昆、卓秉恬、张深、吴崇梁、陶澍、蒋诗、叶志诜。除了陶澍（1778—1839）之外，其他六人都是因与金正喜等人保持密切关系而有名的文士。
陶澍，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官和两江总督。陶澍是陶渊明的第59代孙，因此朝鲜文人非常渴望能与之唱酬。
第一次与陶澍见面的是1818年冬至兼谢恩使书状官洪羲瑾（1767—1845），他在琉璃厂偶遇陶澍，被请到陶澍家中。此后韩致应等三使全都与之进行唱酬，交游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使团回国后，李晚用、南尚教等人听说了这一消息，并告知了自己的诗会梅花社，于是十多人作诗唱和，题名“拟陶诗屋”，并赠给了陶澍。
权永佐后来见到了陶澍，回到朝鲜把这件事告诉了洪显周，第二年，洪显周通过燕行使给陶澍寄送了书信和礼物。
“笔为高丽丰山君洪显周所寄，洪因权晶山归国，见余诗，贻书求笔札甚殷，且言彼中结社，额曰‘拟陶诗屋’，每次余诗为韵。鸡林人嗜好文字如此。”[62]
正祖的驸马并以文章闻名的洪显周向陶澍寄了书信，表达了希望结交的愿望，并赠送了纸、人参、丸药、毛笔、扇子等礼物，询问陶渊明和朱子的遗迹。陶澍回信称赞洪显周的文章和人品，并赠送茶和画表示答谢。
陶澍的文集中收录着给洪显周的书信和数篇诗作。
“余上次见图经，朝鲜学士洪爟所作延英阁记极为高雅。近来耳溪先生 （洪良浩） 诗文受先师纪文达公 （纪昀） 所称。去岁见晚窝 （洪羲瑾） 与骆皋 （洪羲锡） 二君子，晚窝老成典雅，骆皋风采如玉，初见皆如知己，以此知丰山洪氏乃朝鲜诗书之家。今见足下文墨，知贵家门有出处。所赐书函语重情深，如见柳真长、王子敬。”[63]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澍对洪良浩、洪羲瑾、洪羲锡等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的人品等方面非常了解。因为他像纪昀一样，负责接待朝鲜的外交使节。陶澍与金正喜集团没有交往，因此对韩国学界来说有些陌生，但是他与洪显周等朝鲜文人进行了多次的诗文唱酬，是19世纪前半期朝鲜使团与中国文人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
洪显周收藏有一个题为“烟云供养帖”的画册，其中收录有众多名士的作品。洪显周托燕行使臣带去这一画册，请翁树昆给予评论。对此，翁树昆记录说：
“此册约轩所藏，托许澹宕寄来，嘱余品题，留于案头二旬之久。每一展玩，心神俱畅，且多旧友题识。珠玉在前，余固谢不，因择其画髓精妙者，附题小诗六首。他日约轩以使者北上，当携此册入来，共几谈心，尽出余所藏古今名画，互观欣赏，又添一段墨缘矣。”
洪显周一次也没有到过中国，上述诗中所谓“神交”就是指虽然未曾谋面却通过心灵交往。洪显周与清朝文人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交往，并常常随信附上自己的诗作，请对方评论。
洪显周未能去过北京却为什么能够与清朝的著名文人交往呢？因为他自己非常关注清朝的学术和文艺，特别是酷爱鉴赏、收藏书画。因此，他一心通过与清朝文人的书信往来搜集、评价中国的书画。此后，在洪显周的亲朋好友中，被选拔为燕行使的人很多，因此他有很多渠道与北京的人士进行沟通。
三、 对朝鲜使臣的追忆：张际亮与金老商
金老商（1787—？）与张际亮（1799—1843）的交游此前几乎不为人知。1828年，朝鲜荫官出仕的金老商40多岁，作为进贺使正使李球的伴倘燕行，偶然遇到了张际亮。
张际亮是福建建宁人，性情刚正不阿，胸怀经世济民之志，却一直未能出仕，作为落拓的诗人蹉跎一生。当时他离开故乡，在北京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刊行诗集，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他在北京一直住到1836年，1828年和1836年两次与朝鲜使节团会面，进行了交游。
1828年，张际亮与来到北京的金老商和李在洽建立了友谊。朝鲜医官兼裨将李在洽看到了张际亮的诗作，坦言自己被其魅力所征服，这说明张际亮当时确实以诗闻名，诗歌作品得到了高度评价。通过与朝鲜学者关系密切的张深从中介绍，张际亮与朝鲜使节随行人员在宣武门外粗旗庙会面七次，就两国的风俗和制度等进行了笔谈，唱酬诗文。他们意气相投，大摆酒宴，李在洽甚至唱歌助兴，双方交往非常融洽。
1828年6月9日朝鲜使节团抵达北京，8月离开，总共在北京停留了63天。本来作为进贺使前来的外交使节在北京的停留时间是受限制的，只能是20多天，但是清朝平定边疆地区叛乱的祝贺宴席设在8月7日，清朝政府要求朝鲜使团留下来参加这个宴席，这就使他们比预想的时间多住了一个多月，引发了很多问题，最让人头疼的是费用问题。李在洽的《赴燕日记》中记载，当时饮食供应发生问题，所有的使团成员都陷入了困境。
1828年6月26日，李在洽和金老商与张际亮初次见面，李在洽和金老商离开朝鲜使团下榻的正阳门内会同四译馆，租了一辆人力车，来到了琉璃厂，因为茶农张深就住在琉璃厂附近，他们出来是为了拜访他。张深是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人，1810年乡试第一，当时在咸安宫任教习官。张深还擅长绘画，特别是擅长花卉和山水画，他和秋史金正喜通过书信往来，进行诗文交流，因而在朝鲜知识分子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金老商和李在洽在朝鲜时就对张深有所耳闻，到达北京后，一有闲暇就先来找他。但当时，张深被任命为山东省博平县县令，正忙着为7月赴任做准备。
“方张拿笔叙谈，俄而一客入座，与张相揖，又与余相揖，共就椅坐。张书示云，此为张亨甫先生，大名士也。又旁书名际亮，福建人。详问家乡，即福建邵武府建宁县，是福建之西鄙，地接江西省矣。仍通姓名，主人又书示云，亨甫诗集甚富。余书未或许览。客云，现在付梓人开雕，尚未毕工。余问不是举人，客答却不喜看举生书。余问，举业外，另有进身之学耶？客答无有，但服习经子诸史百家言，求其无愧通籍而已，身之进黜，是有命焉。余曰，高士，高士。答，高字何敢当，士之道固如是矣。余曰，非官非举，然后可谓高人达人、畏友快友也。盖亨甫是乡贡孝廉生，卸不得举业者，特其言如是耳。余问，主人那时还京？答，还京不可预言。一作外省官，大约终于外省者多耳。余曰，正然则外官是不好的荣途也。主人答，外官升迁，亦有至一二品者。特外官之一二品也。客曰，外官一二品则朝中之宰相，尚不是过也。本国人固多愿为外官，以政绩可以及民也。本国盖无中外之分，不同唐宋人，盖自明已然矣。余问，内朝满汉殊用否？客答，有同有异。问，同甚异甚？曰，满人兼习文武，文可为武官，武可为文官，大抵习武为长。汉人则文自文武自武，不为互官，习文为长耳，亦有武而为文官者。如今之陕甘总督杨太保名遇春、杨清、恪超是也。间代一见矣。余问，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祚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着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客答，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亡故也。末乃书云，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又书，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弊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余云。贵寓在那里？当委进。答云，在顺城门外西河沿粗旗庙，即大隐禅院。明后日皆得暇在家，留一名片，可付看门者问之。即引接矣。”[64]
李在洽是医官，不熟悉清朝的情况，他问为什么清朝文人不着明代衣冠，张际亮回答说，清朝禁止改制度易服色，还悄悄提醒他，“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通过简单的笔谈，李在洽认定张际亮是一个有见识、有层次的人物，约定去他的住处拜访。
“主人年四十八，多与我人相交，今行中多有传书来矣。人甚博雅，笔画画法，多有货者。见方左右书籍，狼藉无次，束装旁午，人客来去，酬接不暇。……客是三十年纪，文翰如流，清标动人。话未移时，无意相舍。尽南中佳士也。”[65]
据说，从朝鲜写给张深（号茶农）的书信很多，实际上张深不但与朴齐家、柳得恭等实学派人士交往，尤其与秋史金正喜交往很深，在转给张深的一堆书信中就有秋史的书信。
李在洽和金老商与张际亮结交20天之后，根据他上次给的名片，直接去找他。这次，他们不像初次见面时那样拘谨，而是笔谈了很多东西。
“骤雨旋霁，饭后骑往西河沿粗旗庙，即张亨甫所寓也。以所携红纸，出与门者，是向日所约者也。俄有一卒出迎，引至最后一堂，亨甫在矣。相揖而坐，徐索笔砚，始叙寒暄。余云：日前茶农座上，获接清仪，归甚耿耿，所以委进。主人曰：鄙人乃浅学后生，无甚识解。然窃闻贵邦尚文学有素，故正欲一谈。倘有未谙忌讳处，章句罪也。仍指壁间一只长纸题七言律诗者，曰：此是弊处老前辈名下士也，字佳不佳？余乃仰面，末看一过曰，古奇透画。俄有一儒在傍，相与接言。彼曰：敝姓陈，名方海，江西人，年三十五。余以姓名年纪答之。主人又书曰，字伯游。壁间有诗。余乃审之。即片纸细书五言古诗及七律一首，甚蕴藉可爱，颇类其人矣。看了书曰：尽高手。陈曰：甚愧浅陋。余曰：诸稿并可奉玩否？主人曰：有刻本，已为友朋取去，现有未刻之本耳。即入寝内，搜出一册。陈又忙出外，持开刊一红纸七律八首而来。即入京时道中作也。涉看张稿，都是诗律，老练精工，无刻薄峭险之气。尽是早年高手，不觉自失也。余曰：才得一脔，全鼎可知。但不免为一种苦海人意想，未知甚故？诗中多有凄楚故云。答云：生孩六月，慈母见背。十三而孤，诸兄早卒。伶仃一身，以读书为谋生。故多噍杀之音。亦竟使然也。余曰：良有然也。可恨可恨。”[66]
李在洽看到张际亮的诗，对其老练精巧惊叹不已，甚至茫然自失。问起语句中为何多有凄楚之处，张际亮回答是因为年幼时就成了孤儿，独自一人生活。
“曾闻南中多是陆学云。故试问贵乡士流，朱乎陆乎？答陆是江西，朱是福建。然讲学为圣人之徒则一也。但陆高明处多，朱笃实处多耳。甲乙何如？曰，学陆者流为禅。学朱者弊少。若二先生之学则亦似朱为胜。余曰，末流相攻云。然否？答，此弊前明有之，至本朝则不相攻矣。……又问，贵国庶民之家，以何作生业？有恒产否？仕宦须世族耶？亦有草茅寒素耶？有顷以三贴饼供之，吃了。答士农工商，皆有所业。但士最无食。答，士无食则作何谋生？余答，以仁义礼智食于人，非画墁求食也。问亦教读否？应试之外，又作何事？另有上给田产否？曰，教读谋生，俗亦不数。应试不做则无进身之路，荫仕百不一二。亦无给田。商贾则永羞永羞，做农不拘。曰，士不作商贾。抑国中不贵商贾耶？曰，不重利故也。曰，此胜于内地多矣。又问使馆在于何处。想系城内耶？余答正阳门内东边城底，会同四译馆是也。”[67]
7月6日，他们第三次会面，这次是张际亮和他的朋友陈方海、蒋湘南、吴嘉宾一起来到了朝鲜使臣的馆驿，但是馆官不断催促，他们只得在馆驿西侧的寺庙中聊了几句，就遗憾地分手了。另一次会面是在7月15日。
“往日之约，故与芝叟往粗旗庙，与张陈二生，稳话终日。是日，既望之日也。酒酣，旷世之感，悠然而兴。回忆家山，漠无涯极，自唱界面数调。张曰，贵邦之歌调，以何曲为第一？而唱法以何为始耶？愿详闻。余答曰，以宫商角征羽为法，则此是五音也。角为仁春方木，征为礼夏方火，商为义秋方金，羽为智冬方水，宫为信中君土也。以此为歌也。张曰，然则今先生之唱，据何调也？余答曰，是界面调。即商声也。张曰，美哉。正当此时之唱也，愿更闻一唱。余复唱数歌。壮哉真礼义之邦，文华词藻，冠于诸国。而至于歌调，亦是五音。何如是正礼曲之尽耶？再三称羡不已。入寝内持一把扇子，自题七言古诗一篇以授余。余受而以清心丸十个谢之。乘昏归馆。”[68]
张际亮听了李在洽唱的歌曲之后，在扇子上写下了一首七言古诗，这首诗就收录在张际亮的文集中（《朝鲜李石隐（在洽）主簿为余作本国之歌，因赠并视金芝叟（老商）从事》 ）。通过这首诗的题目，我们可以发现此前一直不为人所知的几个事实。1828年燕行的记录有《赴燕日记》日记和长篇歌辞《西行录》（《燕行录全集》第70卷），但是，此前《赴燕日记》的作者不详，《西行录》被认为是金芝叟的作品，现在通过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中收录的交游诗篇，我们可以确认《西行录》和《赴燕日记》的作者即《西行录》的作者金芝叟，其名金老商，芝叟是号，《赴燕日记》的作者是使团中的医官李在洽。唱歌的就是医官李在洽，即《赴燕日记》的作者。
当天夜里，回到馆驿后，李在洽写了一封寄往汉阳的书信，记录了当天酒宴上的氛围和兴致以及对家里人的思念。7月23日第五次会面时，张际亮和陈方海都得了感冒，未能笔谈很久。李在洽为他们诊脉，并开了处方后回来。归国之期渐近，张际亮等人在陶然亭设宴饯行。
“晴，与金芝叟，金玄湖同往粗旗庙。张陈蒋诸人往陶然亭。亭乃江氏所建，在外城内南城下，地坛之西，芦苇旷漠之滨，可一逍遥也。以余行期不远，为饯别之计，相邀会此。赊酒酣饮，赋诗题壁。酬和再三。竟日而归。”[69]
李在洽的《赴燕日记》中1828年7月的记录。7月15日的记录中写着李在洽思念故乡，借着酒意接连吟唱了几首悲凉的歌曲，张际亮听后大为感叹。
金老商在韩文歌辞《西行录》中描写了当时的心情。
如此欢愉谈终日，
日暮归来相眷恋。
如何与君平生交，
以免诗论之固陋？
偶然相遇顿倾心，
匆匆分手何日聚？
肝胆琴樽心茫然，
陶然夕阳衣襟湿。[70]
诗中回顾了他们偶然相遇、一见倾心的经过，并感叹再会无期。根据张际亮诗中的描述，当时金老商说，“今日一别，只有来生再见了”，然后放声大哭。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8月5日在粗旗庙与他们辞别之后，金老商惋惜地说，自来北京，与他们交游两月，他们也坦诚相待，不同于一般旅途偶遇者。然而双方未能约定后日相交，与他人一样匆匆作别，不胜悲伤。
在八年后的1836年，居住在北京的张际亮回到故乡福建，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创作了抒发与朝鲜使臣离别之情的诗歌，在诗中回顾了与金老商一行的交往。
朝鲜二使臣，
其一尚书安，
其一学士宋，
南柳皆从官。
云昔见我诗，
万里劳相思。
扣门喜识面，
值我将归时。
停骖为置酒，
杂坐半良友。
燕市久无人，
此客胜屠狗。
醉来亦和歌，
肝胆同嵯峨。
高望太行色，
云气如秋河。
茫茫幽营野，
塞风断人马。
借问唐虞日，
谁筑长城者？
可怜此为别，
再见知何年。
苦思昔日欢，
（谓往岁金、白、李诸使者）
即是他生缘。
君行向三韩，
我行返百越。
梦里异关山，
秋天共明月。
南君尤恻恻，
临去母太息。
到海可知江，
见山应悟石。
宛转一寸心，
流将照古今。
不逢绝域使，
谁与共沾襟？[71]
1836年，作为进贺兼谢恩使燕行的安邦直一行通过金老商的介绍拜访了张际亮，与其进行了交往，恰好这一年张际亮离开北京，于是作了这首《四别诗》。诗作的注释中说明“金、白、李”就是1828年见到了金老商、白翰辰和李在洽。
张际亮在《四别诗》中表达了与老师、朋友、使臣和仆从离别的感情，离别的对象中包括师友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把“使臣”也包括在内则是一种特例，这说明与使臣的离别与和师友的离别一样令诗人黯然神伤。
“梦里异关山，秋天共明月”、“不逢绝域使，谁与共沾襟”的诗句表明诗人离开北京就无法与使臣一行再次见面的哀伤，这意味着在张际亮的北京生活中，与朝鲜使臣的交游具有重要的意义。张际亮此前与金老商一行相见，建立了肝胆相照的友情，迎来了因喜爱自己的诗歌而远道来访的朝鲜使臣，因而非常珍视与朝鲜使臣的缘分，在离别诗中将朝鲜使臣与师友放在了一起。
在这首诗中，张际亮对朝鲜使团一行读自己的诗作并来访表达了感激之情，实际上，张际亮的诗在关注清朝文坛的朝鲜当代文人中非常有名。
熟知清朝文化艺术界动向的金正喜也注意到了张际亮。
“张亨甫论诗，是说诗极轨。以此益知亨甫诗大有本原，尤所钦诵，娄光诗稿，更增几卷耶？尚在京耶？每见其嵚崎历落，奇气千丈，有不掩于咏叹之际，何不少令含蓄、藏器待时耶？”[72]
金正喜通过汪喜孙（1786—1847）听说了张际亮的名气，并阅读了汪喜孙寄的诗集《娄光诗稿》。作为当时著名的诗人，张际亮与张深、朱琦、黄爵滋、何绍基等关系密切，而这些人都与朝鲜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秋史在这封信中询问张际亮是否又有诗集出版，高度评价他的诗有高洁俊逸、喷薄万丈的奇崛之气，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并恳切地希望他能够隐忍自重。
张际亮与金老商、李在洽的友谊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纪念、记录的事件，而朝鲜的学术大家金正喜密切关注这个落魄的诗人，表达对他的期待和忧虑，也可以说是神交的一个例子。
金老商和李在洽燕行时缺少北学派或秋史派已经形成的人脉，因而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偶然遇到年轻诗人张际亮，经过几次交谈，感到意气相投，便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张际亮作为一个科举落第的寒士，与朝鲜文人见面时能够敞开胸襟，真心相交，为这个交往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虽然历代有无数吟咏离别的诗歌，但是清朝著名的诗人却没有留下真切反映与朝鲜使臣一行交往和离别的诗文，从这一点来说，张际亮《四别诗》中的“别使”可以说是中朝文人交流史的一个高峰。
四、 秋史体的形成：翁方纲与金正喜
金正喜（1786—1856）是在悠久的中朝文化交流史中开创新局面的里程碑式人物。如果说，18世纪朝鲜北学派主要与清朝的文人进行文学交流，那么19世纪的金正喜就是通过与清朝学术、艺术界核心人物的交往，致力于将新的学术方法引入朝鲜社会。因此金正喜被称为朝鲜北学的宗师，19世纪朝鲜学术、艺术界不可逾越的高峰。他掀起的实事求是的考证学学风和金石书画趣味被称作“阮堂风”，直到19世纪中后期都对朝鲜的学术、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
1809年，金正喜跟随身为冬至副使的父亲金鲁敬一起访问中国，与翁方纲和阮元等当时中国的硕学名士见面，以后通过持续的书信往来加深了友情，成为联系两国学界和文坛的中心人物。他见到了当时的宗师阮元和翁方纲，并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在朝鲜的文化环境中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对秋史一生盖棺定论的文章中也对此特意作了记录：
“是判书公，使于燕，公随而入，时年二十四。阮阁老元、翁鸿胪方纲，皆当世鸿儒，大名震海内，位且显，不轻与人接，一见公，莫逆也。辨论经义，旗鼓当不肯相下，是以阮元，撰经解，海内诸大家，莫之见，而特先寄公抄本也。”[73]
金正喜于1809年10月28日从朝鲜汉阳出发，第二年3月回国。他在北京与许多学者会面，进行了交流，并且与梦寐以求的翁方纲见面，拜访了石墨书楼。他的燕行日程简单整理如下：
1809年10月28日：从朝鲜汉阳出发
1809年12月：到达北京，初次与曹江见面，地点是法源寺或五柳居
1809年12月：去法源寺见李鼎元
1809年12月29日：与李林松一起去保安寺街拜访翁方纲，在翁树昆的引导下参观石墨书楼
1810年1月：前往衍圣公邸太和双碑馆拜访阮元
1810年1月：在拟陶诗屋见到朱鹤年，此后经常去拜访
1810年1月：在米市胡同的青玉山堂见到金光悌
1810年1月26日：在李林松的螴蜳斋见到徐松、翁树昆、朱子仁、刘华东
1810年2月1日：在法源寺举行饯别宴会，阮元、李林松等十多人参加，写下离别诗，朱鹤年画秋史饯别图
1810年3月17日：回到汉阳，燕行使向朝鲜朝廷提交报告
金正喜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不过短短40多天，见的人也并不多，但是他在北京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冲击，这首先是因为他亲眼见到了石墨书楼中的收藏品。
去过北京的人士都说翁方纲收藏了很多金石书画。翁方纲是考证学者，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画鉴赏专家和收藏家。朴齐家写了一首关于翁方纲的诗，有关石墨书楼的传言日盛。从北京返回后，朴齐家回想着自己在访问过程中见过的60多人，创作了怀人诗，其中在表达看到石墨书楼的感想时，他写道，“日行金石书画中，恰如蝼蚁钻九曲”。读过这首诗的朝鲜文人都怀疑朴齐家是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朝鲜的文人墨客很难想象仓库里金石书画堆积如山、人看起来像蚂蚁一样渺小的场景。
20多岁的青年金正喜也读到了老师朴齐家的诗，一直憧憬着能去亲眼看看石墨书楼。1809年12月29日，24岁的青年金正喜终于拜访了翁方纲，站在了石墨书楼前，而且由翁方纲的儿子翁树昆给他做了向导。秋史对赵熙龙说起了当时的感受：
“回廊复阁错互交映之中，有一座巨楼，扁之曰‘石墨书楼’。制甚宏丽，蹑梯而上，层架周之间，七万轴金石书画，锦
玉躞，纵横堆积，如乱峰叠章，莫知端倪，俯而视之，人行其间，果如蚁耳。”[74]
石墨书楼既是翁方纲的藏书楼，也是他收藏书画的地方，里面收藏着七万轴古籍和书画。在翁方纲的儿子翁树昆的引导下，金正喜参观了藏书楼，不由得张口结舌。被称为“天下之宝”的苏东坡的《天际乌云帖》等只是听说过的画作和字帖展示在他的眼前，人在层层堆积的书画间走来走去，的确像蚂蚁在九曲珠中钻来钻去，金正喜这才意识到朴齐家诗中所写并非夸大其词。
翁方纲的画像画，其弟子朱鹤年画，其子翁树昆题字。
金正喜见到翁方纲后倾慕不已，他在给翁方纲女婿的信中称颂道，“覃翁真天人，坡公生今日。平生所为事，一与坡公匹”[75]，也就是说，他把翁方纲看作苏东坡的化身。
金正喜在北京停留期间，虽然与翁方纲门下的多位名士交往，但没有进行诗文唱酬。朝鲜文人到中国唱酬诗文时，将当场呼韵即席作诗者称为隽才，否则即便是日后写出珠玑一般的诗文，也不以为异。曹植七步成诗，温庭筠八次叉手就作诗一首，都被广为传颂，因为当时社会对即席作诗的才能予以高度评价。金正喜虽然知道这一情况，但是因为对即席作诗不太熟悉，即便有时需要即席唱酬，也坚决推辞，不肯动笔。另外，金正喜爱墨如金，从不轻易写一个字，写诗后如果觉得不满意就会立即删掉。
尽管如此，在北京居住40多日之后，真的要离开时，金正喜想起交往的人士，心生哀伤之情，写下了长篇诗歌：
我生九夷真可鄙，
多愧结交中原士。
楼前红日梦里明，
苏斋门下瓣香呈。
后五百年唯是日，
阅千万人见先生。
芸台宛是画中睹，
经籍之海金石府。
土华不蚀贞观铜，
腰间小碑千年古。
第四句“苏斋门下瓣香呈”在中朝文人交流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自北学派以来，朝鲜文人虽然努力学习清朝的文物和制度，却并不是金正喜的这种态度。金正喜则完全为翁方纲的学术思想所倾倒，愿意以弟子的身份向他学习。因此，自从金正喜表明这样的态度之后，中朝文人交流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实现了飞跃。
化度始自螴蜳斋，
攀覃缘阮并作梯。
君是碧海掣鲸手，
我有灵心通点犀。
野云墨妙天下闻，
句竹图曾海外见。
况复古人如明月，
却从先生指端现。
翁家兄弟联双璧，
一生难遣爱钱癖。
灵芝有本醴有源，
尔雅迭宕高一格。
最怜刘伶作酒颂，
徐邈聊复时一中。
名家子弟曹玉水，
秋水为神玉为髓。
覃门高足剧清真，
落笔长歌句有神。[介亭，洪占铨]
金正喜燕行回国后，没有留下专门的记录。因此，这首诗就成为他表达燕行体验的宝贵资料。在诗歌的开头，金正喜谦虚地表示自己生于偏远之地，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自愧不能与中国文人交往，接着他依次吟咏了翁方纲、阮元、李林松（1770—1827）、朱鹤年（1760—1834）以及翁树昆、翁树培兄弟、曹江、洪占铨（1762—1812）等人，称颂他们的人格和学识，逐个提到了金正喜所见到的翁方纲及其学派的人士，表达惜别之情。
对于翁方纲，金正喜到北京后亲眼看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石墨书楼，将翁方纲奉为自己的老师，认为他是500年后苏东坡复生的化身，表达出对翁方纲的无限敬慕之情。
对于与阮元的交往，他说眼中的阮元正如自己在朝鲜所看到的图画中一样，认为他是经书典籍的海洋、金石之学的宝库。当时阮元正在编纂《皇清经解》，尚未给其他文人看过，但是来访的金正喜提出要求之后，阮元给了他一份抄本。
金正喜接着回想起在李林松的螴蜳斋看到《化度碑》的感动，并称赞在饯别宴席上即席作画的朱鹤年具有高超的才能，紧接着他又提起酷爱搜集古钱的翁树昆兄弟以及出身名门、人品出众的曹江，写出神采飞扬之文的洪占铨。然后，他表示李林松、朱鹤年、翁树昆、曹江、洪占铨等都是翁方纲门下杰出的弟子，极为清雅真诚，描写他们时自己下笔如有神。
却忆当初相逢日，
但知有逢不有别。
我今旋踵即万里，
地角天涯在一室。
生憎化儿弄狡狯，
人每喜圆辄示缺。
烟云过眼雪留爪，
中有一段不磨灭。
龙脑须引孔雀尾，
琵琶相应蕤宾铁。
黯然销魂别而已，
鸭绿江水杯中渴。[76]
在诗的最后，作者表示即将与他们离别，返回远在万里的朝鲜，依依不舍之情油然而生。“我今旋踵即万里，地角天涯在一室”一句充分表达出离开文明中心北京的不舍之情。
金正喜离开北京时举行了饯别宴会，朱鹤年（1760—1834）把当时的情况画为一幅《秋史饯别宴图》，至今仍流传在世。朱鹤年，号野云，泰州人，擅长画山水人物以及花卉、竹石。他是翁方纲的弟子，金正喜多次前往拟陶诗屋拜访朱鹤年。金正喜回国后仍然与朱鹤年探讨诗文，进行深入的交流。
朱鹤年作的《秋史饯别宴图》。左侧上端记录着阮元等参加饯别宴的人员名单。
这幅《秋史饯别宴图》是金正喜离开北京之前的2月1日在北京法源寺举行离别宴的场面，参加宴会者有阮元、李林松、洪占铨、谭光祥、刘华东、翁树昆、金勇、李鼎元等。
在这幅饯别图之后，画册后面收录有七首诗，第一首如下：
秋史一奇士，
远生东海滨。
春风吹之来，
朝夕若比邻。
舌人不能达，
劳我中书君。
君书非今始，
囊有楹帖存。
殿纸大欢咍，
谓我为故人。
纵谭无不有，
细琐难具陈。
人生会合缘，
咫尺越与秦。
君胡至于此，
毋乃夙世因。
这首诗的作者是李林松，他生于1770年，比金正喜年长17岁，与金正喜结成了莫逆之交。这首诗里提及，在金正喜访问北京之前，翁方纲门下的文人已经见到了他的字体，听说了他的名声。所以，金正喜和翁方纲等人的交往绝非偶然，而是带有两国学术界名人借访问之机互相确认名声的性质。
得到翁方纲的字回国后，金正喜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宝覃斋”，并在那里珍藏了那幅字，这是模仿翁方纲崇敬苏东坡而将书斋命名为“宝苏斋”的做法。金正喜还撰写了长篇诗歌寄给北京的翁方纲，从这首诗来看，从北京回国后，金正喜对翁方纲的尊敬和仰慕进一步加深。
宝覃何如称宝苏，
嗜枣与芰同馋夫。
世事因因百堪笑，
杜十姨配伍髭须。
我欲祭覃能无似，
流派海外思沾濡。
一世胜它七百年，
明月万里鉴区区。
复有异事旷前辈，
先甲后甲巧相俱。
诗龛他日拟共拜，
一席笋脯追欢娱。
昼思耿耿夜仍梦，
想入须眉几作图。
凡系公迹辄收拾，
并珍周盘兼商盂。
一洗胸中五斗棘，
心眼恍然当通衢。
龟顾鹤视神暗凑，
地角天涯知也无。
樝梨橘柚各酸咸，
当时群论惊为迂。
回头自顾亦足怪，
顿觉行事与世殊。
纵然吾身譬黄鸟，
迁于乔木止邱隅。
懒鸠痴燕终何识，
呕哑啁啾尽庸奴。[77]
金正喜在这首诗中说自己书斋的堂号是“宝覃斋”，收集与翁方纲有关的东西，并收藏了周盘、商盂等钟鼎器物。
金正喜这种对收集和鉴赏的喜爱当时曾招致批判，人们讥讽金正喜的这种爱好迂阔。但是他说，自己只要看到翁方纲的笔迹或书画就会感到豁然开朗，自己像黄莺在高高的枝头站一阵子就飞到坡地上一样，而鸽子、燕子之类却无法理解这一点。金正喜接受了清朝的学术，沉醉于金石书画的收集和鉴赏，这种“阮堂风”在与当时习俗的对抗中发展起来。
金正喜接着把自己将书斋命名为“宝覃”之事告诉了翁方纲，并请他题诗。接到金正喜的请求之后，翁方纲立即寄来了诗作。
苏潭二鹤肯盟寒，
松扇清风韵未阑。
敢诩文章传海鸟，
每怀风雨梦江干。
鸡林纸价争真否，
蛮布琴囊愧借看。
他日苏门添故事，
谢家草茁碧琅
。[78]
✤ 金正喜请翁方纲赠题跋
“朝鲜金进士，得予旧作拜坡公生日诗草稿，装册，名其斋曰宝覃，并写坡像于册，属题。”
便作龙眠小轴观，
藤枝盘石气苍寒。
苏斋一榻乌云梦，
星斗光芒大海澜。[79]
翁方纲收到金正喜的请求后所作的诗和亲笔字。“东坡先生像”几个字是洪占铨所写，画家未详。现收藏于韩国首尔涧松美术馆。
✤ 老师翁方纲
金正喜与翁方纲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进行了长期深入的交流。在金正喜回国之后，翁方纲曾寄给他多封书信，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他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向金正喜讲述学者具体的实践方式。
“敬候秋史进士道兄文祉。得诵手缄与昆儿书，亹亹至数千言，以感以惭，别来转瞬6年。每读寄札，过承桨誉自愧。……大约为学之方，在博观约取。出以平心虚衷。勿执偏端畸说，以矜一得。斯乃千古之事，非一己之私也。至于古文，自韩欧以下家数无有成立。然亦必以经术为本。愚尝论著述之大体。惟恪奉先圣大训三言，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有是三者而后，期于无弊。……拙撰，古文已编定三十二卷。大约考析题跋之属，居其大半，未敢一字涉于空谈尔。即作诗，亦以其中书卷之味为主。有稍涉驰骋才华者，虽工不贵也。如数十年前罗两峰画鬼趣图，同人皆题之，拙作竟不存稿，亦不仅此题。凡诗文皆当自在节制也。”[80]
与金正喜相见六年后所寄的书信中，翁方纲教导他做学问的具体方法，告诉他研究学问的方法是“博观约取”，叮嘱他一定要多闻、阙疑、慎言。与此同时，翁方纲以自己不在罗聘的《鬼趣图》上题词为例，要他慎作诗文。翁方纲如此细心地指导金正喜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证实他们之间存在着师生关系。
翁方纲给金正喜的信，收录于《覃溪手札帖》中。
翁方纲共给金正喜写了五封书信，上述书信是1817年所寄，是年已85岁的翁方纲给32岁的金正喜写的书信，主要内容是回答金正喜关于学术方面的疑问。在信中翁方纲称金正喜为“金进士”。
与翁方纲相见、结为师生之后，金正喜为了保持这种关系一直不懈努力。此后，他总是积极地向燕行者建议去拜访翁方纲。
松风石铫墨缘真，
一缕香烟念念尘。
万里相看青眼在，
苏斋又是问津人。[81]
以上的送别诗是金正喜1811年为曹龙振所作。曹龙振作为冬至正使曹允大的子弟军官出使北京，金正喜作了一首七言绝句表示祝贺，并在诗中劝他到北京后去拜访翁方纲。这首送别诗现收藏于韩国德秀宫博物馆。在诗后面，金正喜加注说：“余所敬者，苏斋翁方纲先生也。今余同年之友曹龙振赴燕，故示其意。望访翁方纲先生，以续余昔日受教之缘。”
听从金正喜的建议，曹龙振去见了翁方纲，回来后转交了翁方纲给金正喜的礼物。虽然金正喜自己未能再次赴燕，但是他一直通过他人寄送书信和礼物，保持着与老师的交流。
1815年8月，翁方纲之子翁树昆死去，金正喜得知噩耗，立刻寄送哀辞、悼亡诗和书信安慰老师翁方纲。收到从朝鲜寄来的慰问诗文后，翁方纲作了一首诗：
书来慰我寂寥间，
宝室名覃正恧颜。
岂有津源窥大海，
敢希楚望答东山。[82]
镜奁更显形容老，
蝉楮多怜目力艰。
欲效参歌朱集后[83]，
即凭岛信附诗还。[84]
金正喜也与在燕行中未能见到的翁方纲门下多人进行密切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其代表人物就是吴崇梁。吴崇梁是翁方纲的弟子，擅长诗文，在金石文领域继承了翁方纲的衣钵。通过翁树昆和叶志诜的介绍，他了解到金正喜的为人和学术思想，二人互相景仰，保持了翰墨之缘。
19世纪初，金正喜的燕行在很多方面与18世纪朝鲜北学派的燕行有着不同的性质。首先，看待清朝文化的视角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北学派一方面主张学习清朝的文物制度，一方面在认识上尚未完全摆脱华夷观的框架。但是金正喜客观地承认清朝考证学取得的成就，努力接受其学术和方法。换言之，中朝交流的大潮以金正喜为起点，从文学领域开始扩大到学术、艺术领域。如日本学者藤冢明直在金正喜研究中所言，这可以说是“清朝文化的东传”。金正喜掀起的事实求是的考证学方法和金石书画趣味即所谓的“阮堂风”在19世纪上半期风靡朝鲜，清朝的学术艺术成果同步传入了朝鲜。而在清朝文化东传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见与交流。金正喜与阮元、翁方纲的相见与相交是学术、艺术交流的基础，也就是说，两国文人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文化交流大潮的形成。
五、 19世纪文化艺术界的两位巨匠：翁方纲与申纬
1812年，申纬（1769—1845）以朝鲜进奏兼奏请使书状官的身份访问了中国。金正喜以“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的偈颂作比喻，极力劝导到中国的申纬与翁方纲见面。申纬听从了金正喜的劝导，前往翁方纲的石墨书楼访问。当时80岁高龄的翁方纲与门人设雅会，与申纬一同鉴赏金石书画藏品，互赠诗文，给予了申纬仅次于秋史的待遇。
申纬是朝鲜后期的文人、画家和书法家，他祖籍平山，字汉马，号紫霞、警修堂。他在秋史金正喜之后访问北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学术和文学，开阔了眼界，加深了与清朝学者文人的交往，特别是与翁方纲的相识给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申纬在书法、绘画、诗文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他的诗力图寻找本国的特色，特别是为了保存日益消亡的乐府，他创作了汉译《小乐府》和诗史评《东人论诗》35首以及吟咏朝鲜观优戏的《观剧诗》。金泽荣称赞他说，从诗史上的地位来看，申纬是五百年来的一位大家。申纬的这种文学倾向一直影响了以后的姜玮、黄玹、李建昌和金泽荣等人。除了诗歌之外，申纬也很擅长山水画和墨竹画，与李霆、柳德章并称为朝鲜时期三大墨竹画家。他曾师从姜世晃学习墨竹画，继承了南宗画的技法，使朝鲜后期南宗画发展到了顶峰。他的墨竹画风对其子命准、命衍以及赵熙龙等秋史派画家产生了影响。申纬的书法学习董其昌体，对朝鲜时期这种字体的盛行起到了引导作用。其著作有《警修堂全稿》和金泽荣精选了600首诗编纂的《紫霞诗集》刊行并流传于世。
1812年7月，申纬从首尔出发，次年2月回国。他将这时期所作的诗收集编成诗集，命名为“奏请行卷”。“奏请行卷”中收录有北京使节团访问中国各地时创作的诗歌和与以翁方纲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学者互赠的诗歌等。申纬以能和翁方纲结下翰墨之缘为幸，翁方纲也向他介绍了很多人。
申纬在燕行中见到翁方纲父子后，与他们探讨书画，互赠诗文。翁方纲是当时北京学界金石学、碑帖学、经学研究的核心人物，自成一家，门下文人学者辈出。见过申纬的翁方纲则极力称赞他是“所见胜所闻”。
金正喜在申纬之前两年先见到了翁方纲，被其卓越的学问和风度、艺术所感动，与其弟子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金正喜劝申纬燕行时一定去拜见翁方纲父子，并作诗《送紫霞入燕》介绍翁方纲的诗和书画。其序文如下：
“吾不如其千万亿，而不如见一苏斋老人也。古有说偈者曰：‘世界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余于此行亦云。”[85]
金正喜虽然比申纬年轻17岁，但是比申纬早燕行，首先见到了阮元和翁方纲，因此在燕行方面堪称前辈。申纬听从了金正喜的劝告，他决心拜访翁方纲，学习诗画，因此前往石墨书楼。80岁高龄的翁方纲拿出自己收藏的苏轼宋椠本《施注苏诗》和《天际乌云帖》真迹给申纬看，并请他题写跋文。申纬亲眼见到了以前只是耳闻的苏轼真迹，欣喜异常，用长诗表达了当时的感想。
直接与翁方纲等人交往并创作诗文给了申纬很大的文化刺激，通过这次燕行，申纬完全转变了自己的文艺取向。回国后，他把以前所写的诗稿全部焚毁，放弃了以前模仿王士祯的态度，转而开始学习杜甫。
汪汝翰所做的申纬画像—《紫霞小照》。汪汝翰是翁方纲的弟子，字载青，擅长人物画。
申纬在翁方纲的书斋接触到了翁方纲自己的书画和其他的中国书画，开阔了视野，而且在诗歌理论方面奠定了“入杜”的基础—“学苏”。申纬在1812年的燕行中访问了翁方纲的石墨书楼，开始学苏，这从以下内容中得到了证实。
“苏米斋、宝苏室、苏斋，皆覃溪老人之居也。曷余又曰苏斋。盖余昔造老人之庐，得见天际乌云真迹帖、施注苏诗宋椠残本，此本即宋西陂 （宋荦） 所谓得于江南藏书家第阙十二卷首也，帖集均有余题识，不啼为曾经我眠也，前余取坡公答周邠语，名斋曰清风五百间，覃溪为之欣然命笔，汪载青写余小照，则覃溪又取名斋之义，而赞之。有人寄拙画墨竹于覃溪，则又举前说，而题之，此余结缘于苏之始也。”[86]
在翁方纲的石墨书楼藏有苏东坡的《天际乌云帖》真迹和《施注苏诗》，申纬幸运地得以亲眼欣赏这些天下之宝。《施注苏诗》是由施元之所注的苏东坡的诗歌，清朝时已经成为民间罕见的珍稀版本。后来，这本书被宋荦在江南的一个藏书阁发现，宋荦重新进行了编辑，在书的前面加上了元代所画《东坡笠屐像》的摹本。翁方纲对苏东坡狂热的追随通过金正喜和申纬传到了朝鲜，其契机就是附有《东坡笠屐像》的《施注苏诗》传入朝鲜。来自北京的《施注苏诗》在金正喜身边的文人墨客中引起了热烈的响应。朝鲜中人阶层的书画家赵熙龙在流放地时把这幅画张贴在书桌前早晚行礼，每当农历12月19日即苏东坡生日，很多人打开这幅画进行祭祀。
申纬此前曾用过苏轼“清风五百间”的诗句，燕行时与尊崇苏轼的翁方纲交往进一步加深了申纬对苏轼的关注，就这样对苏轼的景仰将申纬和翁方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申纬的画像旁边是翁方纲的题诗，后面是翁树昆的跋文和金正喜的题诗。
申纬来石墨书楼时，翁方纲让他的弟子汪汝翰为他画了肖像，并在上面题诗[87]，申纬次其韵留下了以下诗作：
老坡禅偈答周邠，
取作斋名写作真。
问五百间第几榻，
清风净扫置斯人。
我应是子瞻之邠，
公与子瞻孰幻真。
是幻是真方未定，
清风无迹本无人。[88]
申纬燕行时，从翁方纲那里得到了“清风五百间”和“警修堂”的匾额之后，开始使用“警修堂”的堂号。申纬回国之后，与翁方纲父子交流书信和书画、金石文拓本，继续保持了翰墨之缘。他在自己的书斋上挂上翁方纲的画像，以显示二人的友谊，并将自己的书画作品寄给翁方纲和数位清朝文人。
收到申纬的墨竹之后，翁方纲题诗一首：
碧玉林深水一湾，
烟横月出海东山。
却凭淡墨清燕尾，
净归清风五百间。[89]
申纬燕行之后，1816年在自己的文集第6卷《苏斋拾草》序文中提到了这一事实，主动说明这种缘分是与苏轼结缘的契机。
从申纬在燕行的第二年即1813年作的诗来看，他对翁方纲的尊敬发展为尊崇苏轼，这甚至使他坚信翁方纲就是苏轼的化身。
坡翁转世得覃老。
自注：海内称覃溪为东坡后身[90]
申纬对以上的一句诗歌后面附上了自注，称翁方纲为苏轼的后身，并且表示赞同。
1814年12月19日适逢苏东坡生日，申纬看到了赵孟
所画的东坡遗像，即作诗一首：
天际乌云第二无，
墨缘万里宝覃苏。
星秋霞碧如星散，
肠断苏斋笠屐图。[91]
这首诗提到了申纬自己和苏轼、翁方纲的文学缘分，而且说起翁树昆、金正喜以及金正喜的朋友柳最宽全都不在，只有金正喜保管着翁方纲收藏的笠屐图，令人唏嘘。申纬模仿翁方纲，每年到苏轼的生日农历12月19日，就挂出四幅苏轼画像和汪汝翰给自己画的小照，用冷金笺装饰松雪堂刻“天际乌云”屏风背面，行跪拜之礼，然后再作诗纪念，这表明申纬极其崇拜翁方纲和苏轼。
1818年翁方纲去世后，申纬作诗深切表达出与翁方纲的深厚情谊。
津符遥遥到岸边，
苏门称弟隔晨然。
谁知内翰元非梦，
难道毗陵不是仙。
系跋顾禧施宿本，
扪香嘉泰绍兴年。
幽吟泪洒东风便，
天际乌云泼粉笺。[92]
有时候，只言片语可以胜过千言万语，令人倍感真情。申纬听说自己无比尊敬的翁方纲去世，用诗歌表达了用千言万语难以表达的心情。
申纬不仅在北京与翁方纲见面、交游，也与其子翁树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之前，申纬向翁树昆赠诗一首，表达离别之情。
正阳门外锥沙语，
千步廊前忍泪回。
此日河梁无限恨，
市人惊怖仆人猜。[93]
正阳门又名前门，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南门。离别之际，不知何时再相逢，涟涟泪水代表着他们的依依不舍之情。
综上所述，申纬在北京与翁方纲和翁树昆父子相见之后，不受国籍和年龄差别的限制，真心交往，从他们所留下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真诚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