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铸币的材料、币值与国际影响

宋、元之际，金属铸币取材极广，而币值较低，盖由于金铜之缺乏，故取材不得不广。由于币材之广，故币值遂表示降贬之倾向，此二事迭为因果。而当时国境对垒，经济互为封锁，倘一国之金属铸币，其品质劣于他国之铸币时，他国之优良铸币必被驱逐，而引起他国货币之贬值，经时既久，遂造成本期金属铸币广泛贬值之现象。

一、铜钱。五代之际袭用唐钱，称“唐国通宝”，江南、两浙、河东皆然，至宋始易其制。

1.宋之铜钱。北宋太宗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经十年后，真宗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又经十年，天禧末铸一百五十万贯（《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时，岁达三百万贯（铜钱铁钱合计）。其后国力渐竭，所铸渐减，岁铸之额以庆历、元丰间为最盛，崇宁后更减（蔡絛《国史补》），诸路有铜钱一十七监，岁铸五百万贯。其中南方监铸约百分之七五。铁钱九监，岁铸八十八万贯。元丰以后，各监增废，代有变动，其规模亦有大小。兹举永通监为例，岁用铜百万斤，可得成币三百万，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莹，离局为二（《韶州新置永通监记》《金石萃编续·卷十四》）。

凡铸铜钱，用剂八十八万两，得钱千重八十两，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文献通考》）。所铸之钱，称“通宝”或“元宝”，俱冠以各帝年号。宋代铸币之购买力，太平兴国元年，江南西路绢上等旧估匹一千；真宗大中祥符九年，青、齐间绢值八百、绸六百；仁宗庆历六年，绢一匹至一千二百（《资治通鉴·长编》）。南宋高宗建炎三年，绢每匹折钱二千，绍兴十七年，江南匹折钱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2.金辽铜钱。金侵宋河北后，初时沿用宋币，后乃自铸“隆正通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以一当十），然因金重交钞，故硬币之使用甚少。辽与宋界，初多用宋铸币（苏子由《北使还札子》，见《栾城集》）。太祖天赞时，始自铸铜钱，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诸朝，多续铸［洪遵《泉志》、董悠（逌）《钱谱》著录颇多］。景宗朝，年铸五百贯（《辽史拾遗》），足征其铜产初丰后啬。兴宗重熙时，并铸铁钱。西辽铸钱，有天祐帝之“寿昌元宝”，及感天皇后之“元宝钱”（《续通考》）。

3.元之铜钱。元之货币，全用钞法。至正时，设宝泉提举司，铸“至正钱”，为数极少。武宗至大三年，设钱监铸钱。其钱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曰“大元通宝”者，一文准大通钱一十文（《续通考》）。大钱书蒙古文，小钱书汉文，楷书；行之二年，至大四年，仍废。元属西域诸藩邦，另铸钱币，币品文为汉名，幂为人像或骑马（《新元史·食货志》）。据洪文卿译《蒙古西域诸国钱》所记，凡六百八十七种，蒙古汉钱七种。(https://www.daowen.com)

二、铁钱。先是后唐时，有夹带铅铁钱（见《文献通考》引《后唐天成四年制》）。五代诸国割据，南唐铸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铜钱四而行。乾德后，只以铁钱贸易，凡十当铜钱一。西川孟昶、湖南马殷、福建延义，皆用铁钱与铅钱及铜钱兼行［参《金石索》、董悠（逌）《钱谱》］。铁钱后更流通于陕西及河东诸路。据神宗时毕仲衍《中书备对》言，铜钱流通区域为京师及其他，凡十三路；铁钱流通区域原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后更推行于两广、两淮、京西及荆襄各路；铜铁钱并行之区域，初为陕西府路、河东路，而四川、福建路后亦铜铁钱并行。铜钱与铁钱之比值，北宋开宝时为一比一，元丰间乃为一比一五。

三、铅锡钱。宋以前之隋唐，民间已有私铸杂铅锡钱流行，但对铅锡钱禁令颇严。徽宗崇宁二年，宋廷因辽、金以中国铁钱为兵器，乃杂以铅锡使脆，铸夹锡铁钱（《文献通考》）。此外，尚铸一种夹锡铜钱，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宋史·食货志》）。综观上述，金属币财应用之广泛，实为本期金属铸币之特点。

四、银与金。宋时银之用颇为广泛，凡贡献、纳税、赏赐、馈赠，通用银，而金次之。靖康之难，宋括汴京金银送金国，共得金五十七万八千两，铜九百十四万两，宋金和约，宋岁输银于金国二十五万两。银与金之形式各以锭，金人入汴，检视宋库藏有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见《大金国志·卷三二》）。宋、元时，大锭五十两，中锭半之，小锭又半之（十二两半）（见元胡三省《通鉴注文辨误》）。而后世所称元宝之锭，则始铸于元世祖至元三年（《续通考·国用考》）。锭之外，有铸为金钱与银钱者，惟流通范围甚小。金国亦尝铸银货，称“承安宝货”，章宗承安二年，铸自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金史·食货志》），实为后世银两本位之所自仿。

五、蚆。宋、元时，西南边区尚有以贝为货币者。元时云南行蚆子。蚆者贝也。蚆以一枚为庄，四庄为手（或首），四手为苗（或缗或觅），四苗为索（或作橐），值银一钱，二十索值金一钱（《唐书·地理志》《元史·食货志》《邓川州志》及《滇系》《马可·波罗游记》均记用贝事，惟单位略有出入）。惟所用之蚆限于滇土所出，予考见今滇中民间所藏古地契，其价格均以蚆计，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