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朝鲜北学派的宿愿
第一节 18世纪朝鲜北学派的宿愿
一、 琉璃厂的结缘与天涯知己：严诚与洪大容
即便素养高深的中国当代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严诚（1733—1768）这个人，但与之相反，韩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很熟悉严诚，这是因为洪大容（1731—1783）与严诚之间的友谊在燕行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事迹在韩国已经广为人知，特别是严诚与洪大容超越国境的友谊被韩国人奉为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典范。
1765年，洪大容作为叔父洪檍的子弟军官来到中国，在北京琉璃厂遇到了杭州文人严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跨越国境的天涯知己。洪大容与严诚的直接交往不过是在两个月内见了七次面，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一交往却成为影响他们一生的传奇。
清朝乾隆年间，琉璃厂开始形成书画、古董市场，到了18世纪，琉璃厂书店和古董店林立，是北京的文物、书籍、书画的流通及交易中心，因此成为朝鲜使臣必去的地方。
继洪大容之后参与燕行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这样描写了这条文化街道，“琉璃厂在正阳门外南城下，横亘至宣武门外，即延寿寺旧址。……今为厂，造诸色琉璃瓦砖。……厂外皆店铺，货宝沸溢。书册铺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鸣盛堂，天下举人、海内名士多寓是中。”琉璃厂既是当时文化的集散地，也是知识的源泉。来自朝鲜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购买各种书籍和文物，与五柳居等书店的主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使此地的书店成为中朝文化交流的中心。此外，琉璃厂之所以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还因为两国文人常常在这条街道上相识、相交。
洪大容与严诚相见的琉璃厂街道，位于北京和平门
洪大容一行也是在琉璃厂结识了新的朋友。燕行之前，洪大容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目的是交游，向燕京出发时他就多次吟咏《庄子》中的那句“夏虫不可语于冰，曲土不可语于道”，在《干净衕笔谈》的开头，他就说明，“自渡江之日起，所见皆为初见。然吾所愿者，得一心意相通之人纵情谈论而已”，他期盼着离开限制颇多的朝鲜，渴望在中国高度文明的广阔空间遇到伟大的文人。
虽然洪大容期待着遇到天下的文人，能够敞开心胸地纵横谈论，但是他当时并未决定将哪些人作为交游对象，与严诚的相识就是始于偶然。洪大容一行中的裨将李基成去琉璃厂买老花镜，在那里结识了两个清朝文人，这促成了洪大容与严诚的相识。
“乃请曰，我有亲识求眼镜，而市上难得真品。足下所戴甚合病眼，幸卖与我。足下则或有副件，虽求之亦当不难矣。其一人解而与之曰，求于君者，想是与我同病者也。吾何爱一镜，何用言卖？乃拂衣而去。基成悔其轻发，不可公然取人物，乃以镜追还之曰，前言戏耳，初无求之者。无用之物，不可受也。两人皆不悦曰，此微物耳。且同病有相怜之义。何君之琐琐如是？基成惭，不敢复言。略问其来历，则以为浙江举人，为赴试来，方僦居正阳门外干净衕云。”[1]
李基成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洪大容。根据这两个人的言谈举止，洪大容认为这两个人都见识过人，于是决定去寻找他们，便租车沿着正阳门外的大路向南走了几里，进入西边的小胡同，看到了“干净衕”的牌子（如今这个胡同叫甘井胡同）。落座之后，双方互通了姓名，询问了年龄。
“严诚字力
，号铁桥，年三十五，潘庭筠字兰公，号秋，年二十五。余曰，愚因李令公，得闻声华。且见朱卷，歆仰文章，谨仍李令与同志金生辄来请谒，望恕唐突。二人皆谢不敢。余曰，两位尊府在浙省何县？严生曰，同住杭州钱塘。余因诵楼观沧海日，严生继诵门对浙江潮。余笑曰，此即贵处耶？严生曰，然。”[2]
洪大容吟出第一句诗，严诚就以下一句作答，一开始笔谈，两个人就发现心意相通。这首诗是唐朝诗人宋之问在钱塘江灵隐寺所作诗歌的第三、第四句，凡是对唐诗有一定造诣的人都能背诵得出来。但是通过应和，洪大容对严诚产生了好感，对方也对朝鲜很感兴趣。
“潘生闻平仲之姓，问曰，君知贵国金尚宪乎？余曰，金是我国阁老而能诗能文，又有道学节义。尊辈居八千里外，何由知之耶？严生曰，有诗句选入中国诗集，故知之。严生即往傍炕持来一册子示之，题云感旧集，盖清初王渔洋集明清诸诗。而清阴朝天时，路出登莱，与其人有唱酬，故选入律绝数十首焉。余乃曰，我们此来，非偶然也。但初入中国，言语不相解听，请为笔谭。两人许诺，即铺纸砚于小卓上。”[3]
出身杭州的科举考生竟然知道朝鲜文人金尚宪的诗，这让洪大容深感意外。因此，他认为这次相见绝非偶然，所以建议笔谈进行交流，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询问、了解，无法结结巴巴地用口语进行沟通。
此后，洪大容与严诚会面七次，每次都进行笔谈，交谈的内容也非常广泛，从清代的文化制度到儒家经典的含义、天人性命的根源、朱子与陆九渊的学术论争、进退与消长的征兆、出处与荣辱的分寸，等等，对学术、哲学的内容也进行了坦诚的讨论。
严诚的画像，是其朋友罗甘所画。洪大容曾描写说，严诚清瘦，骨骼粗大，英特峻洁，傲视世间。下图中的文章是严诚之兄严果写的跋文。
在与严诚的交流中，最为有趣的是他们对于朱熹与王阳明的讨论。朝鲜王朝对阳明学持禁忌的态度，因为洪大容恰好遇到了浙江省的文人，所以很自然地谈到了这个话题。
“余曰，王阳明亦浙人乎？兰公曰，阳明绍兴人，与我同乡。余曰，绍兴距钱塘几里？兰公曰，二百余里。余曰，贵处学者尊何人？兰公曰，皆尊朱子。余曰，尊阳明者亦有之乎？兰公曰，阳明大儒，配享孔庙。特其讲良知与朱子异，故学者勿宗。间有一二人，亦不甚著。余曰，阳明间世豪杰之士也。文章事业，实为前朝巨擘，但其门路诚如兰公之言。力?
曰，贵处亦辟陆耶？余曰，然。力
曰，陆子静天资甚高，阳明功盖天下。即不讲学，亦不碍其为大人物也。朱陆本无异同，学者自生分别耳。又曰，殊途同归。余曰，同归之说，不敢闻命。平仲曰，功虽盖天下，良知之创论，与朱岐异。兰公曰，事业须从诚意正心做来。阳明格物致知，尚有余憾耳？余曰，阳明之学，尽有余憾。但比诸后世记诵之学，岂非霄壤乎？兰公即打圈于岂非霄壤四字曰，极好。又曰，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然天下尽有潜心圣贤之学者，非俗儒之概例也。平仲曰，宗旨异致则反不如记诵矣。力
微笑而已。盖其平日所学于王陆颇深也。”[4]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严诚与洪大容对于阳明学有着不同的态度。严诚支持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学说，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目标是一致的，而洪大容站在正统朱子学学者的立场上，对阳明学持反对态度。因此，听到洪大容驳斥王守仁、陆九渊的学说，严诚表现出不悦之色，面对提问也不愿做答，回答了也不愿详细说明，甚至偶尔透露出玩世不恭、目中无人之意。
严诚厌恶那种人云亦云的人，因此第一次见到洪大容时态度甚至有些傲慢，但是洪大容喜欢严诚的这种气质，认为他值得交往。接下来二人笔谈，严诚逐渐发现洪大容观点平实，既不浅薄，也不过激，不同于那些华而不实、浮华雷同之辈。此后，二人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
对于严诚认为朱子和陆九渊之说目标一致的说法，洪大容没有表示同意，因为他无法理解严诚对王守仁学说的维护。不过，洪大容态度灵活，没有排斥严诚的观点，对于严诚也给予了肯定，认为其“才高识敏，读陆王及佛学皆有涉猎，精通其说，心学之得不浅”。
这是因为洪大容自己虽然信奉朱子学，但是他也切实感到朱子学的教条主义带来的很多弊端。在洪大容看来，与清朝的文人相比，朝鲜文人过分尊崇朱子，对于其经义中可疑、可议之处只一味附和。对此，洪大容说“以乡原之心看朱子”。对这种僵化的氛围洪大容感到束手束脚，而与严诚的对话则使他得到了新鲜的刺激。洪大容明确表示：“其对王阳明之拥护虽过，却一洗朝鲜人之陋习，实让人胸中痛快淋漓。”
洪大容与严诚等讨论的话题不仅仅限于朱子学、阳明学的差异，还有出处与进退、天人与性命、大义名分，等等，他们还讨论到朝鲜的历史问题，可谓包罗万象。洪大容和严诚几次笔谈后，了解了对方的学识和为人，友谊进一步加深。如果不能见面进行笔谈，他们就互写书信，就一些问题交流意见。但是洪大容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有限，七次面谈之后，就不得不分手了。
“余曰，鄙等初无官差。此来无他意，只愿见天下奇士，一讨襟抱。归期已迫，将未免虚来虚归。忽得两位，一面如旧，幸惬大愿，真有志者事竟成也。只恨疆域有限，后会无期。顾此爱慕之诚，何日忘之？兰公看毕，不禁凄伤。力
亦伤感不已，曰，鄙等至性之人，未遇真正知己。今日之会，临歧不觉酸鼻伤心。以此愈见中土之薄，而贵国之厚。足以感人矣。平仲曰，古亦有逆旅相逢，便作知己者。岂有如我四人之披肝相照。一别之后，永作商参。临散感泣，安得免乎？力
曰，若有相会之期，亦不至如此伤感矣。平仲曰，笔不可以既，只是无语耳。力
曰，此后相见何时？余曰，终当一别，不如初不相逢。兰公以笔打圈于不如初不相逢六字而凄然有感。力
亦惨然。是时，上下傍观，莫不惊感动色。或以为心弱，或以为多情，或以为慷慨有心之士，诸言不一，而要之兼此而致然。余曰，古语云欲泣则近于妇人。虽其情不能自已兰公此举，无乃太过耶？兰公曰，见笑大方，想亦见谅。外人闻之，真不足发一笑也。力
曰，至于仆者，实不禁为之酸鼻，欲泣则忍泪而已。实平生未尝值如此境界。两人见玄琴，皆请一听。时平仲方发诗令。余曰，弟不能诗，请代以琴。诸人皆笑。遂调弦弹平调。兰公听之，又饮泣呜咽。”[5]
洪大容的“不如初不相逢”，让我们体会到他们离别时的无尽悲伤，严诚作诗一首赠洪大容，表达离别之情：
惊心十日返行旌，
烈士遗墟此暂经。
官道渐看新柳绿，
旅怀同忆故山青。
从今燕雁成千里，
终古参商限两星。
纵说神州无间隔，
离忧如醉日沈冥。
1766年3月1日，洪大容离开北京，4月11日渡过鸭绿江，5月2日返回忠清道家中。回到故乡后，洪大容未能再与严诚相见。五个月后，洪大容给严诚寄了一封信，信中说：“相见定相离别，然未闻如我等之奇会者，亦未闻别后如我之孤独者。故悲伤之情益切，将奈之何？”他还谈道，在归途中，自己背靠万里长城，笑秦始皇筑城受万人唾骂，抚摩着虎石，凭吊李广坎坷的命运，登上首阳山，任伯夷叔齐的清风吹拂，进入巫闾山，瞻仰贺钦的高尚气节，而每当这时自己都会想起与严诚的会面。[6]
与洪大容离别后，严诚也向朝鲜寄过书信，8月写的信在五个月之后即第二年1月才通过从北京返回的译官转交到洪大容的手中。看了这封信，洪大容得知严诚科举落第了。
洪大容立即回信说科举落第都是天命，不必忧虑，进而说明自己的理想在科举和仕途之外，因此反倒觉得应该表示祝贺。洪大容还把自己收藏的一套朝鲜儒学家李珥所著《圣学辑要》寄给他，劝说他用平常心读这本书，以作存养之端。
严诚所画的洪大容一行。左起依次是副使金善行、裨将李基圣、正使李烜、书状官洪檍、副使的军官金在行。严诚与金在行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金在行，号养虚，严诚为他作《养虚堂记》。这幅画与洪大容的画像一起收录在严诚编写的《日下题襟合集》中。
与洪大容分手后第二年（1767），严诚成为福建一个私塾的教师。当时听说他要去福建，潘庭筠极力挽留，劝他三思而后行。听到朋友的这些话，严诚也犹豫起来，但是其父担心家境艰难，几乎是强迫他去了福建。但是严诚本来就体弱多病，到福建之后，没过一年就染上了疟疾，也有一些文献中说是染上了严重的咯血疾，虽竭力治疗，却没有任何好转。
严诚似乎预感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便给远在朝鲜的洪大容寄去了书信和诗作。
京国传芳信，
遥遥大海东。
斯文吾辈在，
异域此心同。
情已如兄弟，
交真善始终。
相思不相见，
恸哭向秋风。
由于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严诚提出在来世也要再续友情，认为他们在北京建立的情谊不亚于兄弟之情，诗中包含着对八千里外的朝鲜友人殷殷思念之情。这也是严诚在人世所作的最后一篇诗作。
严诚向朝鲜寄出书信后便返回了家乡，他的病情更加沉重。他拿出洪大容赠给自己的朝鲜墨，嗅嗅它的香气后放在胸口上，然后停止了呼吸。入殓的时候，这块墨就和严诚的尸体一起被放进了棺材中。当时严诚年仅36岁。
洪大容的画像。为严诚所画，收录于《日下题襟合集》中。右侧写有“洪高士大容”。严诚非常擅长画这种白描，而且擅长篆刻。
潘庭筠向朝鲜的金在行写信告知了这个噩耗，据说金在行收到严诚的讣告后登上万里峰，朝西大声痛哭。消息很快传到了洪大容那里，洪大容无法抑制悲伤之情，在祭文中悲痛地写道：“如失右臂。天待我何其酷也？”
接着，洪大容为严诚写了一篇哀辞，并以香为礼物，通过在北京见过面的孙有义寄去。严诚的家人收到的那天晚上正好是严诚的大祥之日，前来祭祀的客人中有几个来自西湖附近，他们惊叹说：“这是至诚感动了鬼魂”。严诚的哥哥严果点燃洪大容寄来的香，宣读了洪大容的那篇哀辞，举行了初献。严诚之子严昂向朝鲜寄信称洪大容为伯父，并寄去了父亲的遗集。这本书几经辗转，九年后才传到洪大容手上，文集中有严诚亲手所画的洪大容肖像。
严诚的文集《严铁桥全集》现存一部，收藏于韩国檀国大学图书馆，是一部4卷4册的手抄本，第1、2、3册收录了严诚平时所作的诗文，与洪大容唱酬的诗文被单独收录在第4册的《日下题襟合集》之中。严诚之子严昂给洪大容寄来的文集能流传到今天，而且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此后，洪大容把与陆飞、严诚、潘庭筠交游的书信收集在一起，编纂了一部《杭传尺牍》，另外把笔谈的记录整理成册，命名为《干净衕笔谈》。《干净衕笔谈》又被称为《会友录》，前面附有朴趾源所做的《会友录序》。柳得恭还把严诚等三个人的诗作分别进行了整理，编纂了诗集《巾衍外集》。
《湛轩书》中《干净衕笔谈》的第一页。1939年新朝鲜社中以新铅活字印刷，校阅者是洪命熹。殖民地时期复兴的朝鲜学运动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洪大容著述的价值。
洪大容的文章中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与严诚的交游情况，但是，当时的文人对于严诚的记录却不太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严诚未能出仕，而且36岁就离开了人世，有关他的记录自然不会太多。
关于严诚最详细、最有趣的记录是《续印人传》中的《严铁桥传》，这部书是清朝文人汪启淑（1728—1800）的作品，最有意思的是文中把严诚看作一位篆刻家。这篇文章也谈及了严诚与洪大容的交游。
“严孝廉者，浙江仁和县人，名诚，字力
，一字立庵，号铁桥。幼即颖异，好读书，家贫，其尊甫急图治生，置铁桥于市肆，习会计，暇仍读书。日为制艺，洒洒千言，因反儒服列胶庠，声誉藉甚，尤孳孳不倦，研经雠史，旁及诸子百家，莫不肆力焉。文师韩昌黎，诗法韦苏州，画宗王大痴，隶学蔡伯喈，咸古致秀劲，澄莹萧散，非仅得皮毛者，继而究心六书，寄兴篆刻，见龙泓丁隐君敬身所镌印，遂规橅之，便能逼肖。后过予开万楼纵观所藏秦汉铜玉章，其技益进，而另变创一格，颇苍润古雅，但不轻为朋侣奏刀，惜所留传者甚少。性豪饮，精通音律，醉后，常高歌以自适。乙酉秋，举于乡，北上就礼部试。一时，名公巨卿，见其著作，多愿与游。有高丽使臣之从子洪大容者，亦极嗜经艺。一日，遇诸书肆，就坐各相问难，遂订交契，共数晨夕，后与哭别，有愿他生同聚首之约。裒其疏笔述唱酬诸稿，名《日下题襟集》。归而得咯血疾，屡治不瘳，逾二载卒，年仅三十有六。所著有《小清凉室遗稿》，乃其友人朱生文藻编次者，藏于家。”[7]
汪启淑，字慎仪，号秀峰，原籍是安徽省歙县，但是长期生活在杭州，曾任工部郎中。他对古书和金石有着很深的造诣，藏书也很多，建有自己的私家藏书楼—开万楼。开万楼中收藏着数千本古代典籍，是江浙一带数一数二的藏书楼之一。他特别喜爱古代印章，别号印癖先生，他还编纂了《飞鸿堂印谱》。著名文人周亮工曾经撰写明代到清初的篆刻家59人的传记编纂为《印人传》，汪启淑继承这一传统，刊行了《续印人传》。汪启淑也长期生活在杭州，并且是与严诚有过实际交往的同时代人物，因此对严诚的生平了解得十分清楚。
通过汪启淑的传记，我们发现了很多洪大容的记录中没有谈到的事实。例如，由于家境困难，严诚自幼学习会计，而且酷爱篆刻，在这方面显露出卓越的才华，他还曾经访问汪启淑的书斋开万楼，欣赏了那里收藏的秦汉时代的珍贵印章，此后篆刻水平大有提高。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关于严诚的记录中最为详细、最有真情实感的一篇，此文也非常重视严诚与洪大容的交游，说明与洪大容的相遇、相知是严诚一生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一交游在当时江南地区成为广泛流传的一个美谈。
洪大容与严诚、陆飞、潘庭筠的交游具有“尚友千古”的含义，对封闭的封建人际关系做出了批判。洪大容试图通过追求超越国境的友道，间接批判朝鲜文人由于阶层、党派利害所限无法真正进行人际交流的情况。
通过洪大容与严诚的交游，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相互尊重。洪大容认为，虽然严诚等人剪了头发，穿着胡服，外表与满族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出身于中国的望族，因此对他们心存尊重。他还意识到，朝鲜人虽然穿着宽袖的衣服，戴着斗笠，并对此颇为自负，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朝鲜人不过是东方边疆之人。他还反问说：“如对我国人奇俗易地思之，则岂止贱视如奴？”因此，严诚等人见了朝鲜使团一两次之后，就被他的风度和感情深深打动，像老朋友一样真心相交，以兄弟相称，交往非常密切。
对对方的尊重也同样表现在对待严诚的态度上。严诚在给金在行的《养虚堂记》中坦言：“遇朝鲜二奇士而相交，其乐无异于故友相逢。不知吾何以受二君如此厚待？”
在洪大容之前，朝鲜使节也曾与中国人见面，进行笔谈，建立友情，但是洪大容与严诚的交游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朝鲜后期的文人与清朝江南出身的文人第一次交游。通过洪大容的记录，朝鲜文人与江南文士的交流开始广为人知，在朝鲜文人阶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对朴趾源、柳得恭等北学派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他们发现了新人、新世界。从这一点来说，洪大容与严诚的交游是两国文人交流的源头，也是中朝文人交流的一个典范。
二、沈阳的笔谈：张裕昆与李晚秀
1783年，乾隆皇帝第四次东巡，驻跸于沈阳，朝鲜王正祖得知消息后，派出了以李福源（1719—1792）为正使的圣节兼问安使团前往沈阳拜见乾隆皇帝，李福源的儿子李晚秀和侄子李田秀作为正使军官随团出使，使团一行出发日期为1783年6月13日，10月9日返回汉城。以李晚秀为首的朝鲜年轻知识分子在访问期间积极谋求与清朝文人交流，并将其在访问期间的见闻、与中国人的交往情况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整理成一部燕行录— 《入沈记》，其中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记载了作者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过程，在燕行录中也比较罕见，而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作品中韩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因此，本书就以这部《入沈记》为主要对象，重点考察李晚秀、李田秀与中国文人的交往情况，力求微观、立体地再现18世纪后半期中朝文人交流的一个事例。
本书用作研究底本的《入沈记》收录于《完山家书》，以影印本的形式收录于《燕行录全集》第30卷。关于这部《入沈记》的作者和创作时间，笔者想做两点补充。首先，在《燕行录全集》中，这部作品的作者被错误地标记成李宜万（1650—1736），但是根据文中《行中座目》中所列的出使人员名单来看，根本没有李宜万这个人。《入沈记》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中卷以日记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访问过程中的见闻和与中国文人的交往情况，下卷则分门别类地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整理，并附有《御制赠诗》、《亲朋赠诗》等。参照文中具体的内容、使团人员名单和作品中提及的人名来和《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记载，本书的编纂者应该是李田秀。而根据李田秀的自述，“是书草稿元有西游记万泉录二种。西游记乃吾所草也，自渡江后记日用凡事。万泉录即仲兄所草也。自逢张裕昆后记往来酬酢者。今此所录，合以一之。万泉录则不敢大有增损，而惟於余曰卯君曰处，当为换书。”[8]可见，《入沈记》的中卷是李田秀根据李晚秀的初稿《万泉记》整理而成，没有进行大幅度修改，只是更换了一下人称而已。而且，《入沈记》起草于1783年，脱稿于1786年，是18世纪的燕行录作品。而本书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入沈记》中卷应该说是李晚秀的原创作品。从文中记录来看，李晚秀、李田秀堂兄弟一直形影相随，特别是与张裕昆交流时都是“三人鼎话”，而且，《入沈记》下卷附录中张裕昆的赠文中始终以“贤伯仲”称呼他们二人，所以本书中所考察的重点就是李晚秀、李田秀与中国文人的交往。
朝鲜文人李晚秀（1752—1820），原籍延安，字成仲，号屐翁、屐园，谥号文献。主要著作为《屐翁集》，是时任左议政的李福源之子，他曾任大提学、六曹判书、判义禁府使等高官要职，1803年作为谢恩正史再次访问清朝，在政治、思想、文学、书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是朝鲜后期著名的文人。特别是其思想意识中兼有实学、正统性理学等多种因素，表现出朝鲜后期思想界的潮流。而他能够把访华期间与中国文人的交流全过程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应该说是洪大容之后少见的现象，说明他对外界的关心和对沟通的重视，其学术水平、思想意识在这一记录中也得以很好的体现。朝鲜文人李田秀（1759—？），字君稷，号农隐，是李福源之侄、李晚秀的堂弟。据《司马榜目》所示，他在1786年考中进士，著作除了这部《入沈记》之外，还有一部简明解释宗庙祭享仪注、陈设等的《每事问》，其他资料不详。
✤ 众里寻他千百度
在这次访华期间，李氏兄弟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当地的文士，一直积极谋求与清朝文人相识、相交。例如，兄弟二人游览当地名胜关帝庙，遇到一位姓史的御医，他手中的画扇引起了二人的注意，上面写有一首绝句：“朝来空翠湿云根。幽境无人破藓痕。缚个茅亭通水阁。满山红叶未全髡。”二人认为“诗与笔极有雅致，且末句押韵，深有寓意”[9]，追问题诗者，得知此人名查桐，号古芗，而且了解到他是16世纪援朝抗倭的明朝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的后人，亦在沈阳。李晚秀、李田秀约定进入沈阳城后首先要拜访此人。有一次，他们打听查桐未果，却听说沈阳名士有宣聪和夏桐两个人，就如获至宝地记下宣聪的地址，几次登门造访，主人却都不在。他们意外得知宣聪在张治中家作幕宾，而这个张治中“姓名张凤鸣，乃江南人。亦是文士。盛京诸官中唯此人为汉人”[10]，于是李晚秀等人专程前往张治中衙门拜访，递上名帖之后，张治中“良久乃出，曰，此处多上官，不便见外人。盛剌敢此还送云云”。李晚秀等正要退出之际，“门人又大呼大人来，相顾惶惧面无人色，急为挥手使我辈速入炕内藏身” [11]。张治中的逐客令及听到人来后的张皇失措，令朝鲜文人十分错愕。经观察，他们发现来人“似为满官，入来之时若见我辈，则必谓汉人之潜交我人，而将有罪责故也” [12]。同时，宣聪的弟弟给一行人出示了宣聪的一封信，说自己正负责修理桥梁，皇帝回銮前不可归家。在宣家屡次碰壁，再想到同一天在张治中衙门中的遭遇，李晚秀等人恍然大悟，“宣聪未必真不在家，似是过于忌讳，不欲见我辈，故屡称托辞。今乃拒绝也。”也不禁慨叹，“时讳如此，汉人之畏约推之他处，应皆同然。惨然之心，终日不能自已也。”[13]
登门拜访却连遭冷遇使朝鲜文人有些心灰意冷，几天后，他们才打起精神去拜谒文庙，然后步入明伦堂意图找在读的儒生一叙，发现里面有一位先生和两个少年秀才：
“问三位旗民何居，答都是民家。问若是秀才则必有诗稿，愿赐一见。其人大笑而辞之。如此之际，有一醉人自外而入。见吾辈更不打话，直夺其笔，书问吾辈官职、年纪，又问朴柳李 （即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也） 诸人安否及戊戌年往三义庙与使臣笔谈之事，其外间集之言殆乎。手不停笔，一自其人来后，当初三人皆嘿然无一言，似有畏怵之意。故试问旗民，则果称旗下。”[14]
从这一记录来看，朝鲜文人本想和明伦堂中的汉族师生畅谈一番，却突然闯入一个满族文人王监生，只得欲言又止。
在文庙见过的秀才们接连来访，为朝鲜文人提供了一些信息，如单生“袖出一册，题以《梅轩遗草》。称是沈阳人近作，其人已死。开卷谛阅，梅轩名松竹，字青远，年三十而死。其遗草即诗稿百余首，而亦自清雅可爱”[15]。李晚秀等人领略到沈阳当地文人的文学水平，于是开始探听诗稿序文和跋文的作者，谋求一会。第二天，单生带领李晚秀、李田秀前往《梅轩遗草》跋文作者之一周锦家。不过，周锦“数转其答，甚不了了，且令学堂先生代谈，颇失所望”。谈论之中，他们得知《梅轩遗草》另一篇跋文的作者张裕昆，此时知道他们渴望一见的查桐已经不可能见到，意识到“此后唯有张裕昆一条路矣”[16]。
8月23日，李晚秀、李田秀辗转找到了张裕昆的家，被请入室内后，再看其陈设，“内屋左右室，左帐之所居，四壁下叠放古今书籍，多是书铺所未见者。几硕茶香，净洒可喜”[17]。双方互问出身、年龄之后，李晚秀便问对方是汉人还是满人，初听是满人，深感失望，接着追问“是本来满洲人，是本来汉人而入旗下么？”得知张裕昆本是汉人，才放下心来。进入正题之前，李晚秀写下徐乾学、朱竹坨、顾宁人等人的名号，问是何人，此举名为求教，实际上是试探张裕昆的学识，因为“盖前此所见诸人皆是村学究，如船山之名字多不能识，故张君亦不免吾辈之尝试也。”[18]张裕昆不仅对答如流，而且拿着《明诗综》问起朝鲜女诗人许兰雪轩，表明自己对朝鲜文化的关心。李晚秀指出《明诗综》中“许素樊”应该是“许景樊”，并指出《明诗综》中的另一处谬误。[19]经过一番相互试探，双方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学识。这是李晚秀、李田秀与张裕昆的初次见面，李晚秀等人对张裕昆的第一印象是，“数十日东寻西找，终未见一人，此子虽未见大可，意自亦昂藏，略少城市态，谈说亦頉頉可喜，即其室中图书，足令人开眼。是日，与仲兄相顾怡然”[20]。
山海关图
其实，几乎在结识张裕昆的同时，李晚秀二人又偶遇另一个清朝文人刘克柔。刘是一个八品的教习官，一见面就称家中藏有珍稀字画和古今书籍，自己也有诗稿值得一观，邀请李晚秀二人前往。8月25日，李晚秀等人前往刘家赏鉴书画和诗文。
“仍与数语往复，无甚可观。……要示诗稿，即出五六册，而大抵鄙俚不足评。初谓或是可语者，而谈说诗文俱无所取。微察其意，似欲鬻书画要我辈来见也。遍阅案籍，亦无甚开眼者，而说文长笺古文渊鉴丹铅丛录西湖志版本稍佳。故要售而主人又难于言价，想看嗫嚅，还觉一笑。”[21]
李晚秀等人发现此人虽然自命清高，却学识平庸，而且好名逐利，收藏的所谓珍贵字画都是拙劣的赝品，而其与朝鲜文人积极结交只是为了卖书画谋利，感到十分可笑。
第二天，张裕昆冒雨来访，李晚秀等人又惊又喜，这一次，他们开门见山地对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问曰，天朝以朱彝尊为文宗，果然否？毛西河淹博不减古之学者而所论多与宋儒相反，今之君子以为何如耶？书答曰，国初作者咸推魏叔子禧、侯方域朝宗、施愚山润章、王渔洋士祯、汪钝翁琬，竹坨著作虽多，实不逮此数公。毛西河好诋朱子，平生第一病痛。又书曰，魏侯两人文集现在犯禁，故不传。书曰，钱受之握明末文柄，倾气涕唾亦足以沈天下士，后之尚论者果如何？书答曰，牧斋有才无行。又书曰，现今读书人遵奉公令，焚灭其书，后世学者自有定论。……仲兄书曰，船山力追秦汉，意未尝在欧苏以下，而无论他文，即其碑版传纪，未免烦琐冗复，有依样隐括之病。六一用退之，子瞻喜贾陆，而一语未尝犯古人，以此之恐非偷狐白手。未知如何？书答曰，此评凤洲，虽在定当首肯，而亦自是明朝一大家矣。”[22]
双方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李晚秀首先问起中国人如何评价朱彝尊、毛西河、钱谦益、王船山等人的文学、学问，张裕昆回答朱彝尊不及明末清初的魏禧等人，毛奇龄批判朱熹是其最大的缺点，钱谦益有才无行。对于前三个人，李晚秀只是提问，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对于王世祯，李晚秀一方面肯定其追求秦汉古文的文学观点，同时也批评他的一些传记、碑文过分琐细、依样隐括的缺点。
双方还谈到了两国思想界的动向，李晚秀说朝鲜只崇尚朱子学，而对中国学界对朱子学的批判表示不理解，同时也对西学表现出了关心；张裕昆表示清朝也是尊朱不尊陆，并认为耶稣天主教与儒学有相同之处。李晚秀等人还问起康熙年间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的结局。经过这一次笔谈，李晚秀等认为，“即其数转语也，觉透露面目，显有暮年穷庐俯仰感慨之意，古今书籍亦可知涉猎颇广，谁谓沈中无人士也”[23]。
第二天，李晚秀二人冒雨到张家造访，张裕昆向他们展示了自己所藏的淳化帖、右军夫子卷玄秘塔、董其昌临黄庭经松雪帖。
“皆非常品，玄秘黄庭尤佳。仲兄书曰，玄秘塔最难佳品，而此帖不失颜公面目，董太史笔来东者亦不少而赝本甚多，此帖独得晋人笔髓，尽难得矣。张书问曰，贵邦时尚何人笔法？书答曰，敝邦有士人李匡师笔法，号数百年来罕有。年八十犹临钟王，可惜今也亡了。仍指右军笔书曰，江左诸贤右军自是第一流，而毕竟未免为笔法所掩，以此言之，则技艺自是害事。张首肯曰，诚然，诚然。”[24]
这一次，双方鉴赏了张裕昆收藏的书法作品，李晚秀介绍了朝鲜书法家李匡师，并指出王羲之的书法太重技巧，反而有损其自然率真。李晚秀本身就是一个书法家，对书法有着独到的见解，而文中表现出的对自然率真的崇尚也反映出当时朝鲜艺术界的新思潮。
此后，李晚秀、李田秀兄弟与张裕昆几乎日日互访。总的来看，李田秀喜欢与张裕昆谈论佛教，而李晚秀显然对清朝的社会现实更感兴趣，他一一问起清朝的冠昏丧祭之制、满汉通婚情况、清皇室的姓氏、本朝田制、租庸调法。他们还谈论了南明永历皇帝的下落、吴三桂叛乱的原因以及皇帝的近臣和珅、福常安、福康安和朋党的问题。其中很多应该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张裕昆都给予了详细的介绍，但有时候会在笔谈之后，“仍扯其纸，手指其口”[25]，要求保密。
李晚秀还详细询问了清八旗的人数、今番护驾的兵力、清军的动向，此外还特别关注清朝的边疆地区和周边的形势，如蒙古的势力，班禅的来历，西藏、鞑子、金川、鞑子满洲、新满洲等具体所指的范围等：
“书问曰，金川平定之后更无用兵之处乎？书答曰，闻俱归化，未有不奉正朔者。又书曰，西域之极西有一部落，离西藏约万余里，其国甚殷富。其人初不知东方有中国，今日平定西域，方知有清朝。问曰，彼国名云何？答曰，殆佛书所称极乐世界，金玉宝石砌为屋宇，四时常为春天云矣。又书曰，中国偏在东北边，昆仑方是地之正中，罗盘定南针所以不用正子午。书问曰，西域皆内服否？答曰，然矣。遣官镇守，有汉官通知通判等官宪书俱有地名。余出示时宪历而问之，则指回部曰，这是西域也。书问曰，西洋国人如今亦住天主堂云，其国亦皆归化耶？然则亦如我国年年进贡耶？其国在于何处，其王何姓？中国人亦多行其教者耶？书答曰，现在钦天监归化则有之，而进贡则未之闻。听是礼部行文聘来考校数学礼法始入监作官。又闻彼国王无定准，国人推有德者主教，其国之在何处，未详。”
通过这一番对话，张裕昆向朝鲜文人介绍一个新的国家，它位于“西域（回部）之极西，十分富庶，是佛经中的所谓‘极乐世界’ ”。而这个国家的发现，使清朝人发现中国并非位于世界的中央，而是偏向东北，应该说这是对中华中心思想的一个冲击。此外，从这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晚秀对西域、西洋非常关心，而且极为关注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清朝的关系。
在笔谈中，张裕昆问起朝鲜半岛的朝代更替，李晚秀遂从上古的檀君朝鲜经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一直讲到了朝鲜王朝的建立，系统地介绍了本国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紧接着，李田秀又介绍了朝鲜历史和风俗的几个特点：
“余书曰，我东有他国所无之两个事，得箕子之圣而为之主，一也，新罗立国于汉宣帝时，至后梁时才止，享国九百九十余年，即外国无论，虽中华亦未之前闻，二也。又书曰，我朝政教风俗，又有他国所无者三焉。深山穷谷，三尺童子皆知孔子之为大圣，尊其道而读其书，皂隶下贱，莫不服丧三年。国朝三百余年，士夫之女无一人再醮者，此亦汉唐以后所未有也。裕昆书答曰，可敬可敬。”[26]
李田秀的回答反映出朝鲜文人对悠久历史和正统性理学国家的自豪感。
随着离别之日渐近，双方互赠礼物和诗文留作纪念，9月22日，张裕昆前来馆驿为李晚秀一行送行，李晚秀又即兴作诗赠别。
“裕昆取而读之，至未涯书尺到，应有梦魂知，两眼中不觉吊下双泪。读毕，折其纸藏之怀中，举手无数作揖，乃起而出。未数步，还来曰，松宅回来，多多致弟意。吾曰，会得，会得。送至门外，前则每相送必久立苦辞。此时则不一回头而去，意其不忍回头也。吾亦无意望其行，即归掩门。”[27]
这是李晚秀最后一次与张裕昆见面。相识之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促膝而坐，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交流知识和信息，同时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离别之际伤心落泪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之深。
✤ 诗文长存记友情
李晚秀、李田秀与张裕昆在交往中为了抒发感情、留作纪念，互赠了不少诗文。《入沈记》下卷就收录了李晚秀、李田秀赠张裕昆的诗作《与卯君以一律四绝兼黄白花笺二十叶作小札送万泉》、《重阳日小酌，示张裕昆》、《留别裕昆》、《临别又赠》共11篇、《裕昆真赞并序》1篇。张裕昆则撰写了《书巢记》、《赠李二君东归序》2篇赠文。双方互赠的诗文表达了对对方的理解、尊敬和深厚的友情，如李田秀在《与卯君以一律四绝兼黄白花笺二十叶作小札送万泉》之一中写道，“东海鲰生上国来，如今文雅孰贤才？沈城日日嚣尘里，青眼于君始许开”[28]，表达了一行人在沈阳苦觅知音无果的情况下幸遇张裕昆的喜悦。张裕昆则在赠送两人的《赠李二君东归序》中回忆了李晚秀、李田秀二人不期而至，自己在惊疑之中与其初会的场面以及后来双方交游之乐，并盛赞二人为东邦名门之后，秉承家学渊源，精通六经子史。[29]另一篇《书巢记》是为李晚秀的书室所作的一篇记文，高度评价李晚秀精通经史，见识过人。文章首尾呼应，论证严密，被李晚秀评价为“字句雅洁，铺置整齐，令人拭目。始知斯人非徒能言者也”[30]。
对于这一交往，应该说李晚秀留下的诗文最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晚秀特意将与张裕昆交流的整个经过记录下来，并题名为“万泉录”即《入沈记》的中卷，其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号万泉居士的张裕昆。此外，在李晚秀的文集《屐园遗稿》第12卷的《
车集》中收录了他与张裕昆酬酢的诗文七篇，这说明，与张裕昆的交往在他的心目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留别裕昆》中对这一交往做了回顾：
“……男儿不能守萤窗，一日走马沈阳市。沈阳市上行路难，肩磨毂系吾何观？独有万泉张夫子，倾盖不啻平生欢。三旬九食陶元亮，十年一榻管幼安。小王真帖石田画，分裆古炉烹龙团。腹中奇字藏尔雅，古来文献征于野。白首羞曳朱门裾，有时悲歌清泪洒。四海茫茫各一隈，老死无怪无往来。君家易知诚难谖，相见苦晚别何摧。昨夜风雨撼旅床，雁阵惊度辽云长。关外九月无黄花，匆匆不暇把离觞。不如共我东归鞭，去参金刚万二千。”①
在诗中，李晚秀说明自己为了开阔眼界、增加交游随父亲出使，在沈阳千寻万找才得以与张裕昆相识、相交。他把张裕昆比作淡泊名利的陶渊明和管幼安，高度评价张氏清雅的气质、渊博的学识，表达了相见恨晚、不忍离别之情，甚至提出“不如共我东归鞭。去参金刚万二千”[31]。
三人离别之后，仍保持着书信联系。《入沈记》中就收录了张裕昆给李氏兄弟的一封回信。从信中内容来看，使团一行回国后的第二年（1784年）中秋，李氏兄弟托人捎给张裕昆一封书信和一些礼物，张裕昆冬天寄来回信和答礼。
另外，李晚秀文集中收录的另一首诗作《思万泉翁》写于20年后的1803年，那是李晚秀作为谢恩正使再次出访中国、路过沈阳时触景生情而作。“沈河东北万泉庐，犹记当年下榻初。有客重来华表鹤，无人更问子云书。梦中春草浮生短，庭畔秋兰旧面踈。梧月小真今在否，自怜霜发亦纷如。”[32]再过沈阳时，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已年过半百，而当年已是中年的张裕昆不知是否还在人世，“有客重来华表鹤，无人更问子云书”就表现出岁月悠悠、知音不在的惆怅和悲凉，所幸有这些诗文记录了他们的友情。
1783年，乾隆东巡，朝鲜的正祖派遣朝鲜圣节兼问安使团出使沈阳，一行中的李晚秀、李田秀兄弟寻寻觅觅数十日，才遇到张裕昆，交流信息，建立了友情，实现了与清朝文人交游的目的。
总结李晚秀、李田秀与张裕昆的交往，发现从8月23日他们初次见面到9月22日洒泪而别，在整整一个月内，双方互访达17次之多，除了有官方活动或天气不好、身体不好之外，双方几乎每天互访，“促膝密坐，商榷古今。间有会心处，则脱帽露顶，狂呼喜剧，竟日忘倦”[33]。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张裕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而是一个商人，但是他文章写得生动洒脱，收藏字画、古书，有着不凡的文才和学识，得到李晚秀、李田秀的青睐。而且难得的是，对李氏兄弟的提问，张裕昆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与张裕昆的笔谈，李晚秀等人得到了很多通过其他途经很难得到的有关清朝的重要信息，更为深入地了解了清朝社会。与此同时，三人通过倾心长谈，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可以说，他们的交往之深、之密切不亚于1765年北学派先驱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陆飞等人的交往，树立了中朝文人交流的又一个典范。
纵观《入沈记》，我们可以发现18世纪中朝两国文人之间交流的一些特点。
第一，寻找学识相当、志趣相投的异国文人并非易事。
由于这次出访的目的地是朝鲜文人完全陌生的沈阳，没有任何关于当地文人的现成信息，李晚秀和李田秀不得不直接寻找交游的对象，但是事实证明要找到他们心仪而且愿意与其交往的清朝文人并不容易。在沈阳城中寻觅多时的朝鲜文人既吃过闭门羹，也曾经与徒有虚名者浪费了不少笔墨。
究其原因，一个是因为朝鲜文人对交流对象是有选择的，每次与清朝文人相见，他们总会询问对方是满人还是汉人，文中有一些对满族文人的描述，但字里行间表明他们仍对其有些成见和隔膜，因此他们寻求的交流对象限于汉人。另外，朝鲜文人对对方的学识、文才有着很高的要求，见面后总会问起有无诗集，急于看到对方的作品，对见识和学问泛泛者不屑一顾，以至于后来结交新的文人时都会故意出题试探对方。
从清朝文人方面来说，由于身份和个性的差异，清朝文人对待朝鲜文人的态度迥然不同。官场上的清朝文人尤其是汉族文人，唯恐触犯清政府严禁文人与外国人交流的邦禁，对主动来访的朝鲜文人敬而远之；还有一些人则表现出两面性，在公共场合谨言慎行，表现冷淡，但是对异国文化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们私下里与朝鲜文人积极交往，为他们提供帮助，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庙里遇到的几个年轻秀才；还有一种人异常热情地与朝鲜使臣交游，不过其目的并非在于笔谈交流，而是向其出售书籍、字画，谋取商业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已有人试图针对朝鲜使团进行交易；当然也有人坦诚地与朝鲜文人进行交流，就如李晚秀等人主要的交游对象张裕昆，他是身份相对自由的民间文人，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和人格修养，而且个性洒脱，为人坦诚，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敢于无视自认为不当的国家政策。
第二，经过循序渐进的交往，中朝文人终成知己。
由于对方的冷淡或对对方学识的不认可，李晚秀、李田秀与大部分清朝文人仅限于见一两次面，与张裕昆的交流也是在经过了初次见面小心翼翼的试探和第二次见面的畅谈之后逐步得以深入。尽管清朝明令禁止，但随着双方的相互信任的加深，李氏兄弟询问了非常敏感的话题，张裕昆坦率地予以回答，双方一同表达对时政的不满以及对明朝的怀念，在感情上形成共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第三，两国文人主要就文学、艺术和时事政治交流了信息。
李晚秀、李田秀通过与张裕昆的笔谈，了解了很多信息，综合来看，其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文人学者的品行和学识，品鉴诗歌和书画，二是谈论科举制度、田制、清军的编制与动向、蒙古的势力、西藏和金川等清朝边疆地区现状、清朝的邦禁与禁书、清廷的朋党问题等社会制度和现实情况，并谈及俄罗斯、西洋国、西洋人等外国情况以及天主教、自行车等西洋文化。前者是因为双方都是吟诗作赋的文人和有一定成就的书画鉴赏家、收藏家，而后者基本是由李晚秀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他对清朝的现实和清朝以外的世界表现出高度的关注，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因此张裕昆评价李晚秀“理学醇儒，谙练经济，必为海东伟人”[34]。从这一点上说，李晚秀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世派学者的面貌。
三、两国高官的学术讨论：纪昀与洪良浩
洪良浩（1724—1802），朝鲜后期的文臣，字汉师，号耳溪，是吏曹判书洪敬谟的祖父。洪良浩历任司谏院大司谏、司宪院大司宪、平安道观察使、吏曹判书等职，1799年兼任弘文馆和艺文馆大提学。
洪良浩两度燕行，得以结交中国学者，扬文名于天下，为考证学传入并在朝鲜半岛普及作出了贡献。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除了文集《耳溪集》以外，还留有《六书经纬》、《群书发排》、《格物解》、《海东名将传》、《朔方拾遗》、《北塞记略》等众多著述。洪良浩的文章立意端正，技法娴熟，中规中矩，在当时的臣僚中无人可与之比肩。
洪良浩两次出使中国，1782年作为冬至兼谢恩使行副使出使北京，1794年作为冬至兼谢恩使行正使与儿子洪羲俊一同访问北京。洪良浩在第二次燕行中与纪昀见了面，从这次见面直至晚年，两人一直保持着学术与知识的交流，他们的子孙也保持了这种交游关系。
当时纪昀任礼部尚书，正主管清朝的国家性项目—《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除洪良浩以外，纪昀还与朴齐家等朝鲜文人进行了广泛的交往。
纪昀故居，位于北京广安大街虎坊桥附近。
纪昀与前来清朝访问的朝鲜使臣接触频繁，与他们赠答诗文，在使臣结束访问回国后也继续与他们保持交往。当时能够结识学识渊博、名望极高的纪昀是朝鲜文人的夙愿，比如说《蓟山纪程》的作者李海应就曾几次造访纪昀的府邸，但都因故未能相见。
纪昀的文集《纪文达公遗集》中收录了他为朝鲜文人的诗文集所作的序文和交往的信件，如《李参奉诗钞序》、《耳溪诗集序》、《耳溪文集序》、《明皋文集序》等。
洪良浩在《太史氏自序》中详细记述了与纪昀初次见面的过程，当时为洪良浩与纪昀牵线搭桥的是洪良浩的儿子洪羲俊。洪羲俊在自己的文集《传旧》中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从纪昀那里得到洪良浩诗文集序文的始末。
“府君甲寅以冬至正使，赴燕，余陪往，闻礼部尚书纪昀以文章清德称焉。翌年春，使余持诗文各一卷及纸扇笔墨，往见纪尚书，请序文，纪公许之。后日余又往见，则纪公出诗文序各一篇，装册以赠之，曰尊大人诗逼唐晋，文则根柢深厚，尤胜于诗，不胜叹服，诗本难工，然能者尚众，不过门径有正偏，火候有浅深耳。文则非由古人陶炼而出，则落笔偏鄙，不可勉强也。故尤叹服于尊大人之文。昀性孤直，平生不以虚词誉人，此皆实语无愧词也。余曰：因合下褒序，从此家大人之名，可传于中国，实有附骤之幸。纪公曰：文至必传，无分内外，尊大人之诗文，自足以传于中国，昀特推波助澜而已。尊大人之文章，前明三百年，中国所少。前明二三百年，以文章取士，而大抵致力于时文。时文之中，又以胡广四书五经大全蔽其耳目，不能溯源于古作者其挺然自为者。前后七子伪摹秦汉，一变而公安，再变而竟陵，三变而云间，三派争鸣，益入鬼窟。直至本朝，文教昌明，始能廓清朋党。贵国远在海外，不预前明之习气，故诗文转能自抒性灵，直追古人也。”[35]
洪良浩燕行之前已经对纪昀有所耳闻，纪昀也对洪良浩有所了解。纪昀对洪羲俊评价洪良浩文章出众，并对中国文章的弊端进行了仔细的说明。纪昀对洪良浩所作诗歌的高度评价也表现在纪昀为其诗集所作的序文中。
“乾隆甲寅冬，判中枢府事洪君汉师以职贡来京师，器宇深重，知为君子。既而知其先以庚寅奉使，与德定圃尚书博晰斋洗马戴莲士修撰递相唱和，与之语，声音障碍如郑樵之所云。索其诗，因出所著耳溪集，求余为序。近体有中唐遗响，五言吐词天拔，秀削绝人，可位置马戴刘长卿间，七言亮节微情，与江东丁卯二集亦相伯仲，七言古体，纵横似东坡，而平易近人，足资劝戒，又多如白傅，大抵和平温厚，无才人妍媚之态，又民生国计，念念不忘，亦无名士放诞风流之气。观其耳溪文集中，有与人论诗数篇，往往能洞见根柢，深究流别，宜其酝酿深厚，葩采自流，所谓诗人之诗，异乎词人之诗矣。”[36]
纪昀读过洪良浩的诗集之后，赞不绝口。对于洪良浩的诗歌，他分为近体诗、五言诗、七言诗、七言古体几类，根据不同的诗歌体裁进行了具体而积极的评价，他认为，洪良浩的诗歌能够“洞见根柢，深究流别”，因此“酝酿深厚，葩采自流”，正所谓“诗人之诗，异乎词人之诗”。当时中国的大学者纪昀做出的这种评价是他与洪良浩能够保持学术交流的基础。
洪良浩画像
在给洪良浩的书信中，纪昀也谈到了洪良浩的文章。
“先生生于海隅，独挺然追古作者，岂非豪杰之士，不汨于流俗，不惑于异学者哉。然韦布寒儒，闭门学古，各尊所闻而已，有主持文柄之责者，则当为振兴斯道计。先生身为国相，又为儒宗，愿谨持此义，以导东国之学者，登高之呼，必皆响应，久而互相传习，使文章正脉，别存一支于沧海之外，岂非盛事欤？”[37]
从以上引文来看，纪昀认为洪良浩继承了文章的正统。
洪良浩燕行归国后，与纪昀继续保持书信联系，而且两个人的交往不限于他们自身，直到他们的儿子、孙子一代还保持了50多年的学术交流和人际交往。纪昀写信给洪良浩，要求他寄来诗文，纪昀为洪良浩的诗文撰写序文，保持学术联系。纪昀和洪良浩的关系在洪良浩之子洪羲俊的记录中得到证实：
“府君归本国后，每年节使以书与诗，问讯于纪公。纪公亦回答，而或有故未答，则追付后使，其交道之深厚，不以殊邦为限，而同朝罕比，自月沙诸公之与中原学士交游以后，未有如此之盛云。纪公既掌礼部十余年，每曲护东使，凡使事之得准，赏赐之无阙，皆纪公之力，而人皆谓纪公与府君交契既厚，故不无缘此而然也云。”[38]
由此看来，洪良浩燕行结束返回故国后，也常常挂念远在异国的纪昀是否安康，因此只要有使臣前往北京，洪良浩就托他们向纪昀问安。洪羲俊不无惊叹地说，纪昀和洪良浩持续保持书信往来，两人交往之深在同朝中也无人可比。纪昀和洪良浩交情深厚，因此朝鲜使臣总能在清朝获得奖赏。虽然这不是直接论述洪良浩和纪昀的关系，但是洪羲俊作为洪良浩之子，亲眼目睹了二人的交流，对他们的关系应该比其他人了解得更加清楚。洪良浩燕行归来后，纪昀托朝鲜使臣给他捎来书信。纪昀在信中说，托郑同知带来上水蛙砚1方、白玛瑙搔背1件、郎窑水中丞1件、葛云瞻茶注1件及小诗各1首，同时还让自己的孙子纪树蕤保管好自己与洪良浩往来的书信。收到纪昀的书信后，洪良浩回了信，说明也让自己的孙子洪敬谟好好收藏纪昀寄来的物品，以修永世之好。洪良浩和纪昀的交游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孙子辈，被称为“海内神交”、“海内知音”及“三世神交”。
“晓岚纪公赠以宣德砚丹砂研山程君房墨玉如意威斗葫芦茶注，俱是文房佳品也。研与如意，赋得长句，威斗研山诸品，铭以识之，带书而谢，盖报瓜之意也。”[39]
以上记录表明，纪昀向洪良浩寄送了宣德砚、丹砂研山、程君房墨、玉如意、威斗、葫芦茶注，洪良浩为砚台、如意做了长句，在威斗和研山等诸物上题写铭文。这一内容也在李裕元的《林下笔记》中有所记载：
“纪公赠耳溪以宣德砚，丹砂研山，程君房墨，玉如意，威斗，葫芦茶注，俱是文房佳品也。威斗，范铜铸成，形如熨斗，色甚苍绿，柄长七八寸。葫芦茶注，康熙时印摹者也，色黄而方，四隅印自天申福四字，覆之以盖。丹砂研山，以辰州丹砂石，削成五峰，色苍而斑，丹砂点附于峰间，高三寸许，长五六寸。程君房墨，程君房所制，形圆而厚，周可数寸，两面皆画。”[40]
此后直到1801年，洪良浩和纪昀相互寄送了13份书信以及书籍，互赠自己的著作和礼物，保持了学术交流和人际交往。
洪良浩和纪昀的关系持续到了他们的孙子一辈。1794年与洪良浩一同燕行的儿子洪羲俊与父亲一起见到纪昀，1826年洪羲俊作为冬至使的正使燕行，见到了纪昀的儿子和孙子，洪良浩的孙子洪锡谟、洪敬谟也多次在燕行时与纪昀的孙子纪树蕤相会，延续上代人的交往。
通过与纪昀的书信往来，洪良浩了解到中国的文学、文字学、金石学等方面的动向和西欧的自然科学最新知识，等等，他还寄送自己的诗文和文字学著作《六书经纬》，请求对方予以评价。特别是洪良浩在燕行中直接目睹西方的科学技术之后，曾通过纪昀了解中国文人的观点，托他帮忙购买想要的书籍。这说明洪良浩和纪昀作为当时两国的代表性学者在思想方面进行了交流。
纪昀非常珍视洪良浩的来信，并给自己的孙子看，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神交。
“前两接手书，俱已装潢成轴，付小孙树蕤收贮。兹拜读华藻，亦并付珍弄，此孙尚能读书，俾知两老人如是之神交，亦将来佳话也。兹因郑同知归轺之便，附上水蛙砚一方，上有拙铭，白玛瑙搔背一件，郎窑水中丞一件，葛云瞻茶注一件，宜兴之名工，各系以小诗，先生置之几右，时一摩挲，亦足关远想也。”[41]
洪良浩给纪昀的信，收录于《耳溪集》第15卷。
纪昀说，自己把洪良浩的来信全部裱糊起来，让孙子好好保管，并寄送小诗和物品，希望洪良浩放在身边，睹物就能想到自己的思念之情。这表明尽管二人相隔万水千山，但是对对方的思念之心却使他们紧紧相连。收到纪昀的书信和物品后，洪良浩深受感动，回信说：
“至于文房各种，个个珍美，盥手爱玩，益感中心之贶也。五绝诸篇，韵格逼古，壮诵不已。况教以前后拙笔，付诸令孙，使之藏箧而传家，此何等至意盛眷耶。贱孙祖荣，年方弱冠，粗解文墨，亦使此儿，擎收盛迹，以修永世之好也。[42]”
在信中，洪良浩对纪昀赠送贵重物品表示感谢，接着表示自己也像纪昀一样，嘱咐自己的孙子像他们二人一样修永世之好。这告诉我们，纪昀和洪良浩的友情为何能够延续到他们的孙辈。有时候，纪昀和洪良浩还在书信中谈论学术问题。
“不侫于曩岁，走京往见天主堂，则绘像崇处，一如梵宇，荒诡奇衺，无足观者，而惟其测象仪器，极精且巧，殆非人工所及，可谓技艺之几于神者也。近闻其说盛行于天下，未知中州士大夫亦有崇信其学者耶？至若水土火气之说，不用洪范五行，而伏羲八卦，无所凑泊。噫！其怪矣。第其十二重，天寒热温三带之语，日月星大小广轮，即是吾儒之所未信，而彼皆操器而测象，乘舟而穷海者，其言皆有依据，则不可以异教而废之，真是物理之无穷，不可思议者也。愚未赏见其书，则不可论其得失，以执事高明博雅，必有权度于中者，愿闻其说。其国史记，或有入中国者，而规模法制，果何如也？其俗，轻死生，遗事物，即何以维持上下耶？”[43]
洪良浩在这封书信中询问纪昀中国的士大夫是否崇尚西学，并说明自己未曾读过他们的书籍，没有资格谈论其得失，并询问西方国家的史书是否流入中国及他们的习俗如何。纪昀和洪良浩作为当时清朝与朝鲜的知识分子通过持续的书信交流，不仅就个人的心事和感情进行了沟通，而且进行了学术交流，论述自己的观点，相互交流意见。
洪良浩回国后，纪昀与之继续进行书信联系，但是这不能消除二人不能直接相见的遗憾，纪昀就因思念远在朝鲜的洪良浩作诗一首：
金门握别惜匆匆，
白首论交二老翁。
圣代原无中外别，
迂儒恰喜性情同。
长吟消夜青灯下，
远梦怀人紫澥东。
两遇归鸿都少暇，
缄情惟藉一诗筒。[44]
纪昀在诗中表示，与洪良浩的相见时间短暂，不舍之情只能依赖笔墨，表达了殷殷思念之情。洪良浩归国后与纪昀保持诗文往来，并在醉后作诗表达自己的心情：
乘槎往岁副行人，
执玉今朝大使臣。
迹似老驹能识路，
身随候雁复来宾。
山川跋履三千里，
日月贞明六十春。
宗伯声名高北斗，
清风难和颂昌辰。[45]
洪良浩思念纪昀所作的这首诗中称赞纪昀名如泰山，风采清雅，难以相和，并祝愿他能太平安康。诗中充分表现出对纪昀名望和风采的尊敬及对其殷切的祝福。
如上所述，朝鲜文人洪良浩在1794年的燕行中与当时清朝文化界的领袖纪昀相逢，二人一直到晚年都保持书信往来，交流信息和知识，这一交往还延续到两个人的孙子辈，两家保持了50多年的学术交流和人际交往。
四、 清朝礼部尚书与朝鲜庶子文士的友情：纪昀与柳得恭
柳得恭（1748—1807）字惠甫、惠风，号泠斋、古芸堂，原籍为朝鲜文化，出身于庶族。20多岁时，他积极参与以朴趾源为中心的同仁活动，被称为“北学派”。1774年（朝鲜英祖五十年），柳得恭司马试及第，成为生员，受到正祖的知遇之恩，1779年（朝鲜正祖三年）任奎章阁检书官，历任堤川、浦川、阳根等地郡守，晚年任枫川府使。著作有《古芸堂笔记》、《渤海考》、《二十一都怀古诗》、《泠斋集》等。
1790年5月，柳得恭作为进贺兼谢恩使副使徐浩修的幕僚出使北京，朴齐家也一起同行，当时他们拜访了纪昀与之结下了友情。柳得恭把自己的著作《二十一都怀古诗》赠送给纪昀，纪昀赠《礼仪正讹》一书和五言律诗一首作答。
《二十一都怀古诗》是柳得恭以43首七言绝句吟咏古朝鲜到高丽历史上的21处国都遗迹的作品。1785年，这一汉诗集以笺注的形式编纂而成，在各诗的序中记录了相关都城的故事。这一诗集很早就在中国闻名，清朝学者李调元称赞它是“东国之文凤”。1790年出访北京时，柳得恭携带这部书前往，并向对朝鲜文献和历史很感兴趣的纪昀赠送了一本。当时在座的罗聘说一个叫鲍廷博的人正在编纂“知不足斋丛书”，想在续编中收录这本书，希望能够得到一本，但是已经没有了。后来，朴齐家第二次出使北京时，发现在罗聘的书桌上放着一本用乌丝栏装订的图书，罗聘说这是向纪昀借来后抄写的版本。由此看来，柳得恭向纪昀赠送的《二十一都怀古诗》在中国文士中非常有名，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兴趣，甚至到了抄写收藏的程度。
柳得恭所做的《二十一都怀古诗》第1页。
柳得恭的这部诗集是为了纠正清朝文人对于朝鲜的误解而创作的，对这一点理解最深的是“茶山”丁若镛。“茶山”丁若镛在教授儿子丁学渊作诗之法时说，“须取三国史、高丽史、国朝宝鉴、舆地胜览、惩毖录、燃藜述及他东方文字，采其事实，考其地方，入于诗用，然后方可以名世而传后。柳惠风十六国怀古诗，为中国人所刻。可验也”。这部《二十一都怀古诗》经过纪昀、翁方纲等清朝学界的大家之手，1877年被收录在赵持谦的“鹤斋丛书”之中。
柳得恭与纪昀初次相见12年之后，他们的友情更加深厚。1801年，柳得恭第二次燕行后创作的《燕台再游录》中详细记述了与纪昀的交流。
纪昀的画像。他主持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被评价为清朝学术文化的象征之一。他与洪良浩、柳得恭、朴齐家等进行了密切的交往。
“入北京之次日，访纪晓岚尚书昀。引入书堂中，茶讫，余曰：拜别已踰一纪矣，先生年德兼卲，松柏益茂，实幸再瞻，曾有诗扇之赐，至今庄诵。晓岚曰：别来政忆，蒙提往事，又不胜今昔之感。余曰：生为购朱子书而来，大约语类，类编等帙，外此如读书纪，载在简明书目，此来可见否？晓岚曰：此皆通行之书，而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此等书遂为坊间所无久，为贵副使四处托人购之，略有着落矣。余曰：如《白田杂著》可得否？晓岚曰：此本寒家之本，一入官库，遂不可得，幸王懋竑有文集，此书刻入其集中，亦托人向镇江府刷印也。又曰：此数书多在南方，故求之不易，受托之人，又以为不急之物，可以缓求，故悠忽遂至今也。前者，已标以催诸友，大抵有则必有，但不能一呼立应耳。”[46]
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的封面。这本书收录于“辽海丛书”之中。
柳得恭说明此次燕行的目的是购买朱子全书，并向纪昀询问是否可以。纪昀回答说，近来风气逐渐倾向于《尔雅》、《说文》一派，尽管《朱子全书》类书籍不见于书市之中，但自己可以派人四方搜寻。对于想得到各种文献的柳得恭，纪昀非常认真地予以答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柳得恭向纪昀询问了李鼎元、翁方纲等当时清朝学者的消息。
“问：李编修鼎元奉使琉球，已回否？答：此时官中书舍人已回，其弟骥元敝门人也，已亡矣。问：李雨村尚在成都，落拓否？答：征歌选妓，玩水游山，兼作诗话若干卷，甚得意也。问：翁覃溪在京师？答：翁公已以鸿胪，奉祠东陵。问：比部孙星衍在京？答：渊如外转道员，现在丁忧。余曰：闻其博雅，善小篆。晓岚曰：此公学问文章，皆有端绪，作官山东，亦有清名。……余曰：《滦阳销夏录》及他盛作，可以一寓鄙目否？晓岚曰：近有人合刻五种为一编，稍迟取来，可以奉赠请教。余曰：近作二卷请教。晓岚曰：谨当拜读，此数日内，典礼繁重，须至册立礼成，方稍暇也。”[47]
朱鹤年所画的《柳得恭诗意图》，是1810年所作，证实了朝鲜后期北学派文人与清朝文人书画交流的情况。朱鹤年还曾作《秋史饯别宴图》。
柳得恭一一询问自己想知道的清朝学者和文士的消息，纪昀给予了详细的回答。通过以上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柳得恭对清朝文人学者的动向非常关注，对此类信息的掌握十分准确。
纪昀还直接到柳得恭的住所访问，当时柳得恭外出，不在馆中，未能见到。听说纪昀曾亲自来访，柳得恭不禁诚惶诚恐，作诗吟道：
海内词宗藉藉名，
萧然来访两书生。
朱轮驻处留红剌，
提督衙门半日惊。[48]
对于纪昀的来访，柳得恭非常吃惊，第二句中的“两书生”就是指柳得恭和朴齐家，诗中对当时享有盛名的纪昀亲自造访所带来的喜悦和因外出未能相见所造成的遗憾交织在了一起。柳得恭对最后一句注释说：“纪晓岚亲到馆舍，恰吾等外出，其留红剌而回”，特别突出了纪晓岚所给予的特殊待遇。
柳得恭归国时，纪昀吟诗一首：
古有鸡林相，
能知白传诗。
俗原娴赋咏，
君更富文辞。
序谢三都赋，
才惭一字师。
唯应期再至，
时说小姑祠。[49]
《燕台再游录》记录着柳得恭与纪昀等清朝文人学士数十人之间的交往。从内容来看，他与李鼎元、蒲文甲、潘庭筠、曹江、陆庆勋、钱东垣等直接见面，进行诗歌唱酬，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柳得恭询问了清朝学术界情况，出版现状，清朝和日本等的外交关系以及《四库全书》的校勘问题等。柳得恭在北京见到的清朝官吏和举人、布衣共41人，通过这一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朝文人交流非常活跃。
柳得恭燕行回国后，回想起在那里交往的清朝人士和日本等国文人，撰写了《并世集》，柳得恭还创作了题目为“咏燕中诸子”的人物组诗，其吟咏对象有陈鳣、钱东垣、黄丕烈、曹江、沈刚、张玉麒、王霁等在北京见到的七个文人，将与他们的交谈详细记录在《燕台再游录》中。这部七言绝句形式的人物组诗与朴齐家的怀人诗一起，成为北京交流所产生的交游诗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