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锦这种类型的织锦在宋代出现，一般认为是由于宋廷南迁这一历史事件促成的。然而，笔者在查阅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并且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宋代丝织业的织造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后，认为宋代织造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宋锦出现的必要前提。同时，当时的社会需求也是宋锦出现不可或缺的刺激因素。

(1)宋代织造水平的提高是宋锦出现的前提

宋代织造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相应的缫丝、纺纱、织造机械以及染色技术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首先，在缫丝技术上，出现了脚踏缫丝车。脚踏不仅提高了缫丝效率，最为重要的是，可以将缫丝匠的双手完全腾出来，专门进行索绪、添绪等缫丝操作，使产品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其次，在纺纱技术上，已经出现了类似水转大纺车、大纺车等纺纱机械，使得纺纱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虽然水转大纺车的明确记载出现在元代《王祯农书》中，但根据纺织机械图像的出现总晚于纺织机械实物出现的规律，最迟应该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大纺车的纺纱机械。再次，在织造技术上，自唐代就已经完成了从经线显花到纬线显花的转变，到了宋代，织造技术已经相当完善，出现了小花楼织机的图像信息，说明在织造技术上，宋代已经具备了织造大型花纹的能力，同时出土的大量宋代丝织物也能证明这点。最后，在染色技术上，宋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色谱，可分为红色调、黄色调、紫色调、褐色调、青蓝色调、绿色调、黑灰色调、浅白色调等，如果对这些色调加以细分，根据色彩浓淡又可划分成上百种色彩。在精练技术上，宋代普及了唐代发明的胰酶精练法。宋代色谱的完善和胰酶精练法的普及使得丝织物在色彩上更加丰富和艳丽。

(2)宋代社会各阶层对织锦的需求是宋锦出现的诱因

满足需求是促进技术革新的推动力量，宋锦的出现也不例外。宋代虽然与唐代一样，仍然以自然经济为立国之本，但在其高度发达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的因子。实质上，宋代经济、文化的昌盛和繁荣程度，远非唐代以武力征服、威加海内所达到的水平能比的。因此，在“中国式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宋代，社会各阶层在服饰用料、生活用品、书画装裱等方面对锦类织物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宋锦织造业的繁荣。

1宫廷服饰用料的讲究促使了宋锦朝着更轻薄、更舒适的方向发展。

自宋代起开始实行的“臣僚袄子锦”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宋锦(包含了当时的蜀锦)朝着服用性方向发展。根据对当代中国三大名锦的织物紧度和厚度的分析，苏州宋锦在紧度和厚度上都要比南京云锦、成都蜀锦要松和薄，其作为服装主面料的舒适性和悬垂性是三者中最好的。因此，自明代宋锦和蜀锦完全区别开来后，宋锦在服用方向主要作为皇室、贵族服装的主面料，这是其他织锦所无法比拟的。(www.daowen.com)

2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扩张促进了民间对宋锦的需求。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城市人口的激增极大地促进了宋锦等奢侈品的消费。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曾指出，中国唐宋时期所创造的辉煌文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宋代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的开放性远非中国其他朝代所能比拟。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大城市约有四十多个，到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则上升到五十多个。像汴京(今河南开封)、临安(今浙江杭州)等大城市的人口达到近百万甚至超过百万。由此可知，宋代城市化进程速度非常快。漆侠(1923—2001年)先生在他的《宋代经济史》一书中指出宋代全国城市人口比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而美国学者赵冈(1929—)先生则认为这一比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宋代城市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远非其他朝代所能比。据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年)估计，1893年(清末)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这说明了宋代城市化程度远远高过晚清时期(1840—1911年)。众所周知，城市化程度越高，商品经济的程度也越高，对于高档商品的需求也越旺盛。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代《清明上河图》中清晰地记录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其中包括珠宝首饰、绫罗绸缎等奢侈品商店。孟元老(生卒年不详)《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可见当时经济之繁荣、金银彩帛奢侈品消费之甚，宋锦被当作达官贵人日常生活用品是情理之中的事。

3宋代文化艺术的兴盛促进了宋锦的快速发展。首先，宋代的史学研究很盛行。例如，北宋司马光(1019—1086年)编纂的《资治通鉴》是我国自战国到五代的一部编年史，共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多万字。元丰七年(1084年)书成后，经范祖禹(1041—1098年)、司马康(1050—1090年)、黄庭坚(1045—1105年)、张舜民(生卒年不详)等奉命重新校定，于元祐七年(1092年)刊印行世。这部经宋代多位著名学者共同努力，并得到英宗(1032—1067年，1063—1067年在位)和神宗(1048—1085年，1067—1085年在位)大力支持的史书，其刊印数量和精美程度可想而知。因此，用于装裱的宋锦需求也是非常庞大的。

其次，宋代志书的编纂同样需要大量的宋锦作为装裱材料。宋代中央政府编纂的志书有《开宝诸道图经》《祥符州县图经》《历朝九域志》等。以《祥符州县图经》为例，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抄成新本共三百四十二本。如若刊行下去，其装裱宋锦用量之庞大可以想见。宋代不仅名城都市修志，就连小城小廓也有地方志。正如黄岩孙(1218—?)在《仙溪志》跋中所言“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可见宋代修志蔚然成风。据张国淦(1876—1959年)先生所著《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宋代现存和佚失的地方志大约六百多部，大大超过宋代之前的历代所编纂地方志的总和。同样，宋代刻版印刷书籍也非常普遍，国子监、书院、家塾、书坊都刻书。

最后，宋代书画艺术异常繁荣。这可能与宋代帝王们的整体艺术才华高于其他朝代帝王有很大的关系。仅以著名书画大师宋徽宗为例，据说他将自己的书画作品编成《宣和睿览册》，每册十五幅，累有“千册”，共一万五千幅，当然，一万五千幅书画有多少是宋徽宗所作，有多少是宫廷画师所作，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装裱所用材料用量非常大。同样，徽宗之子高宗至少也是位书画艺术爱好者，建立南宋小朝廷后，仍不忘织造宋锦装裱其收藏的字画。宫廷如此，民间对于书画的收藏热情也不会少。由此可知，书画装裱是对宋锦的发展起最大促进作用的因素。书画经宋锦装裱后，就显得格外庄重和珍贵。

综上所述，宋锦起源的问题可以从其“实”与“名”两方面进行两维探究。从宋锦工艺的起源角度看，宋锦工艺源于南宋初年，它是在融合和发展宋代蜀锦、缂丝等织造工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从宋锦称谓的起源角度看，其称谓最迟出现于明代嘉靖年间，远远早于人们普遍认为的清代康熙年间。至于宋锦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宋代织造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宋锦产生的必要前提，同时，当时社会对宋锦这种织锦的需求量也是宋锦产生不可或缺的刺激因素。