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所有人不得拥有个人财富，所有的收入只能是“按劳分配”得来，人的劳动收入连基本生活水平都满足不了，只有个人生存问题得到解决才能去谈其他。在那个时候，幸福就是能够填饱肚子。发展生产、满足生存需要成为首要任务。怎么才能让大家去发展生产呢？即使当时解放所有束缚，像今天一样自由创业，人们也会无所适从。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还在继续蔓延。我所生活的重庆大多数人无所事事，大街上每天都是成群结队游荡的人群，制造着影响和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打架斗殴、偷盗抢劫是家常便饭，不要说创业，就业都已经是可遇不可求的奢侈。最多的工作机会就是在工厂打短工。劳动强度大的工作是抬石头，每块石头都在100公斤以上，两个壮汉光着膀子抬着上坡下坡。这是最苦的体力活，每天最高可以挣到1.83元。酷热难当的盛夏，最多能喝上一瓢酸梅汤或者吃上一根四分钱的冰棍。

因为口碑好，我经常被派出所民警找去帮他们做笔录，因为当时打架斗殴的人太多，派出所的民警忙不过来。尽管是志愿者，但能够被重视我已经很高兴。

后来我每天起早贪黑，步行40分钟去区农机厂学习铣工技术，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一片迷茫中，我突然感受到了一丝变化。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创举，像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所以，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创业群体应该是农民。

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被归纳为“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农村是农民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农民是生活在农村、依靠农业生产而生存的居民。三者之间互相关联，农业发展不好，农村得不到很好的建设，农民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和财力，农业也不可能发展。农村还是一个社会形态和生产组织，中国农村那时最基层的组织叫人民公社。它既是一个基层政权组织，又是一个政经合一的经济组织，整个农村的人、财、物都归这个组织管理。人民公社下面分为生产大队和小队，所有的农民被生产队组织在一起。农民从事生产活动的生产资料——土地、种子、化肥、农药，甚至包括粪便都是公家的。每家每户只有很少的自留地，这些自留地可以让农民在工余时间种一些蔬菜和水果自用，但是不能作为商品销售。当然还包括时间，你必须每天按时出勤给生产队打工，工作成果不是看你每天每月干出来什么，而是按照你的劳动力等级乘上你的出勤天数，最后到年终“交公粮、剩余粮”，获得粮食和少许的人民币。生产力水平低导致劳动效率极低，所有劳动成果分配到每个农民家庭和个人勉强能够吃饱，很多地方吃不饱。这种情况下，农村大多破破烂烂，从农民的住房就可以一眼看到他们的居住状况：大量住房是用茅草盖的屋顶，四围的墙都是用就近的泥土挖出来夯实为厚厚的土墙。农业也是低水平的，完全是靠天吃饭，千百年来人们重复着春种秋收的四季轮回。那个年代的农民没有胖子，也没什么存款，冬天有棉衣穿就不错了。那时中国的农业有一个典型，那就是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这个队的队长叫陈永贵。他带领大寨大队的农民在黄土高坡上挖梯田、开荒地，毛泽东知道了他们的英雄事迹，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全国都学习大寨大队挖梯田的模式，甚至有些地方生搬硬套，十分荒唐地把平原堆成山坡，像大寨一样挖成梯田。因为学大寨，陈永贵这个农民大队长破天荒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

在窘迫的生存状态下，安徽凤阳县小岗公社小岗大队的18个农民终于熬不过去了，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地私分了生产队的土地，拥有了耕种土地的自主权，自己决定种什么和什么时候种。由此“包产到户”浪潮开始席卷全国，最终形成“承包责任制”，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耕种，一年下来，除了上交给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除此之外，农民还可以自由地养猪、养牛、养羊、养鸡鸭鹅，等等。这不仅带来了整个中国粮食和蔬菜、水果以及所有副食品产量的增长，还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大潮。土地承包责任制最终促使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解体，后来的乡人民政府以及村委会不再和农民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千千万万的农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加入中国浩浩荡荡的创业大军。所以，农民成为中国最早的创业者，土地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生产力大解放成为中国最早的声势浩大的创业图腾。同样，因为农民私分土地倒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国家也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分别在安徽和人口最多的四川省掀起了整个农村的变革大潮。把个体行为转变成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创新，并由此推动全国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的变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伟大之处。没有这项变革，很难想象中国这40年来的改革会是什么样子。

土地制度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也解放了农民的思想，让他们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里走出来。传统农业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生产方式。

今天著名的农业企业希望集团早期的四兄弟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美）、刘永好就是创业大潮中的创业者。1996年，我担任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时，和创始合伙人王巍到成都第一次和刘永好见面，动员他所担任总裁的希望集团上市，当时的刘永好完全不懂资本市场以及上市为何物。

我们应邀去拜访刘永好的时候，他正在给希望集团新员工做培训。虽然已经创业十多年了，但当时的希望集团总部还在著名的人民南路的简易平房里。我和王巍在他的办公室等待，他的秘书从柜子里翻出一大堆报道希望集团和刘永好本人的各种报刊。(www.daowen.com)

没等多久，衣着朴实、身材健壮的刘永好来到会议室和我们讨论他的企业如何上市的问题。那个时候，刘永好正在困惑之中，他的职务是希望集团总裁，员工都不叫他刘总，直接称呼总裁。从最早养鹌鹑开始到饲料生产，希望集团十多年成功创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刘氏四兄弟赶上了中国从无到有的饲料产业工业化时代。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养殖业只有国营畜牧场，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老百姓收入很低，也没有能力消费。一个家庭一个月不过只有几斤猪肉的限量供应，偶尔买一只鸡、鸭或者鹅，只能是逢年过节才能有的奢侈。农村改革之后，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里解放出来，有了更多时间从事小规模养殖业，带动了饲料工业的发展。养殖鹌鹑的刘氏兄弟发现生产饲料比养殖鹌鹑更加赚钱，于是转型做起了饲料加工。这个创业转型让他们尝到了甜头，市场旺盛的需求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鼓励，让他们很快就做成了中国第一饲料企业，把早期进入中国的泰国正大集团逼得节节败退。刘家四兄弟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创业者的榜样，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依靠的是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家致富，这更是当时中国亟需树立的榜样，于是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刘永好作为总裁，主要负责公司外部事务以及公共关系，所以很多个人荣誉落到了他的身上，他甚至担任了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媒体传播的信息相当于希望集团就是刘永好，刘永好就是希望集团。巨大的成功和荣誉也造成了内部的不平衡，老二刘永行更是公开在媒体上和刘永好互相攻击。刘永行告诉媒体，希望集团创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在意股份大小，只是齐心协力要创业成功，没有想到创业成功之后会出现分歧甚至引发权力纷争，当时让刘永好担任总裁并不是因为他最能干、最有领导力，只是认为刘永好口才好，而把希望集团做成功的真正的领导人应该是他刘永行而不是刘永好。他们之间矛盾的公开化引起了四川省领导和全国工商联领导的高度重视，虽然在领导们的调解之下，争端得以平息，但是导致了兄弟分家和希望集团之后的解体。希望集团一分为三，原希望集团成为一个空壳，东方希望集团、南方希望集团、新希望集团等相继成立。

在我和王巍的帮助下，新希望集团聘请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财务顾问，完成了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工作，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第一个民营上市公司。20年后，新希望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之一。刘永好证明了他的能力，并完成了向下一代的交接。30多年时间，从几百元人民币创业到最后完成接力棒交接，刘永好和他的新希望集团成为中国企业创业史上一个最完整的样本。

中国农村土地从人民公社制到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不仅解放了农村土地，也解放了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的八亿农民，让他们不再仅靠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作生活，而开始把剩余时间用于养殖业及经济作物种植。他们简单的创业劳动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况，人均年收入超过了当时的机关干部、工厂工人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到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农民掀掉了破烂简陋的茅草房，盖起了两三层的楼房。而当时工厂的普通工人即使结了婚也没有楼房可住，很多工人只能到农村租住农民的房子。

那个时候，我正在重庆起重机厂当工人。工厂坐落在重庆西部郊区的中梁山地区，四周就是农田。刚进工厂条件很差，好几个青年职工挤在一间低矮的小平房里。但在农村改革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不少农民就盖起了两层楼的砖瓦房，工厂里大量刚结婚的夫妇就去租用农民的房子做婚房，农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企业工人的收入。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一位农民过去常年在工厂食堂收泔水，对厂里上上下下都很熟悉，突然有一天大家看不到他挑着担子来收泔水了，才知道他创办了一个简易的加工厂。利用和厂里的关系，他外包了一部分厂里不愿意干的零部件加工。只几年工夫，他的工厂就从加工零件发展到加工部件，从焊接件发展到机械加工，从加工部件发展到小型的起重机整机生产。由于成本低、效率高、机制灵活，我所在工厂的很多退休工人和技术人员纷纷被挖到这个乡镇企业去工作。短短几年时间，工人们完全看不上的挑泔水的农民一跃成为乡镇企业老板，这就反过来对铁板一块的国有企业造成很大的刺激和压力，由此带来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心理变化，对国企经营机制又起到机制倒逼的作用，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

安徽小岗村18位勇敢的农民石破天惊的创举，掀起了中国第一轮声势浩大的创业狂潮。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的农民成为创业主力军，不能不说是中国那个年代的一道风景线。

仅仅几年时间，农民不仅摆脱了人民公社的约束，依靠土地承包养活自己，同时也有了剩余时间从事种植业以外的创业行为。除了刘永好兄弟之外，江苏苏南一带的农民开始成群结队地通过手工劳动、小作坊的模式创办家庭企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道新的创业风景线，被称为“苏南模式”。今天江南一带的民营企业大多脱胎于那个时代的乡镇企业。

这个阶段政府还没有发展经济的经验，在理论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对现代经济该怎么发展和布局的问题仍在探索中。这一点给后来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展造成了很多被动。例如，1984年我第一次沿着长江顺江而下，远行到长三角的时候，看到各种小型乡镇企业在缺乏整体规划的情况下无序兴建各种行业的工厂，就深深担忧过美丽的江南水乡会被现代工业吞噬，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担忧已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的江南水乡某种程度上已为现代化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