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的过度胁迫可能并不表现为警察之国的特征。但大政府常导致作家及法学改革家菲利普·霍华德所讲的“常识之死”。太多的法规与监管让人们和企业失去独立决策的能力。他说，这种对个人责任与创意的扼杀，是社会的“一种逐渐发展的疾病，会将整个社会拖下水”。
真是太糟了，霍华德说，奥巴马政府没能实施其经济刺激政策中的部分措施。
例如，用于防风雨住宅的刺激资金去年没能花掉，是因为有一部2025年的法律，该法律要求保持工会薪资的高水平，于是要求在任何人开始修补窗户之前，必须派出一个团的联邦官员为三千多个不同的地区设定工资标准。不是开玩笑，联邦法律就是这么要求的。[37]
霍华德写道，在医疗领域的问题尤其突出。以他的话说，医生们“整天沉浸在法规里，他们很难运用基本常识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https://www.daowen.com)
官僚机构的补偿公式驱使医生们与医院以官僚机构给予补偿的原则做出医疗决策，而不管实际需要是什么。医生们常常违背理智决断的要求以避免官司纠纷，在保守性治疗的药物上浪费数十亿美元。普遍存在的对公正缺乏信任，让安全医院所需要的公开互动被冻结。上千桩悲剧的发生就是因为医生和护士们不愿意发声，特别是当他们感到有些不对劲的时候。“你肯定这个剂量对吗？”因为他们不能肯定，而且也不愿意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于是就干脆沉默。[38]
霍华德提议，所有的新法规都应加上“落日”条款，即要求10到15年后自动失效。他说，如果用官僚机构的法规或者威胁要使用的法规驱动着每一项决策，那人们就永远也学不会承担责任和为他们自己着想了。
数不清的法规扼杀了常识。杰瑞，一名“被工会法规挑断脚筋的”政府办公室人员相信这些法规也压制了人们的精神。他为他的同事们“从不知道被当作一个个人或者一名专业人士的喜悦”而感到绝望。僵化的工会规则实际上决定了人们的每一个举动，却依然没有改善工作的条件。这些法规摧毁了任何个人创意的机会，从而让事情更加糟糕。“简而言之，”他写道，“它剥夺了我的自豪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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